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早春天气》一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信号弹”。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检讨《向人民伏罪》。但检讨并没有使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划成右派，直至1972年他才离开去劳改的‘五七’干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刀削一样清瘦”（摘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论述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出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党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发动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批判《文汇报》的同时，其社外编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认为解放前“是一个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他的这种自我分析遭到驳斥，说他是‘亲美反共’，傅雷不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儿子傅聪从波兰转道英国学习音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又牵连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斗，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和夫人双双上吊在上海家中，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全部热爱的世界，年仅58岁。他曾将毕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约五百万字，架起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花费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费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曾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为能深切领悟。”这位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曾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是那样的盛赞毛主席的整风动员报告，可他的后果却是这样。我可怜的祖国，你怎么就无能佑护你的儿女？以至许多优秀人才无辜泯灭！
我这个党内的小知识分子居然也被当成“蛇”引出来了，哀哉！
三、大字报点燃火焰
凡是有良心的人一定都希望社会的现状能够改善。但是不幸，事实却不是这样。（萧伯纳）
5月，这个向来红火的月份，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通知，接着1957年5月4日发出关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并组织各种动员会。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沸腾。写文章、发议论，给以往的运动，给各方面工作，甚至给党政机关、本单位、以及个别领导提意见和建议，本着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浪滚滚的讲演，首先在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开展起来。
五月的一天，我随查汝强和他的老友乘单位小汽车去了北大、人大等大学。只见满墙大字报，还有海德公园似的自由论坛。每篇大字报，每个讲演都举起民主、法制的旗帜，尤其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对封建社会留给新中国的专制、等级、腐化等各种残余毒素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这一趟走马观花，使我很兴奋，真希望新中国能通过此次整风，将几千年遗留下的陈旧垃圾涤荡干净。
在返回的路上，老查和他的两位老友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着思想界各种动态，他们不搭理我，我插不上嘴。他的这两位老友在地下斗争中，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级，此时的地位一个比查高，一个是同级，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知识型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哪会把我一个普通的党员放在眼里，年纪又小又不是搞政治或哲学的。可是我从来认为自己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因此忍不住地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女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太好了，她说得对，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老查瞪了我一眼说：“不要瞎说。”我反驳道：“怎么是瞎说？每次选人民代表，都是内定好了，只要群众画圈圈”查打断我的话说：“领导推荐是有人民性的。”我不服地反驳道：“可人民不认识他们，再有她说的肃反扩大化也是事实呀！”老查说：“你呀！水平太低了。”一句话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想和查辩论，可老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和老友说话。我感到委屈也很不服气，但也只得暂时沉默。现在看来老查也没有说错，我当时是‘水平’太低了。所谓‘水平’，在政治中就是要善于识风向，也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我哪懂这个，就是掰开揉碎地和我讲，我也不会接受的，我自认为是真理就应该坚持，这种认死理的性格，正是以后对我的批判不断加温的原因之一。
四、参加市文联鸣放会
