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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铜板一枚。三个月后，徐氏得到的铜板数量刚好用两只手可以合捧起来。俗话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无法历数这些铜板的一一去向和下落，但我可以尝试着从徐氏得到的第一枚铜板陇起。
回到家后，天已经黑了，徐氏将刚刚得到的那枚铜板交给了丈夫徐富厚。徐富厚觉得这枚铜板来得沉甸甸的，像足用门外所有的黑夜煅造而成，他放在褡裢里三天没舍得花。第四天，他们的女儿莫名地发起高烧，连续五天不退，徐富厚咬咬牙，在得到这枚铜板的第九天里，用它请了郎中为女儿看病。
当天下午，这枚铜板由郎中的手里来到了一家酒肆，郎中用它吃了一顿还算满意的洒肴。次日，它由酒肆的主人手里来到一位书画装裱匠的囊中，原因很简单，他家里悬挂的宋代名画《暮溪含烟图》，已经残破糟朽了，他记得明朝的名士周胄说过一句话：“古迹重裱，如病延医”，没过多久，他的这幅古画便因此焕然—新。
那枚铜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分别经过卖茶叶蛋的、打铁的、卖风筝的等等数百人的手手相传，最后来到一位屠夫手中。在屠夫眼里，它当然同家中框子里积攒的几十串、上千枚铜板没什么两样，于是在一天上午，作为田赋，同其他一些铜板一道，经两位里巷税官的手中，上缴京师国库了。
这枚铜板在国库里差不多寂寞了两年。这一年，在京师，有一位从南方前来赶考的私熟先生，因成绩落第，榜上无名，回到旅店后心灰意冷，默默收拾东西，准备回乡。他虽然是第一次来到京城，但是城里的一切高楼建筑，好玩去处，都已经勾不起他的任何兴致了，京城对于他来说，除了模糊记得米时的大致方向是南边，其他统统不知道了。他在这里是一个异乡人，陌路客，仿佛是一枚沙子，被风吹到了另一座沙漠里边，似曾相识的是它的同类，完全陌生的是周围的世界。
私塾先生正在收拾行囊，忽然听到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一阵紧于一阵。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打开门一看，进来的是两个当地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对方向他笑了一下，自我介绍说，他们是京城一家大户的管家和仆人，冒昧打扰，是想请他去为主人的孩子做家庭教师，盼能应允云云。私塾先生连连摇头，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不是弄错人了，我与你们素昧平生。对方说，没有弄错，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之法，口碑良好，不仅在他的家乡，就是在外地，耳闻的人也堪称为众。私塾先生说，我一个南方下士，考试不第，求名不遂，恐怕这次回去连以往开办的私塾都难以为继了，哪里还能在京城做人师？来人再三恳求说，他们的主人长年在外做大宗生意，只有主人的妻子领着一个孩子在家。孩子童蒙未启，少不更事，他的母亲只盼望找一个好的教师，教他学习。再说，先生借此机会在京城呆着，吃住无愁，授课之余可以自己再温习功课，静等下次应考，何乐而不为？
私塾先生推辞不过，更觉得对方后一句话言之有理，于是答应了。临告辞时，对方先交给他五十枚铜板，共合银五十厘，算做订金，并告诉他，先暂时在此居留，过两天派人接他。
私塾先生等了两天，毫无动静，内心疑虑。他以为是有人开他什么玩笑，可是褡裢里的铜板真正是叮叮哨哨的，那可是值着五十厘银子。他有心想把这些所谓订金带走，不告而别，又苦于此举违背做人根本。当天夜晚，正无汁可施之际，只见门外火把交映，一行数人，车马大轿，前来接他了。上轿后，这些人走街过巷，步腔匆匆，私塾先生在轿中辨不得南北，火把和夜色掩映下，记不得拐了几个朱门和墙垣，最后在一问偏室门前，卸下了他的行李物品，并请他人室歇息。接他的管家对他说，到这里不要乱走乱动，需要什么，喊来仆人就是。私塾先生看了看自己周围，高墙深院，人生路陌，间或有家刁—值守，事已至此，看来想走也走不成了。管家接着对他说，明天一早，就将学童领来。并叮嘱道，孩子的母亲非常溺爱孩子，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体罚责打他。
此后，那个学童果真每天按时前来上课。私塾先生见他眉清目秀，聪颖智慧，非常喜欢他，授课也格外努力。一日三餐，管家待他殷勤之至，丰盛琳琅。嘘寒问暖，不在话下。私塾先生与外界有什么接触，往来全由仆人代办。到了年底，私塾先生的家里忽然来信说，几次寄来的银钱全都收到，家里一切平安。至此，私塾先生才知道，主人一直在替他补贴家用。
