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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事？”
“我想找麻政委。”
“首长很忙。不是什么重要情况可以跟我们先说，由我们转达。”他的口气很平静、也很冷，让人感到首长是不可能随便接见什么人的。
“麻政委在分配会上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事你知道吧？”
“知道。但你的情况是炮团领导直接反映给政委的。我也因为工作做的不细，受到了批评。”
“奥，原来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见见麻政委。他批评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
“领导的批评都是与人为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但这给我的压力很大，下面并不都能正常地理解领导批评的精神。”李庆打哑谜，我自然也得打哑谜。其实领导批评的好意到底是什么，只有鬼才说得清。
“别把问题想的那么严重。”李庆笑了笑，好像是劝慰：“应当相信干部和战士的觉悟。只要自己做好了，他们是会正确看待的。”
“李干事，从我们来部队到现在，你确实始终满怀热情地接待我们。对于这一点我自己特别感谢。”我说的是实话，里面当然也有给他戴高帽、让他帮助办事的计谋。而人都愿意听好话，李干事脸上浮出了笑容：
“感谢什么，我做的工作就是为大家服务。”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你的水平。像你干得这么好，在连队没几年就被启用到师干部科，有几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不会被迷魂汤灌倒的。这就像虚荣的女性们，哪怕再丑，只要你抓住她的优点，将之巧妙地升华，她也会在幻觉中陶醉，以为自己真美。李干事笑容更加灿烂了。他说：
“别灰心，在哪儿跌倒了，在哪儿爬起来。”
“李干事，你有所不知。情况有时并不像正常想的那样。”接着我把炮团下的任职令、连队收缴我的胶鞋、于参谋挑衅等等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李庆听后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又淡淡地说：
“你别着急。我们了解一下，做做工作。”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对这事已不感兴趣了。”
“那好哇，应该有点高姿态。”
“李干事把我抬高了。我要求复员。”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你们有文化，在部队很有前途。”
“李干事，我说的是真的。部队要求高，我不大合适。”
“你还是有顾虑、有想法。这样吧，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说，我们能帮你解决就帮你解决。但复员，我们说了不算。”
“李干事，我没什么别的要求。只想找政委汇报汇报。他批评的那些事是有的，但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瞧不起师长和团政委的话是赵干事说的，不是我说的。瞧不起指导员的话，更是他编造的。”
“老施，你看这样行不？你先回去，等有机会我们把你的情况汇报给首长。”
“不能麻烦你给通报一声吗？”
“老施，你还不明白部队的规矩。有情况需一级一级反映，不能随便越级。团领导要汇报情况还要事先打招呼，等着师首长安排。一个普通干部说见就见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样的话，首长一天什么也不能干了。全师好几百号干部，接见都接见不过来。你要真有问题，可以直接找团首长。”
直接批评我的是师政委，又不是团政委，我干吗去找团政委？分配又不是团里决定的，而是师里决定的，我当然首先要找师里说话。可是我不能说这个理。如果把惟一可以说话的李庆也得罪了，我连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都没有了。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他能帮助一下。于是说：
“那好吧。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向师政委转达一下我的要求。现在有个具体困难请李干事帮助解决。”
“你说吧，只要职务允许，我会尽力的。”
“我父母年事很高，最近两个老人都病了，家里没人照顾。我想申请探亲假，回去照看照看。”
“这事好说。我们跟团里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安排。”
