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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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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去。那年轻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了一句话:你叫吧,尽情地叫。他们门都没关就走出去了。 
  “没有人围着我看热闹。我就是想有人看。但是没有,因为是在派出所里头,而且是晚上。我看到有人从门口走过去,当然是穿制服的人。但他们不理睬我。我一会儿就嘶哑了,口渴了。我暴烈地挣扎,却只是弄痛了我的手腕。不锈钢的铐子把我的手腕勒出血了。 
  “一个通宵,无人理我。我也没办法吼叫了。漫长的一个通宵。那间房子只有一盏日光灯。我觉得它太亮了。它仿佛袒露了我的一切。我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人,闪过我们的中学,闪过那些在我的竹竿追打下逃跑的学生,闪过小朱老师……我想如果我答应了她,也许我现在在一座山村中学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并且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的人,我也许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会和她一起把孩子生下来。我做父亲和丈夫,会很称职。但我随之也就失去了一切。我活着的意义和乐趣在哪里呢? 
  “那个夜晚我脑子里很凌乱。我新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充满了痛苦、羞辱、歧视和粗暴的对待。我感到了孤单。无力的孤单。我身后没有任何人,任何肩膀。而我的前面是社会,坚如磐石的社会,摧毁了你都不会发出声音来的社会。我并不想与它斗争。那是痴心妄想。我只想融入它,就像一条鱼儿游入深潭。我只想写诗,用诗歌与它交流,让它倾听一个天才的心跳。我只想赢得感动和尊敬。但是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啊! 
  “第二天上午,我又渴又饿的时候,那个片警来了。那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仇视的目光,仇视并且轻蔑?他的心肠为什么那么狠,那么坚硬? 
  “‘现在你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吧,嗯?’他走进来,坐在一张桌子后头,点燃一根烟,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北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整天待在招待所的地下室里?为什么不出去?你整天在一个小本本上写的是什么?你到底是干什么勾当的?说,把你的一切都说出来,老老实实地跟我交代清楚!’他一口气问了我许多问题。 
  “我请求他先把我的手铐松了。我说我想坐下来回答问题。我还说我肚子饿坏了,口也干死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正派无辜的人。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松开了我的手铐。那上头沾了我手腕上的血迹。他递给我一杯冷开水,然后说,回答完了我的问题,你再吃饭。 
  “我告诉他,我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诗人。我的诗名叫做哑马。我说不信你翻开今年三月号的《诗月刊》,就可以看到那里头有我的一组诗,整整四个版面。他笑了一声,说他从来不读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从来不读诗的人,只能是这样粗暴,并且贱视他人。当然他同时也贱视了他自己。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位有良知的人。 
  “然后我告诉他,我在本子上写的全是诗。不信你到地下室去拿我的本子来看吧。全是诗。什么都没有。他又笑了一声,说:看过了。 
写的什么玩意儿,全都看不懂。我也笑了一下,说那根本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他受了这句话的刺激,突然又暴怒起来,拍着桌子骂了句粗话,然后说:你小子不识抬举。你是不是又叫我把你铐起来? 
