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此时，其母亲已借打电话为由溜掉了。
没有和平就没有厨房
残酷的是现实，美好的是追忆。
1997年6月，纽约的书摊上又多了一本食谱——《纪念厨房：特利辛集中营妇女们的遗作》。
这本82页的小书是70岁的米娜·巴切特老太太和她在集中营中饱受饥饿、虐待、疾病折磨的女伴们合作写成的。昔日的厨房、拿手好菜、幼小贪吃的儿女、晚归的丈夫、油渍的围裙……已成回忆，已成奢望。
麦当劳与癌症关系复杂
5月，英国法律史上最长的审讯，历经313天的唇枪舌剑的“诽麦案”，尘埃落定。原告麦当劳公司获赔偿6万英镑；但据说，该公司为打赢官司花掉1000万英镑。
庭审期间法官贝尔以“证明‘麦当劳与癌症’之间的关联过于复杂”为由拒绝了陪审团听证。
为新大陆庄严命名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日子，“探路者”登上火星。
“探路者”在火星的登陆使地球人进一步看清了这个红星球的地形。下一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为这片新大陆上的地点命名。研制出“探路者”的科学家们最后决定选择一些令人愉快的名字：卡通明星加斯伯、约吉熊以及滑稽明星巴纳克·比尔等。
把火星看得太清楚可能会使有些人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火星上的许多地形可以在地球上找到相似的姊妹。比如：干枯的树叶表面、曲奇饼、生锈的金属表面、甜瓜皮乃至比萨饼。不管失望与否，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假使有一天火星人来到地球人家中做客，厨房里的许多东西会使他感到又回到了火星。
机器越来越像人
1997年7月，东京大学的科学家成功地造出了一个有表情的机器人。凭借一层橡胶皮肤与复杂的电子“神经”线路，这个机器人能够模仿悲哀、恐惧、喜悦、惊讶、愤怒等表情。
“我将想念你，姜尼”
7月15日，意大利时装设计大师范思哲被枪杀。
歌星麦当娜的回忆：我将会想念你，姜尼，我们都将想念你。我将记忆封存在我的范思哲仔裤中，它们永不流逝。
革命也成了一种时尚
7月12日，古巴前领导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遗骸运抵古巴。但神秘失踪遇难30年后魂归故里的，不仅仅是经电脑扫描、DNA鉴别确认的几块头颅骨，更有后来人说不清的狂热和迷恋。
12种传记，五六部纪录片和米克·贾格尔执导的《格瓦拉的爱情》……这位39岁饮弹离世的消瘦男子除了被印在廉价T恤上扮做“酷”星外，好像没有别的命运。
天上掉下一颗卫星
9月28日清晨，大西洋南极附近肯定“扑通”了一声，什么掉下来了？这回可不是什么美国飞机。入秋以来，美国飞机已经掉得足够多了：C—141运输机，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F—16轻型战斗机，B—1战略轰炸机，一星期掉下6架——这回掉下来的是卫星。
马哈蒂尔戴上了口罩
“有好围墙才有好邻居”——东南亚各国的居民在今年9月间比谁都了解这句话的涵义。若有一道好围墙，他们也就不必遭受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产生的烟雾的折磨。为了教育自己的国民免受浓烟侵害，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不得不亲自向人们示范如何佩戴口罩。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烟雾中的东南亚也遭受着金融风暴的打击。但在金融风暴中，马哈蒂尔不用戴口罩了，他表现得伶牙俐齿。
足球越来越像一出喜剧
11月10日，中国足球队出线希望完全破灭后，《广州日报》发表记者梁清的短文《祸起女人乎？》，该文主旨是批评中国足球队的一种迷信做法：球队车上不载女乘客。而中国足球队下榻的东方大厦副总经理于明在10月31日曾想搭国家队的车前往球场，于是便有足球界人士将10月31日的主场失利归因于那位副总经理一说。
光头、肥胖、喇叭裤
21世纪中国和世界最可能发生什么？宗教家、星相家、科学家正经八百地开始预言。
中国老百姓对未来的勾勒——根据零点调查公司10月份对京沪穗渝厦5市1524位18—65岁市民的入户访问——更具幽默感：2000年技术发达，生活自由，男人多剃光头，人们以肥胖为美，紧身裤和喇叭裤各领风骚，公共厕所的卫生状况比癌症、艾滋病还难攻克……
Number ： 9938
Title ：漂泊
作者 ：海韵