我很累。想来李庆也很累。我想尽快脱身，他同样想尽快把我打发走，所以他满应满许帮忙。至于能否帮忙，那是只有天知道的事情。对于李庆个人，我没有更多的怨恨。他由热到冷的变化，他的世故，都很正常，换上我大概也不会比他更好吧。落到我这种地步，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他没教训我，已经很不错了，还能指望他什么？当我坐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仔细回味两个人的对话，我忽然明白，我找谁都是没用。师政委说了就说了，错了就错了。我还能把理搬回来吗？即使我把问题澄清了，影响能收回来吗？麻政委会给你收吗？这个社会的各级政治权威从来都是以永远正确的面孔出现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等于动摇自己的领导。麻政委会推翻自己赖以生存的逻辑吗？再说，我既然要想复员，在乎什么麻政委的讲话？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越坏不是越好吗？所有那些复员的干部不是都通过制造坏印象而达到目的的吗？我应当在现有的底色中继续加黑，而不是把这底色擦抹干净。所以今后谁也不要找，任凭关于我的谣言自由飞翔。想到此，我发现，我今天的辩诬是个失策。惟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我的辩诬不会有何效果。传出去还会以为我不自量力，随便越级反映问题。真是那样最好。
回到连队我在直觉上感到好像有过什么重大举动。看墙上，刚刚发给我的手枪没了。再仔打量，挂在墙上的所有枪支全没了。我问战士，谁拿我的手枪了。战士们说，枪全都收到连部去了。我略一思索，明白了，他们原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昨天跟指导员发怒时说过他找死的话；过去还跟组织干事说过我的一个哥哥曾拿枪伤过人。那时说那话，是告诉他们我不适合在部队，希望锻炼结束后打发我复员。现在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了一起，怕我开枪杀人。我觉得万分好笑，原来是一帮胆小鬼、懦夫。他们的命根本不值钱，永远不值得我拿自己的命去换，一百个也不顶我一个。我绝不会那么傻。
补记：不知为什么，蚴蜒啃脚和火车晚点的梦像镶在我的脑袋里一样，一直伴着我后来的岁月。我讨厌它们，它们太使我恐惧。但我抠不掉它们，他们一直跟随到我消失。
二十三、 批判会
砍伐木材的任务完成不久，部队开始冬训。排长、副连长分批分期到扎兰屯师部举办的军事学习班学习。每期三天。我是最后一期去的，最后一个回来。回来的第二天，连队就开始拉练。
当晚的动员会上，连长和指导员对于第二天的拉练作了详细的部署，其中包括干部在各辆车上的位置。谁都有座位，只有我没座位。连队一共四台车，连部一台指挥车，一排二排两台炮车，指挥排一台通讯车。每台驾驶楼里可坐两个干部，连队的八个干部正好把八个座位坐满。当时司务长不去，团里的于参谋来队协助拉练，他被安排到一排的炮车上。作为一排的指挥官，我理所应当坐在一排的炮车里。可是我却要跟战士一起站在车箱上。除非没有自尊、不要人格，否则绝不会对这个安排欣然接受。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情。愤慨几乎把我从床上弹起来。只是为了在全连干部战士们的面前照顾他们的面子，我没当场发作。但是动员会一散，我马上追到连部发问：
“指导员，这个安排一定是你作的了？”
“什么安排？”
“装什么糊涂？干部的位置啊！”
“支部集体决定的。我当然同意！”
“我想问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工作，革命！你说能干什么？”他边说边阴阴地笑着。
“什么工作！？你是打着工作的牌子搞阴谋诡计，打击报复！”
“你要干什么？”他厉声问。
“你是白痴啊？你不懂啊？你要是白痴我就告诉你：我要平等的权力！”
“你要什么权力？谁给你的权力？”他的脸一会青，一会白。
“你说谁给的？人民给的！国家给的！部队下令给的！”
“哪里的人民？”
“你说哪里的人民？你想反对人民啊？！你就是人民哪？你以为你当上指导员，你就是天上老大，地上老二了，你就可以代表人民了？！”
“你吓唬谁呀？！”
“我吓唬你什么了？我问你，我是不是国家认可的干部？我是不是三连一排的排长？你要说不是，我明天就去团里要档案。你给我说清了！”
“谁说你不是干部了？但你是代理排长？”
“代理怎么了？代理有没有指挥的权力？”
“谁说没有了？”
“没说，没说你为什么宁可让驾驶楼空着不安排我的位置？”
“这重要吗？”
“不重要你为什么不下地走？”
“你别不自量！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有什么不自量？你以为你现在是个指导员，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你这没水平的熊样儿，到地方有没有人要你还是个问题呢！给我提鞋都不要！”
“你想打架呀？”他的脸色铁青。嘴唇发抖。我想我的脸色同样不好看。
“这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以为你在全连面前让我丢脸，愉快啊？我就让你难受！”
