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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等待称赞的下属？
都不是。
他用爱吞噬了我，夺走了我所有的视线，用不露声色的优势将周围的男人比下去，将自己独一无二的耸立在我的眼前，磨平了女人善变的心思，捆住了女人蠢蠢欲动的心。
我根本无从逃避，每天下班，我给他写信，除了这种方式不能让漫漫长夜更快一些，他也给我写，没过多的修饰，更多的是谈论他工作的进展。
爱情疗伤（二）
爱到最浓的状态，只有用结婚来溶化它了。
他不经我的同意，写一封求婚信到了我的家。他的状况一目了然，无需多写，但他的人品更是占了上风，经过权衡，一向做生意只赚不亏的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婚事定在正月初六。然后用电话通知我。
真是岂有此理。
前面我已说过，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是很少真正用正面的态度反抗什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当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我根本忘记了自己的立场，没有房子不结婚的立场，我马上同意了。放下电话我就开始恼怒，我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我开始想这个叫婚姻的东西。
一头是对他的思念堵得心慌。
一头是长相厮守的局面等我颔首。
这种状态下的女人是最虚弱的，我别无选择，更加别无选择的是面对父亲的权威，还有对他的感情。
尽管我已二十五岁，而他二十六岁。
但我们并没有准备好。
我们之间以后的无休止的争吵便从这时正式开始，他由于嫉妒而开了暴力的先例，从此当我嫉妒、不满时我便对他同样施于暴力。但是暴力也不能毁灭这份极目的透明，他就是我茫茫人世中惟一的依靠，惟一不设防的一个港湾，但这个港湾也是精神的，说它精神，无非是缺乏物质的修饰罢了。
我要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生活，我需要一幢房子，自己的，不因工作的改变而被收走或剥夺的房子。
他没有。
我们纠缠了很久，直到婚期来临。
我便老老实实买一身大红的衣裳作为我的婚服。
而我真正渴望的是一袭白色的婚纱，我向往那种装束。当然那时，我们是有些钱的，但在我看来，那是握在手上的房子，我坚决不准动用。
我们的婚礼就跟许多农村青年的婚礼一样进行了同样的形式和套路。
那是令人压抑的不愉快的，我从来就惧怕我自己有一天会在这样的场景中嫁为人妇，那预示着重复和衰老。
我害怕这种无休止重复和劳顿的日子，我害怕重蹈覆辙。
父母象征性地请了几桌酒宴，在一片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将我送出了门，乡邻婶婶们一致要我出了门不要往回看，要牢牢挽住他，这是有象征意味的。
与乡下姑娘相比，我分明更添一份凄凉，我没有新房，也没有嫁妆，我们两个在路上颠簸了二天才从我家走到他的家，那里还有一些鞭炮要燃放呢！
我们也只到他乡下的父母那儿走走过场，再摆几桌酒席，证明一下而已，接下来，我们的来路还是分离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怀着恐惧心理，在悬崖边探头向下张望似的，既幻想将来有享受爱情的幸福和恬静的欢愉，又感到人世的无常，情感的浮夸。
从内心来讲，我知道他不懂我，但我仍然爱他，爱一个不懂自己的人，我也不能解释，或者说这么多年，我习惯被他牵着走，他从不给我难堪，不讽刺我，他让我知道自己是有人爱的女人。
我们大多数人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温柔，像真正的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拥抱和不浮夸的言语就可以构成爱的结构，勾走一个女人的魂魄，是不是这个世界只安排了这种局面让我才如此毫无选择地给自己的爱情定下了基调。
起码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我离不开给我真正阳光的男人。哪怕我们天各一方，婚后的生活依然动荡，思念仍像蛇一样纠缠我，工作环境也比较动荡……
五个月后的六月的一个的晚上，我又等在路边公用电话亭：“我太孤独了，天天吐，天天吃不下，工作没办法做。”
“要么休息下来吧。”
“我不甘心，刚刚有些成绩。”
我的丈夫看我营养不良又郁郁寡欢，心疼地说：“那么我放弃这边的工作，到你公司或者杭州重找一份吧。”
“不，不，你挣的钱不少，发展势头也不错，怎么可以放弃呢？”
“那么你到我这儿来。”
“可我不愿意重新开始，那儿的人不会比这儿的人更好。”
