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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以相付”，左宗棠虽然未被多次礼聘打动，而且来长沙时心思仍放在躲避太平军搜查，入幕后还一门心思在琢磨“保卫桑梓”，无意为保卫湖南政府而战，最后还是被骆秉章大气的人格打动了，觉得自己“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
骆秉章以大胆放权，如期达到笼络人才的目的。左宗棠现在来为自己分忧，骆秉章规划借左宗棠来将湖广地区的死局盘活，化解危局。
左宗棠能如骆秉章所愿吗？
出师首捷
左宗棠正式做骆秉章幕僚，面临的第一场大战，是代表湖南政府军，与朝廷团练大臣曾国藩讨论：打长沙，还是打湘潭？
曾国藩手下的团练兵，跟江忠源一个模式。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1811年11月26日生，比左宗棠大一岁。
曾国藩本来是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教育部副部长，从二品高官，呆在北京，位高权重。1852年，曾母过世，按古人的规矩，曾国藩得回家守孝三年。不想一回湘乡，官僚、朋友、亲人、熟人，都来找他，怂恿他办团练，打太平天国。
“教育部副部长”做文化、管教育是内行，军旅的事情，完全门外汉。打仗要内行，还得有胆，曾国藩文弱体虚，怎么敢答应？
最早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办团练的人是左宗棠，那时他正在张亮基幕府。郭嵩焘第一个找上门，他这边不停地劝，那边不断地向朝廷推荐。
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曾国藩明白，自己跟左宗棠不是同一类人。唐浩明的结论是，真正促动曾国藩出山的人，是郭嵩焘。倒不是郭嵩焘多么能说会道，左右曾国藩判断的，基于一个人人都有的最本能的心理：郭嵩焘比曾国藩还要文气。曾国藩曾说：“郭筠仙芬芳悱恻”，他眼中郭嵩焘翩翩书生，是个浪漫悲苦的闷骚男。连他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曾国藩动心了。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带郭嵩焘去长沙征求意见，张亮基要求他马上征调1000名练勇来长沙。曾国藩再次返回湘乡，扎实组建了1000个民兵，打好了湘勇班底。
毕竟是“教育部副部长”，凡事会先考虑政治正确。自己建地方武装，没皇帝点头，心里总不踏实。第二天，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发去加急电报，请求皇帝同意自己剿灭“洪杨发匪”。咸丰皇帝当即特事特批：“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有了这句话，曾国藩放心了，便大办起来。
湖南古来民风彪悍，会党、土匪林立，民众对打仗的事，有兴趣。曾国藩登高一呼，民众积极响应，发展速度超乎预料。到1854年初，团练兵力超过一万。曾国藩将它分为陆军13个营，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军10个营，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率领。两营人数，对半开。
兵力组织起来了，找个什么由头去打？曾国藩饱读理学，看重正名。
1854年2月，湘军准备全部出动。开打之前，曾国藩精心做了篇《讨粤匪檄》。
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洋洋洒洒地阐述他攻打太平军的理由：中国古来是一个以本土正统文化立世的大国，“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而太平天国竟敢吃里扒外，冒天下之大不韪，信仰外国人的落后文化，是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华夏古来是天下中心，清廷是天朝上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外人，是不入流、不文明、不开化的小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外夷、天主”全都需要征服、消灭，而不是被供奉起来。
为正本清源，捍卫华夏正统，他郑重宣布：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曾国藩发布檄文时，湖南情况已经糟糕。因为吴文镕、崇纶的无能，长沙的靖港、宁乡，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到这年4月28日，湘潭也被占领。
曾国藩领命于败军之际，坐镇长沙城内，腹背受敌，形势非常紧迫。
到底是先打威胁腹部的敌人呢，还是先打背后的敌人？或者两处同时开打？
举棋不定，于是开会。
