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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学的皈依接引师本焕老法师，近百岁高龄仍每日待人接物，度人不倦，我每次见到他总是又感动又惭愧。我们在说佛说菩萨的时候，老法师是每日做佛、做菩萨，默默利益众生，行无言之教，这样的教育对人的影响更大。禅宗说：“贵子眼正，不说子行履。”并不是教人口若悬河，不必躬行，因为真是“眼正”之人，就一定能够每日三省、行愿实证，哪里还会将眼正与行履打成两截？所以学习成不成功，不在于教诲听得多不多，而在于能否真上进、真干。若是巧言令色之徒，老师教到喉咙吐血也枉然。
『20』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有病为由推辞不见。传话的人一出门，孔子便取来瑟边弹边唱，有意让孺悲听到。
孺悲是鲁国人，曾奉鲁哀公之命向孔子学礼。
这一章历来为人不解。其实孔子避孺悲而不见，却以“瑟而歌”令孺悲闻之，就是效法天地行不言之教。孺悲既然来学礼，礼是什么？孺悲所存的学礼之心是礼的精神，孔子“瑟而歌”就是礼的载体，这不就全学到了！何必见面细细讨论玉帛、钟鼓呢？难道礼的精神与载体之外，还另外有个礼可寻吗？礼就是这样简单，道也一样，千万不要神秘化。我们还可预知孺悲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孔子以此行为启发他。
本章与上章结合，是强调学习的心态至关重要，真正发心学习，便已成功一半。
『2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问：“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礼仪必然坏乱；三年不演乐，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四季一轮回，服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服丧一年就吃大米饭，穿锦绣袍，你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孔子说：“你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甘美，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样做。现在你既然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难道宰予没得到父母三年的怀抱之爱吗？”
“钻燧改火”，古人钻木取火，四季所用木头不同，每年轮一遍，叫改火。这里指过了一年的意思。期（jī）为一周年。“食夫稻”是说吃好的，古代北方少种稻米，故大米很珍贵。旨是美味、好的食物。
这里以宰我的实例，再次表明真诚的存心才是真正的为学。宰我说三年守丧也太长了，君子三年不接触礼乐，不就忘记了吗？你看他嘴巴很讨巧，明明自己不愿意守丧，却以学礼乐作挡箭牌。可我们细一想，守丧不就是礼乐吗？你连三年丧礼都不能行，还装模作样另外学什么礼乐？孔子便问他心安吗？宰我说那当然心安。既然心安，“吾不与祭，如不祭”，不必勉强。这是孔子一贯的主张，礼不是表面的形式，而是人内心情感的反映。所以宰我出去以后，孔子便骂他这个不孝子：小孩要在父母怀里抱三年才能下地跑，宰我怎么就这么没感恩之心？我们回头再看《为政第二》篇“父母唯其疾之忧”就明白，孔子是教人对父母付出的爱心心存感恩，否则“孝”只是一句虚话、一套形式。如同宰我那样，心不孝，三年丧期就没有意义了。
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
『22』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用心思的事也不干，这就太难长进了！不是还有博弈的游戏吗？干这个也比闲呆着好。”
博弈是古代一种棋具，分黑、白两方，通过掷骰子的方式分判输赢或获得筹码。一般认为后来的象棋、围棋就是在博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汉景帝刘启做太子时，与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因博弈争棋路而引发冲突，刘启操起棋盘将刘贤砸死，为后来的“七国之乱”种下祸根。
前面不停地打假（假仁、假智、假礼、假孝等），属破，从本章开始属立。“小人闲居为不善”、“君子必慎其独也”。格言也说：“田里长了苗，就不容易长草；心中有了善，就不容生恶。”孔子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设教的，与其终日无所事事，不如玩掷骰子、下棋，心有所属，就不会滋长恶习。
平常工作有忙有闲，闲时可以阅读，可写随笔。现在网络方便，要读什么书没有？光阴易逝，明日无多，随兴写一首“劝道偈”，与大家共勉：
知道速宜行道，莫把光阴虚抛。
前程吉凶休问，随顺因缘长消。
君心日月堪比，清净不离喧嚣。
道德学问无事，常乐云水飘飘。
『23』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重。君子有勇无义是作乱行为，小人有勇无义是强盗行为。”
生活中有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做好事的时候往往思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做坏事时却显得那么“勇猛无匹”、一意孤行，毫不考虑后果。多么颠倒啊！有仁必有勇，有勇却不必有仁，以义为基础的勇才是值得称道的。另一方面，“见义而不为，无勇也”，义也需勇的品德去实现。所以关键在于：先把事情做对，再把事情做好，做对是前提。又因为“由也兼人”，所以孔子格外注意对子路“退之”。
