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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静悄悄的走过石砖铺地的庭院，就走进去了。山上天凉，客厅里一个如假包换 的壁炉还生着柴火呢。
立即爱上了这幢曲曲折折的两层楼大房子，虽然火光把人的影子在白墙上映得好大，寂 寞的感觉太深，阴气也浓了一些，可是如果价格合理，我情愿搬过来，过下长门深锁的残 生。
屋主进来了，又带我去后园走了一走，后院一片斜坡，可以看见远远的天和海。
“你一个人要来住？”他问。我点点头。
“邻居好远的喔！”他又说。
我沉思了一下，又请求他让我一个人再进房子里去感受一下去了，站在楼梯转角往上 望，上面静静的，可是老觉得有人在看我似的，那份凝固的静止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压迫感 躲在里面。
那天，我没有决定什么，引诱人的果然是价格，还有那口张着深深的大眼睛照人倒影的 老井。
又去了两次，都请主人站在院子里，我一个人进去再三感受房子自己的故事。
“不行，这个屋子里有鬼！”和善的鬼，用着他们生前对这幢房子巨大的爱力，仍然占 住了它。他们没有走，处处都感觉到他们的无所不在。
我，终于对主人抱歉再三的打扰，我说，这幢房子就一个女人来住，是太寂寞了。
那个主人一点也没有失望，他很赞成我的看法，也认为一个人住山区是太静了。
我们紧紧的握了一下手，就在道再见时，这个也已经七十多岁了的瑞士人突然叫我等一 等。他跑到房中去，一会儿手上多了一个小盒子，重沉沉的，一看就是樟木，中国的。“你 是中国人，打不打麻将？”
当他用德文发音讲出“麻将”来时，我立刻明白了他要送我的东西必然是一副牌。
“不会打，一生也没有看过几次。”我诚实的说。“无论如何，就送给你了。”
我将那重重的一盒牌打开，抽屉里面一副象牙面竹子背，手刻雕花的“精美神品”不知 在蒙尘了多少岁月之后，又在阳光下再现。
“这太贵重了。”我呐呐的说。
“给你了，不要再客气。”
“那我——那我——”我紧紧的抱住盒子。
“这副牌，说来是有历史的，那一年，七十多年以前吧，我的父母新婚，他们选了中国 去度蜜月，坐船去的。后来旅途中母亲怀上了我，前三四个月里害喜害得很厉害，父母到了 上海，找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老朋友，就在中国住了好几个月才回瑞士。在当时，为着打发时 间，学会了中国的麻将，那位犹太人的夫人是一位中国女子——。”
“那个犹太人是不是叫哈同？”我大叫起来。
“哈同？哈同？我不知道吔！反正这副麻将牌是他们送给我父母的纪念品。你看，今 天，它又回到一个中国人的手里去了。”
这副牌，在七十多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来。我不会打麻将，也不可能去 学。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将它们一张一张拿出来用手把玩，想到它的前因后果，竟有些挂 心，这副神品，有一天，会落到谁的手中去呢？
广东来的老茶壶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 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 妇还有倪匡。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 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场好 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 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 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 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 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 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 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 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 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 息的，却为了我。“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 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 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 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 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 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 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分，买这 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 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 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 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 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
