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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还是回头看了看楼上小朱老师的窗子。那小小的窗子黑洞洞的、静静的。她睡着了？她难道会睡得安稳吗？”
我面前的这位叙述者好像松了一口气，好像他刚刚走出了那个一脚星光的夜晚。啤酒，啤酒。我们的桌子上，服务员不断过来拿走淡绿色的空瓶。我已经忘记了我短暂寄生的这个都市。我想象得到那双暗夜里不断走动的脚、越来越急促的粗重的喘息、在这群山之中绕来绕去的土路和这路上闪动的星光。哑马问我他是不是太哕唆了。我说继续吧，我在听。
“……我在县城吃了一碗面之后就直接去了火车站。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车窗放下来。我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记不清当初毕业时我坐火车来到县教育局报到的心情了。我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了。我对着窗外的一切说：永别了。
“我在想，这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发现我已经走了。这个时候，小朱老师也许满怀希望等着我的回答：好吧，跟你去登记吧。这样想的时候我可能笑了一下，也可能没有笑，我记不清了。反正我心里怪怪的，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我回到了我自己的小镇上，回到了我父亲的身边。父亲问我怎么回来了，还不到放暑假的时候啊。我说我惹麻烦了，我只能回来。我向父亲坦白了这件事。在我父亲的面前我从来不撒谎。因为他是我尊敬的人。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个难题。因为他的观念非常传统。他觉得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怀了孕，他就应当把她娶回家。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他不知道用‘责任’这样的词，但他的话里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他连声地说：哦，你就这样一走了事哦。父亲还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我不要工作了。一个人怎么能抛弃自己的工作呢？没有工作，你吃什么？他不能理解被压抑弄得喘不过气来的青春的心灵。他不能理解，即使不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会要逃离那个学校，逃离那个山窝。它不是我要待的地方。我的心不属于它。但我无法跟父亲这样说。他不会明白的。
“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人在亲情面前会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他会无原则地替我着想。是这样的。儿子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叫来了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召开这个家庭会议不是要讨论我做得应不应该，而是怎么帮我解决问题。我父亲说：来，你们帮小四想想办法。他现在丢掉工作了。他好可怜。我好可怜吗？我可没这么觉得。但他们全都这么认为我也没有办法。我的哥哥和姐姐们说：我们一人出一点钱，帮小四开个饭店。我父亲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我在我们镇子的东头租了个门面，开了家饭店。我也住在饭店的阁楼上。虽然父亲很喜欢我，我又是我们家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但我还是宁愿一个人住。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况且，我也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写诗。
“我的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开饭店对我来说很艰难，但是我有了未来，有了许多的不确定性。我喜欢这样，而不喜欢一眼就望得到头的生活。
“我冥冥中只担心一件事：小朱老师会不会找过来。根据我对她性格的了解，她会是这样的人。于是我隐隐地有些担忧。有一天，我父亲坐在我的饭店里抽烟，也跟我讲，小四，那个女老师会不会找你麻烦哦。
“隔不了几天，她果然来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还带了她的母亲和姐姐一起来。”
他转过头，望了望酒吧的吧台。灯影下，一个女服务员正跟一个男服务员侧头低语。他们的头上，酒杯架上倒挂着玻璃的高脚杯，满满一架。每一支杯子都映着低调的灯光。他跟我说，做生意，别人赚钱很容易，他赚钱特别难。他骂了一句粗话。
“我饭店开张的那一天，来的都是捧场的亲戚。我也是请他们的客。俗话说新开茅厕三天香。第二天就只做了五十块钱生意，第三天只做了三十四块六毛钱。小朱老师寻来的前一天，我的饭店剃了个光头。我不是赚钱的料。我哥哥姐姐给我凑齐的六千块钱，我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我亏完。我起初还以为自己有些小聪明，我给饭店取的名字很响亮，叫做‘大学生饭店’。但是我们小镇上的人根本不买这块招牌的账。大学生如何？大学生的饭菜做得不好，照样人家不尿你。
