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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产业新闻》的记者福岛香织在２００４年两会期间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打工妹处境凄惨》。
“刚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每月只有３５０元工资，却要从早上７点工作到夜里１２点，没有休息日，生病之后就会失去工作”；一位打工妹在做清洁工作时不慎从５楼跌落，摔成了腰骨骨折。雇主却拒绝为她支付住院费。在一位志愿律师的帮助下，她最终获得３．６万元赔偿费；“我们的工资常常被雇主以进修费和担保费的名义克扣掉”……这些是记者听到的一些年轻打工妹的控诉。
在全国人大会议为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提出种种措施的同时，北京举行了一次由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她们谈到了自身所处的严酷工作状态，政府的政策似乎不能惠及到她们身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所有的劳动者都有权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并承诺将完善工人灾害补偿保险制度，以及有关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的法规。但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位打工妹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
日本记者的一句话说得很好，“政府的政策似乎不能惠及到她们身上。”
这些打工者的苦，这些打工者的“耗命”，是老板们一味追求利润的结果。老板们如果能多一点人性，多一点善良，那么民工们也就多一点福寿，这无关国家的政策，而关乎老板的良心。
● 人性化关怀的厂主们
１９８２年，港商戴明瑞先生来深圳投资创办瑞记公司。２０年来，瑞记从创业以来只有几万元的资金、几十个工人的小型作坊式工厂，扩展到拥有多个生产制造基地，近６０００名员工、产销量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的大型日用箱包、电器手袋制造企业。而建于龙岗镇南联邱屋村的瑞记手袋厂，就由陈金典先生任厂长，占地５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８万多平方米。
董事长戴明瑞先生认为，人（员工）是企业中的最宝贵因素，最宝贵财富，也是公司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他要求管理层的主管人员，都必须对每一个工人给予人性化的关怀，把员工的追求价值观与企业对员工的尊重、关爱、教育、管理统一起来，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爱精神与西方国家的人本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员工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形成了具有瑞记公司自己个性的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
瑞记手袋厂厂区内不仅有漂亮、整洁的办公楼、生产车间，还有较宽敞的职工宿舍、职工食堂。在职工宿舍中，有两幢新盖的“夫妻楼”十分引人注目，那是分配给在厂里结婚的新婚夫妇使用的。
广大的厂区中有序配置着假山、人工湖、微型动物园，以及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桌球室、乒乓球室，还有能容纳上千人的电影院、装修高雅的卡拉ＯＫ室、电视室。整个厂区里绿草密布、鲜花盛开。这一切让我们感到它把工作、休闲和娱乐都融为了一体。
我们去参观了一下职工宿舍，那里面安装着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一年四季都有热水供应，可以洗到热水澡。
较有特色的还是那里面的“夫妻楼”。
瑞记手袋厂的夫妻楼在那两幢“夫妻楼”楼里，已经住上了８０对夫妻。不管是老的工人，还是刚进厂的新员工，只要夫妻双方都在厂里打工、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都可以在厂里安上一个小家。
“夫妻楼”里是嘈杂而热闹的。小孩子叫，电视声闹，洗衣机响，炒菜的锅铲子叮当敲，组成了一曲“生活乐”的交响曲。尽管每间房间不大，也有一房一厅、一卫一厨，并有太阳能热力设备，可以称得上“麻雀虽小，样样齐全”的了。
现在，让我们撷取两座“夫妻楼”里的故事，来看一看民工们的“打工乐”。
四世同堂的打工族：
不知不觉间，当初只身来深圳打工的雷鹏飞身边多了１０个亲人，他们一大家子竟然在瑞记手袋厂组成了一个四代同堂的家族。
深圳瑞记手袋厂民工业余时间在打篮球如今已是厂里采购员的雷鹏飞当初只是普通的流水线工人。当他结婚后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工厂时，厂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夫妻房。尽管只是一间简陋、狭小的铁皮房，但比其他工厂那些天天相见却不能共同生活的打工夫妻来说，雷鹏飞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就是这一点，他在这家工厂一待就是十年没有挪窝。