湘勇新组建，将士们很新鲜，积极性都很高。一路讨论下来，一致认为，应该先打长沙靖港。只有左宗棠一人坚持应该先打湘潭，史书记录为“独主援湘”。
意见出现分歧，听谁的？听打过胜仗有经验的人的。曾国藩说：打仗我是没经验，但你们比我更没经验。左宗棠有经验，我们听他的。
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放弃靖港，专打湘潭。
曾国藩部署：塔齐布和罗泽南，带去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步兵，在陆地集中进攻湘潭；彭玉麟和杨载福带去一半的水兵，在水上推进，开往湘潭。这样，他还留了些兵在身边，免得后方空虚。
军事布置全部安排好了，战斗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想不到，节骨眼上，曾国藩自己先开了小差。
他听到一个机密。几个生意人从靖港过来，告诉一个叫孙观臣的人，那里只有五百太平军。孙观臣一听，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马上跑去报告曾国藩。
孙观臣是长沙利生绸缎铺的老板，侍读学士孙鼎臣的弟弟。孙鼎臣是1845年的进士，跟曾国藩同在北京做官，关系打得火热。曾国藩放心安排孙观臣做地下党，要他探得消息就向自己报告。没想到一出手，就探得这么大个好消息。
曾国藩听了孙观臣的密报，内心激动得不行。他掐指头算：自己留底的湘勇，还有五千多，是对方的十倍！如果去搞个偷袭，搂草打兔子，顺带将这帮太平军灭了，不是既拣了便宜，又可以减轻湘潭的压力，鼓舞湘潭那边的士气吗？
前面打了两仗，已有岳州之败和宁乡失利，曾国藩脸上无光。他急需尽快创造一个胜利，用来鼓舞军心，为自己挣回面子。
想着飞来横福，越想越激动，曾国藩决定马上行动。他临时安排战斗任务：水师开到靖港上岸，陆勇开到靖港会师，水陆并进，两相夹击，攻杀五百长毛贼。
谁来指挥呢？能用的将领，都派去打湘潭了。自己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亲自指挥一回，增加点实战经验。曾国藩亲自来导演消灭毛贼的好戏。中午时分，水陆并进，预期在靖港会师。
曾国藩将指挥船停在靖港上游的白沙洲，大队湘军水师顺着他的令旗，开着战船直冲靖港。
战船还没开到，太平军从铜官山上杀出，芦苇荡里冲出来数百条船。
太平军整齐有序，抢先用抬枪鸟铳向湘军水师战船集中射击。来不及散开的湘勇像落叶一样，纷纷扬扬，掉水毙命。
遭遇强大劲敌，湘勇不专业，阵脚大乱，开始后撤。
对方突然一声冲天炮，又杀出两万兵马。两万太平军从铜官山上冲下来，同声高呼“活捉清妖曾国藩！”呐喊声惊得水花四溅。
上当了！
曾国藩站在白沙洲指挥船上，远看着漫山遍野的太平军红巾、黄巾猎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小规模偷袭不幸成了大规模的正面遭遇战。
第一次看见这么庞大的战斗场面，曾国藩灵魂都差点吓死了。
手下五千人马，气势此时完全被太平军淹没，开始集体溃逃。
逃跑要过一座桥，曾国藩命令拆桥。逃兵纷纷从曾国藩身边跑，曾国藩仗剑于旗下，大喊：“有过此旗者，立斩不赦！”才说完，一个小个子兵就从他边上溜过去。曾国藩奋起一剑，逃兵呜呼。但文弱的曾国藩，震慑力明显不够，即使自斩逃兵，还是没法阻止作鸟兽散的乌合之众全线溃退。
兵败如山倒，场面惊天动地。旧门板和床板临时铺架起的浮桥，数百逃兵蜂拥着挤上去，桥身不堪其重，轰然垮塌，逃兵全部被湍急的水流吞灭。
曾国藩见阻止不住溃逃，急得半死。突然，敌营中有人认出他来，大喊：快射将军旗下那个大胡子！话音刚落，箭贴着曾国藩的左耳飞过一支。
这下轮到曾国藩自己逃命了。部下强行将他拖上船，哪里安全往哪里逃。曾国藩逃到船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兵还在跳的跳，死的死，逃的逃，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岸上太平军乘胜追击，一边大喊：“活捉清妖曾国藩！”
曾国藩哪里想到，指挥太平军靖港之战的是大将石祥祯。石祥祯是广西贵县人，石达开的从兄。这次他充当“征西军”指挥，与林绍璋各领一军，一个打湘潭，一个守靖港。
石祥祯将湘勇锁定水陆洲（今橘子洲），难以攻打，随便派个间谍诱敌，没想到曾国藩这么轻易就被骗得血本无归。
亲自统帅，大败，哪里还有脸见三湘父老？墨汁未干的《讨粤匪檄》正在流传。败兵之将，何以言讨？败绩一旦流传开了，将是千古笑谈。
曾国藩决心寻死。他望准江心一个旋涡，学着江忠源那样，扑通一下，跳进水里。部下康福突然听到水响，回船一看，没人了，知道曾国藩已跳水。赶紧下水救起。
上船，曾国藩放声痛哭，坚决还要去死。又跳，再被救起。
部下怕他再跳，派人将他抬进船内，严加防护。
被救回长沙城，看到驻扎在长沙水陆洲中的湘勇大营只剩两百来人，曾国藩万念俱灰。看自己带兵如此不堪一击，想迟早会被太平军消灭，开始后悔听信怂恿，办了团练。
无比懊恼中，曾国藩决定还是不活了。他提笔给咸丰皇帝写了封遗折。一想，还有些后事要安排，再找张纸，给弟弟写了封绝笔书，交代自己死后丧事怎么办理。
正准备一死百了，左宗棠来了。
左宗棠当然不是来安慰曾国藩的。
