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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院，两间套房。一个身穿略为肥大的兰色旧干部服的中年妇女老远迎出来；“书记！屋里坐！”。书记说：“不用啦，跟你说点事。”他二人走到院子一边，轻轻地嘀咕几句，然后，书记对我说：“你把东西放好，中午随李队长食堂吃饭，活茬就听李队长的安排。”
书记走了，我随李进屋，李让我把行李放在里屋小床上，清开了原来上面堆的杂物，里屋东墙摞了几层衣箱。李的床在外屋，外屋还有张方桌，一把椅子，两张凳子。正面墙上有毛主席的彩照，还挂着奖状，侧墙挂着一个男人的黑白照片像框，犄角儿有个旧立柜，内放茶具、碗碟等，蜂窝煤炉放在屋外面。突然我有了个疑问？为什么是床不是土炕？后来听村里人讲，原来这位李队长是从城里来的，先前落泊，后来嫁到这个农村，偏偏命又不好，没几年丈夫就上阎王那里去了。40来岁寡居，没什么负担，敢说敢干，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势造英雄的大跃进中，被乡领导任命为村妇女队长。
中午，李队长领我去食堂吃了午饭，这个乡是近郊，比较富裕，午饭是白面馒头就白菜炖豆腐，吃饭不要钱，已经实行食堂化了。全村的大人、孩子拿着碗筷排队领饭。好家伙，有位大嫂一下子就要了五个大馒头，一瓷脸盆的菜，她要再添勺菜，食堂舀菜师傅说：“你不是老喊有病下不了地吗，咋吃这么多？”大嫂说：“你管得着吗，不吃白不吃，又不是吃你的。”后面排队的插嘴道：“老张，快给她吧，省得磨烦。”
我虽然下地干活，可还在单位领着工资，却不用交饭钱，不也成了不吃白不吃吗？也许这就是大跃进的“实惠”。
饭后，随李队长到地里剪白薯秧。从中午到下午收工，几乎没有人和我说话，倒是有不少疑问的眼光投来。晚饭后，我刚回到李家，李对我说：“公社通知今天晚上在场院开大会，向全体社员介绍你！”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意思？有必要吗？但我没有问李，瞧她那付冷脸，开口也是碰钉子。
擦黑儿，集合的锣声响了。
李队长对躺在床上休息的我说：“走吧！”无可奈何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到了场院，只见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群。李带我上了个土台子，土台上一张条椅上已经坐了公社书记、队长等干部。公社书记起身叫我和他一起到台前，他边走边对我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对你改造有好处。”我报到时见过公社书记，一个30余岁的中年人，穿着干部服，谈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台下，人声喧哗，惊扰了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起。我这只“鸿雁”变成“伏雁”现在又如同一只折翅的孤雁，落进了汪洋大海。
书记走到台口话筒前，对下面高声喊道：“开会了，安静！”霎时，人声收敛。“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右派分子，她叫钟鸿，是到我们这里来劳动改造的，大家要对她监督，要注意和她划清界限”书记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栗，怎么？好象我又成了土改时被斗的地主？正当我晕晕乎乎时，只听书记说：“钟鸿！你跟大家说几句，表个态。”
真是打鸭子上架。我硬着脖子走到扩音器前，就像一个十七世纪的死刑犯走向断头台。我在哆嗦中扫了一眼台下，那黑压压人群中闪着许多眼睛，有冷漠的，有好奇的，有温和的，还好，没有屠夫的眼光，心逐渐平静，嗽了嗽嗓子，尽量大声地沉着地说：“乡亲们！你们好，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干活，并接受你们的监督和帮助。我就说这几句吧，请你们看我今后的行动。”说完后，倍感轻松，也许这是闯过难关的一种感觉。台下似乎轻轻地响起一片议论声，当然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就被李队长带下台回宿舍了，群众会好象还在继续别的议题。
这夜又失眠了，几年来经常下乡，都是以调研者的干部身份出现，没想到如今沦为劳改犯来受监督了。究竟有什么错？这个自反右批斗以来，永远也搞不清的问题苦脑得我夜夜难眠。
二、劳动日记
