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摔了下来。
会上对《冬小麦之歌》的批判，更是让我难以接受。批判者根本不听我的任何解释，居然从中挖出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什么“有意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说成是冰雪覆盖着大地”什么“你究竟在孕育着什么丰收？不是反革命的丰收又是什么？”这些出于恶意的推论和牵强附会的批判，如山倾倒、如海咆哮。我不能接受这些强加在我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我越不认罪，对我的批判就越升级。竟然将这几句诗印在反右战报上发至全北京市委系统，扩大批判。
那时青年作家王蒙在东城区委工作，自然是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右派得以改正后，他第一篇反映反右题材的短篇小说《布礼》中，所描写的那位姓钟的右派（改为男性）就因为这首小诗而打入了右派行列。他为我，为所有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伸冤叫屈。
他在为我1995年出版的诗集《梦未了》写的序言中也提到《冬小麦之歌》，他写道：“反右一开始，一些报刊批判她的诗来了，就是那首《冬小麦之歌》：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就这么四句，到了那个难忘的五七年，竟然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批了一通，这种荒唐使我永志不忘，我一直觉得憋气，于是把它用在我的小说《布礼》里边。”
在《布礼》小说中他写了这样一段与“灰色朋友”的对话：“是的，我们傻过，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被愚弄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比我们所曾经知道的要艰难、麻烦得多。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去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而当我们的爱，我们的信任和忠诚被蹂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愤怒，有痛苦，更有永远也扼杀不了的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曾经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会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什么呢？”
我从来只从小说中看到“吓得冷汗直流”的字眼，可就在挨斗的那些天，我竟然体验了这种感觉。一天，在狂吼包围我时，顿觉腋下有冰凉的水滴流下，可再一看斗志昂扬的同志（在我心中还习惯地称呼同志，其实别人已不这样叫我了。）个个兴奋得热汗刷刷，脸红脖子粗，可不，时已盛夏。
八、只有她给了我一朵玉兰花
批斗会后，无人理睬我，回到办公室一人坐在窗前椅子上发愣时，副处长江雪进来，对我说：“吃午饭去吧！”随后从她身上摘下一朵白兰花递给我，一股酸楚涌上我心头，不知是感激还是委屈。在斗争会上，当批判我也同意社会上那些“诬蔑”有的革命老干部腐化堕落的“右派”言论时，我为了辩解自己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将江雪曾经在聊天时无意说出江青当年在延安如何勾引毛主席的往事，我就以此言为证。哪知话刚出口，马上被同志们压了下去，他们认为这是扩散对领袖的诬蔑。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时这样辩白，真是不知轻重，也伤害了江雪同志。如果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这样辩解，我的脑袋就会被砸得稀巴烂。看来“反右”的残酷性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江雪同志为人多富有爱心、多么宽厚。当时她将白兰花给我后也不再说什么就下楼吃饭去了。我仍然坐在窗前，低头闻着白兰花的清香，抬眼看见窗台上那盆依然蓬蓬勃勃开放的“死不了”，它们的花瓣虽是那么单薄，却呈现五颜六色，葱绿的枝叶长出盆外。我给它们添了水，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把白兰花别在衣襟上。江雪说得对，我应该吃饭去，我应该坚强，于是我目不斜视地走向食堂。
