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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立即组织了大讨论。有的学生认为不能全盘否认“清官”，而多数人主张要看这出戏的政治背景。紧接着不久，又
开始了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
这一下，高65（1 ）班的“接班人”墙报火药味越来越浓。什么办预科班是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啦，什么不要死
读书追求分数啦。骆小海是个爱动脑筋又有文采的笔杆子。他的文章颇具新意，引起小读者们刮目相视。也有人说他的
观点虽然对，但态度“狂妄”、“太偏激”。
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1966年5 月，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也随着气候变热而逐渐升高。在批判“三家村”的过
程中，一部分学生很自然地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他们视为“奇谈怪论”的言论看成是所谓“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同时，从揪出“三家村”出发，批判的矛头逐渐指向了中共北京市委。
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
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附中等许多学校的部分学生对此非常不满，指责校方
党委压制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不“突出政治”！学校领导方面则认为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结果双方的矛盾加剧，
在校园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许多学校发生了几派激烈辩论的场面。
5 月初，卜大华他们的班长写了一份谈对《海瑞罢官》认识过程的思想汇报，是从学术问题向政治问题的高度上认
识的。卜大华和另一个学生在文章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性的大讨论。卜大
华等一些学生坚持己见并和校方领导发生争执。卜大华等人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
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
5 月8 日，清华附中高65（1 ）班的团员请校团委书记来听取大家对清华附中教育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意见。
团委书记是个火气颇盛的年轻人，刚听了两个人的发言，就沉不住气了。
卜大华发言时，为了显得有理有据，说明学校歧视工农出身的学生，引经据典，特别爱引毛主席的话。这位书记脸
色铁青，一下打断卜大华的发言，说：“不要搬这些话，别用报纸套实际，这是唬人战术”。
团委书记脱口而出，却万万想不到立即被学生们抓住把柄。卜大华几个人立即找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情况。
校长似乎这时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仓促“应战”，一面到班里听取学生意见，一面又向各年级的主管教师
布置对策，甚至把卜大华、旷涛生、骆小海的学历卡调到校长办公室审查，准备搞组织处理。
结果，高三年级的王铭、张晓宾等听到消息后，纷纷表示无保留地支持。高一年级、初三年级的学生们也愈来愈频
繁地与他们接触起来。
自5 月22日以后，学校的气氛呈紧张状。各班的班主任每晚必向校领导汇报，而各班学生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商量
对策。两天以后，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分子中也有学生，这次声色俱厉的“宣布”同时还伴以严格规定：每日
下晚自习后，不许串连聚会，立即回宿舍。外出者晚9 时前必须返校，否则为学校纪律所不容。
5 月25日晚9 时整，学校还派出“校卫队”，把学生宿舍强行锁住，不许任何人进出。同时用碎砖烂瓦、废暖气管
堵住了与外界的通道。
卜大华回忆说：“我还记得，那些校卫队员个个如临大敌，准备' 抓' 一做百。不想这更激怒了学生。郑义，就是
后来写了《老井》的那位，当时是校方宠儿，也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
5 月29日下了晚自习，卜大华、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七、八个人来到圆明园旧址。
在这片象征着旧中国保守与沉沦的土地上，在这块记录着清朝政府昏聩腐败的废墟里，他们充当了红卫兵登上中国
政治舞台的揭幕人。
他们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真真确确地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
斗争。他们认为，目前的形势正是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越谈，大家的心收得越紧。怎么办？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如果学校宣布他们是反党分子就不好办了。虽然，大家从
心底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左派，但……他们感到缺少力量，而力量，只有靠团结起来，用同一部声音来抗击“压
迫”才能获得。
“嘿，伙计们，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
卜大华出了这个主意。
“对对对，让学校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有多少人，而且这么一搞就会铺天盖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骆小海兴奋地
赞同道。
“现在学校的那些小字报上的笔名可多了，什么' 向阳' 、' 华峰' 、' 卫东' 、' 海峰' 、' 红心向党' ，也不
知用哪个好？”
有人提出张承志用过的笔名最好。这个张承志就是后来写《黑骏马》、《北方的河》的名作家。在他们这些曾醉心
搞理工科的同学中，独树一帜要搞“文”，也算个稀罕物。“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他写小字报用的落款。
“红卫兵？如何！太棒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嘿！真是怎么叫怎么顺，就叫红卫兵' ！”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是一个偶然的小插曲，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时的中国政坛则有必然性。历史的必
然性常常是通过其偶然性来实现的。只是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字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