“你就平平淡淡一些，不要争权夺势。”
“我不是存心的，一切发展都是顺理成章的，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
“这我相信，但我不希望你不快乐。”谈话陷进僵局，计价器上的时间飞快地跳，我不得不又一次挂掉它。
谁也不能容忍像我这样惊人地贪恋电话的员工，尽管我有自己的专用电话，但第一月就远远超出了财务部的预算，农民以节俭为主，农民企业家同样注重节俭。因此，公司附近所有公用电话亭的老板都认识我这个白天在公司威风凛凛，晚上在路边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每月数百元的话费检验着我的思念的浓度，但现实又迫使我们放弃相聚，我们的生活被我们自己像篮球一样抛起来，又眼看它坠落，似乎别无选择。白天忙碌的生活使我的大脑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那些追求名利的充满真诚的欲望或者伪善的真诚的脸，在我眼前来来往往，在那些与温暖无缘的氛围，爱情才是惟一的安慰。
我，被思念困扰着，又不肯放弃这可能的辉煌，只有把自己搞得更加忧伤。
我于是在电话这头讲话，浪费的讲话。一个“我想你”五角，一个“什么时候来看我”一元，爱情一旦被金钱控制，不知道变得高尚还是俗气，总之，通话时候享受甜蜜也惦记钱。
“你们那边下雨吗？”
“下。”
“天气都是一样。”
好，这多多少少就有些安慰，但同时能料到阴暗雷雨中的他也是孤单一人。“那么你闷不闷？”
“闷。”
“想我吗？”
“想。”
然后我开始写信，沉思，抱怨，然后把带有诗意的句子寄给他。
“你的身影隐藏在我的四周，四周都是你的气息，你充塞我整个生命。”
我俩已建立了亲缘和情欲的关系，情同手足，心心相印，被相同的理想和愿望支配着，从此，我们的身心便结合在一起，甘苦与共了。这种相交和相通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现象，以致彼此都明白，此后谁也离不开谁了。
我们向往未来的一切，但又需要安静和忘却过去。
可是，我没有能力改变它。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只有天长地久的社会。
职场失意的我，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打着做贤妻良母的幌子心安理得地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家。
重逢故交（一）
真正的婚姻就是从那个劳累和炎热的夏天、他用破旧的叮叮当当的自行车载着怀孕的我往新居走的时候起。这里一无所有，只有空荡荡的二室一厅，那是我们两个三年的心血，尽管这房子在城市最多也只是穷人住的，我却努力做出满意的神情，然后我们从筷子买起。先是睡水泥地，直到我着凉咳嗽，然后才借钱买了张硬板床和一台电风扇。
住进新房子后的一个礼拜，他也找到一份医药代表的临时差事。一天到晚游走于各大医院，各个药店，各位领导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终于买回了属于自己的马桶，请来朋友装上去，是的，我们拥有了自己的马桶，从此不再从五楼跑到一楼，再跑到楼后的野草杂生的荒地去方便了。
我们两个，对着马桶看了又看，包括马桶内部的构造，贮存水的机关一一掌握。
婚姻给他最明显的最大的礼物就是夺去他近二十斤的脂肪。他瘦骨嶙峋，为偿还买房的债务而带病工作，每天奔走在各大医院，药店，向院长、药剂师及营业员游说他的药。
夏天气温达到三十七度时，他回来。我为他准备了青椒炒鸡蛋和青椒土豆丝，他说，有瓶冰啤酒多好呀，我的心都渴干了。
我向往的酸李子，杏子也未能如愿，我们彼此都需要忍耐，为了压在心头的债务，以及腹中的宝宝降临的一切费用，我提议回娘家生。据说，在乡下请一个接生婆，只需要三个荷包蛋就可生下孩子，比起城里几千元的医药费，想想有些不甘，但他坚决不同意。
即便那个时候，爱情，在对金钱极度的渴求中也丝毫没掺进杂质，虽然在极度缺乏营养时我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积攒孩子出生的费用，让我吃上肉、苹果、梨子以及一切好吃的东西。但这并没影响爱的纯度。搬进马桶的当天，他腾出扛马桶的一只手递到我的手上，郑重地承诺：我一定会给你幸福。
他接下来更加努力——不是努力地给我幸福，而是努力地挣钱，他认为，这就是努力给我幸福，他确实这样想，也就这么做，事实上，在他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我还在抱怨没有幸福时，其实早已预示了我们的悲哀，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的我，清醒地知道，我所要的不是他能给予的，他所努力的并非我真正的方向，但是那一闪即逝的认识，在他阳刚的爱里躲进了黑夜，它不显示，显示也无法阻止两个清纯少年的爱的力量——我们在孤独的马路上，勇往直前，爱像黑夜下的白帆那样夺目，别有一番姿态。