后来弟弟雷小鹏长大了，他又将弟弟带进了自己所在的工厂。弟弟结婚后又把媳妇带了来，厂里又分给了夫妻房。再后来，兄弟俩相继“开枝散叶”，两个小家庭就在异地他乡做起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出外打工竟然能过上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两兄弟又异想天开地想把父母亲接过来一起生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想法能够实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日，两兄弟告诉记者，他们一家现在分了４间夫妻房。不仅父母住上了，就连１０月份专门从老家来的爷爷奶奶也住上了一间。
现在，雷家兄弟两对小夫妻在厂里上班，爸爸雷万能承包了厂里的小餐厅，妈妈就在家里带小孙子。最惬意的要数爷爷奶奶老两口了，两个老人每天５点半就起床，厂里的鱼塘、花园、动物园、菜地就成了他们的乐园。（《深圳商报》李晓锋/文）
喝满月酒醉了的父亲：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李燕光和周素玲的儿子满月了。对于住在瑞记手袋厂打工夫妻楼里的家家户户来说，这是一个欢庆的时刻。一年前，他们吹吹打打地将厂里相识相恋的李燕光和周素玲送进了夫妻楼里的洞房；今天，他们要在这里为夫妻楼里第一个爱情的“产品”举杯共庆。美丽的月光下，初为人父的李燕光有些“醉”了。
微带醉意的李燕光不时地向记者唠叨自己的幸运。他告诉记者，他原来在老家湛江当城管队员，１９９８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这家工厂时，只是想趁自己年轻时在外面长点见识。要想在这个城市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家，对当时他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然而，想像不到的事却接踵而来。首先是遇到了同在厂里打工的广西姑娘周素玲，刚开始，相互爱慕的两人还有很多顾忌，平时听到的许多打工夫妻生活中种种不便和尴尬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了阵阵担忧。
但他们美梦成真了。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两人高高兴兴地住进了厂里为他们装饰一新的新房。
打工夫妻房使李燕光打破了原来对生活的规划。他说他不想回老家了，在这里有房有妻有儿的日子，让他“醉”了。（同上）
厂长陈金典，他本身就是一个从福建到广东来打工的打工仔，长年的打工生活，让他领略了太多的打工夫妻不能共同生活而造成的人间憾事。１９８８年，在外打工多年的他结婚了，尽管他当时已是一家塑胶厂的厂长，但仍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简陋的铁皮房中。现在这家瑞记厂当时为他在别人的房间里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地方，让他住上了“单间”，就令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想都没想就辞掉了厂长职务，到瑞记手袋厂从仓管员开始干起。
在采访中，陈厂长如此说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给员工提供这样的条件对哪个老板都不是难事，关键是老板能不能替员工想到。我们可以站在员工的角度想一想，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在外20年，而这20年，对一个人来讲正是难得的青春年华。我们的利润都是员工们创造的，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又有什么过分呢？”
我们在广州的采访，都是在广州军区宣传部王爱军干事的帮助下进行的。有一天，在闲谈中，他告诉我们，他家里的亲人都是打工族，在广州打工的二哥刚刚病逝，妹妹与妹夫也在广州郊区打工。这引起了我们对他家庭的兴趣，在有一天吃过午饭，我们去到了黄埔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来到他妹妹王春梅和他丈夫刘振华工作的地方，来到了这对夫妻的家中。李家运对此作了报道：
痛并快乐着的家
王春梅与刘振华都是湖北广水人，王春梅高中毕业，今年２９岁，来广州打工前曾在广水一家不太景气的卫生院里当护士。丈夫只有初中文化，３３岁，喜好修理。两人在１９９０年打工时认识并相爱，５年后结婚。婚后一年，就有了刘АＥ牡嚼矗蚱蘖┑拇蚬ど钇教砹瞬簧傧Ｍ屠秩ぁＮ伺从懈龊玫某雎罚蚬阒莼破仪跽窕⑼醮好芳芭醐＇一家妻俩在女儿到能上幼儿园时就把女儿从广水外婆家接到广州来念书了。可是，２００２年夏天，就在女儿小学二年级回老家过暑假期间，有天晚饭后在外婆家的楼上和同伴玩“架飞机”的游戏时，不慎摔到楼下把脑袋摔破。
得到女儿出事的消息后，几乎身无分文的王春梅急得连夜请假买火车票往家赶。王春梅所在的工厂叫广州世进电子有限公司，厂里的领导得知王春梅家出了事之后，马上让成立不久的工会给王春梅寄去了３０００元的医疗费，同时工会还组织了５００多名职工献爱心，筹集了３０００多元，也一齐寄了去。不论是自愿的还是工会组织的，厂里的员工还不时打电话去安慰她。
