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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去，决不回去。我给我父亲写了封简短的回信。我告诉他我的决心。我说让您老人家失望了我很难过。小朱老师给您添麻烦，我也很难过。我将来出息了，会报答您的。我在信的末尾说，我可能以后很少写信回家，但是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会保重自己的。
“我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诗人之路。我尽量忘记我的故乡，这口精神的皮箱我不想提着它走。有时候，它是沉重的。
“还有小朱老师，我也要忘了她。后来，她生下了我的儿子。我一直没见过他，可是我却忘记不了我那未见过面的儿子。他肯定长得像我，他在我的内心里成长。”
他说起他那未见过面的儿子时有点动容。啤酒瓶在他手中轻轻晃动。落地玻璃窗外的灯火依旧，但人生变幻了其他的意味。他别过脸，望着窗外某处不可知的地方，稍稍沉默了片刻。
“……在吕盛家住下的将近半年的时光令我难忘。我差不多每天都写诗。我们上午睡懒觉。快到中午时起来。他去画廊，而我待在他的四合院里写诗。我耳边是北京的古老的声音。只有我能听到、能感觉到那些鸡零狗碎的声音里的时间。光线很暗，只有桌子上投下一块不算亮的亮光。这就是我铺开本子的地方。冬天来的时候我没钱买衣。我就把自己裹在吕盛的一件军大衣里。我有时候也坐在被筒里写诗或者看书。时光像虫子一样地慢慢爬着。我又写完了一个笔记本。有些诗我认为是杰作。我兴奋地跑到画廊里去，对着吕盛就朗诵起来。他停下手中的活，侧着脸，不看我，听我读诗。那些路过画廊的人站在门外瞧着，他们觉得他们看到了两个精神病人。我坐下来喝水，听吕盛的评价。我鼻子里满是松节油和颜料的气味。吕盛的批评总是很到位。他的感觉十分犀利。他往往一言中的。但他经常夸赞我。他觉得我这一时期写的诗真像他说的那样：在低处行走，在高处眺望。只是他有时候说，唉，天才，你潦倒得还不够彻底啊！
“他带我去美院参加火柴晚会。我们各自带一位女孩回来。我容易多情，见一个喜欢一个，把她搂在怀里问这问那，就像要跟她热恋一样。莫说吕盛笑话我，连那些大二大三的女孩都笑我。她们觉得我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们说，你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她们的肉体真香，那青春盛开的气味，我爱闻。我深深地呼吸，眷恋不已。她们有时候睡一晚，第二天清早悄悄走了。有时候做完爱就走人。她们很高兴，甚至比我们都高兴。她们不觉得这样会失去点什么。当她们走了之后，有一回吕盛深沉地说：我喜欢泡不那么随便的少妇。她们的心理复杂得多，微妙得多，也有味得多。
“吕盛死于他的少妇理论。我亲眼见到了他的死。”
他把瓶子里剩下的啤酒一口喝光，又再拿过来一瓶喝。他的眼睛里有两粒亮光闪动着，但不是眼泪，是窗外的灯火。远处的汽车拖着光的流线织来织去，织出来梦幻般的都市的夜。
他什么都不看，又接着说下去：
“……我住在吕盛家里的时候充分体会了自由、友谊、青春、灵感进发和纵意人生的快乐。这时间差不多有半年。多么可惜，吕盛在这样的时刻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他的天才结束得太突然了！
“有几天的时间我一直关在他的四合院里写长诗。那是我唯一的一首叙事诗。我一般不喜欢用诗歌来叙事。但是灵感来了，突然之间想用诗歌来讲述一个人的流浪的青春。我想象这个过程充满事件，充满心灵的爆炸。我在那间光线幽暗的房子里奋笔疾书。那首长诗好像永无尽头。我只在他的厨房里下面应付肚子，还有就是喝他单车后面驮来的啤酒。
“我几天没去他的画廊。因为一首诗在没完成之前我不会朗诵给别人听。恰恰就是这几天，吕盛泡上了一个少妇。我没有见过她。但是晚上，吕盛跟我谈起了她。我和吕盛已是没有秘密的兄弟。他谈起她来眉飞色舞。她经过画廊，进来逗留，观看墙上的油画。‘她的额头真漂亮。’吕盛说，‘我从没看过那么漂亮的额头。光洁、骄傲，而且灵气闪烁，充满了少妇独特的韵味。’吕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黏上去了。很快黏紧了。但他们并没有很快发生肉体关系。吕盛是很有经验的，他不着急，并且享受着这个过程的缓慢。那少妇是一位舞蹈演员，结婚三年了，还没有生孩子。她的丈夫是她的中学同学，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进了一家国有企业。他在老山打过仗。据说他回北京以后情绪一直低落压抑。问他为什么却从不回答。吕盛给少妇画肖像，为她写诗。少妇很喜欢倾听吕盛聊绘画和诗歌。吕盛说，你不知道她有多么聪明。她的接受系统真好。她听你谈话的时候目光闪烁着领悟的光芒。跟她在一起真是愉快至极。
