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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不赞同弟子都走当官的路，漆雕开不愿出仕时，孔子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又为一些有能力的政治人才无法施展抱负而感到惋惜。比如他认为冉雍可以南面而王，认为宓子贱可以做大国的宰相等。可见在孔子眼里，出仕为政是需要相当的德能的，不同层次的官职，需要不同的能力、道德品德来配合。
《子路第十三》全篇回顾
第1章，子路问政，对以“先之，劳之，无倦”三个为政的原则：德行作表率，教导百姓勤劳，不急于求成。
第2…6章，具体讲为什么要“先之”。先之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具体做法。仲弓问政，孔子对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先正人事。孔子如果在卫国出仕，最重要的是先正名份。樊迟学种田、种菜，引出先正礼、义、信的重要性。比如学《诗经》，如果不懂得它内在的礼、义精神，诗读得再多也不能致用。最后谈到先正其身，则能不令而行。
第7…12章，具体讲为什么要“无倦”。政治发展有他本身的规律，好比鲁、卫之政，非常相似。拿居家比方，始有、少有、富有，是有一个过程的。国家治理由庶、富到礼乐教化、胜残去杀、仁，也有一个过程。另外用孔子治理国家，与善人、王者治理国家，它的时间和达到的效果都不相同。所以为政要符合它自身的规律，不是一蹴而就的。
第13…17章，具体讲为政先正其身的重要性。政治除了正其身，其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吗？冉子就是舍本逐末啊，忙的不是政治之本务。身正则行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强调从政者的责任感。自己的品行正派，就能令“近者说，远者来”。正心诚意，不图小利，就不会因急功近利而欲速则不达。
第18…22章，讲为政恒其德的重要性。人治、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人的道德品德对为政很重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品德要谨守践行，不能因地而异。同样是士，却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孝弟”、“言必信，行必果”的不同等级，可现在的从政人员，都是些斗筲之徒，品德平庸。他们算不上中庸之人，可连狂狷者的品德也不具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努力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人去从政，不用占卜就能知道结果了。
第23…27章，讲为政者德行的几个重要方面。君子“和而不同”，能调和各方面矛盾，让这个国家兴起礼乐。好的从政者是好人乐之、坏人恶之的。君子是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法来取悦的，但在用人时，君子却能量才使用。君子心胸开阔而不骄慢。君子具备刚、毅、木、讷的品质。具备以上品德，御民以德，堪称正道。
第28…30章，是对本篇作结论，以士对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的品行，指出从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好比打仗，士兵经过善人训练七年，才能上战场，不训练就让他们上阵，就如同叫他们去送死一样。从政也得努力学习，提升道德品行、执政才能，否则就是误人误己。
通过前面的篇章，我们了解子路的性格：冲动、好勇，做事有些鲁莽的人。他的志向是在三年内，将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治理成人人能战斗、个个懂道义的国家。现在他作为主角问政，我们就能大致了解，本篇是讲解一般的为政原则、规律，对为政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也进行了说明。本篇可视为《为政第二》的发挥和补充。
宪问第十四难能可贵
『1』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原宪问什么是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但是国家政治黑暗时，如果仍然当官领俸禄，那就是可耻的事了。”
宪是原宪，字子思，这里直书其名为宪，有人推测他是《论语》的编辑，或说是此篇的编辑。孔子当鲁国司寇时，原思曾给孔子当家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他与子贡的一段故事：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líhuò）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yì）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史记》这段记载很有意思，我认为其中有三个要点应加以注意：
其一，原宪说“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可知孔子的学说是相当注重实践的，要求我们在生活中踏实修行，一以贯之。
其二，原宪的为人不太注重名利。他还出现在《雍也第六》篇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表明孔子对原宪不贪名利、乐善好施的性格非常有把握，才可能将那么一大批粮食交给他。
其三，子贡早年“天生丽质难自弃”，才华横溢，“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孔子认为他言语突出，所以难免侍才自傲。但实际上原宪也是当时最有辩才的人物之一，是否经此一辩，激发起子贡的行道之志？从子贡为孔子守孝六年，以及晚年大受儒家弟子推崇来看，子贡德行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否也与故事中原宪的讽谏有关？
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论语》中类似的观点多次提到，但这里是对原宪的性格而设答的，原宪也的确是这样去做的。南怀瑾先生每于此处，总有兴叹隐士之言，但我对“二臣”有辱之说不敢苟同。