  “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刚刚从贵州来,诗人是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的人。我到了北京,是因为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住在地下室里写诗。这是我的爱好。我没有危害哪一个人。我更没有危害社会。凭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这时有个人在外头喊他接电话。他出去了,就在隔壁。我听见他接电话时很大声音说话,很不耐烦。打完电话他没有马上过来。我听见他在隔壁跟一位女同事聊天。他说到了我,说他*的还是什么诗人,招待所的人说他整天鬼头鬼脑的。那女同事问:诗人?叫什么名字?我喜欢读诗呀。他说了我的诗名。那女的声音很高地说:呀,你抓了他啊。他真的是诗人呀。然后那女警察跟着他过来看我了。女警察说你真的是哑马?我点点头说:是。女警察说:我读过你的诗。我还把你的诗剪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了。你的诗写的真好。那年轻的片警听了我跟他的同事聊天,笑了一声,说: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那我本人向你道歉。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认为你很不正常,他们对你很怀疑。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治安是压顶的大事。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找你调查情况。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你写个情况,签个名,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得这么轻松: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他没有觉得侮辱人格才是犯罪。他侮辱了我,伤害了我,用手铐来对付我,却这么轻松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当然要走。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确实是受够了痛苦和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位女警察一直送我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她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好人坏人并不是一眼能够分辨清楚的。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为怪异的人都会受到置疑。北京的老百姓警惕性是很高的,但有时候也有些过敏。她一边跟我解释一边送我出门。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她坚持这么做。她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她也是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留着马尾辫,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她跟我说,她是诗歌爱好者。有时自己也写一点诗,但是写得不像话。她不敢投稿,只是写给自己看。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她和她的同事,一个爱诗,一个不读诗,于是人性就成了两种样子。诗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并且有情感的温度。我在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里见证了诗歌的无用,也见证了诗歌的伟大。” 
  哑马的目光一下子仿佛深邃起来。他咽了口口水,接着又喝了小半瓶啤酒。他喝了啤酒,确实谈兴甚好。 
  “……流浪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开始的,预示着今后日子的艰难。一个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很难在这个社会混下去的。虽然我认为我的身份是明确的:我是诗人。但是那些‘正常’的人不这样确认。那些不读诗的人通常会排斥你的身份。他们只对两种身份顶礼膜拜:有权的或有钱的。他们对自己感到自卑,可是对我却十分傲慢。任何人都觉得可以在我之上,可以俯视,也可以蔑视。不是吗,老兄? 
  “我从那个招待所里出来了。我不能再在那个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忍受那些服务员的钉子样的刺人的目光。另外的原因是:我口袋里已所剩无几。我节衣缩食,一分钱掰做两分钱花,但是我也快把钱花完了。在这期间,我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我告诉我父亲,我现在在北京。北京很好,我也很好。我没有提钱的事。我提着旅行包,一个人在胡同里乱走。我想我要去哪里呢?我想我应当找一位诗友,先吃一顿好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坐在街沿上,从包里翻出了通讯簿。我记得上次开青春诗会的时候有几个北京的诗人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翻到了吕盛的名字。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家伙是诗人兼画家。他开了家小画廊,就在紫竹院附近。我记得他是一个爱喝酒的有水泊梁山味的家伙,身上有股‘大哥’气质。 