『24』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说：“君子也会憎恶吗？”孔子说：“会憎恶。憎恶宣扬别人过错的人，憎恶身居下位而诽谤领导的人，憎恶好勇而不懂礼的人，憎恶果敢而固执己见的人。”孔子又说：“赐，你也有所憎恶吗？”子贡说：“我憎恶剽窃而自认为有智慧的人，憎恶狂妄而自认为勇敢的人，憎恶揭人之短而自认为直率的人。”
讪（shàn）是诽谤。窒为阻塞，不通事理、顽固不化。徼（jiāo）是窃取，抄袭。讦（jié）是攻击、揭发别人。
孔子和子贡所厌恶的人，加一块就有七种。将此处与《子罕第九》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起参详，体会会更深刻。
称人之恶是“意”，臆测别人的一些过错。喜欢宣人之恶的人，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成分，道听途说，相当不负责任。即便是别人真的有过错，也不宜宣扬，一者使人颜面无存，难以回头改过，也会对你心存愤恨。二者多宣他人之恶，必定心中记取他人之过，使自己的心灵受到污染，成为“垃圾筒”。
“讪上”是“我”，因为唯我独尊，狂妄傲慢，所以才对领导心存嫉妒、不忿。
勇而无礼是“必”，强制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独裁霸道。
果敢而窒是“固”，虽然做事干脆利落，但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好象项羽的作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
孔子所厌恶的这四种人，其共通点是“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和感受，恰恰与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美德相反。
子贡讨厌的徼以为知者、不孙以为勇者、讦以为直者，其共通点是“假”，文过饰非、欺世盗名。
『25』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共同生活的，亲近他们，他们就会傲慢，疏远他们，他们又会报怨。”
养即长期共同相处。“小人”有人解释为平民百姓，钱穆将“女子与小人”解释为“家里的妾侍和仆人”。那么孔子是个不懂夫妇、君臣之义的人？更有人借此批评孔子看不起底层人民来，实在是荒谬。解读《论语》千万不要“意”，胡乱臆测，然后再恶意诋毁它。从《论语》其他章节看，小人的特征是：喻于利、同而不和、比而不周、怀土怀惠、长戚戚、成人之恶、难事而易说、骄而不泰等，这些与老百姓、仆人何干？
本章与上章是一贯的。女子与小人，皆多心好变，既“我”又“假”。你把他捧高一点，他们反而看不起你，你要懒得理他，他们又对你心怀怨恨。
我曾问一个同学他的夫妻相处之道是什么，他说：“在外边她当然要维护我的面子，在家嘛，我可以宠她一点。”我说：“你这样肯定要出问题，会闹矛盾的。”事实上不少人都抱着这样的观点，以为男人为了做事业，所以好面子、虚荣心重。其实搞错了，女人在朋友面前反而是最虚荣的，希望显示出自己的幸福、显示出老公对她的宠爱。所以夫妻相处要反过来，在外人和朋友面前，务必要好好对老婆，给足她面子，在家里批评批评她反而不要紧。
女人的假和小人还是有区别的，女人化妆、穿漂亮衣服，主要是希望得到更高的“社会评价”，对“美化环境”也有帮助。小人就不同了，既做婊子又立牌坊，专门利己，绝不利人。所以要在女人、小人中挑一个养，我一定选女人。自古圣贤多数也结婚，难道是和我“英雄所见略同”？
南怀瑾先生在此章的解释相当精彩，他说表面上看孔子是在骂女人，象吃了女人的亏似的，可“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孔子其实是把天下的男人、女人都骂了。虚伪是女子，无度即小人，这样看，有些男人既是小人，又是女人呢。
『26』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被人厌恶，他这一生也就完了。”
到四十岁还一身毛病，令人厌恶的人，习性已经形成了，不是知错不改，而是连错都不知、完全麻木不仁了。人不学好，就一定会学坏，不努力做君子，就一定会成为小人。所以，生活中要得大自在，就要学会甩脱羁绊、放弃利欲之心才行。烦恼日日消，智慧日日长，何等痛快！
《阳货第十七》全篇回顾
第1章，通过阳货与孔子的见面，阳货谈仁、谈智，反令孔子无言辩驳，说明假仁假义之徒，真假难辨，非常能蛊惑人心。
第2…6章，讲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性相近，习相远”，除了上等智慧和最愚蠢的人不会改变，其他人会因学习、教育而改变习性。子游在武城实施礼乐教化，令君子爱人、小人易使，是非常正确的。孔子也曾想去费地，实现礼乐治国的理想，在东方建设一个象西周那样和谐的王朝。教民以善的目标就是恭、宽、信、敏、惠五种重要的品德。
第7…11章，讲好学就不容易走上歧途。象孔子这样通达的人，即便与佛肸这样的不善者相处，也能保持品行，不受影响。但就一般人而言，要想处世不染，发自真心地追求道德品德就非常重要了。仁、智、信、直、勇、刚的品德，如果认识不真确，不努力保持学习、进步，都会流于表面而产生弊病。学习的内容就是诗、礼、乐，这些都培德重要方式。学《诗》好处多多，不学《诗》则如正墙壁而立，寸步难行。
第12…16章，讲学习应深入实际，不要流于表面。不能真正发心学习的人，容易道德败坏。比如色厉而内荏之人，或者乡原一样的假仁假义的人，会变得道听途说、患得患失，甚至狂也荡、矜也忿戾、愚也诈，成为人们厌弃的人。
