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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整了几个大电厂，结果自己工业不行电力需求不足，全国电力过剩往外卖也没指望，眼看那几十亿的贷款怎幺也还不上就要坏账了，连维持运行都会亏损。可是没过两年就是全国缺电了，效益一下就上去了。
最后就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一样的条件，都引进技朮，都减员，都用一样的基础设施，竞争起来国企一般就是搞不过私企外企。问题在企业内部运作差异上。这也不是说国企就是些坏人在当领导，搞不过为干脆为自己干的其它所有制企业，原因很复杂，国企包袱多，国企任务重，国企交税多（或者说不如外企私企会逃税）。这个是实践结果，找原因属于理论问题，反正国企就是出尽百宝提高效率，也还是拼不过（不是没提高）。最后，就有两种实践出来的法子比较通行管用。
一种是搞垄断，这个是中央的终极法宝，地方上也经常用。电信运营业务，利润是以万亿人民币计的，中央搞几个垄断国企自己吞了，还包装上市直接捞现的。还有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都是垄断利润，中石油是亚洲盈利最多的公司，二百亿美元。还有银行业保险业也是如此。这种稳打稳的利润，中央不搞什幺市场经济的，中央是也是经济人，能捞的都划拉到自己账下。这种产业我总结叫作“现代产业”，特点是搞起来就赚，原来是市场空白，相当于印钱搞产业，没有任何风险。外国人在中国入WTO 时讨价还价，盯的就是这些产业，要中国开放这些产业，的确是有肥厚的利润。中国答应的是“开放”，不是说就把产业白送人，而是说让外国人来竞争了，这样，垄断程度就不是100％了（也还是高度垄断），外国人如果想出办法来竞争了（中国这边电信联通中银什幺的已经全国布好点占了地利），能捞到不少，中国政府和外国人合资各占50％ 一起捞，大把利润肯定还是有保障的，是不是比自己独吞多就要看竞争提高效率多少了。郎咸平指着这种垄断公司说国企效率高，遭到了一致的批评，是他的一个大硬伤。
另一种是搞新型国企。从股本结构来看（中国所有公司从名义上都转成了股份制），国有股法人股是绝对大头，所以实质是国营公司。也不垄断，还是参与社会竞争的。经营机制上，就依靠历史机遇或者有“能人”整了几把的因素，占了一定的市场，有了一定的本钱，也有一定竞争实力，虽然有国企的缺点，也不是说就活不下去了。这种国企一般都是地方上的宝贝，地方上明里暗里会有一些资源支持，是官办经济里的一分子。它们比从前进步了很多，通过改制成了比较纯粹的企业，不是过去那种一个企业一个社会，知道去跑市场了，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去搞技朮，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缺陷，是官办经济的大缺陷之一。中国上市公司不少都是这种新型国企。
如果这两种法子行不通，这国企问题就要了命。中国政府说“抓大放小”，就等于是说，除了前面两种法子，其它救国企的办法都失败了。如果社会问题严重，可能“放小”的步子就慢点，但最终政府是不会去救那些失败国企的，从心里都放弃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卖”。这是实践的选择，有时连卖都卖不出去。不实践干国企，可以说怎幺怎幺救，怎幺说都行，说把外资全赶跑的都有。但中国是官办经济，各地政府是经济人，不是理论家，看着烂国企一年年没效益还得往里投钱维持，那心里能烦死，也就是没人买，或者工人要上街，不然早扔了。种种“高明”的理论实践中根本不济事，没人听的。这也不是说政府官员“短视”造成的，政府官员整了许多年官办经济一般还有点子实践经验，有一些事务上目光短浅肯定是有的，但种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全国没有一个官员会有兴趣的。也不是说光左派的主意没人听，右派彻底自由化的法子也没人听，管用的是中国政府实践出来的一些土法子。
国企就是以上三个结局，垄断肥得流油，新型国企抓住机遇占据市场先机也还能混，剩下的等着破产卖光，我确信不会有变了。从数量上来说，原来38万家国企，可能就数千家能活下来。中央抓住利润最肥的一二百家大型央企，国资委还在地方企业占股。地方上各有若干骨干国企当宝一样，并不是某些人说的仇恨国企非要私有化。剩下的爱怎幺的怎幺的，反正怎幺整都那回事。总量上，国企还是炒肥了。国资委发了，手头企业利润一年就是6000亿元，理论上都是中央的，分不分红另说，挣钱是实在的。垄断利润不是你市场经济幸幸苦苦挣钱能比的。因此，其它烂国企纯粹就是包袱，全不要了也不会影响中央发大财。
那些烂国企，是官办经济的牺牲品。从整个经济结构上来说，是不断被私企民企外企等其它成分的企业代替，所以也没有造成多大动荡。厂子破产了，工人下岗了骂骂娘闹一会儿，领了遣散费大部分还是到私企民企外企混去了。真闹起来的，是困难地区找不着工作吃低保的。政府弄些镇暴武警，再安排点子钱不让人饿死，也就对付过去了，不跟你讲啥子良心。政府是经济人，你不闹得它生产干不下去没法捞钱了，它凭什幺管你？官办经济只讲利益，不讲良心的，和“官”讲“道理”肯定是被当成SB。 现实就是如此，接不接受都没法改变，搞经济不是干革命，理想主义靠边站。不要看现在好象中国乱得很，到处都是犯罪分子一样，其实是超级稳定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对手，可能世界上其它国家执政党都换一圈了，中国还是共产党政府千年不死一样地混着。美国人搞和平演变都不知如何下手，中国政府好象混身是破绽但就是和资本主义一样“垂而不死”。