“他们就是交谈，在吕盛的画廊里。吕盛没有把她朝家里带。
“但是很快，他的那些诗就落到了她丈夫的手中。那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把她打得青红紫绿，逼问她和野男人睡过觉没有。她当然不承认。没有的事怎么承认？她只是和他谈得来，是一个画画和写诗的异性朋友。是的，他是给她写了诗，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他们连握手都没有发生。她丈夫不信，粗暴而固执，逼她带路，带到吕盛的画廊里来。她没有办法，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也证明吕盛的清白，她把她丈夫带到了画廊里。那男人一见吕盛就失去了理智，冲上去就把吕盛踹倒在地。他用皮鞋踩吕盛的脸，踢他的下身。他当过兵，身手敏捷，下手狠毒。吕盛是那种不怕事的人，而且他也是在胡同里打架长大的，在这一带都有名。一开始他没还手，是希望能向这个愤怒的丈夫说清楚，他的老婆是无辜的。但那个丈夫根本停不下手来。据那些围观的人后来说，吕盛在地上大吼一声，跃起来，拾起锤子就砸那个该死的丈夫。那丈夫在特种兵待过，学了一套擒拿术，一闪身就把锤子夺了下来。他说他*的你竟敢对老子下毒手。他的手狠狠一挥，钉画框的锤子就砸到了吕盛的天灵盖上。吕盛当场倒地，从此没再能够起来。人们把吕盛送到医院，医生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放大的瞳孔，说，人都死了，送来还有什么用？
“我在医院的停尸房见了吕盛最后一面。他的脸是肿的，敷满干了的变黑了的血迹。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那个男人被抓起来，后来判了死缓。吕盛太可惜了。
“他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喝啤酒，聊了大半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生活中的阳光全都来自梦想。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大画家，而不画画的时候就当一个小诗人。自足，也自恋，但发誓做一个不缺乏同情心的人。他希望他身边永远不缺女人，永远都有值得他去爱和怜惜的异性。他希望他的画被美术馆收藏，他的诗被印成异形开本的诗集，他自己来插图，印得美轮美奂。他喜欢在人群中如鱼得水。哪怕他成了大名人也一如既往混迹街头，随意喝酒、说胡话、唱歌。哦，我忘了说，吕盛的歌唱得非常好。他喜欢唱约翰·列侬的《昨天》和一些老电影歌曲。他是一直向前走的人，却有着向后回望的怀旧愁肠。
“那天晚上我们聊得真多。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晚。但我们谁也不晓得。黑色的命运总是这样，它来到你跟前时是那么突然，一点预示都没有。”
哑马，这位沉浸在怀念亡友的感伤情绪中的诗人，他的下眼眶里涌出了晶莹的亮点。
“……失去朋友是伤心的，甚至令人绝望。像吕盛这样的朋友，你一生中能遇见几个？
“我只得离开。离开那个四合院，也离开北京。有段时间我到了东北，后来又南下到了广东。—个诗人是非常不适合在广东生活的。在那里，根本没有他呼吸的空气。他会备感压抑和痛苦。在广东，他不但不是诗人，他甚至不是人。他就是一条流浪的身上长满疥疮的狗。我挨过揍，被人当成乞丐或小偷。我也试图打打短工。但那对我是何等的残忍。我原来认识的几位写诗的朋友后来都经商了。他们忘了诗歌，也忘了写诗的兄弟。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有位当年的诗坛兄弟我找去时他送了我一千块钱，还给我买了一身衣服。他请我喝酒，说老弟啊，这个社会没有尊严，因为这个社会的诗人没有尊严。我听了有种内心里挨了一刀的感受。我记得我哭了。因为我听到了已经陌生的词：尊严。
“那些日子我根本没有写诗。我失去了灵感和冲动。我的诗感麻木了。那些日子我几乎都没有摸过笔。我晓得这是要命的堕落。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被抛弃了，我们被抛弃了——被这个时代，被这个社会突然涌动起来的拜金的狂潮。
“但我内心里明白，实际上，我仍在写诗，不过不是写在笔记本上，是写在一些人喜悦一些人痛苦的大地上，用我的流浪的生涯和足印来写，用生命写。我晓得，那是一首伟大的悲情的长诗。
“有时候，我会想起吕盛，想起他我心中就没有那么孤独了。他的精神还在那里陪着我，还有他画廊的气味和他四合院里的依稀的光线。
