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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玲是一个有点笨拙的女孩。此外，她剩 下的唯一缺点是不够讲卫生。她的头发总像是 在稻草堆里玩过捉迷藏后钻出来的样子。一般 来讲，周向丽不爱搭理她。眼下也是，周向丽正 在边走边踢毽子，斜肩挎带的书包在她的后屁 股一扑一打，徐玲主动回头给她数数，周向丽也 没有同她说一句话。
“一百零六、一百零七……”数到第一百零 八的时候，徐玲忍不住走上前大声对周向丽说， “周向丽，你能不能把毽子借我玩一玩咧？”
周向丽一分心，毽子掉了。不然她能踢到 三百个不成问题。周向丽看了徐玲一眼，说： “借你玩？凭什么啊？”
“就借我玩一玩呗！”徐玲说。徐玲没有毽 子。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会扎鸡毛毽子，而徐 玲不会。我说过，她是一个有点笨拙的女孩。
“不行。”周向丽说。
“我用钱买还不行吗？”徐玲说。
“什么？”周向丽问。
徐玲从兜里掏出一枚一分钱硬币。她自我觉得这个举动是不够文明的，有点难为十占。倒不是因为她耻于做交易，而实在是因为——钱太少了。她本来是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劲头的。可是，她看到了周向丽眼睛咀的一丝光芒，周向丽问她：
“还有吗？”
“没……没有了。”徐玲紧张地摇摇头。就是因为真的没有了，她才紧张。这一分钱，是她昨天买橡皮找零回来的。
“行……”周向丽声音很小，她的脸红了一下，似乎比徐玲还要难为情。1971年，三年级小学生周向丽在记忆中，她的童年从不缺少玩具，那都是简易的自制玩具，跳房子的布瓦，手掌上翻出各种花样的塑料线，毽子，等等。比如这只毽子，那不过是用一个随处可见的老旧的铜板和相同大小的皮革做底垫，绑上几根鸡毛而已。她的精神不缺少游戏来贯充，然而，在1971年，她的胃肠却缺少某种东西的贯充。她太渴望能吃到一支冰棍了。那种凉冰冰的、甜甜的、贴着薄薄蜡纸的、五分钱一支的冰棍。她记得家里装药品的抽屉里遗落了两枚二分钱硬币，凑上这意外得到的一分钱，她立刻就可以结束三周没吃到一根冰棍的历史了。
对全家六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在收购站 …上班辛苦挣钱的周向丽来说，这段等待的历史 是太漫长了。
周向丽接过了那一分钱。徐玲取走厂呆在 地上的那只毽子。徐玲临走的时候好奇地问周 向丽：“这个大钱（铜板）上面写的什么？”
“顺治通宝，”周向丽说，“奶奶告诉我的。 我爸爸单位这种大钱有的是，听人人说这是属 于‘四旧’的东西，淮都不稀罕要。”
“哦，”徐玲说。她不知道什么“孙子通饱”， 谁是“四舅”。她又看了那里一眼，“这上面碰了 一道印儿。”
“没关系。”周向丽说，想着即将吃到的冰 棍，她的心里莫名的欢愉。“有印儿不要紧，‘四 旧’的东西，就该用脚踢它。”
周向丽心里想，爸爸单位旮兄里的废铜钱 足有好几麻袋呢，家里往年积攒的鸡毛铺起来 也有一寸厚。扎一只新鸡毛毽对她来说，容易得不就跟踢毽子是一样轻松的事吗？
回到家周向丽才发现，她的冰棍还是吃不成。散落在药品抽屉里的硬币，原来只有一枚二分钱，一枚一分钱，加上她得来的这枚，才不过是四分钱。
她不敢张口向妈妈再要一分钱凑齐。那样的后果很可能是，妈妈连药品抽屉里的三分钱也一起没收。
周向丽拿着这四分钱走在街上。鞍山是一个在旧时代被日本人占领过的城市，这座城市至今还保留着日本风格的有轨电车。当一辆有轨电车在城市的铁道上嘎嘎驶过的时候，寂寞闪亮的铁轨突然启发了周向丽的思维。她记得听一个同学的哥哥跟同伴们无意中说过，把一分钱放到铁轨里让电车轧，它就会变得像二分钱一样大，然后拿到银行，可以换出一枚真正的二分钱。
1971年，小学三年级学生周向丽平生第一
次，做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我猜想她此时这么做，已经不全然是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在诱惑她，而更多是这种未曾明了的游戏方式在怂恿她。她在下一次电车来到之前，把那枚一分钱放人铁轨里。事实是，她成功了。电车过后，那枚一分硬币变成了单薄的、扩大的、模糊的铝质圆片儿。她把它拿到一家储蓄所，告诉营业员，她是在买酱油的路上不小心将二分钱掉人铁轨里的，捡出后变成了这个模样。营业员一边告诫她以后要注意爱护使用人民币，一边给她兑换了一枚崭新的二分钱。
