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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43年10月30日发表了所谓的“四强宣言”。由此，中国算挤入“四强”之列，
并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接着，罗斯福又以极大的热情，发起召开四大强国首脑会议，目的是讨论盟国
将要取得胜利的协同作战问题。1943年10月28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内容
是：“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能有布于各方，我正促成中、
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我尚不知史达林（斯大林）能否与我相晤，但在任何情况
下，我极望与阁下及邱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我想
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当为一良好地点，……会议日期约为三日，……并祈极守秘
密为盼！”蒋介石如今脐身于“四大强国”领袖之一，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四巨头”
国际会议，受宠若惊，也踌躇满志，立刻给罗斯福回电：“同意。”
1943年11月1日，蒋介石又接罗斯福电报，电文是：“我尚未接获斯大林元帅之
明确答复，但邱吉尔与我仍有会晤阁下的机会，我望阁下能决定11月26日，约在开
罗邻近之处，与邱吉尔及我相晤。”
蒋介石对苏联反对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斯大林又对参加四
巨头会议迟迟不作出答复，更认为是瞧不起他，心中不免快快不乐。其实，斯大林
回避与蒋介石在一起开会，为的是麻痹日本对苏联的警惕，苏联与日本于1941年4月
签有中立条约，为的是保证西伯利亚一线不受日本侵犯。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第三次给蒋介石发电报，电文是：“我于二、三日内即
将前往北非，望于21日抵达开罗，邱吉尔将晤我于此。我与邱吉尔拟于26日或27日
在波斯与斯大林相晤。故我殊愿阁下、邱吉尔与我得先此相晤，盼阁下能于11月22
日抵达开罗”。
蒋介石兴高采烈！莫斯科外长会议中国被列为“四强”签字国家之一，现在又
要到开罗去出席最高首脑会议，蒋介石终于被公认是同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有
同等地位的大国领袖人物了。但是，蒋介石这时对一位人物却感到忧心忡忡了，这
位就是身兼六职的美国史迪威将军。按史迪威的职务，必参加会议，并对中国战区
的抗战情况发表意见和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反映中国情况。可是，就在此前几天，蒋
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已经闹到公开化。蒋介石说，他忍耐着史迪威的诬蔑言行，已
经到了极限。蒋介石找到刚抵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说他已决心
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蒋介石把史迪威以及史迪威的两个政治顾问说成是共
产党的爪牙，因为他们向华盛顿汇报时，称赞共产党，低毁国民政府。说蒋介石
“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不足以成事。”并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尤其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他
还要求蒋介石拨出一些美国援助的物资，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某些地方军使
用。史迪威只是单纯地从军事上考虑，蒋介石却认为这将威胁他的独裁统治。所以，
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萨默摩尔中将建议史
迪威去向蒋介石解释误会，达到谅解；并向史迪威透露，由于宋子文在华盛顿不断
向罗斯福施加影响，史迪威从中国战区解职回美国后，将得不到总统的支持。宋美
龄、宋蔼龄也出面活动，她们一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许蒋介石得罪美国人；一
面向史迪威透露，英国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将军也反对把史迪威弄走，
蒋介石现在受到各方面压力，只要史迪威去向蒋介石说一句道歉的话，事情就过去
了。以“醋性子乔”译名著称的这位美国将军，强压怒火，跑到蒋介石面前去演出
了这场戏。史迪威对蒋介石说：“他惟一的目的是为中国好，如果他有错误，那并
非有意。5分钟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醋性子乔”和解了。蒋介石在这天的
日记中写道：“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史迪威则在离开蒋介石时，
心里愤愤地想着：“这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我决不宽容！”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抵达开罗，当天下午，蒋介石主动去拜会了
丘吉尔。有人认为，开罗会议是蒋介石夫妇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蒋家王朝走向末
日的开始。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被列为“四强国”之一，算是圆了他的“大国梦”，
可是，他计划在开罗会议上有所收益的想法却全盘落空了。在会议上，蒋介石虽然
也同英、美首脑享受相同的礼道，但他的行为却给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铁腕人物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史迪威向罗斯福汇
报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罗斯福通过与蒋介石接触，也对他感到失望了。
但尽管如此，罗斯福总统仍然认为：“不管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有多么糟”，
蒋介石仍是战后惟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统一的人。
在报道开罗会议的一些报刊上，刊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罗首脑会议上几位
著名领袖的合影照片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这张照片在以后的日子里曾不
断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上，成为蒋介石政治生涯巅峰状态的一个标本。
1943年11月27日，蒋介石带着终于得到大国领袖地位的自豪偕宋美龄乘飞机离
开埃及返回重庆。不料，他的大国梦刚开始做，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返渝后，英美两国突然取消在开罗会议上达成的协同反攻
缅甸的作战计划。这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他怒气冲冲地召见美国大使高斯说，只有
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使中国人民和军队相信你们是严重关注的。”史迪威将
军当即告诫宋美龄不要搞讹诈，因为“我们的人听烦了。”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的
要求亦予以拒绝，这使蒋介石十分不满。
这时，罗斯福总统和摩根索财长得到一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蒋、宋、孔几家