这样的领导，不失为好的善良的领导；这样的员工，也是充满着爱心的员工。因为，这种事故既非员工本身的工伤事故，也不是工厂的责任，能够关心照顾到这一步，那是分外的关怀了。因此，王春梅与刘振华早就铭感五内。
但是，这点钱显然不够，刘振华不得不把投资几万元钱开张的摩托车维修厂关掉，筹钱给女儿治伤。女儿的伤在武汉辗转了几家医院后，基本上康复了，但她们已经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现在，夫妻俩继续在广州打工，仁慈的工厂也并没有因为王春梅耽误了工作而辞退她。如今，女儿在黄埔区的同仁小学上三年级了，这是一家针对外来打工子女开办的学校，不过，对于王春梅一家而言，日子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这所学校要比当地有户口的小孩多交２８００元的借读费。 ％％％善的回归
效仿国外，“２００４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也被胡润排列出来了。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先生以高达２．１亿元的捐赠额排在榜首；贵州的张芝庭和天津的李金元分列第二名、第三名。他们２００３年的捐赠分别为１．２８亿元和６６４０万元。榜上有名的５０位慈善家在２００３年一年中，共捐赠了１０．２９亿元的现金和物资。
这项排名还显示出：获捐最多的项目是科普教育和灾害救助；最出慈善家的行业是房地产；最乐善好施的地域是浙江。
从榜单上不难看出，慷慨的慈善家们所在的行业最多的是房地产，其次是制药等健康行业。这与同样新鲜出炉的“《新财富》劳斯莱斯５００富人榜”的结果不谋而合——从这个榜单中发现，在过去的一年中，财富增长最多的是房地产业，此行业２００３年的财富总共增长了３８６亿元，其中有３１７．４亿元来自于新发现的１７位房地产大亨，他们人均财富达到１５亿元，比“《新财富》５００富人”的平均财富高出５０％。
从“２００４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上看，浙江企业家显然是最乐善好施的——无论是从企业所在地还是从企业家的出生地来看，浙江都是遥遥领先。榜上１４位企业家是在浙江出生的，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１１个。
浙江人向来以勤奋、团结而著称，而且，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走得最早，而且大都历经过苦难，那些痛苦的经历让他们更加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浙江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和事业发达的体验更让他们懂得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因此他们大都乐意支持教育事业。除了地区文化影响之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还与经济发达程度有着明显的关系。从上榜企业的所在地可以看出，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和江苏排在前五名；而如果再从企业家的出生地考证，就可以看到地区经济类型的差异，浙江是输出企业家的地方，而上海则是对企业家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只占５００富人排行榜第３６９位的黄如论，却捐出了２．１亿的巨额，几乎占了他财产的一大半，这种慷慨是并不多见的。一般言之，你手里有一百万元的钱，捐出１％到１／１０可以理解，（其实比尔？盖茨所捐的款项也只占他财产的这个比例），要如此“割肉”救世，非得下一个大大的决心不可。
黄如论是出生于福建的企业家，目前总部在北京，他的捐赠也主要用于福建和北京。其中１．８亿元用于修建福建江夏大学，“非典”时期共向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捐赠现金１４００万元。黄如论表示：“我认为金钱有价也无价，我们要用有价的价值送无价的爱心。”
不错，在今天，巨富们的爱心开始闪现，而具有原罪的刚刚起家的手工作坊的老板们的恶心恶胆也不可小觑，这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两极化”现状。
旧社会有句俗话；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民工们则说：“入错行，嫁错郎，都不顶一头栽进黑工厂。”
永远的伤痛
海涅在自己的诗篇中描写了永远令人难忘的图画：忧郁的纺织工人在飞跑不停的梭子旁弯着腰，为古老的封建的德国织着寿衣。他们以极愤恨的心情咒骂那个并未使他们摆脱饥寒和贫困的上帝，咒骂榨尽穷人最后几文钱然后像拿当狗一样把他们打死的国王，咒骂虚伪的“祖国”。那里到处都充满腐败和堕落，一切美好的东西很早就灭亡了。
梭子穿来穿去，机床嘎嘎作响，
我们织呀，日日又夜夜……
德意志呀，我们给你织寿衣，
寿衣里织的是无尽的诅咒——
我们织呀，我们织呀……