出处《读者》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团结报
Date ：1997。12。20
Nation ：
Translator ：
漂泊，是一种情趣。
孤身一人，漂泊在陌生的国度，漫步在陌生的街巷，用奇异的目光抚摸每一张陌生的面孔，拥抱每一座陌生的建筑；随心所欲浸泡于异国情调中，有如一条鱼漫游于新水域。累了，在街头酒吧寻一个座，饮一杯当地酿的啤酒，品尝一次异味的人生。
或许还有一次迥然不同的艳遇。
或许还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
在新奇的氛围中，呼吸新奇之美，为了一次审美，为了一种情趣，不在乎付出的代价。
漂泊的种子何时埋下的？少年时看过一部俄国电影，内容是讲述一位俄罗斯的旅行家到印度探险的故事。那是没有汽车的年代，旅行与探险是同义词。漂洋过海，横穿沙漠，要与强盗厮杀，要与自然搏斗，到达目的地者九死一生。这位俄罗斯旅行家生活的年代与中国的旅行家徐霞客相近，他没有徐霞客潇洒，但却同样狂热。一个醉心于祖国山川，一个迷恋于异域风情。俄国旅行家总共到印度去了两次，两次就消磨了他的一生。第一次出发时，他还是个英俊青年，含泪告别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毅然上路，归来已人近中年；妻儿的泪水拴不住一颗漂泊的心，一年后他又出发了。同行的人都死了，只有他一人到了印度。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其间有凄婉的恋情，有曲折的遭遇，待到白发生时，他又想起了故乡的白桦树。于是，热情如火的印度舞没能留住他，决然而别，为俄罗斯带回一卷古国文明。
许多年来你都在想，这位俄罗斯旅行家冒死出游的动机是什么？是冰雪西伯利亚与赤热恒河平原的巨大反差？是热烈迷人的印度姑娘的诱惑？还是来自遥远岁月的遗传基因的作用？你至今没能找到答案。但自从看完那部电影后，一颗漂泊的种子从此深埋在心田里。
待到种子萌发时，你已到了可以出游的青年时期，但你跨不出紧锁的国门。等待你的命运只有一个：从京城古都到黄土高原。那不是一般的出游，那是英雄一去不复返的别离。
其后，你也曾做过半个徐霞客。孤身一人，身背军用书包，手拿中国地图，啃冷馒头，睡大车店，攀华山，渡黄河，游西湖，浴东海……当你陶醉于神州的名山大川时，仍忘不了那个俄国旅行家，忘不了周游世界的梦，漂泊的青苗依然在生长。
待到沉重的国门轰然开启的时候，你已过而立之年。漂泊的青苗终于抽穗。于是，你泪别妻儿，毅然上路。所乘的不是玄奘的白马，也不是俄国旅行家的帆船，而是一只银色铁鸟，扶摇翻飞一昼便到了梦中的岛国。现代人的漂泊竟是如此简单！
无雾的雾伦敦。端坐于酒吧中，扔90便士，换一杯啤酒，悠然啜饮英国佬的人生。百年的徽章依然安在，古老的酒柜和壁炉，默默地诉说着历史，若明若暗的灯光，摇晃着墙上的祖先……风雨无阻的独饮老人，沉默有如冷月，一旦靠近，回忆的瀑布叫你浑身湿透；而墙上的古钟，依然是一百年前的节奏……看他们把生命揉碎，一块块扔进酒杯，也许于金黄的液体中，仍可见昔日之光辉，但在白色的泡沫里，能找到未来吗……
无梦的梦巴黎。香舍丽榭，梦中走过的街，似曾相见的时装，飘过银色沙地，百年绿茵上，半裸着今日情侣……凯旋门的倒影越拉越长，拿破仑的将军无影无踪，二战老兵燃起的圣火，成了游人眼中的一景……长长的林荫道，走出撑伞的茶花女，泉边的长椅上，枯萎着中国的毕加索……巴黎的魅力是永恒的吗？地铁炸弹打不破它的幽静，但你无声的脚步，却叩响了它的胸膛，香舍丽榭，梦中走过的街……
无墙的柏林。墙不再是柏林的一景，世上没有哪座墙的倒塌，有如此大的声响，悲剧的落幕，真是全人类的节日吗……在大雪飘飞的冬天，你曾与它面壁，但你不敢走近它，怕激怒它的机枪……西风残照下的断壁，有如古罗马的遗迹，而昨日的鲜血还涂在墙上……也许，筑起一座墙是为了面包，推倒一座墙也是为了面包……没有墙的柏林有些寂寞，水泥的墙消失了，那建在心头的墙呢……
当一个民族欢庆统一时，邻居们却忘不了帝国的阴影……面对德意志的奇迹，你想到一个谜：一个最哲学的民族，为什么会失去理智……
无水的科威特。水塔成了最辉煌的建筑，水贵于油，但它有的是油，石油买来了现代化，一夜之间，他有了最现代的建筑，最现代的道路，最现代的汽车，但它还是忘不了沙漠上的帐篷，忘不了千古回响的驼铃……当战火烧毁了宫殿，烧毁了油田，它明白了，石油买不来和平……在没有油的年代，祖先用什么缔造辉煌，在没有油的将来，子孙用什么再造辉煌……你走进帐篷，吸一口铜壶水烟，在如梦的阿拉伯舞曲中，听新的天方夜谭……
在欧洲，在中东，在大洋洲，在不知名的国度，在不知名的城市，在不知名的街道，徘徊，踯躅，徜徉，用脚步亲吻每一块土地，用心灵亲吻每一个民族；寻觅新奇，寻觅反差，寻觅与故乡最大的反差。在异国的雨巷里，期望逢着一位姑娘，不撑油纸伞，或披纱，或赤足，或黑，或红。在异国的市摊上，寻一种食物，闻所未闻；寻一件器物，见所未见；在他乡的角落里，觅一种歌声，悠扬凄美；觅一种语言，深奥古老。