可能会向他们讨还几年来赠送给他们的许多私人礼品，这把摩根索吓了一跳。当然，
蒋介石没有素还礼品，但他威胁说，中国经济上如得不到补偿，他就不能继续抵抗
日本，不得不退出战争，并扬言要停止帮助修建美军在成都昆明等地的轰炸机基地。
美国需要这些机场，按中美协定，由中方先给美方所需修建机场的物资和人力，用
记帐方式赊欠，战后再行结算。这时，孔祥熙受命到美国进行协调，孔对美国人说，
中国目前经济困难，无力修建机场，要求美国拨还修机场的欠款。
罗斯福不给蒋介石10亿美元的贷款，理由充足，但欠人家钱不还却没有道理。
罗斯福总统很恼火地答应归还欠款。等到孔祥熙去向摩根索领钱，摩根索又从中作
梗，他不同意按1美元兑换40法币的官方汇率折算，因为当时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12
0元法币。孔祥熙据理力争，说美国在华人员，均系官价兑换，收进付出不应有两种
不同价格。罗斯福出于无奈，只得命财政部先拨还一部份，其余战后结清。孔祥熙
索回1亿多美金现钞，与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罢免
孔祥熙的职务，理由是孔贪污严重，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蒋介石不敢得罪美国，
加之国内反孔声势愈演愈烈，他最终抛弃了孔祥熙。
当初为了给美军修建机场，四川省从各县募集了45万人的民工队伍，自带工具
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以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90天内建成六座机场。他
们的勤劳、智慧和效率，使美国人都赞叹不已。然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们却利用
劳苦大众血汗换来的美元大搞货币投机，以孔祥熙为主谋，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
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却被蒋介石一手
压下，不了了之。
1944年初，苏联红军实施战略大反攻，欧洲战场开始了历史的转折。5月，中国
远征军与中美混合部队会师，在缅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在国内，却是另一番景
象。
1944年4月18日，日寇纠集五、六万人首先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汤恩伯、胡
宗南等指挥的40万大军望风而逃，仅40天郑州、许昌等45个重镇和38个县相继陷落，
损失兵力20万。5月下旬，敌又纠集兵力12万人发动湖南战役，陈诚、薛岳等指挥的
国民党军三倍于敌，但仍是一触即溃。6月17日，日寇总攻长沙，仅三天，国民党守
军便弃城逃跑。蒋介石不处罚战区司令长官，只把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枪毙了。8月7
日，湖南重镇衡阳告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积极派兵增
援，却在“当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祷告”。给第十军回电也只说：“祝上帝保佑你
们。”衡阳遂于8月8日陷落，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带全军投敌叛国，后来方先
觉只身逃回重庆，蒋介石对这位投敌叛国的将军不但不予惩处，当见到方先觉时还
说：“回来了！好！好！我每天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们也崇信上帝。”9月，日寇
三路会攻广西，到11月，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接连丧失。至此，日寇打通大陆
交通线的计划告成。日寇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只派出二三千人追击，国民党几十
万大军望风而逃，被日寇直追到贵州独山。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第二次战略上的大溃败。国民党损失兵力
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计20万平方公里国土，六千多万人民又陷入日寇奴
役之下。这是蒋介石法西斯一党专政腐朽没落的大暴露，是其执行观战、避战政策
的必然结果。这次战略性的大溃败，更加深了其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本来，美军已于1944年初占领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等许多重要岛屿，切断
了日本的海上交通运输线，日军为了救援其深入南洋的孤军才发动了对我豫湘桂地
区的进攻，国民党如能顶住，则必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可惜，蒋介石的军队
却望风而逃，令美国大感失望。
美国的对华政策，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
导者共产党，以便利用这股力量支抗击日本侵略者，史迪威是持这种意见的最突出
的代表人物；另一种只承认国民党政府。1944年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对于美国在
太平洋的作战是不利的，特别使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
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而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
“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就中国境内实力的新形势加以调
整”。
1944年6月，罗斯福派他的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际关系”为名前来中国活动。
这时，美国人还在谋求把重庆和延安部控制在手里的办法。要避免中国发生内战，
加强中国抗战斗争，减少美国对日反攻的困难。向共产党提供援助，这样国共两党
就能都受到约束。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实行一些改革，
以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蒋介石在6月21日至24日，与华莱士进行了四次长谈。对于美国要求国民党政府
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加强对日作战，以保存事实力，用来准备内战。在华莱士的坚
持下，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纺问共产党地区，但他又相应地提出一个条
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美国副总统在中国访问两周的时间里，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把国民党比作俄国
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认为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
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华莱士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从
昆明给罗斯福发出了如下电报：“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
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
中涌现，而现在看来更可能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华莱土长篇大论的批评完
国民党及蒋介石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