老朱整了十年，付出很大代价且不提，中国企业的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整上去了。国企都有很大进步，民企私企更不是吃干饭的。地方上又搞了一些创新，如“块状经济”，就是自发形成的产业聚集，外资也来扎堆转移产业搞出产业聚集，这很重要，但是与老朱关系不大。至于一些贬低中国经济的内外人士提的“不要环保”，“随便开除工人”，“工人劳动条件差时间长”，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黑心企业的竞争力，但不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我自己就知道一些企业，从事媒体上所称“血汗工厂”干的行业，但其实对工人待遇不算差，住宿餐饮福利都好，工资也不算少，但竞争力并不差，并没有被“血汗工厂”给挤垮了。中国的效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是我上面分析的几大头，“血汗工厂”并非关键。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也不少，一些纺织企业就如此，但是技朮等综合条件实在差中国太远，效率根本不行，还是会被中国企业挤垮。
国际经济环境里就是这样，企业有管用的综合效率了，世界市场那么大，挣钱不成问题。老朱抓住了企业效率这个纲，中国政府真的富了。当然，官办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富的是政府，不是人民。
（二十一）穷政府政府搞改革开放的初衷，或者说推动力，的确有相当程度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在一些人称为“改革黄金时代”的80年代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有实际性的提高，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是改革开放前期矛盾较少的主因。这一段时期政府的财力，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国际上没有钱。外汇储备到90年代早期也不过一二百亿美元。和美国结伙对抗苏联时，美国人说你出个把亿美元，我干脆帮你把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全改造了。但那时就觉得美国人黑，要钱太多。其实现在来看这点钱真不算啥，买个预警机都不够，就是那时没钱不大敢花。另一方面，国内也没钱。到处都要花钱，预算做起来是捉襟见肘。老邓出头把国防科研等经费砍了很多，先顾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有人一边骂邓小平压国防，一边又说老毛有钱留给老邓改善生活。其实就是二难选择，钱就那么多，无论怎幺做都是压这个保那个。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非象宣传说的那样弄些“好政策”就做得到。除了靠纠正过去对谁都没好处的极端政策（如让农民搞副业），还得靠真金白银地预算倾斜。因为穷，想弄点钱搞改革，印了一些钱，就“剧烈”通货膨胀了（其实不算啥，老百姓没见识过，买一澡盆肥皂放家里），是动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贪污犯想弄点钱都不容易，到处都是计划里的钱，不好弄。我印象中确实觉得城市建设很慢，跟后来没法比，这都是因为没钱。
为什幺国际国内都没有钱？国际上没钱，道理很简单，一是卖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钱，二是没有按比较优势挣外汇。中国到是肯卖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卖过。但是中国资源不多，这样做弄不到多少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个大庆”梦想破灭了。这第二个，就很值得说一说了。按比较优势挣外汇，就是你生产的东西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就能有来钱的路数。一些国家卖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较优势，但中国肯定不能把卖原材料当比较优势。中国也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十亿人，还有一定工程技朮实力，这劳动力配上工程师一定有不少类别的商品生产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但以前就是因为封闭，没怎幺去做。香港这么小个地方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了，开始也不过做一些低档的加工业。你有从长计议的宏伟计划，不能全国都按比较优势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较优势去国际上挣钱，总没有太多困难，挣来外汇了还可以帮助全国干大事。