九、他的脸铁青
在食堂，我旁若无人地吃饭，可回到家中看到老查铁青的脸，我呜呜地哭了。老查没有安慰我，只说你好好想想大家的批判吧？他很苦恼，他了解我不是有意反党，但太幼稚、水平太低了，他知道他不能为我辩护。1955年我被牵扯到反胡风运动中，已经使他很难堪了，夫妻感情初现裂痕。1956春，我恢复工作后，家庭逐步得到修复。那知如今我在政治上又落到这个地步？老查对反右运动也感到突然，在他内心也有许多疑团，但他不会像我那么幼稚，在批斗我的会上，他人云亦云，这是能理解的。但他私下里对我的冷谈也与日俱增，这不仅因为单位对我的批斗声势愈来愈大，而且他在困惑中感情转向新的寄托。
十、强逼成‘伏雁’
不认罪，就继续深挖思想。
我的系列小诗：《冬天的小溪流》、《小杉树》《玫瑰与松树》等，被批为反动诗篇。这时也不让我再辩解了。这次不像反胡风运动时，只是把我当成嫌疑犯，而现在是变成正正规规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其性质已越来越明确，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是停职检查能解决的，而是要被彻底地赶出革命队伍。又是想不通啊！想不通！毛主席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我应该是无罪的呀！而且是响应党的号召在党内的小组会上好心好意地给党提意见，怎么就变成了罪人？《引蛇出洞》，难道我也是被引出的蛇吗？真是将我丑化的漫画中那条咬党的毒蛇吗？那我自参加学运以来为革命工作的热情又如何解释呢？就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那也是不违背革命的利益呀！
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会上，我针锋相对地辩论了‘肃反扩大化的’‘领导干部中有腐化现象’‘农民生活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同人刊物’‘每次运动定揪出百分之五不是实事求是的’‘冬小麦之歌’等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为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而辩护；我为千万如我一样的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赤子辩护；但我失败了，我寡不抵众，我的辩白被淹没在恶言恶语的黑色的海洋里；我被批得晕头转向，冷汗淋淋。
有苦向谁去诉呢？丈夫早已成为路人，母亲早已掉入“八卦阵”不知所措，又能说什么呢？在反胡风运动后期，杨述部长不是看了我的日记后说我不是反革命吗？怎么事隔不到一年我又是反革命了呢？我大胆地找杨部长谈话。杨部长倒是和蔼可亲地为我解决思想问题。杨述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死决斗，你站到了资产阶级右派一边，所以是立场问题，不是认识问题了，你赶快向无产阶级投降吧，向无产阶级投降不可耻。”我问：“那以后我还能发表诗吗？”他说：“你改个名字，叫伏雁。”有了部长的这番开导，我似乎明白一些了，认命吧！因为面对的不是敌人，正是我为之献身的比母亲还要亲的党啊！
“花儿为爱情而亡”（西班牙洛尔伽诗句）
我为母亲埋葬真理。
十一、无法律依据的宣判
批判告一段落时，已经是1957年冬天了，社会上的批判也进入低潮，不是浪潮逝去，而是进入处理右派的阶段。我和同单位的右派梁湘汉被临时安排在市委图书馆整理书籍，等待处理。我部还有一位右派徐宝伦因坚持不认罪，还在批判中。
逐步从报纸上或自己家庭或其他右派的传言中听说党对右派要宽大处理：右派虽然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根据言论轻重、态度好坏分成六类下放劳动，改造好了，可摘帽子。这时我还乞求什么呢？只乞求处理能轻一些；企望早一天回到人民中来，重新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而不是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怜啊！北师大的学生，热情的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年轻的革命干部，就因为天真地给党提意见，落到乞丐的地步。我这个乞丐的幻想：“当我也有了自由，像树叶那样，当我自由地在无垠的知识中探索寻求，不会因贪享安逸半途停留。”（美国诗人罗。弗罗斯特）
我多想早日恢复自由，继续在党指引下奔前程呀！
春天不管人间的变化，依旧花枝招展地来到，已经有不少人的头顶被扣上看不见，但却重如泰山的右派帽子，这样的时刻也光临我了。