周向丽如愿以偿地吃到了那根冰棍。只不过，在临吃完最后一口时，她忽然感到嘴里有一丝苦涩。奶奶说过冰棍里面兑着卤水，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周向丽不知道，就在她拿到营业员兑换的二分钱，神情慌张地跑回家还没来得及去买那支五分钱冰棍的时候，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重新鉴别出，她们收到的是一枚一分钱硬币。事后，她们就此事向领导做了反映。最后，大家形成的一致意见是，一分钱虽然事不大，但使小朋友滋长了弄虚作假的思想却是大事情。大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而应该看到这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顺利接班的大事情。
大家决定去寻找这个不知名的小学生。然而，鞍山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呢？她们凭着对这个小学生相貌的一点了解，一条条街道，一处处学校寻找，一连找了两天毫无线索。这时，有的工作人员打退堂鼓了，不想找了，其他工作人员及时做了工作，统一了思想，她们认真温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军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那么，她们也不是为找人而找人，而是为了向广大学生、家长、群众和社会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和他们讨论如何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大问题。她们的寻找过程应该像长征一样，“是播种机，是宣传队”。
东风小学三年级学生周向丽明显感受到了她们释放出的巨大威力。这两天，她惶惶不可终日。现在，革命委员会机关、工厂、街道居委会和别的十多所学校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每天的广播喇叭也在放，听说她们已经走访了八九千人，很快就要来到东风小学。那时候，全市所有的人，不，最要命的是全班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她因为嘴馋，做出这么丢人的事！她连续两天做了噩梦，有一天上课时，学校领导来例行检查，她竟然吓得小便失禁。她感觉空气像墙一样令她窒息。
第四天，储蓄所的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她们要找的人——周向丽，只不过，小学三年级的女学生周向丽不用她们教导，再也不会做错任何事情了。她喝了家里奶奶准备点豆腐的卤水，永远醒不来了。
只是，周向丽不知道，她给同学徐玲的毽子，上面那枚铜板的前途尚不知下落，而她从储蓄所得到的这二分钱，还不知要步入怎样的结局。这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延伸两种不同的故事走向。周向丽不能同时了解它们，正如两个人梦中的情节不能在梦中互相沟通一样。
周向丽是向街头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太太买冰棍的。储蓄所给周向丽的那二分钱硬币，很快被老太太找零给别人了。同样经过无数次的辗转和旅行，这枚硬币于1976年夏天由一个到河北唐山探亲的人，带到了唐山。他住在亲戚家里，并且于某一天骑着亲戚的自行车到商店办事。出来时，他把那二分硬币交给了看自行车的一位中年妇女。
那位中年妇女，照例是每隔一周，要把挣到的—小包硬币存到唐山市新华中路的银行的。这样，这枚二分钱硬币一直呆在了银行。
这一年的7月28日，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关于那枚二分钱硬币的下落，我忽然发现我已无力叙述下去。同时，叙述它也将是一件非常沉闷的事情。如果人们容忍我的某种病态般的行文作风，那么我想援引一则报道来展示当时的情况：
一分不差
北京部队某部一排清理
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纪事
……金库被强烈地震震塌了，里面埋着现金915150元零9分。