他见面劈头就骂：曾帅，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愚人，你如果就这样死了，我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家的祖坟！
曾国藩本来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陡然再受这巨大刺激，像心脏里被撒了盐。剧痛之后，他反问：你凭什么这样骂我？
左宗棠说：大帅你想想，你27岁就进了翰林院，三十出头就入了礼部侍郎，官居从二品，诰封三代，皇恩对你不薄吧？你呢，朝廷有难，皇上给你重任来平乱，也是期望你为国立功，光宗耀祖。你如今倒好，受这么点小挫折，就想着寻死，这难道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懦弱无刚的愚人吗？
左宗棠后来回忆当时痛骂曾国藩的情景，仍然清晰如画：“惟涤公进攻靖港失利，回泊南湖港”，他用绳索拴住自己，出城外专门去看望（仆缒城出视之），发现曾国藩“则气息奄然，盖愤而投水两次，皆得救以免，而其志仍在必死”。
左宗棠干脆利落的人，看不得军事统帅娘娘腔寻死觅活，毫不犹豫地对曾国藩采取崩溃疗法，将他往死里骂。
那段时间，左宗棠不止痛骂过这一次（“仆以大义责之”），而且还跑到曾国藩军船上，时时骂，天天骂，重复着骂（“又日日至其舟中絮聒之”）。以毒攻毒，直到骂得曾国藩回心转意了。最后他才替曾国藩开脱：为什么有这次靖港之败呢？老天为了让他成大事，所以偶尔拿这点小挫折来锤炼锤炼他。（“此公忠诚笃实，正灭贼之入，偶遭挫折，殆天之所以玉成耳。”）
左宗棠不留情面，曾国藩脸由红变紫，由紫变乌。但奇怪的是，骂声过后，他突然不想自杀了。
是啊，左宗棠说得对：胜败乃兵家常事。
他当即安排部下，将营里存底的火炮弹药军械，一手托付给左宗棠，由他来指挥。
过了一会儿，曾国藩从床上咕噜爬起来，握着左宗棠的手，很感激地说：听了你这一席话，就像听到世界上最圣明的人讲的道理，我忽然出了一身大汗，现在汗停了，病全部好了。（“若听圣人辩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故事就效果来看，有点像陈琳骂曹操。＇5＇人从愤怒转平和很难，需要大胸怀、大气度，曾国藩做到了。
左宗棠心直口快地痛骂，让曾国藩受益不浅。根据左宗棠的责骂，曾国藩将自己的号由“居武”改成“涤生”，意思是感谢左宗棠让他浴水重生，向死新生。
就在这时，快报传来：湘勇在湘潭大捷。据左宗棠后来描述，“水师夹击，烧贼船几尽，遂复县城，杀贼逾万，自军兴以来未有如此大捷者。”
湘潭主战场在左宗棠“独主援湘”的战略指导下，消灭了一万多太平军，取得了湘勇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曾国藩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他马上爬起来给皇帝写奏折报捷，湘潭胜利大书特书，靖港旧败轻轻带过。
咸丰皇帝看后很高兴，对曾国藩从此刮目相看，认为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正式发布一道新命令：湖南除了巡抚，所有文武官员，都可以由曾国藩根据军务需要来调遣。
曾国藩从民间团练首领，升级为国家正规军指挥官了。
湘潭大捷有着历史决定性意义，它奠定了湘军事业第一块基石。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曾国藩，挽救了湘勇，也挽救了清廷，成了清军与太平军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左宗棠再次出山，决策开场得胜，心中大喜过望。
但他入官场还不深，要想通过朝廷来做事，与官府来合作，需要一个合作模式，不再是以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因为独立而不依傍的个性，左宗棠无意间开创了一个民间士人与官方政府合作的全新模式。
不妨管它叫“虚官实民”。
大权独断
湘潭大捷，让左宗棠威信大增，自信心倍增。
但问题来了，左宗棠如此能干，与骆秉章怎么合作？
两个能人合作会打架。左宗棠与张亮基是松散合作，各自独立，干得来就干，干不来走人。
对骆秉章来说，最大的担忧，是刚刚进入幕府的左宗棠时常仍萌生去意。原因是骆秉章此时对左宗棠仍未能充分信任（“骆文忠公初犹未能尽信”）。站在骆秉章的角度，能做的都做了，能信任的地方都已经超过了，完全、充分、彻底信任需要时间，毕竟自己托付的一省安危，包括自己全家性命。但左宗棠不会这样想，也不可能站到他这边来考虑。骆秉章怎么想办法尽快留住左宗棠的心？
骆秉章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是继续按张亮基模式探索创新，还是要左宗棠全心加盟幕府，做自己的部属？
开新路还是走老路？这是合作的首要问题。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两人心知肚明，相互磨合着，边做边看，逐渐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左宗棠加盟幕府，但可以随时走人；骆秉章全面授权，左宗棠全权代理。