1958年5月28日上午10点半，我被通知到支书办公室。窗台上有毛主席的石膏像，书桌上放着一摞文件，上面那个红头文件大概就是处理右派的根据。支书说：“你坐下吧！”他指着放在门口的沙发说。我想这就属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个现象吧。接着支书平和地说：“关于你的处理结果，机关党委已经批下来了，按第六类右派分子处理，开除党籍，不降级。这对你已经是很宽大了，希望你今后到劳动中认真改造，重新做人。下周开会宣布，宣布后就先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程，你做好思想准备。”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涌出无限感激之情，这大概就是性格被扭曲的开始。我表态道：“一定不辜负党的宽大处理，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是狂风暴雨把我打晕了？好可怜哦，是谁扭曲了我的心灵？还是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地屈服？还是对党的信任？如此复杂的心态，岂我一人？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当然也有不少烈性的右派男女以自杀表愤慨。
十二、家破子散
中午回到宿舍，这天不是星期六，孩子们自然都还在幼儿园，只有老查在家。我们的家也就是单位宿舍的一间普通房子，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两把木椅，没有卫生间和厨房，50年代一般干部也就住这样的宿舍，家具也都是公家的，吃饭也全在食堂。老查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着头颈、睁着眼睛，仿佛在凝思。他看我进来坐起来问道：“吃饭了吗？”他是处长，吃中灶，我是干事在大灶食堂吃饭，彼此不可能在吃饭时见面。我说：“吃过了，支部找我谈话了。”于是向他说了支书宣布的决定。老查说：“我知道了。”短暂的沉默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在反右前半年，我和老查的关系虽有恢复，但这次可非同一般，我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老查难道应陪着挨骂吗？难道还不借此下决心吗？我的担心成了现实，老查已是那么赤裸裸地说出来了，我成了他前程的拌脚石，使他无脸见朋友了。老查的话如一束寒风杀进我的心田。虽然我已落到这个地步，但内心仍然是很高傲的。我从来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座右铭：“不做月亮，要做太阳。不靠别人的光来照亮，要靠自己发光。”如果现在自己不能发光，那就隐蔽吧。在政治上向党投降不可耻，在感情上就决不能乞求别人。就这样，我住回母亲家。过了三天，1958年6月1日，老查和我互不言语地走向街道办事处。于是就出现了开篇所述的离婚场面。
北京的初夏，风和日丽，绿柳飘拂，绒花红艳。8年前我们散步在太庙后河沿，第一次敞开爱的心扉时，也是此景，如今景是情非，难道这就是人间情感变化的规律？不！只能说，我们没有‘真爱’。当年他爱我年青貌美，我爱他是有文化的年轻的老革命，感情缺乏根基，是墙头草。
我们分手了。住房、家什都留给了老查。
虽然我这样地不懂得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别人以不善待于我。当时他会因为我自动地平分了抽屉里的八百元钱来电话责怪我，我也真为他的小气和不顾常理的态度生气了；反责问他几句后挂断了电话。还暗骂自己：“真叫瞎了眼睛，当时怎么会舍弃明珠而拾鱼目？”从此我淡忘了老查。
生活来了个彻底的颠倒，不是我辜负了生活，而是生活欺骗了我。我想起了在学校里最爱读的普希金的诗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十三、人间仍有真情在
在单位里我和楚霸王一样闹了个四面楚歌，楚霸王是战略战术的失败，我呢？一个小兵被稀里糊涂的逼至乌江毫无退路，真是不幸。孤零零地回到家中，看到了从东北来京度假的姐姐，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说：“你这样，我今后填表怎么写？”是啊！在她的社会关系中出现了“右派”字眼，是可能影响她的前途啊！但人间的真情还是有的。母亲没有责怪我，依然为我做红烧肉；儿子小强、建一还是那样亲切地贴在我身旁。从南方转业到北京铁道学院（后改名北方交通大学）任副院长的父亲来看我了。那是个礼拜天，我因感冒，上午九点多还躺在床上，见父亲走进了我住的西房，我即要起身，他说：“别起，休息吧！”他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用他那温厚的手抚摩着我的头，同时说：“你是个好孩子。”那抚摩一下子牵回童年得到过的父爱，那一句信任的话引出我委屈的眼泪，父亲拿过床头的毛巾为我擦泪，他说：“别哭！注意身体，我还有事呆不住。”他站起身，拿出一张拾元的钞票放在我的枕边。我没有挽留他，我想他可能是借口办别的事，抽空来看我一下。短短相会留下的温暖，已够了，那已是寒夜中一根不灭的火柴。