“我愉快什么了？”
“你愉快呀！你是想告诉全连，我就是个大头兵。你可以随便摆布我，让全连谁也瞧不起我。这多能满足你小人的阴暗心理呀！怎么能说不愉快呢？可是我告诉你，你太卑鄙，手段太低劣！你以为我会接受吗？打错了算盘！”
“你给我出去！”
“上哪去？这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你隋彪的。我今天不但不走，还要跟你干到底！我看你还有多大本事整我。你掂量掂量自己有多沉？就你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回你的山东老家让你当不当干部还是个问题。我再是代理排长，回去依然是干部。你一个丢一分钱都要大哭的东西信不信？”
“你诬蔑人！我今天就要治治你的骄横劲儿。”
“谁骄横？你个土暴子开花，得了点权力不知怎么用，就随便整人，是你骄横还是我骄横？！”
“我今天就不信你老虎屁股摸不得！”
“摸我，看你长没长那手？老连长在时你想压制老连长。新连长来了，你老乡的面子都不给，处处想说了算。你今天摸我试试，砍断你的爪子！”
“你来砍，大家别拉着，让他砍。”
想来这个决定是他一个人拍板作出的。因为它明显地不合理，所以连那个新连长都不愿承担责任，一直没有插话。他站在指导员的旁边，叼着烟嘴，像绅士那般悠闲地抽着恒大烟。也可能是想借我的嘴发泄对指导员专权的不满，所以他虽然劝我回去，但并不认真，还走到我身边小声告诉我，到时坐到驾驶楼里就得了。那个于参谋可能是有了挨骂的教训，怕再度引火烧身，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挡在我们中间，让双方少说一点。正是看出了这种形势，我无所顾忌地痛斥他、揭露他。最后我觉着出够了气，在连长和副指导员的劝解下、推拥下，离开了连部。
吵架后的心情难以平静。不管当时我怎样占了上风，可是过后仍觉憋闷，因为我不可能洗去指导员在每个战士心中造成的影响。而且还有丝丝缕缕的自谴不时地爬上我的心头。这一夜，我翻过来掉过去，简直无法睡着。
我用第三只眼反躬自问：是否有失身份，落入到了颟顸者的水平？我好像觉得我有些粗，性情过于急躁。从小到大我一直为我的脾气犯难。其实我并非暴躁之人，对于好斗者的侵犯，我还颇能忍耐。小学时由于淘气，老师掐半拉眼珠都看不上我。他甚至当着我父亲的面损我：“谁儿子能念大书，你儿子都念不了。”我尽管恨他恨得牙根直，但从来没有冒犯过他。初、高中时代和大学时代，班级小干部、老师乃至系党总支书记因为我不合潮流，不点名地批评过我无数次，每一次都让我长时期抬不起头来。可是除非不得已，我很少当场对峙。不过，也应当承认，我一旦发起火来，往往都失去控制，变成一场灾难性的爆炸。中学时代，我在体育课堂上煽了团支书两个嘴巴，脆亮的响声和他的哭声让一阵惊雷滚过操场的上空。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留校察看。大学时代，班长、支书、组织委员一男两女的三角恋爱被爆光。我在一次会上义愤填膺地批判学生中的政治伪君子——爬虫现象，结果我的意见不但没被接纳，反而被内定成“具有反动倾向”的学生。虽然我并不感谢文革，但它确实让我躲过了一劫。此后我想成熟点，想修炼一下自己，可是原始的、本能的冲动终于还是在我走上社会的途中给我惹下了一连串的大祸。
我怕了？当我用“大祸”来自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市侩的影子，我贪图世俗功名利禄的念头不净。难道还需要坐稳奴隶的平安？面对指导员的安排可以容忍吗？不。人活着要有尊严，要有骨气。当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时，是为了渺小的利益苟安，还是起来抗争？指导员的安排已经把我踩到地缝里，难道在这种时候还要用文明的方式和他讲理吗？知识分子的文明，或别人加给他的身份文明，常常是一种精神枷锁。对他自己来说还是一种懦弱的托词。文明的使用在任何一种社会里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所谓的不文明、粗野也并不都呈现着贬意，革命和造反的画卷就是由它们拉开的。真的，细心琢磨一下人和人的纠分，温和说理的方式不都是万灵药；有时反是以激烈的方式能有效地制止邪恶。该发火时不发火，该吵嚷时不吵嚷，不是患了雄性激素缺乏症，就是被阉割了生殖器。他不是男人，不是大丈夫。苟苟且且，不想丢掉点什么的人，永远做不了大事。中国人之所以奴隶多就是因为在该发火的时候不发火，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总想以“忍”来平天下。结果权势之徒变本加厉地进行凌虐，让奴隶们活得越来越沉重。这样一想，我那第三只眼的谴责也就失去了根据。不管别人怎么看，像指导员这类权力小人就该骂。我不会因为骂他而贬值，反而能够升值，挺立起我的人格。
