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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就是老毛说的“气可鼓不可泄”,道理是好的。但还得结合“实事求是”,有错就得认,得去改,穷就老实承认,不然成可笑的自吹了。心里有底气,手头上不停找办法,总会发达的,做人与建设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日本韩国虽然偏执,但其发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以前还有股气,反攻大陆虽然不实际但不可笑。现在台湾已经不行了,整天就是伏低做小,弄一些上不得台盘的小动作,空喊民主,实际上气已经泄掉了,沉沦只是时间问题,并非哪个政党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大局问题相当清楚,所以并没有搞“全面反思”“全盘西化”这些投降主义的东西,也不闭关锁关,而是坚定地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这个穷人,由穷到富,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
(二十三)穷政府的几大主题对于一个人,什幺叫穷,什幺叫富,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有时明明没多少钱的人会觉得自己够富了,钱多的人却觉得自己很穷,所以以空对空论穷富是没什幺意义的。但与自己过去对比,在一些与财富有关的事情上,明显有很多事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那么我们说“变富”了,还是靠得住的。例如以前想天天吃苹果没那么多钱是做梦,但现在有钱不成问题了,那么肯定得算比从前富了。当然,这和人的幸福感并非正相关。以前天天盼苹果吃时生活有点进步就高兴得很,现在看见别人买房买车自己没指望烦得不得了。自己觉得富不富,得看你想干什幺事,干不成就觉得自己穷。
政府也是这样,一个是要绝对意义上“变富”,在国家层次可以笼统地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外汇储备等与“钱”有关的数字来表示,实质上是支持货币价值的产业、资源、技朮等与综合国力有关的体现。第二是要界定“想干的事”,不然什幺事都想做,那永远只会觉得穷得要死。改革开放开始为什幺觉得非常穷,是因为这两方面都困难。对内对外能用的钱不多,维持性财政,综合国力要急起直追。想干的事吧,又特别多,国家对人民生活从最底层就开始大包大揽,所有的经济建设都由政府包搞,挑得担子太重了,对于发展又雄心勃勃。责任与目标都不小,国力不足,政府自然会觉得穷得要命。
那么政府想由穷变富,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想办法。最开始的办法很容易,把“想干的事”调整一下,就会好些了。你要管农民怎幺种田,结果是一起磨洋工,又要管农民生活返销粮,还不如让农民自己搞。这个只要想通了就很容易,政府责任也小了,农民也得了实惠,农业产出也多了。这就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没有什幺了不起的意义,也正因为简单,后面越搞毛病越多。
其实政府花钱的大头,在于一些“重”项目。这些项目有这样的特点:对技朮与资源要求较高,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很大﹔想要做成最终产品获得经济效益非常困难,必须持续投入,缺一环都不行﹔国际上竞争激烈,落后一点就没有竞争力﹔国防项目甚至没有经济效益,就是花钱买安全。典型就是如“运十”这个项目,其它的国防大项目都很多。这样的项目,不断大搞的话对技朮积累是有好处的,还会有“技朮溢出”效应,国防技朮拿来民用很常见。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在于真是太花钱了,政府会弄得很穷。从长远来说,技朮积累是有利于挣钱的,但这也不一定,真的要实现靠技朮挣钱,需要很多条件。一是你要把技朮用到挣钱上去,不能老是一门心思地技朮技朮只投入不产出。二是怎幺从技朮到挣钱,这相当复杂,并不比搞技朮容易,商业竞争上技朮好的败给技朮差的事情很常见。我认为挣钱的综合套路比单纯搞技朮要难得多。也就是说,你可以赞成“搞技朮”,但千万不能把“搞技朮”等同于“搞技朮挣钱”,这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事情。一些人幻想毛时代重工技朮路线这么搞下去就会发达,就是这样的简单处理。反正现实里苏联这样搞是垮掉了。中国那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还不是技朮的问题,香港有什幺技朮?就是挣钱的综合套路上,差得很远。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老邓出头去砍“重”项目是相当自然的。他不是理想主义者,相当实际,既然不打粮食,就砍了。理想主义的人骂短视爱骂骂去,反正我弄一堆操作主义的人干事,这些人能理解就行(相当多的人确实能理解,支持运十下马的人里很多想得很深),不跟你们扯这些无聊的事。当然现在政府有钱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政府也并非不懂技朮的重要性,不看短期经济效益猛投R &D 已经快十年了。老邓那时,是别无选择,一方面没钱,得用技朮去挣钱,另一方面用技朮挣钱的套路也得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再则当时国际局势还算好,号称“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两大主流”,确国防有理由,美帝与台独闹得凶是后来的事。
砍了重项目,让国防“忍耐”,挑的担子轻了,就有余力去做其它事,主要精力也转向其它事。这其它事就是几大主题,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等。把这些事做好,自然就会“变富”。这些都是后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常见的东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经济政策的最大差别。至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以前是国防第一,狠搞重工业,那肯定只能是计划经济,最后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搞成了中国特色的僵化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了,要大搞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那实践的结果一定是慢慢把计划经济改掉,最后成为中国特色的官办经济。老邓是搞经济的老手,实践经验很丰富,不会被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类以空对空的无聊理论欺骗,他搞改革的原因是要把那几大主题搞好。我们前面说的老朱为提高效率整的那些招,也是因为这几大主题。苏联就不是,它认为国家应该这样这样运行,结果自然会好,和中国的改革完全是两回事。