1959年，我被定性下放劳动到农村，有天，忽接母亲电话：“有朋自远方来，你能抽空回趟家吗？”我将工休倒了一下，立即赶回家。一路上想：是守诚吗？跨进院门，透过北屋的门窗玻璃已看见守诚身着海军军官制服的高大身影。他正在向门外凝望。我怎么对他说呢？在我脚步犹疑的刹那，母亲推开门喊我：“快进屋咯！”
我走进北屋，守诚以微笑迎我，顿时我看到他那放着红光英俊坦诚的面颊，仿佛房间四壁也随之生辉。他是那么完美，而我已是被涂满污垢的小猫。相形见拙，无限委屈和后悔涌上心头；我定了定神，开始问他好，和他寒暄。他说，大跃进，人人写诗，他也写诗了。他摘下他军帽，帽子里塑料层下贴着他向党表红心的诗。他说他结婚了，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他和她合影的半身照片送我。他的爱人姓罗，很精干健康，是他的球友，在当地派出所工作。自1949年底，我和查汝强相好后，他过了九年才结婚。我知道他忘不了我，我太对不起他了，自1951年，他几乎每年都进京，不是参加游泳比赛，就是参加什么会议。每次都要来看我母亲和我，但他从来不和我亲近，只是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并屡次劝我搞好家庭关系，有时碰到我两个儿子，和他们也玩得很好，小建一最喜欢吊在他的胳膊上打秋千。有次我们搬家了，他通过北师大打听到继父黎锦熙的住址，又找到了我。
守诚问我近日情况如何？我说：“上西屋谈吧，免得影响黎伯伯的工作。”母亲说：“也好！吃饭时我叫你们。”
到了西边小屋，我们靠书桌而坐。我说：“我的情况不好！”守诚问：“怎么？”哇的一声我竟然像孩子一样哭了。守诚收敛了笑容，静静地看着我，等待我自己的表白。我说：“我被划成右派了，也离婚了，现在在农村劳动。”守诚没有说什么，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请你把刚才我给你的那张照片还我。”我不禁哭得更伤心了。我呜咽道：“为什么要拿走，和我划清界限？”他说：“这照片上还有别人，我没有权利将它留给你。”我又说：“要是你家人也像我，你也这样吗？”他说：“也会这样，但我可以等待。”是的，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盼望着我早日被解除桎梏。他过去给我的他个人的照片，也没有要走，全部留在我这里，至今我珍藏着。
当我改正后，事业上作出成绩，他也衷心高兴并祝贺。1999年初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小罗告诉了我，我到青岛出差时，去看望了他家，见到他的大儿子，我们的友谊长存。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水晶一样纯洁光亮的人。
第十一章雁落豆各庄
豆各庄啊！豆各庄，
忘不了默认的干姐妹，
忘不了送瓜的大哥。
豆各庄啊！豆各庄，
惊见了‘大跃进’的虚伪，
惊见了‘食堂化’的恶果。
一、 来到了豆各庄
1958年，6月5日我和梁湘汉奉组织命令，晨7点半抵昌平营口村到达修建《十三陵水库》工地。下午三点劳动到夜十一点。挖土、铲土、挑土，第一次参加强劳动，开始挑半挑土，就压得肩神经连着脑神经一起痛。临来时，母亲给我做了一个外用白布内絮棉花的垫肩，上面还绣着“劳动最光荣”几个红字。这可解决大问题了，一个月下来，已经能挑两座小山似的沙筐，《七一》水库建成，我返回城里。
紧接着1958年7月10日上午，我被独自派到东郊豆各庄乡平房村开始长期下放“劳改”的生活。
豆各庄乡平房村离京城也就是6、7里路，但已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蓝天、绿野，一溜瓦房或三、五成群的土房，来往田间的人们不是扛镐就是扛锹，都是素色的短衣长裤，有把裤边卷起来的，有在腰间扎根布带的，走路不紧不慢的。
我先到乡社办公室报到，拿了公社介绍信来到村里。村书记接待我，他是一个中年男性农民，他看过介绍信说：“喔！来了！你住在妇女队长李队长家。”说着就站起身领我去了李家。
一个小院，两间套房。一个身穿略为肥大的兰色旧干部服的中年妇女老远迎出来；“书记！屋里坐！”。书记说：“不用啦，跟你说点事。”他二人走到院子一边，轻轻地嘀咕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