很多个日子，我就腆着肚子倚着阳台的门框，斜斜地看窗外天空的晴朗或者低沉。由于房子朝北，没有阳光，这就是我们不能溶入城市的最明显印记，当初在买这个房子时，由于朝北的相对便宜，所以我们就买下了它，当时我们不知道阳光对我们的重要性，就算知道，口袋里的钱也不允许挑三拣四。
缺少阳光使我整日觉得阴森森，即使是夏天。而他整日不在家，我想去晒晒太阳，可五楼对于那时的我，犹如不可逾越的障碍，缺少营养使我失去了力量。有时就坐在床上，一双脚挂在床边，身子晃啊晃啊，身体内有一种东西被破坏得很差，贫困使房子冷冷清清，生活的气息仿佛遥不可及。随后我听到腹部皮肤撕裂的声音，看见黑斑从脸部的各个部位凸起，出其不意，防不胜防。
我胃部开始不适，我呕吐，我忍受。
一九九八年城市的夏天的莅临好像只与蚊子有关，进城这么多年，本该接受城市没有春光，鸟语花香等显著季节特征的事实，但在孤单的日子里，还是因为缺少蓬勃而感到迷惘，想听到蛐蛐和睦的低吟，但那样的念头显得很奢侈，可能由于童年夏天的基调根深蒂固，因此使得这么多年城市的夏天过得昏昏沉沉，没有概念。倒是几万元的债务让人心情无法开朗。
心情在夏天的愁困中渐渐变得颓然。
腹中的胎儿陪着我神思恍惚地坐在八元一张的硬板凳上。盯着那几寸的黑白电视机发怔，想有个斜躺的地方轻轻筋骨，惟一的一张床，由于木板质量太差而露出小钉子，睡下去随时都有可能皮开肉绽。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什么使自己对自己都无法掌握呢？我的心思在昏黄的晚上密密游走着，除了胎儿造成的影响外，还有什么使我如此颓丧呢？
一贯争分夺秒的习惯一下子被抽走，自然有些不习惯吧！
或是婚姻就是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等那个拼死拼活的挣钱的男人回来，看他倒头大睡，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吗？
婚姻就是筹备生孩子的钱么？
有一次，他到外市出差，一去七天，这七天我几乎都没下楼，每天煮一些米饭，吃蛋炒饭，小时候的美味佳肴被我一连七天的猛吃，让美好感觉消失殆尽。每天持续的浮肿让我的心情异常沮丧，高温酷暑又让人不敢随便出门，这七天又苦又甜的等待，使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分离的事实。他回来的时候，嘴巴和鼻子全是泡，他的胳膊上大大小小打吊针的针眼清晰可见。即便如此，他完成了工作而且很出色。任何一种产品，在它刚上市的时候，无不像个旧社会的小媳妇似的，没人尊重、没人看好，甚至没人正眼看，是他们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开推广会，甚至一个乡一个乡宣传。他们领导交代给他的一句话是：能走路不坐公交车，能坐公交车不坐三轮车、能做火车不做汽车、能坐普通汽车不坐豪华空调车、能省一分就省一分。
我想能够真正遵循的，听从的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厚道的农民的儿女了，我在公司的时候确实也能省一分就省一分，二十小时火车都没舍得买卧铺。有的董事长一个礼拜花半个亿，其中有吃喝、有嫖赌、有铺张、有浪费，有乐善、有好施……可怜听话的员工累垮了身体，最终挥挥手让走人，不带一点情意。
后来他经销的这个药品红透了全省乃至全国。员工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拿电话、传真谈业务，接生意，成了品牌和名牌，他们想不到他们的“前辈”是怎么经受日晒雨淋的。因为到了那时他早已在上层领导反反复复地调整人事时被莫名其妙地刷了下来，没有太多理由，也无须什么理由。有时候，我们付出很多，没有回报。
有时候，我们几乎不付出，却总有回报。
人生就这么无常和奇妙，当然自有玄机。
如今我坐在书房里写一些喜喜悲悲的时候，是不是早已意识到挣扎的都市，奋斗的都市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悲伤？
重逢故交（二）
有一天中午，我正站在窗前朝外看，听到了一个女声边唱歌边上楼——
妈妈，妈妈别把我藏在家
我不愿只伴星星和月亮长大
我想看看外面的姑娘
怎么玩、怎么耍，怎么讲那普通话
妈妈，妈妈别忙给我找婆家
我不要害羞、憨厚的人来嫁
我要自个找到心中的他
勇敢、体贴，有志陪我闯天下
妈妈，妈妈别把我牵挂
思乡的酒苦中美味留
妈妈，妈妈，别怕女儿心会丢
哪儿是路，哪儿是井，女儿清醒得很
妈妈，妈妈，不要再把田来耕
累弯了腰，累白了头
更让女儿满心愧疚
妈妈，妈妈相信我，
燕儿生来为蓝天，哪怕飞越千万里
心系娘亲心系家，辛苦是为有朝日
采来白云孝娘亲