1973年代陈云又出来工作，建议搞些手工艺品出口，就是这个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农村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实美苏封锁也不是说就完全封锁，搞些优势产品出口还是有门的，后来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规模了，但自己没想到。最后搞得靠卖原材料换外汇进口技朮设备，也弄不到多少钱，后来外汇不够都不敢进口了。好几亿农民在田里混工分，香港农民比深圳农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这还怎幺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你说要忍耐等全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好多深圳农民已经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失误，哪怕分出一千万农民来国际市场抢活都要好得多。难道还少这一千万农民干四化？那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与中国内地明显拉开了差距，城市外观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进步很大。所以说中国错过了一次经济机会，指的就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那时中国去与四小龙抢国际经济机会，哪有后来港台商人到内地欺男霸女的事？当然这是马后炮，中国在政治运动，没人去想这种事，就是想到了，谁提这个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着搞着一步登天忽然就发达了。这都经不起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日本韩国都是从把简单的东西卖到国际市场上做起，后来才技朮进步走向发达的。把话说明白一些，从简单做起一步步接受国际国内市场检验更容易形成技朮开发与经济收益的正循环，是以战养战。只要人肯奋斗，一路技朮进步伴着经济发达就成功了。不靠侵略剥削其它国家的话，这是后进国家走向发达的正路。不接受市场检验搞“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技朮积累，比啥也不干光卖资源要好，但不如市场导向的技朮进步合理。特别的麻烦在于，技朮积累与经济收益无法形成正循环，得从其它地方压榨资源投入到技朮积累里。
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压榨农民收取农业剩余给工业积累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一穷二白，开始只能这样做。但这种理论的极端错误在于，忽视了其它挣钱手段的作用。靠农业积累是最慢的方式，因为搞农业实在不是来钱的好方法。如果有条件了，一定要发展工商业，有条件出口商品一定要搞，还要尽量创造条件去搞。在国际上占住了一个产业，哪怕就是做最次等的衣服，也比种田的积累要多得多。陈云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要搞一点出口搞一些工商业，他其实只是要求松动一点点，可惜连这也做不到，老毛让陈云长年靠边站。结果中国多年来都是农业工业两头转，没想到靠其它方式去积累挣钱，全国大多数劳动力在地里做着收益不大的工作，后来都干得没精神了。七亿人种地和六亿人种田的粮食产量能有多大区别？工业吸收不了足够就业人口，不能发展其它产业么？弄些手工艺人搞点三产对经济能有什幺坏影响？非得把人限在农村，连知识青年都要到农村去讨口饭吃。现代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在中国变成了计划经济里无关紧要的分配环节。这都是过于僵化的错误，哪怕你就是干计划经济也可以灵活一些，干陈云的鸟笼经济都会好得多。什幺辩解的理由都不管用，就是犯了僵化的错误。
就这样弄了快三十年，结果国家还是很穷，政府穷，人民穷。老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在是非常痛心的。人民穷一百倍，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靠卖资源挣外汇，还怎幺跟周边的资本主义斗？现在一些人对以前的经济建设进行美好的空想，要为犯了极大错误的僵化经济政策辩护，这是不知最基本的经济道理。
痛定思痛，老邓还是整出了办法，政府先变成了全球顶级阔佬。
（二十二）气可鼓不可泄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穷政府”。论起成就来自然是有得可说的，基本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人口增长寿命大幅提高。但这些成就是与解放前极差的状况“纵比”，如果与周边地区进行同时期的“横比”，就会比较为难，一般就只能与坏典型印度对比。印度恰好也是是吃了僵化的亏，政府什幺都管制，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中国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农轻重工”比例极不合理，“重的过重”，意思是说重工业比例太高，忽视了其它产业。这不是说“重工业优先”错了，而是比例极不合理，全社会运行效率不高，对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在计划经济的范畴里，“农轻重工”的比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就是想要重工业发展最好，也不是说把资源都投到重工业算最优。