第17…21章，讲真正发心学习，即便于无言中也能得到利益。学习的偏差就是容易流于表面、有口无心。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痛恨紫夺朱、郑声乱雅乐、利口乱国的似是而非的“仁德”。对真有心学习的人，又何必需要言语传授呢？孺悲来请教礼，他请教的行为本身就是礼，所以孔子不和他见面，以取瑟而歌的方式，让他领悟礼的精神和载体。对宰我这样的无心守丧的人，礼不过是虚假无灵魂的形式，他哪里能真正懂得孝的内涵呢？
第22…26章，劝人努力进取，改过迁善。终日无所用心，还不如博弈有益，学习就应该上心才有效果。心不取于义，勇也是乱、贼。孔子厌恶以“我”为中心的四种人，子贡厌恶以“假”为手段的三种人。自私、虚假的人就如同小人和女人一样难以相处。人如果不踏踏实实努力学习，到年四十还一身毛病就没得救了。
阳货貌似孔子，心地道德却与孔子有天渊之别。本篇以他作为主角，就是将阳货当作反面教材，教我们如何在学习中避免偏差，真正学习仁德，而不是成为“假仁假义”之徒。本篇可视为《子罕第九》篇“重义轻利、重德轻色”内容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侧重讲“轻仁德而重利欲”的弊端。
微子第十八时兮？运兮？
『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做了他的奴隶，比干被杀剖心死了。孔子说：“这是殷朝的三位仁人啊！”
微子名启，殷纣王的同母兄长，封于微。他见纣王无道，劝而不听，遂离开都城，隐居荒野。周代初年，封于宋，成为宋国始祖。箕（jī）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叔父。他去劝纣王，见纣王不听，便披发装疯，被囚禁，降为奴。据说箕子在周初时封于高丽，是现在南北朝鲜的始祖。比干是殷纣王的叔父，因屡次强谏，激怒纣王而被杀。
从这一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见《仪礼》）的观点，其“忠”、“孝”、“顺”的方式方法大有学问。正如《为政以德》中“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一样，对“不仁之君”的忠和对“明君”的忠是不同的。对明君，忠体现在能致其身、努力工作上。对不仁之君，则体现在“勿欺也，而犯之”。具体讲，有三种方式，孔子都非常赞同：
其一，象比干那样，“谏而死”。君不君时，做臣子的就拼死以谏，抬棺材上殿或者冒死进万言书。这是自古以来儒生们最推崇的方式，但并不是孔子所认定的唯一的方式。
其二，象箕子一样，“邦无道，免于刑戮”。奋力向君王劝谏，见不可为，就应该保留自己的性命，“卷而怀之”。邓小平若不是在文革期间免于刑戮，焉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宏伟手笔？
其三，象微子一样，“去之”。分析纣王的性格，连劝谏都很危险，那干脆道不同，不相为谋。辞职、跳槽都可以，待有道之君出、不仁之事平，而后为人民服务。
大家看到没有，孔子是这样中庸、充满智慧的，他早就为后来人讲得清楚无误，将微子、箕子、比干这三种人都认定为“仁”，自然也是“忠”的。而且大家留意，它的排列顺序是以微子第一、箕子第二、比干第三。说明孔子最主张的忠和仁，是象微子那样动脑子、用智慧的，是忠于“道”——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而并非忠心于某个朝代、某个君王。否则，那要是个不仁之君，你不“去之”，不就是为虎作伥吗！另外，微子、箕子都是纣王的亲戚，但在周朝初期又都是封了王的。这更不得了了，他们是象施琅一样的“汉奸”吗？怎么孔子还会大赞其仁呢？所以《论语》中隐含的很多问题，就是微言大义啊。
我们如果真把这一章的深意弄通，你才会坚信：孔子绝对是“民主”的代言人，而不是“君主”的代言人！事实上，后来的曾子、子思和孟子，都始终坚持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何等“后现代”的民主观念！所以，先秦儒家与后世儒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忠”的分歧。汉代以后的儒士，向君权屈服，用一片“愚忠”换得主子的欢心，我们可以鄙视他们，但同时也要承认他们为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争取到了更大的空间。如今是时候让忠——“忠于道、忠于义”的真义浮出水面了，顺带的，也该为某些历史人物拨乱反正了。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有贡献，是忠是奸，可以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一，看是不是有利于维护“治道”（为政以德）。社稷为天下公器，唯有德能者居之。荒淫无道、祸国殃民的领导者，人人可得而诛之。
二，看是不是有利于造福百姓。我们要学习管仲，不以小节而失大义。如果经过努力，能够促成利国利民之举，君子就应该顺潮流而动，以正道而行，去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张居正就属于这样的例子。明朝万历帝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嘉靖皇帝朱厚璁（cōng）都荒淫无道，期间刘瑾、严嵩、严世蕃等大贪巨蠹专政罔上几十年，可谓天下无道矣。但是万历帝新登基，仍有百废重兴之机，而张居正便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促成了“万历中兴”。
三，看是不是有利于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