“小朱老师来，实际上终止了我开饭店的短暂生涯。我总共开了半个月，但是我的房租预交了两千。我连两百块钱都没赚到手。
“小朱老师来的那天是中午两点半。我的饭店只来了三个客人。他们一共才吃了十一块钱。他们走了之后饭店冷冷清清的。我请的一个大师傅和两个女服务员坐在门口的阴影里说笑。一条邋遢的黄狗在饭桌子下头转来转去。我打了个呵欠，只想上楼睡一觉。这时，我看到了小朱老师的侧影。她正在街对面向一个老头问路，老头把手朝我这边指了一下。我看到了小朱老师的脸。她的脸被秋天的太阳晒得通红。她把手搭了个凉棚，朝我的饭店望了一望，就走了过来。她身后跟了两个女人，她的母亲和她的有两个孩子的姐姐。
“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老兄，可想而知。她说你跑什么呀，我只是跟你去登记，我又不会吃了你。她说你走到天边我也会寻到你。她说她晓得孟姜女的故事。她说了很多，她的母亲和姐姐也帮她说。她们七嘴八舌，围住我说。说来说去就是那个意思：小朱老师怀上了我的骨肉，我不能跑掉，我要对她负责，不能抛弃她，要跟她结婚，做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我上过大学，应当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是不会把人家的肚子搞大然后可耻地跑掉。她们的意思很简单，但是表达得很复杂。饭店里的大师傅和服务员听得目瞪口呆。饭店门口立即围拢来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也七嘴八舌，闹哄哄的。
“我反正不说话，坐在一张板凳上，任小朱老师和她的母亲和姐姐说话。小朱老师又哭起来。她说我好没良心。她不晓得我原来是这么没良心的一个人。她看错人了。她现在该怎么办呢？她姐姐朝我大声说：天杀的，人家是黄花姑娘咧！她还说：你不要工作了，我妹子还要工作咧！你不是害人嘛！
“有人把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叫来了。我父亲跟小朱老师的母亲说话，我姐姐和她的姐姐说话，我哥哥则和小朱老师本人说话。我反正不说话，我说不出话，我脑袋很大，很涨。我低头坐在板凳上，看着自己的手掌，仿佛那些模糊的纹路向我显示命运的方向。我父亲当然向小朱老师的母亲道歉，并说他的儿子年轻不懂事。后来双方安静了一些，看热闹的人也退去了一些。他们都坐下来商量办法。总得要有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办法呢？我父亲最后提出来：拿五百块钱去，打胎、营养，应当够了吧，五百块钱。小朱老师叫起来：不！不！不！她不同意。她说如果我不跟她结婚，那等于是把她的一切都毁了。她会受处分，会丢掉工作，而且将来会嫁不出去。她母亲和姐姐附和着：是啊，是啊，将来谁还会要她呢？你们不能这样害人一辈子咧！
“从下午一直到吃晚饭，我一言不发，他们在那里争来吵去。我父亲把价格提到了八百，又提到了一千，一千五。这在当时，在我们那样的小地方，是个吓人的数额。但她们仍然不答应。她们说，她们不是为了钱跑来寻我的，她们也不只是要讨个公道来寻我。她们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小朱老师肚子里的孩子找到名正言顺的父亲。她们要把小朱老师嫁给我，不管我愿不愿意。
“小朱老师的母亲说：你们不答应，我们就在你家里住下来，小孩子也在你家里生下来。皇帝老子来了我们也不走！
“我脑子慢慢清醒过来。这事情太可怕了，让我在几个小时之内丧失了思维的能力。现在我慢慢恢复过来了。我想我绝对不能答应这件事。我不能跟小朱老师结婚。对于当丈夫还是当父亲，我现在一丁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强扭的瓜不会甜。老兄，换上是你，你也接受不了。
“但她们逼得那么紧。这件事必得我答应下来，她们才会罢休。她们做好了赖在这里不走的打算。我看见她们手里拎了一个大包袱。她们有备而来。
“小朱老师始终泪水不干。她哭得昏天黑地，哭得连我父亲的心肠都软了。她博得了所有围观者的同情。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所有的言论、倾向、情感立场，形成了一种铁的现实。我必须娶她为妻，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在这铁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我的家人也无能为力。因为我父亲提出拿钱解决问题，结果遭到了镇上的人的讥笑。我父亲的形象在这件事情上遭到了很大的贬损。他一下子显得丑陋起来。正义可以悲惨地摧毁一个人的容颜。这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我决心已下，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卑鄙。但在这样的时刻，也只有卑鄙能够挽救我了。”
在他对自己使用“卑鄙”一词时，他的脸上浮出了古怪的微笑。他露出来的牙齿上沾满了都市五颜六色的灯光，就好像他刚刚朝夜上海咬了一大口。他的古怪的微笑含义颇丰。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能说谎。谎言能暂时平息从下午直到黄昏的混乱。