● 无法捏在一起的对比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英国，即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很少。其中只有伦敦的居民较多，约为２０万人，像中国今天的一个小县城。而其他的城市人口通常都不超过１万到２万人。从这些城市的外表看，它们很像是一个个大的村庄。所有城市的总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住在农村。
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由于许多新的发明，造出了并改进了机器纺车和织布机；每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顶得上几十个工人的劳动。机械师詹姆斯？瓦特制成了第一架蒸汽机，这种机器立刻得到了英国各工厂的广泛使用。
破产的农民大量进城，在海外掠夺积累了资金，加上机器的发明与使用，英国大规模的工厂、工业急剧地发展起来了，改变了英国的全部经济地理。大量的农民从东南部的农业区涌向西北部，那里在煤矿区铁矿区附近，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纺织业生产的中心曼彻斯特——一个阴暗的城市，周围是被煤烟熏黑了的城墙，街道上遍布着被煤渣染黑的水洼——变成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堡垒，变成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发源地。19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全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到19世纪40年代，城市人口就占全英人口的四分之三了。英国的财力与实力在17世纪初期还是一个远逊于法国、荷兰、西班牙的第二流的欧洲国家，可是到了19世纪初期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海上霸主”，变成了分布在世界各洲的广大殖民地的占有者。
英国之所以能够从欧洲的二流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强国，除了它的那些创造发明，除了它从印度等殖民地国家获得资源之外，国内的关键因素就是农民进入城市。这种进入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这个过程的源头是被迫和残酷的，是以农民牺牲土地为代价的。他们进城的结局其实也不美妙，不是找不到工作饿死街头，就是找到工作累死在纺织机前，而正是农民的这种牺牲，奠基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国家。
今天的中国农民却不是这样：其一，他们在农村有自己承包的土地，他们离开农村后，这块土地还是属于他们所有，这就是说，他们在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也还有一条回农村去的退路可走；其二，他们不是被驱赶到城市，而是自己主动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反倒是那时由于二元化的结构，政府设置了许多的栅栏，阻碍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步伐。
５０余年来，政府的红灯——黄灯——绿灯的转变过程，实际是阻止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实，不单单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经济快速发展都离不开移民潮，尤其是美国，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正是众多的移民，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经济活力。据英格尔斯指标：一个国家的非农就业人口达到７０％，城市人口达到５０％，第三产业人口达到４５％，这才是一个先进国家的标志。而中国今天的民工进城，正像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一样，是国家强盛必然要走出的一步，只是我们今天的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那时快捷得多。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充满血腥的，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可以读到。法国学者保尔？芒图的研究显示，在英国纺织业中，工厂主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老板（老板把他们关在与任何可以感到他们痛苦的见证人隔得很远的孤立的厂房里）的任意摆布下忍受着无情的奴役。他们的工作日持续到14、16乃至18个小时之多，而且工头的工资是随着各个车间里所做出的活计来升降的，所以工头不允许他们缓慢一点时间。大多数工厂给予40分钟来吃主餐或仅有一餐，其中约有20分钟是被用来擦机器的。为了不使机器的运转停顿下来，工作往往夜以继日，毫不间断地连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被组成一些轮班小组：‘床铺从未冷过’。事故极其寻常，特别是在接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