对于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等几大主题,怎幺干好是个相当专业的事,这里头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摸出了不少法子,也犯过不少错误。干了二十多年,就几个主题的发展而言,可以肯定是相当成功的。一些人否定改革,对这些主题只能一带而过,不然会被政府拿数据砸死。当然可以从环境保护、贫富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教育医疗等问题下手,这方面可以说的相当多,中国政府自己都承认了,人人都相当清楚了。至于从“整体”上该肯定还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个无聊的哲学问题,无非是个人喜好,你喜欢这方面变好了,他痛恨那方面变坏了。
我去评价,喜欢到具体的问题里去看。最终目标当然是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我说的这几大主题,以及那些人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大缺点,都是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不解决基础设施等大主题,我是不会有任何兴趣去论什幺成功失败的,其它的比中国再好都没兴趣。对于中国来说,不解决几大主题,其它问题最终都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几大主题基本解决了或者有了解决的希望,其它问题弄弄并不需要多高的水平,无非是哪个闹得凶就解决哪一个,除了骂娘,没有什幺意思。这就是是抓纲治本。
(二十四)毛泽东反全球化在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技朮、产业升级等几大主题中,进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要论“重要性”(其实都重要,比哪个更重要,是个要定标准的哲学问题),进出口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抓进出口贸易较容易入手,对其它几个主题都有促进作用,可谓“着一子而全活”。一些国家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搞得好,其它方面就不会差。如果下大本钱搞其它方面,进出口却表现不好,那么很可能是有问题难以持续的。
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一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表现,经过多年来历史的考验,确实是很好的方法。“比较优势”的名头这么大,不是靠吹嘘,确实是管用(当然什幺理论都不能乱用,背景知识很重要)。照我的理解,比较优势理论用到进出口上,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要分析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按你现有的比较优势去搞进出口,二是要去提高你自己的比较优势。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如我们前面SWOT分析中所做的。这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文过饰非胡吹大气,一定要实事求是,放到国际大环境里去老实分析。你不能胡吹说,运十已经飞上天了,所以客机制造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应该把资源投到运十上去,把波音空客的市场抢过来,卖几十架飞机就能解决全国人民很多大问题了,这多带劲。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但会很惨。俄罗斯飞机制造比中国好多了,也卖不了多少客机,中国要往里投多少钱是没法算的。如果对运十的技朮问题有些了解,就知道客机制造绝非我们的比较优势,短缺的技朮资源非常多,即使只给自己的航空公司用也差之甚远。你可以说,应该投入资源到大飞机制造上去,但出发点得是“提高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能说是“靠比较优势挣钱”,现在政府实力足够,确实可以这样搞。对于80年代中国那个穷政府,这是个相当为难的选择。另外,有人说买外国飞机上千亿美元,为什幺不拿很少一部分钱出来自己研制?这个是错误理解了钱。这实际是个资源投入问题,有些东西不是钱能够代替的。中国的飞机制造产业就那么些人力物力技朮资源,如果去搞最耗资源的大运,很多其它飞机就不能搞了,投再多钱都是如此,除非你用美元立刻能买来技朮,投钱才管用。就象现在中国如果下定决心了完全可以扔出一千亿美元去搞大飞机,但人家不卖技朮,什幺时候能搞出来还真不敢说。
80年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一定技朮水平,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政府搞项目非常厉害。这要干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真是太合适了,确实就是全球最好。后来挣到了不少钱,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又发展出新的优势:资本,结合引进技朮自研技朮,技朮密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成了比较优势。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就是“知识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技朮、品牌等等综合优势发挥出来层次更高。
中国搞改革开放运气不错在于,这些比较优势正好在全球化大扩张的国际大环境里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来早些开放按比较优势搞会更好,但80年代来搞也还来得及,再晚,就不好办了。想想看,如果印度先于中国十年开放,纺织业机电产业让印度占去了,中国再来改革开放,还有什幺可搞的?全球化的过程,是不断演化的,中国以前封闭与世界经济关系不大,世界经济没有中国照样演化,并不会等中国准备好了才动,中国只有加进来才能影响这个过程。
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生产大分工”,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社会分工提高效率,确实是经济学的精要所在,马克思都认的。随着交通与通信工具速度与效率的几次飞跃发展,从马车发展到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从电话一直到互联网,经济社会的范畴终于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前一国内部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的产业分工,效率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得多。现在是国家级别的分工,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全球布局生产,效率比一国自己搞又有提高。所以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这才是真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的“民主”根本比不了。但也不是说的这么好,这样的全球化必然就是有的吃肉,有的喝汤,有的在泥里打滚。全球化的生产效率是提高了,可是公平没有谁来给你保证。不仅没人保证,有实力的国家还就是要弄得不公平,给自己划拉利益。文明点的就是条约,你不肯就范我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暴力一下不是什幺难事。