“我站起来，终于开口说话。我说：既然我们想做一家子，那就先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会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来。混乱的局面为之一改。小朱老师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转忧为喜的希望。我叫大师傅赶快做菜。我们大家都饿了。凑热闹的人们也散去了。落山的夕阳把小镇上错错落落的黑瓦屋顶染成一片金色。我们古老的日子闪闪发光。
“我放下筷子，迎着小朱老师和她母亲与姐姐期待的目光，说：我晓得你们等待我的回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今天你们辛苦了。那么远找过来，吃完饭你们就在饭店里好好休息。明天我们来仔细商量我和朱小瑛结婚的事，好不好？
“朱小瑛说：‘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相信。’”
“她妈妈也说：‘后生，你不是开玩笑吧？玩笑是开不得的咧！’
“我说：‘绝不开玩笑。既然你们找来了，这事就得有个了断，对不？你们不看我一下午没做声吗？我是在认真考虑这件事嘛。我说明天商量结婚，肯定就是明天商量。信不信由你们。我不再多说了。’”
“小朱老师目光里又充满了转忧为喜的希望。她叫了声我的名字，说：‘原来你是个好人！’她妈妈和姐姐也笑起来。从我见到她们起，这是第一次她们露出了笑容。
“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也望着我，我装作没有看见。我主意已定。我环顾了一下我的饭店。这生涯才做了半个月，我现在又要对自己说：别了，我的饭店，还有我的家；别了，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别了，让我忘记这一切，因为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面。
“在安顿好小朱老师母女三人睡在饭店之后，我回到了父亲的家。我的哥哥姐姐也来了。我父亲说：儿，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啊。我父亲又说：儿，我看这小朱姑娘人也不错，我愿意收她做媳妇。你母亲要是在世，她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咧。我说：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不能够结婚。不是说我不喜欢小朱老师，而是我根本没想过现在要结婚。现在她逼着要嫁给我，我只有逃掉。我不逃掉会被生活整死的。哪怕是人们说的幸福的生活，同样也会整死我。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走。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说：小四啊，你走，你走，你走到哪里去啊？我摇着脑袋，说：我不晓得。我想流浪。我的命运就是流浪。我父亲眼睛红了，他说：儿，你等于是丢了工作，又丢了老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什么呢？你命苦啊！我说：爹，我命不苦。并不是说流浪就会命苦。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流浪。可能我比你们都过得快乐。你们信不信？
“他们当然不会信。流浪怎么会快乐呢？只有叫花子才流浪嘛。我没办法让他们信。但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匆匆收拾了几件衣物，把它们放到一个旅行包里。我说我走啦，我去车站啦。我只要看见火车来了就朝上头跳，不管它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我父亲说：儿，你这是去哪里啊？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我会写信给你，爹。你会晓得你的小四在哪里。
“就这样，我在那个夜晚离开了故乡，也离开了贵州。我一直向北，到了北京。我怀里揣了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临时给我凑的八百块钱。我上路了。流浪的生活开始了。
“我坐在火车上，脸贴着玻璃窗，望着远处流星一样划过的灯光，我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摆脱了，终于摆脱了。我不只是指小朱老师，我指的是我从前整个的不属于我的生活。”
他停顿下来，喝啤酒，望着我。古怪的微笑倒是消失了。窗玻璃上一些人影和光斑晃动，也不知道是屋内的还是屋外的，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迷幻。
“……我到了北京，想起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来过一次，来开青春诗会。我认识了一大帮写诗的家伙。我们去了圆明园，爬了八达岭。临别的时候我们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龙飞凤舞的豪言壮语。那一次来，我是激情满怀。现在呢，是孑然一身。我想起你们湖南的大作家沈从文，我看过他的自传。他第一次到北京，还是个二十岁的后生，我记得他是从前门车站出来，坐在一辆平板车上，平板车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入了他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于是也跳上了一辆平板车。那个穿着平口布鞋的蹬车的老头问我，小伙子，你要去哪里？我说随便，把我拖到一个有地下室的小旅馆就可以了。