没人认识你，没人注意你，没人听得懂你的语言，没人听得懂你的歌；而你却随意研读他们，有如研读一本书……
每一天都有梦，每一天都有诗，每一天都有企盼，每一天都有秘密，每一天都有新奇……
当新奇不复存在，你打起背包，走向另一个国度……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独自一人在蓝色的地球上漂泊，像一叶扁舟漂泊在蓝色的大海上。漂泊，为了一种情趣，漂泊，为了一个少年的梦。
Number ： 9939
Title ：胜者通吃的社会
作者 ：郑也夫
出处《读者》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博览群书
Date ：1997。12
Nation ：
Translator ：
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说出了一句令当代学者备感刺激的话：“一个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贝尔显然是为数不多的相对摆脱了这种窘境的学者。但是在钦佩“后工业化社会”这一概括之余，仍然感到我们每个人都屡屡模糊地感触到的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的另一些本质特征，还等待一位智者来一语道破。
对于一个在智力生活中不断思索与等待的人只要一点启示就足够了。1996年我在纽约拜访阔别多年的一位老友，漫谈中他仅花费了3分钟向我介绍这本美国1995年的新书《胜者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 Take____all Society），令我豁然开朗。
我曾以为“胜者通吃”是盛行于古代社会的野蛮逻辑：谁的矛长盾厚，马快弓强，船坚炮利，谁就当然地要夺取资源，占领土地，掠人妻女，将敌邦之人丁全部打成奴隶、亡国奴——一句话，胜者获取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现代文明击败了轴心国最后一次武力通吃的逻辑。此后商业的逻辑日渐扩展，贫富差距固然不会消退，但“通吃”似乎已是前现代的遗迹。深陷于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的框架中，便会轻易地将乔丹年薪一亿美金、泰森一场比赛3000万美金的现象视为偶然、个别。直到法兰克与库克（《胜者通吃的社会》一书作者）历数遍布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的“胜者通吃”，并分析产生它的社会结构，我们才明白古老的胜者通吃的逻辑已在极大程度上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复活。
《侏罗纪公园》一片收入10亿美元，1980年一部畅销片主角的片酬是200万美金，1994年已达1500万美金；畅销书的稿酬可达300万美金，另一些书的作者则一无所获；美国大企业总裁与一般制造工人的收入差距从1974年的35倍扩大到今天的120倍。
胜者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特别是那些与大众关系密切的领域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说明了“通吃”现象已非偶然，并且从市场经济的原则上很难对此有所非议。乔丹来了票房价值就上去了，艾科卡接管了企业效益就好转了，他们的收入的确惊人，但其实是俱乐部与企业以较小的附加成本换得大得多的利润，二位理应获得那份高收入，不然那钱流向别处（税收另当别论）更不合理。为什么“胜者通吃”的现象在近年才日益凸显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人性中的弱点相辅相成。
在技术层面上，运输的成本日益降低。这既缘自运输能力的飞速进步，又因为被运输的商品中“硬体成本”在下降，“软体成本”在上升。比如1984年的电脑价格中大约80％属硬体，20％属软体；到了1992年这个比例刚好反过来。从1967年到1988年，美国出口的货物中，每一美元的重量减少了43％。电子媒体的革命更使电视电影产品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地方性。在制度层面上，一方面关税限制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人才流动日益自由。技术进步与制度演变两相结合，促成了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的形成。出色的商品、优秀的厂商、大牌球星、当红艺人，都不甘囿于乡镇省城，而要成为世界级的名牌和明星。