元、清二朝全国统一的外族执政政权，对中华文化虽无大利，却形成了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不无裨益。中国历史上，从黄帝时期到秦始皇统一，乃至后来的五代十国，曾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炎帝、周武、秦始皇严格地说都属于“夷族”，李世民也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更别说北魏等政权了。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全面吸收汉文化，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清朝历代君王都熟读儒、释、道经典，敢于重用汉人，实施“满汉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如果将这些一律归于统治者的权术，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民族融合行为就好比是远方亲戚回家管理家务，他遵循的还是老祖宗的智慧与法度，目的仍旧是为着家庭的兴盛，与18世纪英、葡、日等国家的“外族”侵略和殖民统治不可同日而语，其核心的区别就在于“治道”——是要融入和发展中华文化，推动社会变革，还是要毁灭中华文明，实施野蛮的殖民统治？实际上，清朝能较元朝更有作为，与“二臣”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促进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另一个问题在于，中国历来被强夷环视，为什么只有南宋和明朝被“夷”族所灭？其他朝代的匈奴部落就没有“狼图腾”？所以，亡明者，明也，非满清也。明之灭，灭在“仁道”的丧失；清之盛，盛在推行“仁道”。康雍乾三朝“为政以德”，才是“康乾盛世”——史上最长时间跨度的盛世产生的真正原因。
忠是“忠于义、敬于事”，是对“道”（为政以德）的严格遵循。若只对某个皇帝、领袖负责，蒋介石去台湾的时候，全国人民即便去一半，也岂不把宝岛压沉了？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英属时期就是公务员，香港回归后仍留任，直至当上特首，是否属于二臣？所以我随兴赋诗一首来“叹二臣”：
此官不为皇帝做，只为百姓谋稼稞。
红黑本是同一镬，何惧骂名累世拖！
从政不是为权、不是为名，忠也不是“君为臣纲”，二臣从何说起？所以后文孔子才大赞管仲之仁，管仲算不算“二臣”？孔子离开父母之国，周游列国以寻有“道”之君算不算“二臣”？如果不懂得“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理，但凭侍二君、食二禄就称某人为“二臣”，正如别有用心地称某人为“保守派”一样，是污名化。他们自己不知不觉被奴化了，反将之当成真理去折磨别人。宋元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赵孟睿鸵蚬僦猎擦盅砍兄迹馕汗ナ苁廊思ケ帷Ｎ颐窍衷谝芯咳寮宜枷耄欢ㄒ３置羧竦牧匀税愕难酃猓パд嬲娜寮宜枷耄灰匣实劾隙⒓偈ト恕⑽本用堑牡薄Ｎ页Ｏ耄耗切┙吡ψ缰洹岸肌钡娜巳绻畹浇裉欤岵换崽勰兀坎惶郏蛞幌赂凇⒈淮峭嘶蛩诘ノ黄撇幕埃癫皇且源辛耍空媪钊说Ｐ陌。�
『2』“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又问：“好胜、矜夸、怨恨、贪婪之心，都能克伏不起，算得上仁了吗？”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合乎仁，我就不知道了。”
克、伐、怨、欲都是意识心的几种妄念，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佛家归纳为“贪、嗔、痴、慢、疑”五种。原宪的好胜、矜夸、怨恨、贪婪之心都能不起了，其心性修养之高当世已少有人及，而孔子却说这只能算难能可贵，仁还不知道。可见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修养，而是超越意识心，突破二元对立、止于清净至善的境界，不可用普通的意识观念去理解。
本篇中心思想就是讨论这四项难能可贵的品德，告诉我们如何在工作、生活中锤炼心性，使努力达成中道的方法。
克：逞匹夫之勇
『3』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家庭的安逸生活，就不配做士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受国家培养多年，总不能抱着“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一炕头”的猪栏心态吧。所以孔子是叫我们志存高远，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来。
『4』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就做一个言语正直，行为正直的人；国家政治黑暗，行为仍要正直，但言谈就必须谦逊。”
危指端正、正直。孙通“逊”。
联系上章，志存高远不等于盲目蛮干。有理想、有抱负，还要有智慧才行。碰到政治黑暗的时候，不如韬光养晦，凡事不必强出头。当然，孔子也不是主张我们去做缩头乌龟，“危行”指行为依然保持正直，为国为民的事情照样去做。但“言逊”，不逞匹夫之勇，说话小心谨慎。文革期间周恩来的言行就是典型的“危行言逊”的例子。
『5』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必定有好的言论，有好的言论的人未必有道德。仁德之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却未必有仁德。”
言在过去可以指言语，也可以指写的文章、文书。德行好的人，言论一定善良，但言论说得动听的，未必有德行。所以天下无道时，言谈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并不代表你的德行有亏欠。德、勇不是逞在口头上的，只要我们在行动中切实落实了，便是真正的仁、勇。这几章下来，说理的逻辑非常缜密，一环扣一环，很有味道。