人民财产遭受损失，战士们十分心疼……中午时分，他们清出了全部纸币和7000多元硬币。经过银行工作人员清点对账，只差5元3角9分了，唐山分行领导同志看到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满面灰尘，关切地议：：“5块多钱，数目不大，不用再找啦，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不，我们的任务还差得很远。”战士们坚决表示，“别说5元，就是5厘也得扒出来！”
余震在不断发生……
又经过三个多钟头的过细搜索，只差5分钱了。银行部门规定，允许金银数目有百万分之一的误差。按理，90多万元中，5分钱早在误差标准之内了。然而，战士们头脑里的标准却定得更高……“财经工作上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银行工作同志为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再次清点数目。又查到了3分钱。最后只剩下2分钱没找着。他们说：“2分钱不用找啦。”
但是战士们劲头更足，他们在渐浓的夜色里，拧亮手电寻找。
新战士X X X爬在内间的小洞里摸索。他扒开已经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搬开在墙根的乱砖头，手指探进砖缝去，触到了一个硬子儿。他一阵兴奋，抠出来用手电一照，正是一枚2分的硬币，已经和泥土同样颜色了。他拾起来擦了又擦，兴奋地喊道：“找着了，在这儿！”……
他找到的这枚硬币，正是当年小学生周向丽绞尽脑汁得到过的那二分钱。
这则报道，最初刊登于1976年8月21日的懈放军报》，几乎同时，8月28日的《河北日报》也予以发表。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也证实了这件事的发生。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为什么一个排二十名左右的战士，要为最后那二分钱拚搏几小时？须知，“余震在不断发生”，即便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那么把这一个排的人力和长达几小时的时间，用在到别处去搜救更多深埋地下或濒于绝境的人的生命上，岂不更有价值？
还有，我叹服于现场所有人的“认真”态度。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哪怕从自己身上掏出二分钱，偷偷扔在地上，再佯装捡起，从而尽早结束那漫长和难堪的几个小时。如此说来，更加支持了我一以贯之的想法，无疑是那二分硬币有一种魔症，否则能说是那个时代人的身体上出现了魔症？
这些硬币差不多都是1955年发行的。那是中国解放后首次发行硬币的年份。我忽然由此窥到了一个隐秘的事实：古代的铜板，都是圆而中间有孔的。据说人的眼球结构使得人们更喜欢圆形的东西，而不是线形的，同时（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据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出发的科学家论述，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对镂空、孔洞等相关存在形式有着天然的好奇和喜欢。而建国后发行的人民币，结束了中国钱币中间有孔的漫长历史，也许，它正是由此来堵塞那个年代人们对金钱的所谓非分之想吧？并且，从那时起，人民币硬币的边缘多出一圈硬棱。专业上讲，这叫“丝齿”。这又是暗合了某种能引发人“偏头痛”的诠释：它们具有咬噬外物的功能和力量。
1992年6月我开始见到并无法回避地亲自使用了新一轮的人民币硬币。它的一角钱材质是铝合金的，五角是铜合金的，一元是钢芯镀镍的。它们中间都没有孑L，不过，它们的边缘也再没有了“丝齿”。
这些小东西，一个个都是圆形的精灵啊。在货币家族中，它们比纸币活得耐性；在人世间，它们比人活得更长久。只要它们自身不遭到外界物理意义上的打击和毁灭，它们的生命就不会终结。哪怕时代更迭，良币逐劣。那只会使它们更加安全无虞，即使在民间，也享受一种叫做“文物”的厚遇和尊荣。
缘此，它们作为个体生命的无数可能和故事，也会一一的延续和演绎下去……
去年岁末，一个叫于晓威的男人，因为在俗世中遭遇了一点儿感冒状的坎坷，找到了他的朋友、周易研究家祁山寻求解脱。祁山也是一位诗人，他在许多诗刊发表作品，惟独遗漏《诗刊》。我想我说的话没有错。