时光匆遽，不觉已过了三年，京师每三年一次的科举殿试即将开始。这一天傍晚，管家来到时，私塾先生说，眼看新一轮的科考在即，明天告辞。管家挽留说，凭你的才华横溢，难道还怕将来不功成名就？先再教学童三年再说。私塾先生再三婉拒而不得，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又教课三年。这时候的私塾先生，言谈举止间禁不住有一点怨气了。三年后，又到了科考的时间，这一天，管家前来对他道谢说，小孩子承蒙先生不辞劳苦，教学精严，已经能够自立成人、自断是非了。先生急于功名，我们不敢再留了，很快就敬送先生离开。私塾先生高兴极了，收拾行囊完毕，静等送行。这一天凌晨三四点钟，天还是黑的，管家和仆人叫醒私塾先生，领着他出门了。走到一个地方，说，先生暂时呆在这儿，过一会儿天稍亮就走。过了一个多时辰，私塾先生听见有人高喊他的姓名，随即有四五个穿着宦服的人前来给他领路，一路上所经过的全是在晨曦中显得美轮美奂、鲜明高大的宫廷建筑。私塾先生全身惊悚，口不能言。来到一座大殿，有一个人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私塾先生睁开眼睛慢慢一看，原来正是他教过的学生。私塾先生吓得赶紧伏身在地。
那个学生就是幼年的康熙。
过了一会，康熙轻声叫起他，传旨，赐授他做词林官。词林官又叫翰林官，专门为皇帝撰拟文书机要。这倒强似考中状元许多倍。私塾先生称谢退出时，全身已经是大汗淋漓。
这个事情，我记不得是在《广阳杂记》里读过，还是在《皇华记闻》里读过。要么就是《国朝先正事略》或《谈助》，或者干脆就是别的什么书。我想，在什么地方读过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跟我要讲的那枚铜板有关。
也就是说，当初，私塾先生收到的五十枚铜板订金，统统来自国库。其中的一枚，就是徐氏被征当“奶口”时得到的那枚。
这枚铜板于1662年由做了翰林官的私塾先生手中流人民间，辗转一年后，再次收归国库。
它的命运险些到此完结。每个时代有它不同的钱币，康熙亲政后，朝廷陆续收回顺治时代的旧币，重新回炉，准备代之以新式铜板，只不过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和艰难。这枚铜板幸运的是，它在国库里仅仅呆了一个夜晚，第二天，等待它的不是重新回炉，而是再次流转民间。
这不能不提到一个叫方文长的人。方文长是一个普通库兵，也就是京师国库里的搬运工。国库资金浩荡，银锭铜板不计其数，每天全国收入支出搬进搬出十几次乃至几十次，一出一进动辄千万，这就需要一定人数的搬运工。方文长就是四十个搬运工里的一个。库兵在清朝户部下属的各种差事中，属于要职，任职者必是满族。但方文长是个汉族，汉族而能荣列其中，全因方文长给上司行了贿。
库兵在体力上可不算什么好活计。每天箱箧竹筐，搬来扛去，上面盛的不是银就是铜，全是从矿石里提炼出的比石头还重的东西，哪有轻快的物资？并且，无论夏日炎炎，还是冬风刺骨，库兵在搬运时一律赤身裸体，并且还要公然地置于堂官的监督之下——不然有人私携资金出库怎么办？ 库兵如果除了糊口之外一点好处没有，方文长当初就不会去争这个差事了。他每次工作结束，都能偷偷带出来一些制钱，也就是铜板。国库重地纪律严明，除了受人监督、赤身裸体之外，最后一趟出库时，必须在堂官的面前一个个排队，两臂平举，暴露两肋，两腿分开，慢慢走过——防止夹带铜板，同时，嘴里还要高喊：“吾不曾携带铜板！”据说，这几个字的排列组合方法也是经过周密演绎的，嘴里含着任何东西，这几个字的发音就会变形。
方文长有他自己的办法。他用肛门携带铜板。这种方法既然不是祖传，任何别人又不知道，那就只能是他自己琢磨出的。他每次携带不多，一枚两枚，三枚五枚，但日积月累，也就不是小数了。
做了翰林官的私塾先生的那枚铜板，就是方文长用这种方式带出来的。回到家，用烈酒和山西老醋消毒洗净，方文长才发现这是—一枚前朝旧币。时间不等人，不赶紧把它花出去就有过期作废的危险，方文长当天晚上就来到一个戏园，用它为自己的两只耳朵享受了差不多一夜的苏州评话。
说苏州评话的那个艺人大半生只有两个嗜好，一个是说评话，另一个就是赌博。在他看来，赌博是他人生的另一种言说方式。他在得到这枚铜板的次日凌晨就把它与别的铜板一起押在赌桌上了。他抛了一个骰子是四点，这当儿，有人上茶水碰了桌子一下，骰子变成了五点，五点输了。争讼由此发生。在与赌方坚执不下时，他一把捂过铜板就跑。钱是属于他了，但是他的左臂遭到对方狠命的一刀，从此以后，他的那里就再也伸不直了，说评书时，总是半端着胳膊，仿佛随时要去拍击眼前的醒木。
