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
右派”、“右派学生”、“反党分子”的政治罪名。这就重犯了类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被批斗的学生压而不
服，矛盾激化。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希望调动学生，造成“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从6 月下旬起，几次提
出撤回工作组，被刘少奇、邓小平拒绝。
刘少奇委托他的夫人王光美亲自上清华看大字报。
6 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进驻清华。为打击反工作组的倾向，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清华大学部分师生举行游
行示威，高喊“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造反派学生蒯大富受到了工作组的多次批斗。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
大富进行“绝食斗争”，轰动了清华园……
但江青、陈伯达却暗中阻挠工作组工作的开展。
6 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不指名地批判刘少奇。“这些家伙们有
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
运动发展到7 月，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等为另一方，日
趋激烈、尖锐。
在一次怀仁堂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等公开大骂工作组，指责负责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好象作出派工作组的
决定时，“中央文革”的人都不在场。
7 月16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斗争的双方都拍了桌子。
“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刘少奇拍着桌子上半尺厚的一叠材料，语气十分严峻，“我收到北大等许多
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的现象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一声放在桌上，蛮横地顶撞：“刘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毅起来反驳康生，刚说几句，陈伯达就跳起来大骂陈毅负责的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
总之，工作组没有一个好人。
比较沉稳的邓小平这时突然站起来，怒斥道：“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蜜月”
与高层领导在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斗争相映的是，在“红卫兵”的诞生地清华附中的校园里，学生们也与工作组进行
着较量。
以卜大华为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一成立，就受到了具有造反观点的同校和附近学校大中学生的关注。在“红卫
兵”组织从清华附中向其他学校蔓延的同时，卜大华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着发生在北京几所高校的事态发展。
1966年6 月8 日，中央团校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到首先承认“红卫兵”是个好组织，还让他们几个发
起人参加了“革命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对卜大华几个“红卫兵”来说，反动学生的乌云驱散，头上便是朗朗晴空。
上级的承认，就是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嘛。
但不久，他们就听说，全北京市只有清华附中一家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好的。其他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仍旧被冠之为
非法。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而被强行解散。
实际的情况也正是如此。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初期认为红卫兵的成员是“文革”中率先批判修正主义的积极分子，
出身好，对他们的“革命热情”予以支持，但后来逐渐发现红卫兵难以驾驭，于是得出结论：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
织另外自发建立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绝
对领导。工作组根据党中央在京领导人和团中央提出的“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团组织中
来”的政策，劝红卫兵自动解散，回班级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并安排红卫兵核心成员中比较合乎理想的学生担任学
校团委委员，但是红卫兵既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又保持独立的组织。
红卫兵认为工作组强调政策，防止过激的做法是“搞折衷主义”，“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斗争”，“火药味不浓”。
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一天天发展，但是清华附中工作组力争主要通过诱导解决红卫兵问题，而红卫兵则力争工作组的
支持，不使关系破裂。双方都想以策略取胜。因而直到工作组被毛泽东批判，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没有反目
成仇。
清华附中的情况并不多见。北京大学工作队和驻北大附中的工作组则断然取缔了红旗战斗小组。红旗战斗小组感受
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李冬民为首的“东风”红卫兵，写出一份《呼吁书》，说工作组不符合毛泽东提倡的' 咱己解放
自己“的原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组召开斗争大会批判”东风“红卫兵，并将其强行解散。李冬民则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连续20个小时的批斗。