  “他那天正好在他的小画廊里。很小很小的画廊,专门卖油画。他正穿着一件T恤在那里叮叮哐哐地钉画框,就他一个人。他看见我来了很高兴。那个年头,诗人见了诗人都很高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比方我见到了你老兄。我们凭《国际歌》找到同志。 
  “他请我在胡同口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涮羊肉。我们喝了整整一下午的啤酒。我跟他说了我的经历,包括小朱老师的事。我告诉他,我口袋里已没有几个盘缠了。吕盛笑呵呵地说:你到我这里来还用得着什么盘缠?兄弟,我的就是你的。你愿意在我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你在我这里,不会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你麻烦。我跟我们这儿的片警铁得很。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那些胡同老太太也不敢管我的事,我在紫竹院这一带可是混出了名头的。住嘛,你也可以住在我家里,也可以住在这个小店里。随你的便。但我希望你住在我家里,我们可以聊天,喝啤酒,谈诗歌,谈女人。 
  “诗人就是这么豪放,互相温暖。四海之内,诗人皆兄弟。我刚刚被北京搞坏的情绪顿时好了起来。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伏,有黑暗又有光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也是住在老胡同里。很长的胡同,灰色的平静的胡同。那是生活的颜色和质感。他就住在四合院内,有五六户人家,人人都听得见彼此生活的杂七杂八的声音。门口总有人穿进穿出,也总有老大爷老太太坐着聊天,有一句没一句。四合院光线暗暗的,但是颜色一团混乱。这正是生活本身。混乱,但暗藏着秩序。我倒是很喜欢这种氛围。我感到我是属于它的。很多东西我是从上往下看,但这种生活氛围我反而是平视的。我凝视它就像是凝视镜子里的自己。 
  “吕盛的画廊生意并不好。那年头,人们对美术作品跟对诗歌一样,缺乏兴趣,而且也不懂。人们开始羡慕个体户能挣大钱了。在北京,人们羡慕的是有背景和靠山的人,他们能弄到很多指标和红头文件。有些人被称为‘倒爷’。吕盛也是个体户,但他是那种不能挣钱的个体户。吕盛的画其实画得相当好。他没有进过正规美术学院,没有接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他画不好写实的东西,所以他扬长避短,他画抽象画。他天生对色彩和构成有一种了不起的把握能力。他用直觉指导自己完成创作。他画的东西非常独特。他的作品摆在那里绝不会同别人的东西混淆。他的油画语言永远属于他自己。他在画廊里给我看了他的许多画。我发现他粗糙的外表下躲藏了一颗细腻而感伤的心灵。这是从他的作品里反映出来的。他喜欢大块大块地使用忧郁的蓝色,形成一种伤怀的调子。 
  “没有人买他的画。也几乎没有人买他代理的画家的画。只有人在他的画廊里买那些绘画工具和颜料,或者画框。 
  “他在不画画的时候写诗。很多诗都是为他的画作而写的。如果不看他的画,你不会明白他写的是什么。那蓝色在眼波里 
  湖水在天上 
  我穿过胡同的晚风 
  在酒杯里夜泊 
  “这就是他的诗。老兄,你也是诗人,你不觉得吕盛的诗写得很好吗?但是你若看了他的画,你会觉得更好。他是天才。我可以这样肯定。 
  “他虽然开画廊,但他是潦倒的人。不过他很快乐。他气质里的忧郁隐藏得很深,平时他倒是个乐观的人。他在一辆破单车的后架上搭一箱啤酒回家,在胡同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见屋檐顶上的鸽子了。我们聊天一聊就聊一通宵。什么都谈,尤其是诗歌和女人。他倒是很少谈绘画。我给他看了我在地下室写的诗。他赞扬备至。他说兄弟,你这些诗不要随便带着跑,万一弄丢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损失,是我们中国诗坛的损失。你把它保存在我这里。你放心。将来你安定下来,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我就把它寄还给你。最好是我在北京找一家出版社,争取给你出版。多么好的诗啊。纯粹、干净、透明!你的诗让丢失的童贞又回到了我的身体之内。我在阅读中高尚、正直,像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人世的瞬间能够这样就心满意足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它。 
  “接着,他问我长这么大泡过多少妞。我摇摇头,说,我只泡过小朱老师。他笑着说可惜可惜。然后他跟我谈他泡妞的经历。他喜欢泡美术学院的学生。他说学美术的女孩都很前卫,她们对性事很开放。‘要是她们肚子大了,’他说,‘绝不会像小朱老师那样缠着你非得要跟你结婚不可。她们不会的。’他说一到周末,他在美院的那些哥儿们就搞火柴晚会。什么叫火柴晚会?就是在一个大教室里聚会、跳舞,不要灯光,只把火柴划燃,短暂地照明。火柴熄灭了,教室里一片黑暗,男男女女抱成一团,贴着脸跳舞。‘你只要能进去,’他说,‘你就能带一个女孩出来。’他说那种氛围就是刺激人们寻找肉体的解放。太容易了,你把一个女孩睡了,你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来得及问一声。 
