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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入了名牌大学，以后的道路将平坦宽敞；反之如中学时代不够努力未进入名牌大学，想成为胜者将极为艰难。过于重视“抢滩”的胜利葬送了一些优秀作品；过于重视名牌大学则使“早熟”成为胜者的通行证，对“早熟”的青睐使大器晚成者成为输家，这无疑是对人类中最可宝贵的真正人才的打击，其“浪费”程度难于计算。“胜者通吃”将商业竞争中的弊病发挥到极致，电影、电视中暴力的盛行即其例证。一项研究显示，一个普通美国小孩小学毕业时已在电视上看过大约八千场杀戮；而浸淫于暴力与施暴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31。
人性中的弱点和盲目性在所难免，我们可否通过明智的选拔制度避免这些弊病呢？很难。我们很难在培养的初始阶段就判定出潜在的优秀人才，从而减少必将失败的资格竞争者。可以观察到的常规才能在很多场合都是重要的，但一些特殊的禀赋至关重要却又无从捉摸，甚至在面对大学以上学历的择业者时，即使不迷信名牌大学，为减少风险也往往还是首先选用名牌学历者。选拔制度很难克服“胜者通吃”及其弊病，要对付它似乎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竞争的制度。古典自由经济的理论对此显然不表敬意，但既然“胜者通吃”的现象是自由经济的理论始料不及的，寻找应对它的手段，就必须超越这一理论。
限制竞争的手段与制度源远流长、丰富多样，当代的社会实践仍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欧洲中世纪贵族间的决斗似乎是绝决的，但其枪内一定要平滑不准有来福线的规定实际上制约着决斗的残酷。据统计当时6个决斗者中只有一人中枪，14人中只有一人死亡。军备竞赛是最古老的“胜者通吃”的逻辑产物，几乎与此同时，敌对双方利益的需要也产生了限制军备竞赛的约定。一夫一妻制算得上又一种古老的限制竞争的制度，离开了这一制度，地位高的男子将“胜者通吃”，地位低的一无所获。18世纪初叶的摩洛哥的最后一位国王竟生养了一千个孩子，可见他一个人至少夺去了一百个男子择偶的机会。当代社会也从来没有离开限制竞争的制度手段。美国总统竞选要限制竞选费用，世界体育比赛要限制药物使用，否则后果均不堪设想。当然除了限制竞争之外，对付“胜者通吃”的手段还有税收。
这一切自然远不充分和健全，未必都可推广和移植，实行起来亦可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当代社会确乎到了通盘思考“胜者通吃”之利弊以及应对它的手段的时候了。
Number ： 9940
Title ：《毕业歌》为他送行
作者 ：董健
出处《读者》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田汉传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一些传记材料和回忆文章说田汉是“被捕入狱”、“瘐死狱中”云云，这是不确的。并没有按法律程序（哪怕是虚设的）正式将他逮捕，他坐的也不是正规的国家监牢。他被军队秘密“监护”，坐的是并非监牢的监牢。这种监牢是没有现代法制的国家的特有产物。他的家属、亲友连他关在哪里都无从知道。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唯一能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机会，是当他被拉出去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之时。有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接受那些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使他感慨万端、痛苦难言——“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分，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著名的‘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这样结束在这个独裁者的戏台上吗？”他顿觉一生成了空白。这是精神上的虐杀，其残酷远在皮肉折磨之上！
大抵在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了。从此，在那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是“从头说来”，详述当时的事实。由于述之甚详，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写的“交代材料”也如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有的善良人都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