据说他遗落《诗刊》的唯一理由，是他看到身边所有写诗的人都前赴后继以上《诗刊》为荣，那么他就不循此道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真诗人。
在他的家中，他用三枚铜板为于晓威起卦。这是最古老的占卜方式。他在地板上连抛了六下，然后像观察天象一样记录下每次的阳爻、阴爻，阳动、阴动。最后他小声咕哝说，没什么，我猜你就是得了一场感冒。会好的。
前去占卜的男人拾起了那三枚铜板。其中的一枚，色泽黑红，薄而亮，好像经过无数人手泽的打磨，这是人们俗话说的“古铜”，是古币中的上乘。它的正面镌着“顺治通宝”四个宇，并且，横亘着一道已并不明晰的凹痕。
科学家说，如果时间是无数的，那么，以此为前提，给一只猴子一台打字机，任由它无穷地敲下去，终有一天，它会敲出一部《红楼梦》来。
从古到今，我不知道有几亿或几十亿圆形的钱币，它们连带了怎样无以计数的故事和命运。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我以上叙述的将同它不谋而合。
就像眼前这枚占卜的古币。是的，它迟早会占卜出属于它自己的命运和经历。
1992年6月我开始见到并无法回避地亲自使用了新一轮的人民币硬币。它的一角钱材质是铝合金的，五角是铜合金的，一元是钢芯镀镍的。它们中间都没有孑L，不过，它们的边缘也再没有了“丝齿”。
这些小东西，一个个都是圆形的精灵啊。在货币家族中，它们比纸币活得耐性；在人世间，它们比人活得更长久。只要它们自身不遭到外界物理意义上的打击和毁灭，它们的生命就不会终结。哪怕时代更迭，良币逐劣。那只会使它们更加安全无虞，即使在民间，也享受一种叫做“文物”的厚遇和尊荣。
缘此，它们作为个体生命的无数可能和故事，也会一一的延续和演绎下去……
去年岁末，一个叫于晓威的男人，因为在俗世中遭遇了一点儿感冒状的坎坷，找到了他的朋友、周易研究家祁山寻求解脱。祁山也是一位诗人，他在许多诗刊发表作品，惟独遗漏《诗刊》。我想我说的话没有错。
据说他遗落《诗刊》的唯一理由，是他看到身边所有写诗的人都前赴后继以上《诗刊》为荣，那么他就不循此道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真诗人。
在他的家中，他用三枚铜板为于晓威起卦。这是最古老的占卜方式。他在地板上连抛了六下，然后像观察天象一样记录下每次的阳爻、阴爻，阳动、阴动。最后他小声咕哝说，没什么，我猜你就是得了一场感冒。会好的。
前去占卜的男人拾起了那三枚铜板。其中的一枚，色泽黑红，薄而亮，好像经过无数人手泽的打磨，这是人们俗话说的“古铜”，是古币中的上乘。它的正面镌着“顺治通宝”四个宇，并且，横亘着一道已并不明晰的凹痕。
科学家说，如果时间是无数的，那么，以此为前提，给一只猴子一台打字机，任由它无穷地敲下去，终有一天，它会敲出一部《红楼梦》来。
从古到今，我不知道有几亿或几十亿圆形的钱币，它们连带了怎样无以计数的故事和命运。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我以上叙述的将同它不谋而合。
就像眼前这枚占卜的古币。是的，它迟早会占卜出属于它自己的命运和经历。
美国梦，中国情结——卢斯和他的《时代》
一 创造媒体帝国的人走了
“封面中国”的故事的讲述，应该从亨利·R．卢斯（Henry R．Luce）开始。
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3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对于卢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达到1433万多册。（《时代》，1967年3月10日，第26页注释）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卢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二十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每三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十二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引贝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引者）除外——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