这歌声如此熟悉，如此动人心弦，我急忙打开门，循声音看着六楼，一个正拿着钥匙开六○四号房门的姑娘回头看我，那熟悉的苗条的身材和那俏皮的声音，使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服装厂的金晶。金晶是在我去读书后才离开服装厂的，我上完大学也曾打听过她，可是没有人知道。
服装厂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永远涂不去的记忆。可是金晶只看了我一眼，就自顾唱着歌开门。
“金晶，金晶。”
没有应声。
“王家秀。”
这时，那个姑娘才回过了头，盯着我，但是脸上是几多茫然。
“我是倪姐啊！”
虽然我当初也不过十八岁，可是这个借了别人身份证来的姑娘显然比我小。我们在工厂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好，因为她有一群非常要好的老乡。
“啊，是你啊？”
这回她终于张大了眼睛，从楼上三步并着两步下了楼。
她打量着我，“好多年不见你了。你怎么也住这儿啊？”
“是啊，你唱的歌真好听，我都想掉眼泪了。”
“都是厂里的姐妹们瞎编的。”
“真想学学啊！”
“你读了大学，比我们高出好多档次了，学这个做什么？”
“哦，对了，我的真名叫王家秀，我好多年不叫金晶了。”
从王家秀的口中我得知，她早就在不在服装厂打工了，王家秀断断续续地讲出了她这几年来的酸甜苦辣——
正是因为服装厂太累太苦，太不自由，所以我从服装厂出来后，到郊区的一个镇上的塑胶厂打工。我在这个厂呆了半年多，我是听说这儿的加班时间不长才来的。说加班不长的老乡没有骗我，一般情况下，厂里都是白天上班，星期天休息。不过，工资少了一半不说，每月只发一百块伙食费，其余到年底才给。进来我才知道，到这个厂里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证件不齐，年龄不够。每天，总是八时上班（午休一小时），五时半下班。可是时间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离城里远，又没有钱，一天到晚除了上班就呆在宿舍里，生活像一台永不罢休的机器，它制造出来的日子一个又一个，个个一模一样，有变化的是我的手，原本一双细嫩的手变得粗糙不堪，比我妈手上的茧还要多。你知道我本来是一个爱说爱笑、敢哭敢闹，性格外向的女孩，这样的生活简直要把人逼疯了。
有一天，我跟宿舍里的一个姐妹跑到城里去玩了一天，没想到恰恰就在那天，工厂通知工人加班。结果又被扣了半个月的工钱，我就在那时意识到“打工”这两个字里包含了多少的不平和欺诈。
那时我终于明白，打工妹的路，从来都不是不吃苦的路，所以当天，我就放弃了半年的工资又回到了城里。
回到城里后，我天天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那时，我就想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终于有一个中介公司承诺，只要交八十块钱他们就能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果然，他们给我找了一个在中联大楼上的公司，虽然公司只有一间房子，也没有什么招牌和标志。因为当时激动过了头，根本没想到公司还会有假，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公司叫什么名称。他们分配我做“秘书。”当天，那个操外地口音的老板就拿来一份合同，说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权益，要签合同，签合同我当然高兴，但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要交二百元押金，还说一旦条件都齐备，公司包吃包住。我第一天去后，心里非常高兴，一个初中生，能坐办公室，说回去也是十分光荣的事，所以我马上找到老乡们凑了二百元。老板看我表现很积极，就对我说，他们公司明天还要招二十名文书，要我把老乡介绍进来。我高兴得不知所以，一下子就从原来的服装厂带来了十四个人。没想到，她们也要交押金，有的是因为年龄不够，有的是学历不够，有的是形象不太好，要公司来统一包装。
因为好运来得太突然，我们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失去了做文书的好机会。
交完钱，老板让我们过两天正式上班，还说：我就不另外招了，到时你们不要这山望那山高呀！有一个老乡问老板要押金收据，老板说今天他还有急事，收据上班时开给我们。
由于老乡们都快速地辞了工，所以有的被工厂从宿舍赶出来，有的干脆连工资也没有拿到。那两晚，我们就在火车站，汽车站和大街上度过。两天后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公司，等到上午九点多，那儿还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