东方灰白，外屋的女队长已经在瓦缸里舀洗脸水了，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个哈欠，接着也就穿衣起床。
早六点开始干活，八点半早饭，下午一点多午饭，七点晚饭。每次饭后接着下地干活，没有空闲，直到夜里十点收工。还是剪白薯秧，淋着雨干了两小时。李队长名文彦，她就坐在雨地里剪秧。我剪秧效率也在提高，突击了两个晚上，全部剪完。剪下的白薯秧卖给外村，一角二分钱一斤。
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印象深刻，曾作日记：…
1958年7月20日：剪完白薯秧挖了两天土豆，第一天真难受，在臭稀泥中踩来踩去挖土豆拔豆杆，农民都脱了鞋袜，有的脚都被泥里的硬物划破，唯我穿着半高统胶靴，第二天拔时要用手去挖泥，他们毫不犹疑地用手直接挖，唯我找了两根棍挖，相比娇气，不过我认为在不影响劳动的情况下，使用工具还是可以的。（半个世纪后的现在，改变了这种原始的劳动状态，清洁工、阿姨搞卫生，都带上胶皮手套。农民骑自行车，电摩出工。）
施肥，黑色的化学肥料，又臭又烧手；上粪，用铁锹将粪、土混合撒在棉花苗根下，已不感到脏了。这几天打尖（中途休息）时，读了两次报，很受欢迎，改善一些关系。那位在挖土豆打尖时曾讽刺我的大嫂，给了我一个西红柿，（因为头天我说了句歇得差不多了40分钟左右），干活吧！她就说：谁积极谁就干去吧！社员张贵也说：“不多，歇一小时也可以。”看来我还是多干少发言好。有些人较主动地和我亲近，马淑兰要我唱歌，我唱了。张贵却撇了嘴。杨惠兰昨天让我晚上到她家帮她学文化，李文彦不同意。看来想打成一片，阻力还不小。
今天在乡政府门口运白薯秧打尖时，有几个孩子冲着我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笑笑，没说话，以后他们也就不唱了。
这些天，吃足了菜瓜、甜瓜、西红柿。生活没问题，只是心灵孤寂、委屈。＇…
7月22日：今天打棉花疯杈，李文彦脾气不好，多问她几句，就说：“废话！”要不就说：“我叫你掰你就掰！”我说：“你讲清楚什么样子的要掰，我不就懂了吗？”一个上午她也不叫休息，隔壁大妈说她官气。
午时，收到母亲来信，万分关怀体贴，说小建一（二子小鸿）在幼儿园成了反帝国主义的积极分子。我多想他啊！得到小宝贝的消息，给我带来温暖，激动中更感到处境的寒冷，痛哭起来，李文彦问我：“怎么啦？”我没有回答，她说：“有什么大不了得的！”＇…
8月3日：1日夜突击到12点，2日晨4点起床干活，头发痛。
今天下午阴雨绵绵，干活人减半，我6点收工回来。晚上雨未住，想看书，头疼得厉害，正准备躺下，催命的锣又响了。去集合的人没几个，队长大骂，只好来的听骂，不来的睡觉。雨也不停，人也不来，夜战未成。
秦宽的嫂子临产前一天还在干活，张静贤也是怀胎4个月了，仍然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有时还参加夜战，像花岗岩一样坚强。我也愿变成一块花岗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小块基石。
为了向文化进军，中午和晚上都学习，一点休息也没有。嫌累的人蔫不几儿地就不来了。
今早在小队办公室听说现在每人平均四亩地，可为什么地还荒成这样？我不了解整个生产组织情况，我想若包工包产到户或几个人的小组，也许会好些…
8月6日：感到生产组织工作有问题。据不少社员反映：大跃进，生产不比往年好，草荒严重，棉花落桃多，土豆结果少，玉米棒子小，浪费严重，洋白菜、苤蓝扔了不少。为什么？按技术员指令棉花拿顶晚，种植太密，社员对技术员小黄意见很大，称她黄世仁（歌剧《白毛女》里的地主）。技术革命一点影子也看不见，生产组织管理不细，包工只到小队，能否往下包？与按产记分方法结合起来？
8月8日今天下午为白菜地挑粪，已经可以不用垫肩了，而且换肩不歇挑了，把垫肩好好收起来作为纪念。夜里下暴雨也接着干，我不怕苦的精神，使我和群众的关系日益好转。大多数人已不把我当另类看，不论孩子大人摘了甜棒子（青玉米杆），都送给我吃…
8月16日棉花拿顶，活不重，但我的速度却不行，老乡总帮着我摘，保着我一块前进。夜里拔草，我又落后了，组长老韩，小袁叫大家过来帮我，一会儿就拔完了，我又惭愧又感动…
和社员关系越来越好，尤其是孩子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唱歌。张桂兰十三岁，白嫩的小瓜子脸上翘着一双丹凤眼，嘴唇红薄，嗓门清脆洪亮，拔草时她唱当地民歌‘对花’，美丽的歌声像黑夜的火花。这里会唱歌的人很多，郭淑兰、张希南、贾麻子、郭罗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会唱。马桂芬老是一面干活，一面唱歌，带动别人唱。