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田汉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196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46岁生日，这一天，作为老党员的田汉想了很多，他甚至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的一句话：“夫人非爱革命，然以爱法国故，不得不爱革命。”这话此刻甚合田汉思路：尽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事叫人无法接受，但新中国来之不易，为了不叫国家变“修”，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不得不忍痛拥护这场“革命”。想着这些，他产生了一种为崇高目的而殉难的感觉，在小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
先烈热血洒神州，
我等后辈有何求？
沿着主席道路走，
坚贞何惜抛我头。
这年国庆前夕，他又兴奋地写了一首七律，歌颂祖国“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见尧舜天”，当然也是出于同一心态。
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在悲愤，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着。早在20年代，他的戏剧就受到过一位“小兵”的批评，那批评是十分尖锐和严厉的，但他觉得那很正常，很健康，是与人为善的；而如今对他进行的“批判”，总叫人觉得非正常人之所为，是那么地杀气腾腾，充满邪恶。这是怎么回事呢？痛打他的那位小姑娘，才十四五岁，正是心灵最纯洁、最美好之时，怎么会变得那么凶恶狠毒？
这时，他最想念的不是毛主席，而是自己那位满头白发的善良而刚强的母亲。当到处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时，他想喊：“母亲万岁！”有一天，专案组转来家里送来的粮票、钱和衣物，田汉给母亲写了一张回条：
妈妈：我很好，粮票收到，请放心。
妈妈万岁！
这“妈妈万岁”颇叫“左派”反感，但专案组内了解田汉性格的人，知道他是孝子，又是浪漫多情的人，也就未加深究。其实，这4个字恰恰很微妙、很有性格地透出了另一个“我”的声音。
两个“我”在交战，两个“我”在互相咬噬，这是令人痛苦的。
田汉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一起爆发。他被送进301医院“将军楼”。这里专住“大人物”，对面房内正住着因跳楼自杀而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将军。
田汉病历上的名字是“李伍”。医护人员不知道他就是田汉，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要犯”，日夜有卫戍区战士看守，不时有人来审问、逼供。
为了逼供，不得不给他治病，可是因政治上对他的歧视和敌视，又不会认真照顾他的生活，也不认真给他治病。田汉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曾流传过他受虐待的各种说法，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当他因肾病排不出小便而患了尿毒症，生命已经垂危之时，专案组还在审讯他，追问他在日本时的种种“问题”。直到发现答非所问，人已昏了过去，审问者们才悻悻离去。
1968年12月最初的几天，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田汉最想念的仍是母亲。他有时沉吟着：“放我回家见见我妈妈吧！”极度痛苦之中，他常常似梦非梦地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自己的亲人们，想到死。专案组已经告诉他，他的案已定，是“叛徒”、“特务”。这诬陷使他死不瞑目。他想挣扎着活下来，争一个“清白”，争一个“是非”。
田汉蓦然想起了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途中作的那首诗：
危栈断我前，
猛虎尾我后，
倒崖落我左，
绝壑临我右。
……
当年在长沙师范，精通“阳明学”的姜济寰老师解释说，此诗未必是写实，只是表达一种对“人生险途”的感悟。那，这不正是我目前所处的“人生险途”吗？于是，昏迷之中，他似乎又看见了1916年赴日途中在大海上做的那个噩梦：仿佛是深夜在沙漠上行走，又似乎是暴风雨中驾一叶孤舟漂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不辨方位，不知所至，又饥又渴，焦急万分。忽见前方闪出一线光明，又好似幻化出一座美丽的花园岛。他带着甜蜜的微笑，狂呼着拚命奔去。但待他筋疲力尽地赶到那“光明”的所在，才发现那是一只巨兽的凶眼和獠牙放出的光；那“美丽的花园岛”却是一个呼啸着的大漩涡！眼看就要被那只巨兽吞噬了，眼看就要陷入那永劫不复的大漩涡了……
他不敢相信，这个梦在52年前就预告了他的今天，但却不得不承认今天确实已卷入那永劫不复的大漩涡。他仿佛记得，20年代读过的一本外国人写的书中说过：“梦的世界比我们的觉醒状态更接近真理……”是这样的吗？