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不过19岁小只有13岁的孩子的童音中诞生了。5 月29日，后来就被看成是红卫兵组
织的诞生日。
全国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
几天后，一批用“红卫兵”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6 月2 日、3 日，海淀区、
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都闻讯赶到了清华附中，纷纷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几乎每张大字报的下首，都歪七扭八、
龙飞凤舞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比如“四中红卫兵”、“三十五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
卫兵”。
不久，北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
了“红卫兵”。“东风”、“红旗”等学生组织。
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
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冲杀过来。
这些学生都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压根不谙中国的政治斗争奥秘。他们偏激甚于公正，空想甚于实际，冲动甚于冷静，
盲目甚于思考。在许多大学和中学校很快掀起了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不时发生乱揪乱斗
的现象，党组织完全陷于被动和瘫痪。
面对这种乱得一塌糊涂的局面，刘少奇、邓小平和新组建的北京市委，都感到万分忧虑、紧张和不安。谁心里都明
白，把挑起大乱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于世，是毛泽东一手批准的。但这种局面，如果任其自流，很快就会成为漫天大
火。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
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
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立刻乘飞机飞往杭州，当面将北京的混乱局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希望毛主席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解铃还得系铃人，非毛泽东亲自出山不可了。
“我暂时先不回去！”毛泽东认为乱得不够，他不能回去。
他说道：“你们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吧！”对派工作组一事，毛泽东说了模棱两可的话，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
刘少奇和邓小平回到北京，便急忙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最后决定派工作组，哪里出事，就
往哪里派。
派工作组的决定很快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心里总算踏实了。
6 月3 日，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
6 月4 日，以沈兰村为首的工作组开进北京政法学院；
6 月6 日，孙友余率领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师范大学；
6 月8 日，以赵如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航空学院；
6 月9 日，叶林带着500 多人的庞大工作组开进了清华园；
6 月15日，由200 多人组成的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被派往北京地质学院。
随后，由工交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也陆续被派往北京15所工交高等院校，1500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
组也进入了北京各中等学校。
上海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 多个工作组。极少数未派工作组的学校，也
派驻了联络员。
6 月21日，天津市第16中学学生向全市中学散发《告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公开信》，号召中学生起来反对万晓塘、
张淮三等天津市领导人。天津市委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25日，天津市开始向各中学派驻工作组。
当时，除极少数以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向各地的大中学校派驻了工作组。
这一时期内，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一些高中毕业生先后上书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要求废除高等院校升学考试
制度。
于是，6 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 月18日，《人民日
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两封信，同时配发了《彻底搞
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这一决定在广大中学生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庆祝集会。从6 月18日起，全国大、中、小学
全部停课，集中精力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学生们摆脱了学习的重负，兴奋异常，“革命热情”倍增。
这样，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教育界就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
第二章 工作组一心挖掘“黑帮”
红卫兵三论造反万岁
北京的大、中学校经历了6 月初的短暂混乱以后，开始在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工作组根据党领导政治运动的通
常做法，一方面代行党委职权，负责控制运动，使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一方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发
动群众，组织“左派”骨干队伍，对所谓“反党黑帮、黑线”、“修正主义”进行揭发批判。也有个别工作组支持了红
卫兵，如团中央派出的石油学院附中工作组。
工作组刚进学校时，大多数师生是欢迎的，只有极少数人反对。这是由于许多人虽然对当时党的各级领导有意见，