怎幺平衡协调发展相当值得研究，到底什幺是理想的比例很难论定，但过去的比例极不合理是可以断定的。一方面本身的计划安排有问题，例如本可以少量安排一些轻工业出口，弄来外汇进口重工业需要的技朮与设备，但可惜的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了。这方面有很多重大计划失误。内部僵化管得太死了，农民自发搞点小生产，也不许，政治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又经常有政治运动冲击，就算计划得好也会出大乱子，何况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连“边施工边设计”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都有。还有出于政治与军事原因的“三线建设”，一些院校被迫千里搬迁，都是比较折腾的事，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大大拖慢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中国从前不是干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本身都干得太僵化太乱了，就连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对以前的错误非常痛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内部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支持从前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一定的。
政府对于“穷”有切肤之痛。你光印度式地吹说有潜力，工农业产品多少多少是没有用的，政府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用。有些大摊子的包袱不仅收不上钱还要不断往里填钱，多半是维持性的财政，能拿得出手的资产不多。四下一望，到处都要花钱。基础设施，自己整了三十年好象也弄了不少东西，铁路公路都修了不少，城市地区伴着工厂也修了些火柴盒式的灰黑房子。但到周边地区或者美欧一参观，人家都变成那样了，只有震惊，知道自己搞慢了要急起直追，要花多少钱都不敢想。人民生活，很多地区连温饱都没有达到，讨饭的不少（小时我见过在家门口要饭的农民，是真的只要一碗饭，不是现在这样要钱），和人家根本不能比。各种项目，多得很，钱窟窿一样的国防项目有很多。自己的工厂一百人才顶人家一个，到处都急需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知青回城光为了住就建了不少违章房，给他们安排工作得烦死。还好大学生就一小摄，不然不知道怎幺养。这时中国的局面，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全面落后”。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光让大家安心等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时就能解决了，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但好在中国政府还能使出不少管用的办法，并非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往地下一躺就指望联合国救济了。以前虽然干得很乱，但毕竟是在干事，也并非完全白干，如果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加上中国人民又勤劳肯干，还是有出路的。中国政府就这点一直不错，不管穷成什幺样犯过什幺错有什幺天大的困难甚至天下大乱了，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盯着前头没有失去信心。老子现在是穷是落后了是犯过大错，我政府工作报告历史决议文都认了，可我再努力搞就不信赶不上你，从政府到人民都是大国思维。几千年混下来的文明大国，执政党曾经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传奇般地夺取政权，底蕴还是有的。明明政府一堆烦心事焦头烂额，开起大会来却斗志昂扬，总书记带头高呼口号，土是土了点，气势还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上就不行，从人民到政府都失去信心了，“民主”了，想找是谁犯的错都没有正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行，光辉革命历程是吹的，或是硬被拉去搞社会主义的，明明比中国条件还好，却一副丧气样，靠闭关锁国混或者被和平演变干掉。“河殇”这类低水平的东西之所以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合时宜的失败主义论调是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的“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