这枚铜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居然顽强地没有退出它的流通领域，甚至清朝年号已经到了雍正时期，它还在履行着它货币上的坚挺姿态。理由是，此时国内铜产量极低，少数几个边远产铜省份，由于路途艰阻，迢遥不便，产品难以运抵京师，这就导致铸币量锐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只好东墙西补，聊胜于无，使得顺治、康熙年间的大量旧币也参与流通。此外，还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若寻：年前由于制钱含铜量太高，加之制钱铸造量太大，导致市场银钱兑换率的比价低，也就是说，形式大于了内容，铜的价格大于铜钱本身，使得民间大量收购铜板，熔化取铜，然后再制成铜器铜皿等出卖。这是铜板匮乏的一个原因。而今，铜板的匮乏和铜矿的稀缺，导致市场银钱兑换率的比价增高，民间反过来开始熔化铜制品，私铸铜钱出卖。这是世界货币史，亡属于中国货币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那枚铜板，就是在这种戏剧般的变幻下，鱼目混珠，九死一生而复出的。
1735年，一个无名的商贾在返乡途中，将这枚铜板千里迢迢带到辽阳。这也是这枚铜板自诞生以来，头一次离开京城而来到异乡。在那时，人们出行携带大量铜钱极为沉重利不便，除极少数量之外，一般都到当地钱庄兑成银票。
这一年，在辽阳共有三百十八人得到它并把它花出去。
1736年，这枚铜板来到了同属奉天省的庄河。这一年，它经过了七—卜四个人的手指的抚摸并流窜出去。
1737年至1742年，这五年间，这枚铜板遭受了它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流通停滞期。原因是它来到了一个吝啬的乡绅手里，这个乡绅把它同上万枚的铜板挤在一起，藏在黑暗的陶罐中。
1743年，乡绅病故，他的所有遗产被儿子们挥霍一空。同年，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再……，次把那枚铜板携人京城。
1744年，有四百二十一个人在京城得到并花过它。此时的情形对这枚铜板来说，显得越来越不妙。朝廷的旧币流通禁令已经颁布多年了，大海再深，耐不住鱼网越收越紧，这枚铜板在民间的流通寿命指日可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着它，惟恐它在自己的手中丧失了生命。这可以看成是人们善良而不忍杀生的另一个表现。
1745年旧历的年夜，这枚铜板来到一个叫傅已成的钱庄老板手上。老板深谙这个道理，水消失于水中，风消失于风中，要想将这枚铜板在自己眼前消失，当然要让它重新混迹于它的同类当中。
凌晨，傅已成从城西车公庄和三塔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走出来。他用那枚铜板找了一个叫青苹的歌妓陪了他半宿。那枚铜板落人青苹床头的瓷钵里跳荡滚动的声音，叮叮哨哨的毫不逊色，仿佛青苹银子般清脆的笑声。
人世间仿佛是上帝做过的一个梦。至此，这枚铜板遭遇了它所无法回避的迷咒般的尴尬命运。多少年前，一个讲苏州评话的艺人因为这枚铜板被对方砍伤了胳膊，如今，他的曾孙无意中用它得到的恰恰是对方曾孙女的身体，如果这不算轮回和报应，那么上帝为什么首肯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像时光是有刻度的一样，命运也有它迟早的刻度。这枚铜板，注定要像“击鼓传花”这种游戏一样，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个人手里，暂停它的呼吸。
这一年应该是1746年。1746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一座名叫普林斯顿的大学开始成立。同年，著名的神学家爱德华滋得以出版他的《宗教情操真伪辨》；在法国，卢梭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在英国，一个名叫詹姆斯·库克的杂货店学徒少年，因为与生俱来地喜欢闻到海水的咸味，听到鸥鸟的鸣叫，热衷让海风拍打他的面颊，来到了著名的沃克兄弟船公司当了学徒。后来他曾在荷兰人发现了澳大利亚之后，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第二大岛，他还护送过科学家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观察金星的情况，他后来成了英国著名的航海家和海军上校；在中国，一个叫金昆的清朝宫廷画家奉命开始画皇帝《大阅图》，却不料将象征满族势力的八旗画错了，更糟糕的是他企图加以掩饰。乾隆知道后，十分恼怒，责令怡亲王允祥和内大臣海望将他治罪。这一年，清朝文学家洪亮吉出生。在西北的乎凉，连续三天发生轻微地震。在普洱，一颗硕大的流星呈波浪线状悄悄滑落……