而当“世界大市场”、“世界大赛场”、“世界大舞台”一旦形成，一旦听凭各地的商品、选手、演员自由进入，就会发现它无力容纳。它的“货架”有限，装不下上千种品牌的饮料，甚至上百种也不愿接纳，十几种、几十种足矣。它的“频道”有限，不会为排名太低的选手和演员提供机会。基层球队、省城歌星曾经是社会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或即将被大众媒体判处死刑。
“货架”不足、“频道”不足，其实都有可能改善，但有一样东西无法改善，至少是人们不愿改善的，那就是人们的心理储存空间的有限。如社会学家古迪所说：“每个人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投入与关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数人只要知道几个棒球选手、科学家、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满足了。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亦即‘储存空间’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过多的品牌会使顾客选择时疲劳，享用时心理上不踏实。过多的选手、演员会使观众记不住，削弱了对选手、演员及其项目的热情。这样商家的“货架”、“频道”的有限与大众心理储存空间的有限相契合，决定了大家共享的一个大市场上的胜者远比大家分享的多个小市场上的胜者稀少，昔日众多小市场上的胜者注定将成为今日大市场上的陪衬和失败者。
是不是胜者少了，竞争参与者也会相应减少呢？事实证明并未减少。原因何在？作者为我们叙述了那个由经济学家马丁·薛必克最先提出的“套牢游戏”。假设一位拍卖人拍卖一张“20元钞票”，出价最高的人可以得到它，但所有参赛者（包括报价最高的人）都要将自己所报的钱数交给拍卖人。如果最高报价是10元，该人付出10元，赢得20元，净赚10元；如果最高报价超过20元，自然没赚；非最高报价者们自然都蒙受不同损失。一个心理学教师和他的企管硕士班的学生们玩这个游戏，在大约二百次游戏中，作为拍卖人他共赚了1。7万美元，每一次游戏中前两个最高叫价之和没有低于39元的，有一回总和高达407元。何以如此荒诞？原因有三，一受不住诱惑；二过于自信——因此上阵；三难于接受既成损失——于是继续。
一个如此透明、如此易于识破的游戏尚且如此，一场更为复杂的社会竞争，一场高悬着胜者年薪数千万美元的大角逐，自然不可能参赛者不多。当昔日很多地区级胜者的荣誉与收益都集中到一两个世界级胜者身上的时候，吸引参赛者简直太容易了，虽然成功几近梦想。如果人性不是这样，“社会大戏剧”就几乎不能演下去。经济学先知亚当·斯密说：“对于风险的轻忽以及对于成功的过高期望，这两种心理在生命中最活跃的时期就是年轻人选择职业的年纪。”美国大专篮球选手中，有六成相信自己能打入NBA，实际的出线比例不到5％；中学篮球选手中以为能进大专队的就不知有多少了。篮球不过是个象征，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多的领域趋于“胜者通吃”，而一个胜者之下是无数个失败者。
这种趋势并非没有收益。它固然使一个县城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球队和歌手，同时却使他们目睹了乔丹、帕瓦罗蒂。世界进入电脑网络几乎指日可待，到那时一个偏远地区的患者可以接受一流医生的诊断。对此社会学家们并不比别人知道得少，但他们的天职是挑剔缺陷，发现问题。
“胜者通吃”要比其之前的市场竞争激烈残酷，大批失败者只好改行，因而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它将过去众人分割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通吃”的逻辑使得竞争者们高度重视第一回合——即“抢滩”的胜利。一本书如果出版后第一个月不好卖，就可能永远被书商打入冷宫；而一本书只比其他书籍强一点点，甚至并不强，只要一开始好卖，就可能在商人与媒体的炒作下成为畅销书。一个人如果进入了名牌大学，以后的道路将平坦宽敞；反之如中学时代不够努力未进入名牌大学，想成为胜者将极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