有些中学里的工作组为否定所在学校的学生组织，竟干脆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呀，别看现在被市里承认了，究
竟怎么样，将来还要看发展。哼，等着瞧好儿吧。早早晚晚，他们也自身难保。”
这些事实对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无疑会起一些刺激的作用。他们联想到工作组进校这段时间，那种不冷不热，动辄
就指责他们片面、过激、狂傲的老爷态度，更感到压抑和别扭，也真巧，恰在此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社论《
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教育青年学生要克服弱点缺点。本来团中央机关报的社论也没有错误，可在当时“小将们”却
觉得有些刺耳。
“指责指责指责，一连串的指责，够了。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受的窝囊气还少吗？现在，党中央的精神与我们的造
反行动完全一致，凭什么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轻蔑和歧视？”
他们几个商量要用一颗最沉最重的精神炸弹投向工作组。
一天，卜大华在6 月5 日的《人民日报》看到有一篇国际问题评论《汉弗莱的哀叹》。文章里面居然有一段从未见
过的黑体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短评末尾还注明，此话引自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他高兴地大喊起来：“快来看看，我发现了宝贝！”
同学们都围拢来，一瞧这话，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骆小海思忖片刻，目光中闪出狡桧的光：“我看，咱和工作
组也得斗勇斗智。我们的大字报先不用这段话，只根据主席语录的精神写，赞扬造反精神。我估计，工作组看了一定要
跳出来批判咱们，到那会儿，再把这条语录原原本本抄出来，他们就傻眼了，干着急没办法。”
“这就叫请君入瓮' ……”
“然后再' 瓮中捉鳖' ！”
“干吧，冲咱们有这么高水平的' 智多星' ，工作组非垮不行。”
卜大华他们对这小小的战术、计谋得意极了。工作组也像附中原领导一样，再次低估了学生。
著名的“三论”贴出后产生的冲击波
6 月24日，一张署名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大字报赫然贴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标题尤其刺眼“抓”人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文章极富煽动性，还带着执笔人骆小海特有的犀利风格：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
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
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反对造反的人，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
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
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
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张大字报面世后，引来了一批又一批骂造反精神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大学生们也涌进了附中，要看
看造反“奇文”。总之，一片叫骂、斥责。
工作组自从进驻这里后还从来没有得到像今天这样广泛的支持，高兴极了，认为红卫兵在群众中彻底孤立，不久就
可以取缔制裁了。
但7 月4 日，卜大华他们又写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次大字报一开头，他们就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篇大字报将“一论”的观点加以展开发挥，但基本观点仍是围绕“造反有理”而言。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这么“理直气壮”这么杀气腾腾，现在读来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更不用
说那个时期那个气氛了。
工作组成员见语出最高领袖，惊诧不已，连忙派人去对证核实，跑遍了北京图书馆，党史资料馆，最后，自然是找
到了。
按团中央领导的指示，工作组决定从王铭身上打开缺口，因为王铭的父亲曾是罗瑞卿的秘书。抓出个王铭，带出个
后台，清华附中红卫兵就能不攻自破。他们不许红卫兵再搞“非组织”活动，要揪出红卫兵中的坏人。
一天晚上，五六个红卫兵与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叶组员和张组员两军对垒地争论起来。
卜大华指出：“你们口口声声团结大多数，对个把家庭有问题的人，如果我们红卫兵除了人家的名，那不是没有政
策、不会团结人了吗？”
此语一出，自然令工作组不敢贸然摊牌。
7 月27日，由王铭执笔，他们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再次轰动清华附中。
只是此时，整个时局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了。
毛泽东：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正当北京城里，红卫兵与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斗得难分难解之际，离京巡视达8 个月之久的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965年11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这一年，他大江南北奔忙，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
域大造舆论，一方面采取步骤从全国包围北京。
更多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小的私人参谋班子，和江青一起来到了远离尘嚣的乡间。那是杭州附近陡峭山腰上一座迷
人的别墅，毛泽东一行在这里安营扎寨。这里既能感受到从西湖吹来的清新的微风，又能避开在京时的种种干扰。他决
定在这里静静的思考。
别墅附近有一驾很少使用的大飞机和长长的跑道，以备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但是这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江青在
外面跑。她充当了毛泽东的耳目和政治顾问。此时的江青于毛泽东，已显得非常重要。