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受这个政府”，美
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去“影响”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寇进攻豫湘桂战争中的大溃败，已引起美国的不满，罗斯福找到正
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问道：“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在那里？他们为
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把他们赶到哪里。”这时蒋
介石又突然要求把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的酣战中撤回国内。史迪威气得要发疯了，他
在日记里说蒋介石“叫人无法容忍”，于是他向马歇尔建议，剥夺蒋介石指挥中国
军队的权力，将指挥权交给他，甚至把共产党的部队也纳入他的军事计划，否则国
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将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中国的进步开明的民主人士，也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呼吁，说蒋介石
不实行民主政治，美国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只能加强国民党的反动，蒋介石集
团“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就战后恢复制订出“合理计划”，
蒋介石本人是一位能力有限、目光短浅的人，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前途黯淡”。美
国大使高思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美国驻昆明总
领事威廉·兰登在给美国政府正式呈交的报告中写道：“只有蒋介石死去或是发生
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
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
硬的信，信中说：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
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
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
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向一个主权国家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象
的事情。但罗斯福心里有把握，蒋介石为了依赖美国的援助，对侵犯主权的措施也
是不会公然拒绝的。
正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只得谨慎行事，对罗斯福粗暴侵犯主权的行
为玩弄拖延战术。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史迪威的。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败退着，蒋介石在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人的问题上
拖延着。史迪威的肩上已经扛上了四星上将的牌子，作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联络
员的美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也于9月6日到了中国，但蒋介石仍在以“深思熟虑”
为理由敷衍着美国人。罗斯福于 1944年9月17日，再次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如“最
后通碟”式的电报。电报中说：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
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
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
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采取积极行动……来保卫你经
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
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立
即增援萨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进功，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
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的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
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
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罗斯福的这份电报是打给史迪威转呈蒋介石的。这就表明，在蒋介石与史迪威
两个人的矛盾中，罗斯福总统是偏向史迪威一边的。当史迪威以兴奋的心情将电报
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只扫了一眼，立即把电报放下，直气得仰面呆坐，一言不发。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提及此事，称其“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他可以听凭自己的部下在战场上打败仗，可以坐视几万
万中国劳苦大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却一定要在与史迪威的个人冲突中一争高下。
9月20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
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位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的职务。希望罗斯福
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国民党与日寇的重重包围和打击下尚且如
此发展壮大，一旦解除了包围，再得到美援，岂不如虎添翼？如果真的那样，使中
国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坐大”，那么，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也难保不落入共产党手
中，与其出现那样的结局，倒不如提前破坏它“再好的东西在将要不属于自己
所有时，则宁可将其毁掉。”正是在这种阴暗心理的驱使下，蒋介石宁肯冒着失去
美国援助的危险，也坚决要赶走史迪威。
赫尔利权衡利弊，决心支持蒋介石，并发了一份电报给罗斯福，竭力劝说总统
收回9月18日电报中对蒋所提的要求。
赫尔利的理由是：一，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7年的国家元
首”，对他不应施加压力。如果支持史迪威，则必会失去蒋介石及其抗日力量。二，
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诚心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介石都能与之
合作，只有史迪威不行。据此，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