春末，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头霞公府内的市文联小院，树绿花红，一片雅静。可会议室内，言辞激烈，气氛不断升温。‘点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他在市文艺界做了鸣放的动员报告，接着添柴加薪的是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报告。文联的专业作家和刊物编辑都纷纷响应党号召‘鸣放’。我被曾平派到文联参加鸣放会、蹲点了解情况。会开了四、五天后，议题由务虚到务实。一位叫施白芜的老作家，颤巍巍地将他虚胖的身躯从坐位上竖起，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着陈旧血迹的手帕，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看！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时，逼得我吐血的那条手帕。硬说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凭据，非逼我承认，不承认，就向我吐唾沫，逼得我当场吐血。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就把我抓进监狱”说到此处声泪俱下：“虽然后来把我放出来了，可深深伤害了我的心。我希望领导在这次运动中能真像动员报告中说的：“要大胆提意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希望对我这次提的意见真正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总结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团结大家建设新中国。”转而他充满深情地说地“党的整风运动像春风吹绿了大地，苏醒了我们冻僵的心，我们要把心里话说给党听，向亲爱的母亲进点忠言，这也是我们的孝心”
他的话声刚停，还没坐稳，诗人张明权站起来激情地朗诵起他的新作：“人啊！远祖给了你站起来的权利，为什么你还跪着，站起来，站起来”青年作家刘绍棠也争先恐后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抢言道：“多慈祥的母亲，多好的党啊！为了大家庭共同的利益，诚恳地希望儿女们多给她提意见。我就敞开的说：于是刘绍棠口若悬河，大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作修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现在要重新审视，该“提高”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应有新的发展等。
你坐他起、争先恐后，言辞铮铮、烟雾缭绕。我的心在沸腾，“母亲”既然向儿女们展露笑容，我也有满腔的话要对党说啊！
我思索着：1955年肃反中，像施白芜所说的那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就开斗争会，阵势凶狠，方式野蛮，吐唾沫、辱骂、诬蔑，甚至随意抓捕入狱的现象，在文联之外，不也有吗？所谓的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联的人，入狱的也不少，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文化局长，革命老区来的作家王亚平不也因此入狱一年吗？难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真是扩大化了？我又为党解释：毛主席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发生上述问题也难免。但我又想：即使由反胡风发展到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是正确的，在作法上也可以改进吗？是不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确认了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呢？这不也符合毛主席说的“凡事要加强调查研究”的原则吗？。这些天我的处长曾平又上别处点火去了，只留我在文联蹲点。我严守党委机关的工作原则，在市文联鸣放会上没有发言，没有表露我的任何想法。
从市文联出来，我多想找老查谈谈，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气冷淡的样子，委屈情绪就来了，一转身回了母亲家。
五、党内会上的发言
文联鸣放会告一段落，我回到文艺处。曾平处长召开了我处人员鸣放的处务会，处内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如实地汇报文联鸣放情况，同时认真地提出党应改进某些作法的意见。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肃反运动有意见呢？看来主要是没有调查清楚就开了斗争会，既然是当成反革命分子斗，群众当然就会不客气，吐唾沫等行动也就会发生了，可斗到最后，查无实据，这样可就伤害了被斗的同志的感情。以后还是要多加强调查研究才好。”曾平处长没有表态，接着又追问我许多问题，如：“你对当前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教授治校’、‘开放同人刊物’、‘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如何看？”
不知“阴谋”是以“阳谋”形式出现的我，竟然天真地说：“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处里其他人没有一个表态的。曾平处长继续追问：“你说说怎么个有道理？”我回答：“我想要干好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将自己变成这项工作的内行。列宁在10月革命成功后不是也号召革命干部要学习做生意吗？不就是要求外行变内行吗？”散会了，我继续关心鸣放。我想起人民大学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中强调的在法律上现在还不能做到人人平等，还有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现象。觉得这些敢于直言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是对的，党如今能征求意见、要不断改进工作，多好的党啊！我早已忘记了1955年对我审查中那些不愉快的事，因为我已承认自己当时是有错误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所谓胡风集团的“内幕”，就为因胡风问题而被批判的毛承志辩护，可说是逆潮流而动。那么这次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是顺潮流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那知道曾平对我的追问是在实施“诱敌深入”是“阳谋”，只是为了凑够揪出“右派分子”数字的指标；奈何！每个部门必须完成按百分比揪出“右派分子”的指标啊！就是这位紧跟形势的曾平处长，曾经是解放前和平门那个地下党领导的小书店（朝华书店）的经理；平常在文艺处，我们相处也不错，从来没有喊过他“处长”，而是直呼其名，当时市委机关都是这个风气，最多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不白之冤，在市委党校蹲“牛棚”时跳楼自杀。
六、遭遇逆转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这是为什么？》等一系列反击右派的社论后，公开点出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文汇报》的后台，章罗联盟是右派的总头目，他们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布置反右运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把反右运动推向高潮。文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做了指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在大张旗鼓地批判章罗联盟的同时，在各大学内万箭齐发地批判葛佩琦、林希翎、谭天荣等是一批“蓄意翻天”的极右分子。文艺界也是首当其冲的批判靶的。