双淑英流鼻血七八天了，仍然积极地干活。她是个不爱说话，只知埋头苦干的老实农妇，有天她对我说：“咱们拜个干姐妹吧！”我没敢表态，心里头却是热乎乎的。
［一般来说社员对我印象不错，“人老实、和气、肯干。”就劳动本身来说，我是很落后的。与几个临时下放的女学生比，我都赶不上。有时急得我想哭。一天傍晚，大家分垅抢活翻地时，虽然我也脱了上衣，只剩下一件背心，汗流浃背地干，仍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休息时，我没有主动走近大家，小哑巴示意我坐在他的衣服上，并且摸出一块糖给我，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流泪了。
大部分社员他们是智慧的人，刚强、纯朴、善良的人，又使我想起了“冬小麦”。他们和我无隔阂地相处，使我得到了安慰。
正如道旁有美丽清香的各色野菊花，紫色的绣球花，粉香的牛犄角花；也有恶心的人粪。拔草时，香臭俱闻，蚊子叮的包不易消掉，碰了洋剌子（一种绿色浑身是毒刺的挂在树上的毛毛虫）皮肤更是麻辣刺痛。生活有香甜的一面，也有苦涩的一面。＇…
８月12日母亲生日那天，我回家住了一天。亲爱的小鸿却和我比胳膊，他说“妈妈的好看！”我问：“为什么？”他说：“妈妈的健康。”13号一早我要回农村了，还没教会他用草编小马。真有些遗憾，我想再挤点时间替他编。小鸿就说“你来得及吗？不会迟到吧？”孩子这么懂事，我好喜欢啊！我不编了，不感到遗憾了。小鸿又说他和小强在劳动中都得了奖，他把奖状拿给我看，上面写着‘送给劳动模范钟小鸿（小鸿随我姓）’。他们用便盆运土，多有趣。小鸿还说他得了两次红旗，好多绿旗，红旗是乖，绿旗是乖一点。他很会照顾我，吃面条时，他说：‘妈妈多吃点，因为你在农村吃不到’＇…
8月20日当我和社员相处融洽时，我的情绪好多了，农忙，就少回家，书也看少了，生活就是本丰富的书。
以上记录了我认真“改造”的心情，证明了我决不是与人民为敌的人。当然直接当农民比原来下乡搞调查研究深入多了，这种磨练有益。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还经常拿起镰刀和农民一样地割草呢。我想任何时期都应该创造出一种宽松的有利的环境让年轻人自愿地到农村劳动，而不是将劳动作为一种惩罚。
三、神话与现实
有天从豆各庄回城到机关办事，在二楼楼道遇见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他问我：“现在在哪呀！”我回答：“在东郊豆各庄乡劳动。”他又问：“农村情况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笑着说：“不敢说真话吧！？”我低下头回答：“真的。”他没有再问下去，进办公室了。我后来听别的右派说：“刘仁当时曾说：“钟鸿算什么右派？”但谁能反对当时的强权？即使彼时我知道刘仁对我的看法，我也不可能向他说农村的真实情况了。
当年鼓吹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报纸天天宣传“大跃进”使农业亩产万斤、十万斤，互相攀比夸大成绩，甚至说小姑娘可以在麦穗上跳舞。提倡违反自然规律的‘深挖密植’。我亲眼看到的深翻土地，是在1959年八月中旬的一天。
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在职干部到豆各庄附近开发“试验田”，部长们都参加了。只见已挖出一个很大的深坑，生土翻上来了。当时我想：移植大树恐怕也用不了这么深啊！
没日没夜地干，也成了“大跃进”的特点。每天天黑了收工，半夜又叫起来夜战，根本谈不到效率，出工人少，出工者也磨洋工。有次半夜被叫起后，说是支援邻社，队长领着稀稀拉拉的队伍开往他乡，走了十几里到了邻村的土地上，队长一声令下：“队伍排成一排，蹬锹深挖！”于是我们这几十个老实人就迷迷瞪瞪地踩起锹来，刚挖了十几锹，哨声又起，队长说：“排队转移阵地！”我们扛起铁锹又随队长奔赴另一个农村。到了另一块土地上的活茬是晚玉米地里除草。我进入角色不久，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农民悄悄对我说：“歇会儿吧！”我抬眼一看，在黑夜的玉米丛中，闪着烟袋的火星点。啊！老实人也不“老实”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不好一人干，也坐下来休息。看见地里有上茬遗留的玉米棒，我准备去捡，另一位农民说：“别拾！烂掉地里没事，你拾了就是犯纪律了。这是人民公社的规定。”一会儿他从别处给我拿来一个香瓜，他说：“这是地边长的，不是种的，吃吧，不犯纪律。”我接过这善意的乡情，擦了擦就吃，还真甜。