  “他还说起他泡画廊对面一家干洗店的老板娘的故事。那是一位漂亮而风骚的少妇。他请她做模特,恭维她的美丽和身材。但这少妇是一位情场老手。她向他展示风情,却不投怀送抱。‘这就是女孩和少妇的区别。’吕盛说,‘这也是我更倾心于少妇的原因。征服她,让她背叛自己的丈夫,比征服不谙世事而又追求开放的女孩要更有趣。’他当然最后还是得手了。那个干洗店的老板娘跟了他两年,直到有一天被她的丈夫发现。‘之后就是一顿斗殴。那男人叫了两个帮手,拿了菜刀,要废了我。我随手拣了把钉画框的锤子。最后的结果是我挨了两刀,但他们三个人中有两个住进了医院。其中包括那个男人。’吕盛说着,给我看了他右手臂上的刀疤。 
  “我跟他说我还是喜欢少女。我喜欢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纯真的时光。我讲了我到你们长沙去,喜欢那个腊味店的湘妹子的事情。我说我没有得手,但是我很满足。我只要天天能看到她我就满心欢喜。也许得手了我还没有这样高兴。爱情的属性是浪漫,而不是现实。我的意思是说,泡妞就在一个‘泡’字。我喜欢‘泡’的过程。 
  “吕盛摇着头,说我的心智还停留在少男阶段。说我若是再成熟一点,回过头来看我现在的观念,会觉得幼稚无比。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争论起来。当然我们的争论很友善。因为事实上,我们互相欣赏。即使我幼稚,那也是他曾经有过的,已经丢失了的;即使他成熟,那也是我不曾有过的,我总会有的。我们没有对错,没有是非。我们像两个钟摆,只是各自停留在不同的时间而已。” 
  他问我不困倦吧。我说你说,我有兴致听。我又说还要不要几支啤酒。他当然要。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想不想晓得小朱老师的下文。 
  “就在我坐在火车上往北走的时候,在我到了北京住在小招待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我跟吕盛通宵聊天的时候,小朱老师住进了我父亲的家中。她见了我父亲就一口一个爹,就像一个真正的过了门的媳妇那样。不管我逃走与否,在家与否,她横竖认定了,这辈子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她对她的母亲和姐姐说:你们回去吧,我就在这里住下来了。我反正回到学校,他们也会把我开除。我就算是嫁到彭家了。我等他回来。我要把他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不要我,也不能不要他的亲骨肉啊。 
  “她真的就在我家住下来了。我父亲拿她也没办法。我父亲也是守旧的人,他并不排斥小朱老师。跳开我们父子关系来看,他认为她做得并不算错。所以他还是持接受的态度。 
  “回过头来说我们那个中学。你晓得吧老兄,我们山区缺的就是师资。这下好,一下子走了两位年轻骨干教师,那简直像塌了屋角一样。学校里请示了县教育局。教育局说年轻人,犯点作风错误——他们认为这是作风错误,教育教育就可以了。一定要让他们回到岗位上来。县里师资缺口很大,大学生都不愿意到艰苦的山区来教书,我们也没办法补充教师到你们学校去,你们要好好做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回来吧。 
  “校长和教导主任亲自出马,找到了我家里。他们这才知道我已远走天涯。但他们拼命做小朱老师的工作,鼓动她回去,答应不给她任何处分,她只要向全校老师作一个口头检讨就没事了。 
  “这事让小朱老师有些为难。一方面她出走是因为害怕学校开除她,那年头这类事情处分是很重的;现在校方作出了绝不处分的承诺,她害怕的缘由不存在了,她可以回校去了。失去工作毕竟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吃国家粮多好。另一方面她又产生了新的害怕。如果她回学校去了,那彭家不认她这个媳妇怎么办?要工作和要归宿,她宁可选择后者。她相信,女人一生的目标,就是嫁男人和生孩子。她用自己独特的行为正接近这个目标。她确实有些为难。 
  “我父亲看出了她的心思。他劝她回学校去。他说不管怎么说,这孩子他认了,她本人作为媳妇他也认了。她和未来的孩子都是我们彭家的人。这点请她放心。我父亲说如果你有顾虑,你可以对你们学校的老师说,你和我家小四已经成了亲。要是有人问起小四,你就说他到外地工作去了。你放心,去教书吧,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我住在吕盛那里的时候给我父亲去了第二封信。他立即让我哥哥代笔给我回了一封急信。他劝我回来。他说其实小朱老师如果做媳妇定是个好媳妇。他希望我早日成家,希望他早日抱到名正言顺的孙子。他说学校里也欢迎我回去教书,什么处分都不会有。这样大家都高兴,对哪个都好。他特别说了小朱老师很多好话。他说他后悔让我离家出走。他还说他已答应了小朱老师,让她做媳妇,成为我们彭家的人。 
  “我收到这封回信,给吕盛看了。吕盛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坚决不回去。我走出了故乡,就不会回去了。故乡只是我在精神上回望的地方。但我必须走出它。不然我就会毁于它。吕盛说,那个小朱老师你父亲接受她做媳妇了,你怎么办?我说,他要那样做,我也没办法。但我是自由的,我不会受这个事情的束缚。她可以成为我的老婆,事实上的老婆,但是我不会和她在一起生活。我要和未来中发生的一切生活。她却不是未来。她就是我们故乡那种古老的、一直延续的并且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生活。她是起点,但迅速成为终点。这是我必须逃避的。 
  “我们讨论了很久。吕盛坚决支持我。他说你要是回去,我们就不是同志了。他说他*的我们都是一群流浪的人,精神上、情感上、肉体上,全都是流浪的。我们在痛苦中获得快乐。而这一切是我们诗歌的源泉。‘诗人没有故乡,’他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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