他想念母亲，想喊“妈妈万岁”！他想念安娥，想念几个已成人的儿女，还想念那被打成“右派”、如今也在审查中的弟弟田洪和他的一家……他觉得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兄，都很对不起他们，觉得欠了他们大笔大笔的亲情之债。
面对死神的到来，田汉忽然想起1927年在艺术大学，告别善钟路校园的最后一夜，他说过一句话：“艺术家不妨生得丑，但不可死得不美！”
于是，他脑海中浮现出一生中给他印象最深的许多人的死：
波德莱尔在《英勇的死》中写的那位宫廷名优，是在艺术创造的极致之境中轰然倒在舞台上的；我的《名优之死》中的刘振声之死，亦与此相近。
我的《古潭的声音》中的那位诗人，高叫着“万恶的古潭啊，我要捶碎你”！纵身投入那神秘的古潭，发出悠远的回响。
俄国诗人叶赛宁，他的死也是很艺术的——他割开自己的血管，以笔蘸着流下来的血，写他最后的一首诗，直至血尽人亡。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我留日时的朋友，他对人生的态度是那么严肃和执著，以致当他的追求幻灭之时，便带着朦胧的不安而自杀。他死前说：“对于神的复仇，便是把自己的生存毁灭。”
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加莱市民》，我在东京看过。剧中那7位市民为使加莱市免遭毁灭，为了千万人的安全，自愿做了牺牲。尤其是那位叫奥伊斯塔舍的老市民，他迎着黎明的曙光死去，叫人分不清他是死还是新生。
这些死都很“美”。
这些人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新生和不朽。
这些死的回忆，给生命垂危的田汉以“美”的安慰。
当他最后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也有孤独之感。他脑海中浮现出卓别林的一句话：“I stand along！”（我孤独！）和他那幅充满孤独、寂寞表现的自画像。誉满全球如卓氏者，如此被孤独之感所苦，说明他不是一位单纯的“笑星”，实在有他更伟大的地方。田汉也想到他那位儿时的“大朋友”——家乡仙姑殿的王道人。那年王道人与他约定：“你好好地去读书上进，我好好地在这里修，将来我们总有相见之日。”几十年瞬间过去，我的“上进”在哪里？一生的追求如今竟成了“罪”。一阵空虚之感袭上心头。一个十分遥远的声音在他心头响起，那是48年前郭沫若为他的译作《莎乐美》发表而题赠的诗：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像那坠落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一颗剧坛星辰就这样向着“无穷”长殒了——1968年12月10日，在寒冷的北京，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死去了。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它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
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世之时，广播里正狂热地播放着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歌，欢送狂热的青年学生们“上山下乡”。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
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田汉之死是暗暗的死。他的家属中，只有儿子田大畏事后被告知。一个操安徽口音的军人对他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大畏连骨灰都不敢取回。全中国、全世界的文学艺术界和戏剧界人士，无人知晓。国内外他的朋友，无人知晓。鲁迅说：“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但是，这《毕业歌》的送行，却是一次最美、最艺术的告别和悼念。
Number ： 9941
Title ：给总统包装
作者 ：张英智
出处《读者》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南风窗
Date ：1997。12
Nation ：
Translator ：
当你注意到电视镜头中的首脑们或庄重、或亲切、或严肃、或开朗的形象时，你可知道，有一群专为首脑进行形象策划的人，正在幕后精心设计。
墨镜与爵士乐的故事
在克林顿的连任竞选中，其广告顾问曼迪策划了由总统本人在圣莫尼卡海滨的洛斯饭店阳台上为选民吹奏萨克斯管的活动，以树立其平易近人的形象。以曼迪为首的形象设计班子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动作：总统在演奏中，接过搭档保罗·贝格拉递过来的墨镜，然后顺手戴上。于是，在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的头版上，出现了身材高大、戴着宽边墨镜、吹奏萨克斯管的总统形象，这让选民们充分领略了总统友善、迷人的一面。恰恰相反的是，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连任选举中，其形象顾问塔吉扬娜提醒叶利钦，前呼后拥、左顾右盼的保镖们在公开场合不要戴墨镜，以免给总统造成“黑社会老大”的形象。此后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叶利钦便显得更为和蔼可亲了。