“食堂化”是公社化的另一重要举措，那年中秋我村食堂还真气派，八菜一汤，又有酒水。个个社员吃喝得乐呵呵，我也一分不交地随吃随喝，这样下去，山也会空啊！但我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好心不会有好报啊！后来民间流传这样几句话：“家家烟筒不冒烟，铁锅献出炼钢铁。人人食堂去吃饭，干活不干全张嘴。大吃大喝显优越，哪知灾来都饿憋。”
工业战线上最突出的是“大炼钢铁”，为了“超英赶美”，全国城乡大炼钢铁，建立土高炉，到处搜寻铁器并不管不顾地拿走。回母亲的家听老阿姨孟奶奶说：“可了不得啦！街道里办事处的人上门收敛铜铁，你箱子上的铜拉手、铜扣差点让卸了，还是我将床单罩上，他们才没有看见。”。我说：“孟奶奶，你真好！”
孟奶奶原在女作家谢冰莹家中干活，谢去了台湾，她就到了我妈家。她能干又和善。她做的白菜芥末墩，其美味令我终身难忘。她十九岁当了寡妇，就靠进城为佣。赚的钱，也被两个侄子要去。她没有其他亲人，在我母亲家倒如同自己家一般，但究竟不是自己的家，她住在厨房外小东屋里。北京解放后，她对我说：“要早解放就好了，我也可以再找个婆家。”说着，她抹开了眼泪，我听了她辛酸的话，也很同情，可当时宣传新婚姻法时，她已经是六十开外的缺牙婆婆。按现在的思潮，九十的婆婆还在征婚呢，可那时还没有这风气。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用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孟奶奶也就被红卫兵轰回无亲无故的农村老家了。听说没过两年，可怜的她，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第十二章羞煞了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石头多，潺潺泉水挂山坡。
受冤右派来劳动。何惧坡陡荆棘多。
枣甜桃大猪鸡叫，一担石沟笑呵呵。
偏有邪风阵阵起，青山绿水起浑浊。
1958年10月8日怀着前途未卜的心情，我奉命从豆各庄乡转移到西山的北京市委绿化基地：一担石沟。过了门头沟，汽车在两边的悬崖峭壁中爬行。在山脚下，仰望陡峭的高山、狭窄的石路，颇是心惊。经过“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闻名古刹——潭柘寺，就到了一担石沟。入沟处一边一块巨石，传说当年二郎神挑山至此，歇脚撂下的，因此传名“一担石沟”。山泉从坡顶而下、哗啦啦地流淌，时而可闻运山货的驴队颤颤悠悠、叮叮当当的铃声。
核桃树、柿子树、酸枣树漫山遍野、参差不齐、色彩不一。这里的核桃树都比较高大，枝叶茂密。农民说：“核桃是爷爷种孙子吃，这些树都经过好些个爷爷了。”柿子树多为与黑枣枝嫁接而成。此刻正是金秋，黄澄澄的柿子像一个个点燃的小灯笼。美丽的山色使我又升起幻想：要在这里好好劳动，争取早日摘帽，重返正常人的生活。
在这里劳动的有市、区直属机关的右派分子30余人，再加上一些有其他问题的人和轮班来锻炼的机关干部，经常100多人。有在青年作家会议上相识的朋友：东城区委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青年作家王蒙，北京日报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漫画家李滨声等。我们市委机关的右派分子也集中于此。宣传部三个右派：徐宝伦、我和梁湘汉先后来此。组织部的张敦礼、统战部的叶向忠、王志诚，监委会的白祖诚、财经部的薛德顺、办公厅的张万昆、李润华等都来了。
和许多同类在一起，似乎由大家共同分担了心头的压力；不像初到豆各庄，置我一人于众村民监督的压力下。
实际并非如此。这里虽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监督的眼睛，却有以“改造”他人为职业的管理干部，以及以整人为表现自己“革命”的短期来劳动的个别干部和少数几个右派头人。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各显其能地为右派的帽子上再加砝码，真是“无日不风波”。虽然历史的错误，不会也不应由他们来扛，但任何历史背景中也会涌现各种不同人的不同品德。
层层梯田里搭起的帐篷就是我们的栖身处，地上铺上稻草就是床，被子总是潮乎乎的，一场秋雨飘来，连梦都是阴冷的。
市委机关领导拟将一担石沟建成长久的生产基地，于是我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马路、盖房子。
一、“我们愿做一支笔”
来一担石沟不久，在壁报上见到一首名《神笔》的好诗：
我们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