哈敏的小店挤在西雅图的“PIKEPLACEMARKET”，里面并不起眼。相信 每一个去过西雅图的旅客对于这一个必游之地是一定会去的。
市场就在码头的对街，上百家各色各样不同的摊位和商店挤在一起，逛上一天都不会 厌。光凭着这个市场，西雅图的可游性就高出洛杉矶太多，比较起旧金山来，稍稍又少了些 气氛。这只是在我的主观看法下，对于美国西岸的评价。
是一个冷雨凄风的下午，当天，我没有课，功课也都做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又 去了那个市场。
逛了好多年的摊子，一些小零小碎、不好不坏的首饰看了根本不会去乱买，除非是精 品，不然重量不重质的收藏只有给自己找麻烦。
哈敏的小店是楼梯间挤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些人错过了它有可能，而我的一种直觉是 不会使我漏掉的。店已经够小了，六个“榻榻米”那么大还做了一个有如我们中国北方人的 “炕”一样的东西。他呢，不是站着的，永远盘坐在那个地方，上面挂了一批花花绿绿的衣 服和丝巾。
我注意到哈敏的第一次，并不是为了那些衣服，当我走进他的店中去时，他不用英文， 他说他自己的话：“沙拉麻里古”来招呼客人。
这句话，如此的熟悉，在撒哈拉沙漠时，是每天见人都用的阿拉伯文问候语。我初次听 见在美国有人说出这样的句子来，心里产生了一丝说不出的柔情，笑望着他，也答了一句 “沙拉麻里古”。在双方的惊异之下，我们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常常去他的店里坐着，有 时，也帮忙女客人给试衣服。哈敏的生意清淡，他专卖阿富汗和印度来的衣服和饰物，可是 我却看不上眼呢。我的去，纯粹为着享受那份安静的友谊。
他的话不多，问着，就答，不问，两个人就坐着。“哈敏，你的妻子呢？”“在阿富汗 呀！”“有没有小孩？”“都嫁啦！”“那你一个人在西雅图做什么呢？”“开店呀！” “那你太太呢？”“她不肯来。”“那你也不回去吗？”“那边打仗呢。”
哈敏不回国办货色，他向一个美国人去批，批自己国家的东西。
“哈敏你不积极吔！”“够了！”“首饰不好看。”“那是你挑剔呀！”“这样不能赚 钱。”“可以吃饱就好了啦！”
永远是这种扯谈似的对话，我觉得哈敏活得有禅味。
后来，我要走了，我去看他，跟他说再见。做朋友的半年里，没有买过他任何一样东 西。
“嗳，要走了。”哈敏叹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惋惜的意思，好似人的来去对他都是一种 自然。
“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大声些又讲了一遍。
这个哈敏，才在最后的一刻，站了起来——他一向是坐在炕上的。他慢吞吞的打开被许 多衣服塞满的一个大铁箱，用手到角落里去掏，掏出了照片上那条项链来。
“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早不给我看？”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无论什么价 格，都买下了。因为它太美了。“你以前又不走，何必看呢？”
“多少钱？”
“我太太的啦！”
“我问你多少嘛？”
“啧，是我太太的啦！”
“那你要多少钱嘛？”
“你说多少？是我太太的。”
“一百美金。”
“好啦！不要忘了它是我太太的。”
我们付钱、交货，这才来了可能不属于阿富汗式的告别拥抱。就这样，哈敏太太的项链 跟我结上了缘。
幸福的盘子
我的婆婆马利亚，是个喜欢收集盘子的人，她的西班牙盘子并不是吃饭时用的，而是挂 在墙上当装饰的。婆婆的餐厅挂了四十几个陶土盘，美丽极了。
在我婚后，也喜欢上了盘子。那几年经济情形一直不算好，可是在荷西和我的克勤克俭 之下，第四年的婚后，就买下了一小幢有花园的平房。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算是奇迹了。我 们不贷款，一次付掉的。
有了房子，还是家徒四壁，墙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存款都付了房子，我们不做 分期付款的事情。
买完新家之后，回了一次荷西出生的小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内的“哈 恩”，我们买下了照片左方彩绘的陶盘，那是婚后第四年。墙上挂了孤单档的一个彩盘。又 过了一年，再买下了照片中右手的那一个青花陶盘。我们的家，有了一双盘子。
再过了一年，第六年了，我单身飞去马德里远接父母，在街上看见一个有字的盘子，上 面写着：“这儿，是幸福的领地。”词句有些俗气，可是想到自己的家的确是片幸福的领 地，为什么不买下它呢？就因此有了第三个挂盘。当三个盘子一同挂着的时候，我幻想：我 们的家一年一个盘，到了墙上挂满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荷西和我当然已经老了，那时候， 还是牵着手去散步，只不过走得缓慢些罢了。
我的盘子没能等到第四个，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成了一个半残的故事。
腓尼基人的宝瓶
当我结婚的那一年。我在撒哈拉沙漠里只有几件衣服加上一个枕头套扎好的袋子之外， 就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的丈夫用木板做了一个书架和桌子、椅子，就算是一个家了。