左宗棠自己说，这样磨合了一年，骆秉章就全面放权了，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刑名、钱粮、战斗、决策等等，大小事情，他一概不闻不问，“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合作模式的特色：一天，骆秉章听到巡抚衙门外发炮，他不知缘由，忙问手下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左宗棠在发军报折子。清朝有规定，凡是向朝廷发报折子，都要放炮。
骆秉章说，将折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吧。匆匆溜了一眼，信手一丢，任由左宗棠去做。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清朝，向朝廷发报折子，是大事，一般由巡抚亲自主持。但骆秉章交给左宗棠去办，左宗棠也不报告一声，自己就办了。这说明，左宗棠已经完全地行使了湖南巡抚的权力，大权独断；同时，也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骆秉章对左宗棠，完全彻底信任了。
左宗棠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左都御史”。＇6＇
这个绰号，明显流露出湖南中下层官员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严重不满。“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左宗棠据切身体验，总结出这句话，但现在他还做不到。
被官场舆论吵得心烦意乱，他开始学会选择信息：对自己不利的话，不听不想，当作不存在，依然故我，想怎么做，还怎么做。
骆秉章也顶住舆论压力，装聋作哑，不将官员的非议当回事。下属来问公事，如果避开了左宗棠，他干脆就说，不要问我！你去问季高先生吧，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行，那就是不行了。（“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这下更不得了，中国官场的显规则，被他俩无情打破了。封建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小师爷，眼里还有没有巡抚大人？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连左宗棠本人也觉得骆秉章这样太软弱，偶尔也拿他开起玩笑，说：骆公啊，我看你就像个傀儡，没有我牵着线告诉你怎么动，你就不晓得怎么动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
照一般人脾气，被这样激将，肯定不干了，弄不好大发雷霆，当场下令左宗棠卷铺盖走人。但意外的是，骆秉章一点也不生气，对左宗棠的揶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打着哈哈，干笑几声，事情过去了。
左宗棠当然不是故意来挑战骆秉章的脾气。外界风言风语，让他警觉起来。他不知骆秉章是不是介意？只好冒险用激将法试探，没有试出意外的过激反应，就彻底放心了。
骆秉章自己都能容忍“左都御史”，旁人操什么闲心呢？
骆左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左宗棠写好奏章，自己觉得很满意，就放肆敲骆秉章的门，叫他起来看。骆秉章赶紧穿好衣服，就灯下细读。看完他一拍大腿，大叫一声：绝了！拉起左宗棠的手，邀他出去喝酒吃夜宵。
这样率性随意，像江湖兄弟。＇7＇
虽然“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怪论，还在官场舆论中掀起波澜，但骆秉章与左宗棠像心有灵犀，都一笑置之。
这一切不但超出了时人预想，也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是坏？
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在左宗棠入幕大权独断的6年，湖南全面进入了抵抗太平军的黄金时期。有八个字将这样一个局面做了最生动的描绘，叫“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本土四方的起义军都被扑灭，湖南还搞起军事输出，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开始出现。
骆秉章与左宗棠这种合作模式，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机制。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虚官实民。
以骆秉章为代表的官方，拥有实权，但他将权力下放，让独立民间士人左宗棠来全权代理行使，自己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