“我到处走，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久逗留。值得欣慰的是这大地上总还有像我一样爱诗的人。我总能幸运地遇上他们。在南京、在成都、在合肥、在昆明甚至在遥远的哈尔滨，我都能遇上他们。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尊严，但只在暗处闪光。他们在生活的流变中闪闪发光，只是人们看不见。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瞎子。他们不知道有人在高处眺望，看到了俗世生活之外的东西。
“真正的诗人不会被时间改变。我们相会，像过去一样，像几千年前一样，喝酒、把谈，歌哭或者沉默。我们互相朗诵自己的作品，称赞对方，或者称赞自己。四面是滔滔洪水，而我们坐在诺亚方舟上。
“会有一些女孩子坐在我们中间，那是些惊世骇俗的女孩。她们欣赏独特，欣赏个性，欣赏一个男人身上所有的蔑视的力量。她们是有某种宗教感的女孩。这是很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她们宁愿坐在我们中间。但你不能爱她们，她们像刀片一样随时让你受伤，心头流血。你跟她们只能嬉戏，这样当然也很好，很轻松。我常常在和诗人的聚会中遇到这类女孩。她是某位诗人的短暂的情人，在身边突然开放又突然消失的玫瑰。
“我喜欢凝视她们，看到她们不好意思地低头或者嗔怒地一瞥，我很高兴。我会发出让自己都吃惊的笑声。这是我的流浪生涯里快活的一瞬。我有许多这样的一瞬，就像夜空里有许多迷人的星光。
“我的流浪的道路是一生的长度。再长的地方我就无法抵达了。除开思想。一个诗人的忧伤可以抵达无穷远。早几年我曾沿着黄河走，这几年我又沿着长江走。那些村庄、道路和城市，都被我穿过。那些陌生的人群，我挤进他们又离开他们。晓得吗？我现在又开始写诗了。写诗是一种能力，有时会短暂地或长久地丧失，有时又突然聚合起来，能量爆发。我相信我又迎来了一个写诗的高峰期。
“我念一首近作给你听好吗？算了，今天晚上我们喝酒，谈别的，但是不朗诵诗。今天晚上适合回忆。”
我没有勉强他，既然他不想朗诵诗。我知道他朗诵时的张狂的姿态，我也不想被人当作疯子。我现在过的生活庸俗，但是正常。我现在害怕不正常。
“……有一回，还是住在吕盛那里的时候，有位女孩听我朗诵了我的一首长诗，那是在我们做爱之后，她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我也睡着了，她在我做梦的时候离开了。我醒来之后才觉得绝望。这绝望就像酒一样的，到后来才开始醉人。为什么我的诗写得那么好，她会听不下去？为什么一个漂亮而开放的女孩、学艺术的前卫的女孩会不需要诗？如果她都不需要，那谁会需要？
“我在一个人流浪的路上会经常挨饿，会经常无助，但是我并没有因此绝望。只是一个美院的小女孩在听诗歌朗诵的时候睡着，这事情让我内心里某种圣洁的东西在崩坍。我醒来之后望着窗子，女孩走了，吕盛和他的女孩也走了。我一个人在旧四合院的幽暗的房子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空旷了，空旷得简直没有边。
“后来，吕盛死了，我离开北京朝更北的方向走去。在路上，天气越来越冷，我内心里反倒慢慢恢复了一种温暖。我想通了，我只能如此，我的命运只能如此，诗歌的命运只能如此。我们是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的远行的诗人，就像耶和华一样。”
他又望着窗外沉默了片刻。啤酒喝光了。他没有再要。他转过脸来，直直地盯着我，就好像我脸上落了一只蜘蛛。他说：“算了，不说了。有什么意思？这些狗屁事情。”接着他问我：“今天晚上你安排我睡在哪里？客厅的沙发上也可以。”
他还是那么随便。他找到你了，就叫你安排他的一切。这说明他仍然把我看做他的诗友。我应当高兴，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早已不写诗，而且也不读诗了。我的尊严是我的位子给我的。我现在是一家不算太小的做对外贸易生意的公司的副老总。我承认我的生活很庸俗，却也很体面。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体面是被人尊重的。也有人知道我有写诗的历史，这给我增加了某种传奇，他们介绍我时说：他曾经是诗人。我立即就可以看到惊羡的目光。这个缘由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也为此感到虚荣。我愿意人们这样称呼我。对于我来说，“诗人”是双重意义的复合词。