现在有一些反全球化的组织,痛诉全球化的各种坏事,都是真事,但其实掀不起什幺浪花。全球所有社会都是被利益驱动的,并不是善恶驱动的。真正反全球化的老大,得算是老毛的“造反有理”。那时美欧与苏东两大阵营对峙,其实都是要全球化。苏联组织的经护会各集团就有国家级别的产业分工,把其它国家拉进社会主义集团是大事业,一段时间内全球攻势挺厉害。美国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死顶了一阵,要搞自己的全球化,在朝鲜越南打得很热闹,就是怕“骨牌效应”一大片地区都赤化了。老毛整的“造反有理”、“哪时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三个世界理论”,是明确反这两种全球化的。虽然说的是“反霸”,老毛的兴趣也不在经济上,但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就是反全球化。老毛获得世界性的声誉,现在还是很多运动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老毛从内心里就非常不喜欢“经济人”这种小里小气的东西,不喜欢按照“假设人人自私”的原则去组织全球产业分工。他要造反,要全球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联合起来干翻压迫人的资本家,他的眼光是放在全球的。他的气魄确实大,真的按着这样的思想搞了一阵子,中国真的作出表率,在国际上无私援助了不少国家。现在一些人说,老毛援助发展中国家是眼光长远为了把这些国家拉进中国经济圈先给它们一些利益,这肯定是曲解了老毛的本意。这还是从经济上着眼,无非是在美国苏联以外,又开第三家去与它们争夺势力范围,还是帝国主义的老套。老毛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如果是作为第三股势力去抢食,根本闹不出什幺动静。之所以老毛弄出了那么大的全球影响,是因为思想上给了人们另一种出路。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些口号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不是为了达到中国经济圈的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宣传,实实在在就是老毛想全球革命,无私援助世界革命也是真心的,不是想卖乖买好。我看老毛与苏联决裂,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发现苏联成了个自私自利想压迫其它国家的“苏修”,就义无反顾地对赫鲁晓夫大批判。其实那时苏联对中国真不能算差,赫鲁晓夫援助中国是比较尽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不是事实。如果老毛向赫秃子服个软,肯定会有更多援助,在苏联集团里面混个老二还是靠得住的,不仅不会吃亏,还能吃香喝辣跟着欺压其它国家。但是“义不容情”,大是大非不是百把个工业援助项目能收买得了的。所以苏联威胁撤回专家,老毛都让他们走人,后来搞到边境陈兵百万对峙,都是因为这个“大是大非”。这一点上,我相当理解老毛,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确实令人敬佩。一些下三烂攻击老毛说他是想“争夺领导权”,这个眼界就太低了。
但是老毛的全球事业是个注定失败的事业。敌人势力太强大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力量太小。一段时间,弄得中国孤家寡人,全球两大集团都把中国当大敌。从正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值得骄傲的事,全世界能理解的人非常尊敬毛泽东是有原因的。就是敌人,也得把老毛当伟人。但在黑社会把持的秩序中想强出头做正义人士,会付出很大代价。老毛的浪漫英雄主义有够正义,可惜就苦了中国人。两大集团把中国封锁得结结实实的,内部受压力太大想要快速发展,就弄出很多不科学的东西。搞全球革命,在东南亚先就受到很大挫折,华侨与共产党被杀不少,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当最大敌人。花了几百亿援助的越南投靠了苏修,最后闹到要打仗。周恩来相当理解老毛,所以出钱支持别国他安排下来了,但是真的很苦。
最后老毛也觉得这样搞不是办法。正义英雄做起来太苦,最后还得回归现实。这时的老毛,已经有些灰心,斗志已经不旺了,最后连林彪也反对他,更是给他沉重一击。我觉得老毛的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但不赞同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从事这样一个必定失败的事业。说起来真的是为全人类的正义事业作了贡献,到头来弄得自己穷得很要向港台商人低三下四拉投资。这个地球就是这样黑暗,想当好人先得看你够不够份量。
老毛都反不了的全球化,确实就是世界潮流,虽然很邪恶。“打败不了你,就加入你”,中国也到全球化里捞食吃去了' 补充材料'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7件好事——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长期以来,赫鲁晓夫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声誉是很差的,一直被看成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代苏联领导人中,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为新中国做好事最多的正是赫鲁晓夫。
好事一,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说斯大林承诺援助中国建设的大型工业企业有50项,那么赫鲁晓夫当政11年中答应援建的项目则达286 项,他还扩大了斯大林援建项目的设备供应范围。直到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撤出专家时,大型企业已经建成的有120 项,基本交完设备的29项,共149 项。
好事二,把4 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中国。1950年3 月和1951年7 月,中苏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大连中苏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的协定。
好事三,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反应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 周年。关于原子能问题,赫鲁晓夫同意先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小型原子反应堆。1957年10月,双方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虽然1959年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这一协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苏联援建的原子反应堆在培养我国核工业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好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