但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没有必要坚决打倒。此外，“反有”斗争才过去10个年头，多数人还对当时的“引蛇出洞”
政策记忆犹新，生怕再一次被“秋后算账”。他们认为，工作组是由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的，反对工作组是不会有好结果
的。
工作组在校期间，组织学生对原校领导、教职工中“有问题”的人进行“揭发批判”，虽然阻止了无组织的乱斗，
却也伤害了一批教育界的领导干部和教师，造成与部分教师、干部的矛盾。从运动方式上看，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四清”
运动的做法。
“造反歌”的作者
小道消息不腔而走，“要抓右派学生，严惩捣乱分子”，“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
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8 月份结束运动，不要影响9 月1 日开学”之类
的首长讲话，在学校也开始产生影响。
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字报，大批判浪涛不再汹涌澎湃。
小道消息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不少人开始转向，向工作组靠拢，特别是消息灵通的高级干部子女，从他们的家长那
儿得到某些消息，立即改变立场。星期六离校时也许还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睥睨天下，星期天返校时就变成在
工作组的领导下，当文化革命的顺民了。
当时风靡北京的“造反歌”的作者——北大附中学生严恒公开宣布退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红旗”，并把
“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
于是一块儿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骂他是变色龙，他毫不示弱，张贴大字报公开表态，承认自己是变色龙，并进一步
发挥，说自己是越变越红。
工作组进校不久，一些学校的学生开始对工作组的领导方针和具体做法提出批评，一些学生在对原校领导的评价或
其他政治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总的倾向而论，学生的情绪是偏激的。
反对工作组的少数人虽然在数量上显得单薄一些，但其中许多人是颇有能量和背景的，他们显然认定自己的“造反”
行动是无可厚非的，对中央的“八条规定”的约束也极为不满。
于是，工作组进校伊始，各校都发生了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两派相互之间的辩论、指责和批评，双方互不相让，
对立情绪极重。拥护工作组派人多势众，既有毛主席语录为依据，又有工作组的支持，一时间占尽上风，反对工作组派
势单力薄，但一方面也可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找到武器，另一方面有中央报刊不断的鼓舞，虽然受压但绝不屈服。
校园里群众中的两派逐渐开始形成。工作组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势。
某中学的大字报栏中贴出这样一张大字报，开头援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下文据此论争说，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上街游行也是正当的权力。这张大字报被人框上了一副对联，
上联为：奇文共欣赏；下联为：疑义相与析；横批是：新天方夜谭。
6 月8 日，平静的邮电学院突然发生了爆炸性的事件，学生们挽着袖子，“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震撼着整个校
园。
清华园内也不平静。6 月7 日，清华大学少数派师生贴出反对校长蒋南翔和校党委的大字报。多数派师生（约万人）
与少数派（约700 人）展开了大辩论。这就是后来所谓工作组制造的“一万对七百”的围攻少数派事件。北大少数派不
顾工作组劝阻，到清华支持清华少数派对蒋南翔的“揭露”，又引起了清华师生与他们的辩论。清华工作组派人将北大
造反者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是“押送”出校。6 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
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令其反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广大群众则大惑不解。一些人似乎看出了政治风向的变化，多数派
内部迅速开始分化。
6 月12日，南京大学造反者举行大会揪斗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正明，指责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新华
日报》对之作了肯定性报道，而多数派师生则包围《新华日报》社加以斥责。在校园内两派也展开了大辩论。根据中央
文革小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撤销了匡正明的一切职务。工作组感到局势难以控制，左右为难。
6 月18日这天，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乘工作组去开会之隙，违反工作组的规定，突然搭起所谓“斗鬼
台”，揪斗了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除了校领导外，还有党团干部和一般教师及两名“反动学生”。
“黑帮分子”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黑墨，脖子上挂着大标语牌。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抓衣服、拳打脚
踢等武斗形式，有的女教师还遭受了人身侮辱。最后还搞了游街示众。这是全国范围内“首创”的所谓“群众专政”，
也是“文革”中第一次出现戴高帽。体罚、打人的现象。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闻讯后立即前来制止了事态的扩大，并将情况上报到北京市和中央。
6 月20日以后，北京几十所大学及少数中学发生批评和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等领导人坚持通过工作组实行党对运动的领导，努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但对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下决心排除干扰。
6 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
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
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
右派”、“右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