被划为右派的从“章罗联盟”起，著名的民主党派成员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许德珩、龙云等29名，加上“章罗联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共89名。中共内省、部级以上的如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委员沙文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9名，文学界有著名作家丁玲、冯雪峰、萧乾、傅雷以及青年作家王蒙等45名，新闻界著名主编、记者浦熙修、戈扬等11名，美术界有刘海粟等名画家7名，音乐界《何日君再来》作曲家刘雪庵、《茶花女》主演张权，社会科学界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首陶孟和的陶大镛、潘光旦、吴文藻（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著名作家冰心的丈夫）等13人，教育界最多。以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为首的知名学者、教授逾百名，自然科学界以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力学家钱伟长为首的专家4名。此外还有工商界著名人士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大陆委员董守义。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斗争，像一阵狂飙几个月就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揪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受牵累的家属亲友难以计数。（以上参考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751至762页829页）
天啦！我一下子懵了，“不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吗？”难道又错了？
文联会上那些热情的发言者，首先被当成右派分子揪出来的，不仅是施白芜，年轻的作家刘绍棠、葛翠玲也都被揪出来，而且曾平再不派我去文联参加反右运动了，我又到了“弄不通”的时候了，下意识地接受1955年的教训，命令自己快转弯吧！于是跟着批判章、罗，而且写诗表态。
但是，晚了，晚了，回头无岸。
七、回头无岸
随着运动纵横深入发展，各机关的反右运动也开始了。市委也不例外。这坐贴着白色瓷砖、位于市中心的雄伟独特的大楼里，虽然装满的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从中挖出百分之五左右的右派。
8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坦然的心情，穿着一件白底小红花的连衣裙，背着一个黑色的小书包轻快地走上大楼的高台阶，跨进大门。啊！大厅突然变了样。满墙大字报，围看的人一层又一层，我带着好奇的心情看去，老远就能看清那醒目的标题：‘请看钟鸿的嘴脸！’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大字报上列举了我在党小组会上的发言，但走了样，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扩大化，主张资产阶级专政，和章、罗联盟一个鼻孔出气等。还配了漫画，正好是现在穿的这件连衣裙，可形象十分丑化。真弄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谁能解释一下？看周围，人们投来奇异的审视目光。我一转脸就上了四楼办公室，同部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但谁也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也没敢冒昧地和他们搭话，万一碰个冷钉子更下不来台。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思索，脑子乱得很，我成了市委机关第一个被揪出的右派，一霎时被千夫所指，万人痛骂，我的脸往哪藏啊！谁能帮我呢？一下子像掉进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无处抓挠。应该说最亲近的人是丈夫，可是老查已经越来越和我疏远，我住在母亲家，也接不到他的电话，在单位碰到他，其表情冷若冰霜。正在我心乱如麻、恐慌忐忑之时，某支部委员到办公室门口，通知大家到会议室开会，我也随之起身，某说：“等会儿叫你。”轰！又是一个炸弹在脑海中开了花，这是一个不祥信号。果然，不到半小时，某又来了，他说：“钟鸿你也开会去吧。”
支部会是专门针对我在文艺处处内小会上对党提的一些意见。最奇怪的竟然将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小诗《冬小麦之歌》也批成是反党的。
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8月，宣传部全体五十余人，日复一日，一次一次地开会批斗我，上午开完，下午开，天天开，还开了一次全机关几百人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大字报有增无减，逐个问题掰开揉碎地批，并让我交代反党思想。来势比1955年猛多了。1955年我是陪绑，这次我成了主要目标。已经不存在劝我转弯的问题，只有批斗；而我只有站起来对一个一个问题检讨的权利，但我却一个劲地辩白。我越辩，批斗的火力就更猛。批判集中在《冬小麦之歌》和肃反问题上。硬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我一再解释，自己并没有在市文联会议上表态，只是在党内小组会上汇报情况和提出帮党如何总结经验改进作法的建议。我辩解道：“关于肃反运动我说的是要先调查清楚，如果真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这样可以避免错误，少伤害同志感情。这样也符合毛主席的凡事应先调查研究的教导嘛！”
没想到我的解释只能招来更高的斥责声音和更可怕的批判言辞。批判中最卖力的仍然是那位在反胡风运动中就自以为是的头号“借风者”。他批判道：“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须发动群众，斗争会就是发动群众的最好的办法，你否定了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革命！”好一个荒唐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我推下了反革命的深渊，只觉得眼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几乎要晕倒。这位头号“借风者”，虽然借风上了青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从云端上摔了下来。
会上对《冬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