我问他打算在上海待多久。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两天，那我可以跟他凑合凑合。如果时间更长，那我要给他找个地方住，比方在我们的员工的租住房里加一张临时床。我们公司有好几位员工是从外地来上海寻找机会的，他们的流动性很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过有人异动而去，就有人异动而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打算，他完全是随兴而动。高兴就多待待，不高兴就拍屁股走人。他费了一点周章找到我，我估计他会有几天待。我说好吧，你到我那里去睡。我也是租的房，一室一厅，你睡客厅的沙发。
我付账的时候他望着我的钱夹，说：“能不能借点钱？”“借多少？”“三百吧，三百。”我心里想，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但我还是抽出了三张一百的票子。他收钱的动作很快，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我形容不出，但我想其中是包含了一点猥琐的。在那一瞬，我的心情也跟他的表情一样复杂，不怎么好看。
“今晚喝得够好。”他说着，站起来，又瘦又黑。
那一夜我们没有再多说话。我们喝得够多，也说得够多。回去之后，我叫他洗了澡，我也洗了。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浴室里弄得很乱、很脏。早两年我们公司里有个不爱卫生的员工，关于他有个笑话。说有一回他在酒店的房间洗了个澡，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抱怨道：这是洗澡的浴盆，怎么用来洗拖把？后来同事们给这个邋遢的小伙子取了个绰号，叫“拖把”。我进到浴室，立即想起了这个绰号的笑话。
我拿浴巾擦头发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冲我笑，“你变得好胖哦。”他说，似乎有点讽刺。
“一百七十斤。”我不在乎。
“好胖，诗人不应当这样胖。”
“我很惭愧，我已经不是诗人了。”我说，
“我是个没有诗才的人。”
“你有多少年没写过诗了？”
“至少二十年。”
“堕落，”他说，“极其堕落。”
“是的，”我说，“堕落有时候使人愉快。”
就这样我们随便说了几句话就睡了。
我睡床，他睡外面的沙发。
第二天我起得早。我要上班。他还睡着，在沙发上蜷成一只基围虾。我没唤醒他，在茶几上留了三十块零钱。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估计他又是白天出门，晚上回来，跟上回他在长沙时一样。但我不希望我租住的房子附近有什么腊味店。他不是说他又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吗？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写诗呢？下午四点来钟我又打了电话回去，他仍是不在。我不管他了，我再次约二十四楼的小李。她答应了。我会有个愉快的夜晚。
小李是那种写字楼里的女孩，你容易请她吃饭，却不容易请她上床。她年纪轻轻的，仿佛已是身经百战。你跟她说笑的时候她放得很开，但你的话题一微妙，她就沉默，或者装天真。不过她知道怎样吸引男人，并且不给他尴尬。我觉得这种交锋很有意思。我看着办，慢慢来，我不是很有银子，但是我很有耐心。
我们边吃边聊，吃完了比萨又喝饮料。她说起了她们的那个邮购公司。她负责设计产品名录的宣传册，把它印得精美，寄给四面八方的客户。她在这个公司干了三年了，她最近想跳槽。我问她想跳到哪里去。她笑一下，说没想好。我说你很能干，如果你不嫌弃，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试试。她又笑一下，说她真的没想好。她只是想挪动一下。“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她说，“没看出来吗？”我说年轻人嘛，当然应当多试试机会。
这些话都不咸不淡。通常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过程的最初阶段。
随后我送她回她的租住地。在一个弄堂口她下了车，谢绝我送进去。我也没坚持。她肯定有她的道理。
我回去的时候，哑马已经在家里了。他趴在茶几上写诗。没错，他是在写诗。他抬头跟我打声招呼，又低头疾书。他来了灵感吗？他在写什么？
他的脚边上有三个空啤酒瓶。
我问他白天干什么去了，我打电话回来没有人。他说，乱走，在马路上，在弄堂里，在福州路上的书店和人民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