“我坐在平板车上，慢慢地经过长安街。我东张西望。我看到那些蹬自行车的望不到头的人流。我看到他们几乎都是专注地蹬着车，目不暇顾的样子。他们不晓得有一个人要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他，还有他的诗歌，要和他们的日子搅在一起了。
“我起初没有去找别的诗友。我真的就是住在一家小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我想，好了，现在我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我可以安心地写一段时间的诗歌了。地下室里晚上人很多，都是些来北京旅游而口袋里银子不多的游客。但白天他们出去玩，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安安静静地趴在通铺上，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诗。那种感觉真是好啊老兄。地下室有股潮湿的霉味，头上吊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墙上斑斑驳驳的。我啃着老面馒头，喝着白开水。但我很满足。比在学校里当老师满足，比睡在小朱老师身边满足，比当小饭店的老板满足。我写一会儿又睡一会儿。我很快就把一本笔记本写得满满的了。我又上街去买本子。我沿着北京的老胡同走。我听到磨剪子的人的吆喝，还有柳树上的蝉叫。一句一句的，像我的诗行一样在心中飘荡。我站在老四合院的门口朝里头张望。我看到有个老头蹲在青砖的阴影里修单车，穿着老式的褡褂，脑袋精光，老花镜挂在鼻尖尖上。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很亲切，像看一部黑白的老电影。但是四合院里面走出一个老大妈来，她朝我打量了一会，问我：干吗？找谁？我说不干吗，不找谁。她说不干吗不找谁那你怎么还不走？还待在这里？你是什么人？你哪儿来的？什么单位？——看你也不像什么单位的，你要于吗？修单车的老头也站起来，一手黑糊糊的，说：你不说？不说咱们就上派出所去！了得，在人家院子门口东张西望，还说我不干吗，我不找谁！”
他笑起来，仿佛是笑胡同大妈，也仿佛是笑他自己。啤酒是不能再多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他聊天。
“这就是北京。他们对待一位诗人就像对待一条野狗一样。他们平时看上去慈眉善目，吵起架来却个个都像要杀人。
“这样的事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在小招待所里的遭遇可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由于我整天待在地下室，很少出门。一个人趴在通铺上写呀写的，每个服务员都拿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这个人若不是神经病那就定是干坏事的。他们把我的情形告诉片警了。
“那天晚上，出去旅游的人们回来了。地下室里闹哄哄的，夹杂着各地的方言，像联合国开大会一样。这时有个人很响地叫着我的名字，用纯正的京片子。我应了一声。我说是谁啊？那人说：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那人走，到了派出所。他就是片警，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他对我非常凶。到了他那里，他就开始变得很凶。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甚至有点女性化，长得很秀气。但他凶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问我每一句话都是怒气冲天的。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来北京干什么，为什么白天都待在地下室里，你每天在一个小本本上记什么，等等等等，问了我好大一堆问题。我说叫我来派出所干吗，我犯了法吗？你平白无故地对我这么凶，你说，我犯了哪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了，你把我关起来，戴上铐子，我保证没有屁放。如果你说不出来，对不起，我没工夫陪你，我得走人了，我还有事要忙。我站起来就要走，那年轻人从桌子后面冲过来，一把将我按在凳子上。他叫了一声，从门外又冲进来一个警察。他对那人说：他想跑，了得，先铐起来再说！他们两人捉住我，把我一只手铐在窗子的护栏上。那年轻片警说：搜搜看，有没有证件。没有的话，就关起来。了得，顶嘴，还想跑。看你跑不跑得了！
“我没有证件。学生证？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工作证？我已经丢了工作了。我哪里来的证件？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愤怒。你想想我能不愤怒吗？我，一个诗人，在中国，在北京，只是待在一个地下室里写诗，却被他们抓了起来，被当成了对社会有危害的人、有犯罪企图的人、贼头贼脑并且毫无尊严的人。我冲他们叫着、吼着，我都不晓得我叫了些什么，吼了些什么。他们嘻嘻一笑，一个给另一个递支烟，点上火，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了出去。那年轻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了一句话：你叫吧，尽情地叫。他们门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