『6』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yì）善射，奡（ào）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jì）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问孔子：“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种植庄稼，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啊！”
南宫适就是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的那个弟子。
羿是传说中夏代有穷国的国君，善于射箭，曾夺夏太康的王位，后被其臣寒浞（zhuó）所杀。奡又作“浇”。传说中寒浞的儿子，曾杀死夏王太康之侄香相，后来为夏相之子夏少康所杀。禹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善于治水，注重发展农业。稷即后稷，被后人尊为谷神，尧时为稷官，教民种植庄稼。传说他受封于邰（tái），是周朝的祖先，传了十五代，至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本章是对“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的举例解说。羿、奡勇武有什么用呢？最后都不得好死，而禹、稷却以仁得天下，暗示勇武好胜不值得称道。
『7』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君子而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吧！却没有小人而有仁德的人啊！”
君子不一定能仁，但是小人就一定不仁。我们未必能具有禹、稷那样的仁德，但起码可以努力做不逞勇好胜的君子，否则就如小人般不值得一提了。
好胜未必能胜
『8』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有人将这句解释为“爱他，能不为他操劳吗？”我认为不妥，因为整个句前后对仗，劳、诲后省略了“之”。劳，即让你所爱的人刻苦耐劳。这才是真爱，否则，孔子就是一个教人宠坏孩子的罪人了。类似的解释见《子路第十三》篇子路问政时，孔子答“先之，劳之”，劳即使之勤劳的意思。
孔子说：“爱他，能不让他吃点苦吗？忠于他，能不以正道匡正他吗？”
爱是爱下。俗语说：德从勤处起，福自忙中培。爱小辈就要让他们吃点苦，以勤养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爱孩子并非要在物质条件上给他多么丰裕。相反，只有懂得勤俭节约，才能培养孩子多方面的优良品德。“遗子千金，不如授子一经”，让孩子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学会一身本领，胜过给他亿万家财。
忠是对国家、上辈。忠于长辈就要努力规劝他们的缺点，不能纵容他们狂妄、好胜的习性。这里可与“事父母几谏”，及“臣事君以忠”结合起来理解。以正道匡正领导和长辈，才是真正的忠、孝。
『9』子曰：“为命，裨谌（bìchén）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命，指国家的政令。裨谌是人名，郑国的大夫。世叔即子太叔，名游吉，郑国的大夫。子产死后，继子产为郑国宰相。行人是官名，掌管朝觐聘问，即外交事务。子羽是郑国大夫公孙挥的字。东里是地名，郑国大夫子产居住的地方。
孔子说：“郑国发表的公文，都是由裨谌起草的，世叔提出意见，外交官子羽加以修饰，由子产作最后修改润色。”
本章突然讲郑国如何发布政令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郑国颁布国书是相当谨慎的，要经过好几次修改、润色，最后才完成。用在这里其实是比喻为人也应该谦虚谨慎，不断圆满自己的德行。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与上章“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的意思是连贯的。
『10』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人也，夺伯氏骈（pián）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子产是个怎样的人。孔子说：“惠泽百姓的人。”又问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又问管仲。孔子说：“他（是个德行高尚、受人敬重的人，）剥夺了伯氏骈邑的三百户，使伯氏粗茶淡饭、用度拮据，但伯氏至死也没有怨言。”
子西指楚国的令尹，名申。据说孔子到楚国时，他担心孔子会替代他的位置。伯氏是齐国的大夫。骈邑是地名，伯氏的采邑，后来齐桓公将之赏给了管仲。
问管仲，孔子回答的“人也”，与子产“惠人也”相对，似乎掉了一个字，从后边的文意看，孔子应该是夸奖管仲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很可能是个“仁”字。因为他夺了伯氏骈邑的三百户，伯氏都没有怨言。所以，一个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人，他不须好勇斗狠，也能获得他人的尊敬。相反，象子西这样好胜自私的人，孔子说“彼哉彼哉”时，也许是摇着头、露出鄙视神情的吧。
『11』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孔子说：“贫穷而能够没有怨恨是很难做到的，富裕而不骄傲是容易做到的。”
富而无骄也不容易，有些富人就狂到地球装不下的样子。可“富而无骄”跟“贫而无怨”比较起来，后者更难。格老子的，凭什么是我穷？我一定要发达，将别人踩在脚下！这是穷人最常见的心态。其实未必有多穷，就是不满足。反思我们自己，走在大马路上时，如果一位开奔驰的对着自己按喇叭，会不会干脆堵在车前不走了？心里还恶狠狠地说：你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这种嫉妒心就是好胜之心，如同失恋的怨妇，见不得其他女人幸福。
『12』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孔子说：“孟公绰担任晋国越氏、魏氏的家臣，他的才力是绰绰有余的，可他却没有能力做滕、薛国这样的小国的大夫。”
孟公绰是鲁国大夫，属于孟孙氏家族。赵魏是春秋后期晋国“六卿”中的两家，六卿即范氏、中行氏、知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