形象设计专家认为，在一向严肃的政治生活中，稍稍展示一下首脑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可达到首脑与选民心灵上细腻的沟通。在竞选期间，克林顿乘坐轿车穿越了8个工业州，沿途经常停车发表演说。根据形象设计师的计划，他随身携带心爱的萨克斯管，在演讲间隙吹奏爵士音乐。乐声婉转悠扬，曲调袅袅传情，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群情激动之时，甚至踏歌而舞。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竞选首相时，形象设计师建议他走“克林顿路线”，以打破英国政坛保守、沉闷的风气。布莱尔在牛津大学念书时就是一个出色的吉他手，年轻时的绝活正好派上用场。在演说中布莱尔不时模仿“甲壳虫”乐队的动作，极尽煽情之能事，此举为他拉了不少选票。
总统“加工厂”
政治形象设计应用得最广泛的时候要算在大选期间。这时候竞选者周围最亲近的人士就是由新闻、广告、语言、美容等专家组成的形象设计班子。
如何避免在选举中落俗套，是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考虑的首要问题。形象设计师们提出的“平民化路线”在实战中取得的效果果然不同凡响：克林顿首次向新闻界披露了他来自偏远的阿肯色州的一个贫穷家庭，生父早年死于车祸，继父缺乏教养并且酗酒，经常殴打他的母亲。在缺乏温暖的家庭生活中，他凭自己的坚韧不屈的意志，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乘大轿车巡回竞选，更使克林顿与布什脱离民众的贵族式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并获得了大批乘不起竞选飞机的地方报记者的好感。他们喜出望外地抓住机会追随克林顿的大轿车作滚动式报道。这一切努力对观察家来说也许并不新鲜，但却使克林顿的选票比布什超出24个百分点。
令德国总理科尔的形象设计师们为难的是，皮肤黝黑、身高1。93米、体重达118公斤的科尔确实不上镜。但是形象设计师将科尔的形象定位在“敦实”、“可信”上便取得了成功。媒体中的科尔与现实中的科尔始终一致：在演讲台上，科尔会脱去上衣，穿着衬衫，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话进行演讲，很快赢得了选民的理解。在科尔的演说中，始终找不到华丽的辞藻，这正如他本人敦实厚重的体型一样。选民们打心眼里认为“他是在为我们说话，是可信的人”。
与其他首脑人物庞大的形象设计班子相比，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形象设计师戈登·里斯是个全才。在撒切尔夫人的眼中，他好像什么都懂，什么时候都是对的。在帮助撒切尔夫人竞选首相的日子里，戈登对她在社交场合的形象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变。林肯郡家乡口音是撒切尔夫人最大的敌人，而她改变口音说话听起来有些不自然，有时甚至很刺耳。戈登从国立剧院请了一位专业教师给撒切尔夫人上课，通过语音训练，她的发音悦耳多了。为了反击政敌的攻击，撒切尔夫人在戈登的安排下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她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她谈论起她的发型、穿衣服的尺寸、保养皮肤的方法，摸索女性如何将事业和生活结合起来的途径，以及她是否哭过等等。这些话题本来不是撒切尔夫人愿意谈论的，但这样做却能博得新闻界的好感，获得选民的支持。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由于西方的宣传方式进入的时间还不长，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高层官员的头脑中还没有“形象设计”的概念。对是否该乘电车上班，是否该在德国指挥乐队，都由叶利钦本人决定。这种情况直到由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博伊科和独立电视台领导人马拉什科具体负责总统的形象设计之后才发生改变。叶利钦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呼吁国人购买国货，在讲话中提到在苏联时期他为了给妻子买一双鞋而排了很久的队。这个例子恰到好处地令听众想起了他们也曾排队买东西讨妻子欢心的情景，引起了听众的共鸣。使总统夫人奈娜迷惑不解的是，总统公共关系局的撰稿人是从哪里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