同样是1746年，在京郊某一条羊群刚刚走过的小路上，一个放牧人拾到了一枚铜板。他把它略微打量了一下，知道这是一枚超过流通期限的无用的铜板，就把它再一次丢到地面，只不过比拾到的位置移动了几米而已。
时间迟缓而快速地走过了一百六十年。我说“时间……走过”这两个字眼，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实是一对矛盾的东西。所有人都知道“时间”是“流动”的代名词，而科学家坚持认为时间其实是静止和凝固的。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心理时间，一个是物理时间。时间的定义竟然存在两种（甚至多种），那么时间还准确地存在着吗？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玻尔兹曼给一切形而上学起了个诨名，叫“人脑中的偏头痛”。我的另一面头已经够痛的了，再说，古往今来许多把一生时间都用在研究时间问题上的科学家，牛顿、玻尔兹曼、艾伦菲斯特……最后都以自杀而告终。我不想做一个觊觎和研究时间的什么科学家，所以我还是小心地躲开这个话题为妙。
一百六十年后，也就是1906年，6月，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正在京郊锄地的农人，他手里的锄头忽然在松软的土地里发出一声细微的声响。一枚铜板滚到他脚前。他拾起来拂去上面的泥土，仔细地端详着。铜板的正面铸着隶书，是“顺治通宝”四个字，背面是满文。他闻到了一股像土地一样久远的气息。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把它揣进了衣兜里。那一刻他并不知道，他这是在耕作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季庄稼。
这个人因伤寒死于这一年的冬天。由于下面的原因，我无法说出他的名字。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他是从京城来此隐居。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人物，在十九世纪末叶，他在政治上的影响不逊于后来的邹容，而文学上的造诣，当同比他稍早一些的文廷式抗衡。他在临死的时候，购买和搜罗回自己所有出版及未出版的著作，统统销毁。同时，他看透并厌恶了那种生前势不两立、死后惺惺相惜的小人的嘴脸，为防止谬托知己、谬种流传的现象出现，他早早立下了遗嘱，严禁任何人（包括所谓朋友）在他死后撰写有关他的什么悼词、纪念文章、回忆录等等。时间（又是时间！）横亘了一切，因为上述的原因，我们今天几乎无以更多地了解他了。这是他的成功。
他死后在他生前耕作过的那片土地里人葬。我知道在中国乡间一直存在这种迷信，人死后是要在他的嘴里放上一枚铜板或硬币的，好在阴间的鬼门关贿赂小鬼。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卡隆特，那是地狱冥湖上运送亡灵的摆渡人，他专门收取死者家属为死者放在嘴里的钱币来作为摆渡费的。眼下正是如此，这个不知名的名人，他的家人把他拾到的那枚铜板，含在他的嘴里，一同埋人地下。
这枚铜板再次重见天日是1936年，西安事变的那一年。只不过不是发生在冬天而是夏天。一个三流的盗墓贼在墓室里偷走了几个古董并失手碰碎了一只瓷瓶后，顺手揣走了它。盗墓贼在地面上的阳光—卜打量着，这枚铜板的正面不知什么时候增加了一道细小而触目的口凹痕，当然，那不是死者的牙齿咬啮所致，而足来自他生前使用过的某一只锄头的磕碰。
接厂来我几乎无力继续说出这枚铜板的下落。我相信世间有许多事情是神秘的，断裂的，它们不屑将真相向人类和盘托出。甚至，我们所浸淫的世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只有虚无。那枚铜板，我知道，就眼下来说，也许是个例外。因为我相信它。我相信这个圆形的精灵，它在冥冥之中一直存在。
1971年夏季，在东北的鞍山市，东风小学 三年级学生周向丽正在放学路上踢毽子玩。在 放学路上踢毽子，这不是一件值得倡导的游戏 方式。因为过往的车辆太多。三年级小学生周 向丽事后回忆，她的过错不在于踢了毽子，也不 在于是放学路上——因为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胡 同。她的过错在于，她不该在那里遇见了同班 同学徐玲。
徐玲是一个有点笨拙的女孩。此外，她剩 下的唯一缺点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