有一回，荷西出差回到西班牙本土去，他说要回父母家中去搬一些属于他的书籍来，又 问我还要什么东西，可以顺便带回来。
一想就想到了在他床角被丢放着的那个陶土宝瓶，请他带到沙漠来。
听见我什么都不要，就指定了那个半残的瓶子，荷西面有难色，沉吟了好一会儿不能答 应我。
荷西家中兄弟姐妹一共八人，他排行第七。也就是说，在他上面除了父母之外，其他六 个手足都可以管他——虽然他并不受管，可是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受限制的感觉。“那个瓶子 是大家的。”他呐呐的说。
“都丢在墙角，像垃圾一样，根本没人去理会它。”我说。“可是万一我去一拿，他们 就会理啦！”
“那你把钢琴搬来沙漠好了，妈妈讲过，家里人都不碰钢琴了，只有ECHO去时才会 弹一弹，她说钢琴是给我们的。”
“你要叫我把钢琴运到沙漠来？”荷西大吃一惊。“不是啦！要的是瓶子，你又不肯， 那我就要钢琴好了。”“瓶子比钢琴宝贵太多了，你也知道——”
“是你大学时代海底捞出来的呀！不是为了可能算国宝，还是夜间才偷偷运上岸给藏着 的吗？”
“就是这样嘛！他们不会给我们的。”
“可是放在家里也没有人珍惜它，不如给了我吧！我们也算是你的家人呀。”我苦苦的 哀求着。
“怎么去拿呢？”
“你根本不要讲，拿衣服把它包好，就上飞机。等到他们发现东西不在了的时候，大概 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好，我去偷。”
“不要讲得那么可怜嘛！是你在加底斯海底打捞上来的东西，当然是属于你的。”
没过一个星期，这个瓶子就悄悄来了非洲。
我们开心得不得了，将它放在书架的顶端，两个人靠着，细细的欣赏它。
这是一件由“腓尼基人”沉船里打捞出来的半残瓶子，以前，可能是用来装稻米、麦 子，或者是什么豆类用的。
为了确定这个瓶子的年代，荷西曾经将它送到马德里的“考古博物馆”中去鉴定，鉴定 的当时，担心它会因为属于国宝而没收，结果那里的人说，馆内还有三、五个完整的，这只 残瓶才被拿了回来。鉴定之后说——确实是腓尼基人当时的物品。
我们一直带着这个瓶子，由马德里到沙漠，由沙漠到加纳利群岛，这回才由加纳利群岛 带回了台湾。
有趣的是，加纳利群岛那个空屋，小偷进去了五次，都没想到这个宝瓶。他们只偷电器 用品，真是没品味的小偷。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查了一下有关“腓尼基人”的资料，据台湾 中华书局《辞海》这本辞典中所记载，照抄在下面。“腓尼基”（PHOENICIA）古 时叙利亚西境自黎巴嫩山西至地中海一带地方之称。初属埃及，公元前十四世纪顷独立，人 民属“闪族”。长于航海贸易，其殖民遍于地中海岸。其所通行之拼音文字，为今日欧洲各 国文字之源。公元前九世纪以后，迭属于亚述、巴比伦、波斯及马其顿；至公元前六十四 年，罗马灭之，以其地为叙利亚省之一部。
我很宝爱这只得来不易的瓶子，曾有邻居苦缠着叫我们卖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只要 想到《辞海》中写的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九世纪”、“公元前六十四年”， 就知道曾经有多么古老的岁月在它身上流过。何况它是我的丈夫亲手打捞出来的。
看了这张图片的读者，请不必用“百合钥”来盗我家的门，它不在家中，在一个秘密的 大保险箱里。倒是前一阵那次的大地震，很将我惊吓了一次，怕这个古老的残瓶被压到砖块 下面不复寻得。
我想，以后还是把它交还给西班牙“考古博物馆”中去吧。
沧桑
这个盒子是我在西柏林做一个穷学生时屋内唯一的装饰。那一次，宿舍贴了海报，说有 一趟去波兰华沙的短日旅行，只要缴付五十块马克就可以参加。那时父亲给我的生活费相当 于两百马克，当然包括房租、伙食、车钱和学费。五十马克虽然不多，可是它占去了我月支 的四分之一。我咬咬牙，决心那个月只吃黑面包，每个星期天吃一个白水煮蛋，那么这笔旅 费就出来了。
去了华沙，冰天雪地的，没有法子下车尽情的去玩，就去了一家手工艺品店。同行的同 学买了一些皮衣和纪念品，我的口袋里实在羞涩，看了好一会儿，才选了一个木头盒子，不 贵的，背后写着“产于波兰”。
这盒子一直跟着我到结婚，也没什么用，就将它放着。有一天，荷西跟我去淘破烂，发 现了一个外表已经腐烂了的音乐匣，里面的小机器没有坏，一转小把柄就有音乐流出来。我 们带回了那个音乐盒，又放了三五年。
有一年父母要从台湾来看荷西和我，我们尽可能将那个朴素的家美化起来迎接父母。回 时，我将这一个买自波兰的盒子拿出来，又将车房中丢着的破音乐匣也拿出来，要求荷西把 音乐匣内的小机器移装到波兰盒子中去。
荷西是个双手很灵巧的人，他将两个盒子组合成了一个，为着盒底多了一个上发条的把 柄，波兰盒子不能平摆在桌上，于是锯了三块小木头，将盒底垫高。
才粘了两块小木头，荷西就突然去了，我是说，他死了。
那第三块小木头，是我在去年才给它粘上去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盒子，也经历了好多年 的沧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去听盒里的音乐。它总是在唱，唱：“往事如烟”。
药瓶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 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 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 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 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着丈夫 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