毛泽东在杭州和上海一共呆了5 个月，这是他建国后离开首都最长的一段时间。其间，林彪曾来拜访几次，两人共
同商讨了林彪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在这篇文章中，林彪倡言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全球普遍适用。他打了个比方，世界的城市是北
美和西欧，而亚非拉则是世界的农村。他预言，世界革命将最终走中国式道路，“城市”将逐步为“农村地区”包围。
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这篇文章当时在美国和欧洲那些试图解释中国政策的情报人员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不仅
担心中国人再一次对遥远的非洲的革命运动恢复军事和道义的支持，而且担忧他们将要更多地援助越南以及北印度、泰
国、缅甸、柬埔寨等其他地方的造反组织。
1966年6 月18日，毛泽东秘密地回了故乡韶山。
6 月28日，毛泽东离开滴水洞，乘专列从长沙到达武汉。
就象安泰一回到地上，就从大地母亲身上获取了力量一样，毛泽东从故乡归来，显得特别精力充沛。
7 月16日，毛泽东在武昌登上快艇，接见了5000游泳健儿，而后畅游长江，历时1 小时零5 分。
1965年，毛泽东通过和斯诺谈话，多次强调身体不好，“快见上帝了”。斯诺的文章很快在国外报刊发表，再由新
华社内参转发党内高级干部。有人说，这是毛泽东施放的烟幕弹，以此来观测刘少奇等人对此作出如何的反应。现在，
他要向世人宣布，他虽然年逾古稀，但仍是个斗士。
两天之后，毛泽东回到北京。
回京当天，毛泽东听取了江青、陈伯达等人关于工作组工作的汇报。他要去了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四校
反工作组的材料，详加审阅。
这天晚上，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捷足先登。
刘少奇被秘书挡驾，请他明日再来。
7 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上抨击派工作组的做法，指责工
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
听完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辞。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
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 内外有别' 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
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但刘少奇认为大部分工作组是好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退的办法。7 月23日上午，刘少奇等人还在汇报会上
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来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他还说，对工作组是帮助解决
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直到7 月23日，在刘少奇的坚持和据理力争下，毛泽东还未下决心撤掉工作组。为此，刘少奇下令工作组赶快转入
“反黑帮”斗争，以进为退，稳定“文化革命”的局势。
7 月22、23、25日，江青、陈伯达等人3 次窜入北京大学，发表煽动演说，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
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
此后，受到压力的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先后去北京各高校或看大字报或指导运动。他们对工作组的态度或是明显反对，
或是保持缄默。上报的调查材料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的工作的。
7 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
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
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
什么名堂来的。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撤销工作组。
毛泽东说，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
很大。
江青在夜幕中格外引人注目
1966年7 月25、26日，连续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去北京大学召开辩论大会，
让学生自己发表对工作组及其工作的看法，大会把前一阶段偷偷摸摸的地下小串连推向高潮。
北大东操场上万头攒动，北大师生，海淀区大中学校学生以及闻讯赶来的市区学生把整个操场围挤得水泄不通，会
场气氛空前热烈。
或许是苍天有情，怕这些可爱的青年人心中火热的激情熔化了他们自身，暴风骤雨从天而降，然而无论台上还是台
下，似乎没有感觉到这大雨，人们透过雨幕热切地望着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很多人那时
对她还只是耳闻，能亲眼民睹第一夫人也是一大幸事。
那天，江青身穿一套乳白色西服，在那个年月，在夜幕中、灯光下，格外引人注目。
在会上，陈伯达否认“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揭发批判前一段时间工作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线”。康生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这些话在北京大学又掀起了一场大风暴。江青等人清楚，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刘少奇。
每当一个反工作组的发言结束后，台下掌声、欢呼声便雷鸣般响起，而当一个保工作组的发言结束后，得到的却是
一片嘘声。
有人认为这种一边倒的场面与台上就坐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听到反工作组的发
言就鼓掌，听了保工作组的发言后却毫无反应。
北大附中女学生彭晓蒙发表反工作组的意见时，江青甚至亲自走过去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保工作组的学生递条子表示抗议，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不偏不倚，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