如果说，我真有什么值得谴责的，那不是对这个来自沂蒙山区守护时代庙门的小恶煞的詈骂，而是我的虚伪性：不是用我信奉的观念，而是用他信奉的观念击败了他。表面上看，我说“人民给的、国家给的、军队给的”并不错，我的身份还没逸出社会给与的规范之外。但是既然我心底里并不认可这样的概念，我就不该打着它们的旗号。坦率地说，当我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曾有过别扭的感觉。即使我用此击败了他，我的心里也没升起过胜利者的自豪感。在那种时候占据我头脑的只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性：堵住他的口，让他无理可辩，让他露出整人的马脚。指导员败在只凭对我的感觉做事、而并没掌握我背逆社会的事实。既然不能把我划到人民的圈外，他就得按人民圈内的语言和我说话。他的安排和这个语言逻辑的撞击必然把他推到张口结舌的境地。在那一刻，我甚至感到自己不公平，觉得他输得可怜。然而我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我给自己脱身的理由是堂堂正正的：他代表着邪恶，而我的要求是正义和人性的最酣畅的表达。当他所代表的邪恶力量蛮横地霸占着整个世界，我的力量不足以使我跟它正面抗衡的时候，我只能盗用它们允许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达我反抗的意志。我想，未来的反叛者的历史不会因为我的不洁而拒绝给我签证。策略，到什么时候都允许有的吧。
……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屋里空无一人。我开始觉得惊异，待慢慢缓过神来，才想起来，他们是拉练走了。我没有丝毫的懊悔，反而感谢睡神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更大的暴风雨要来了，而我希望它快点来，这样我好快点走。想着想着，我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情况果真如我所预料。拉练回来的第一天万里晴空、一片平静。第二天营教导员便找上门来，告诉我要有点精神准备，今天晚上召开班长、党员以上的军人大会对我进行帮助。这次，不笑不说话的教导员连一点笑容都没给，冷冰冰地通知完，冷冰冰地转身走掉。
晚六时，连部炕上、地下坐满了人，我最后一个进去，找了个靠墙的凳子坐了下来。空气紧张得异乎寻常，没有笑声，没有交谈的声音，静得连弹烟灰的响动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三百度的电灯（不久前连队拉上了电）虽然把屋里照得通亮，可是温和的灯光并没有给人送去良善的光晕。从每个紧绷着或残白或黑紫的脸上都可以读出一种对暴风雨来临的等待神情。
我想起了六、七年前的一幅场景。那是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时候。同样是六点来钟，但不是冬天而是秋天。一座大厅分两层围坐在那里，全系二百多个师生几乎全部到位。灯光把屋里照得亮同白昼。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氛被一个权威教授的批判激发到了顶点。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但我要扮演的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因为事先班级的女支书告诉我这是一次学术讨论会，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见可以畅所语言。而且系里知道了我有不同观点，特意让她转告我，在大会上做重点发言。我原来期待那个权威教授和我一样说点真心话，没想到那样一个有学问的人竟然左得出奇。我有些怀疑我自己。但更重要的是我从他的身上嗅出了整个批判的反常气味儿。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一点艺术良知，都会看出对它们的批判是一种歪曲。权威教授的艺术感觉和学术水平应该使他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他的批判让我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非艺术压力的信号。特别当我刚一说出“现在人们异口同声地批判两部影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对的”时，我惊悸了。因为全场的呼吸几乎屏息了，所有的人都瞪着眼睛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我忽然感受到了阿Q临死前的恐惧。那是些多么可怕的眼睛啊！它们红红的，亮亮的，射出了猫抓麻雀的凶光、狼扑小羊的凶光。我的意志瘫塌了，这个讨论会完全可能是又一个陷井，我坚持下去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猎物。于是我迅速调转方向：“这也是我开初的想法，现在我和大家一样：殊途同归。”一场哄堂大笑。
想起那时的尴尬和狼狈，我感到有些可笑。何必呢，大丈夫能挺得起，也能放得下。只要坚信未来，一切都能过去。现在，我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