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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时的尴尬和狼狈，我感到有些可笑。何必呢，大丈夫能挺得起，也能放得下。只要坚信未来，一切都能过去。现在，我则不然了。我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我想用欣赏的目光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表演。我感到，我确乎成熟了。
指导员很显然失去了自信力，因为批判会由营教导员主持。营教导员倒并不声色俱厉，他开宗明义地宣布今天开会的目的。由于我拒绝参加拉练并其他问题，已在连队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提高认识。
多少年后，每当回忆起这一场景时，我都觉得它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一笔，有时还成为我向大学生们炫耀的材料。真的，我那时没有一点被帮助者的低气。我既没拿笔去认真记录每一人的批评，也没佯装虔诚的样子去倾听他们的训诲。我始终扬着脸，面含微笑地瞅着每一个发言的人。喜悦常常滋润我的心头。因为每一遇到我带着微笑的盯视，发言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埋下头、压低了声音。从他们神态的变化中我触摸到一个真理，不管你的对手是怎样的庞然大物，只要你昂然挺立，他就会矮你三分，乃至退避三舍。我真的不是夸张，干部中只有一个木讷口吃的山东人、二排长李春像跳瘙弹腿似地崩了几句，还不痛不痒。我知道其他干部对“山东帮”十分反感，平日里与我很友好，他们不愿给指导员抬轿子。可是指导员竟没发言，连长、于参谋也没发言。我猜想，他们多半是怕我反唇相讥，让自己丢人吧。
一种时代病总要在讨论会、批判会上痉挛，就是那些被组织起来的人们一定要担当起发言的重任。批判我的主力同样落到了那些班长和战士党员的身上。可是语言的贫困使他们的批判没有一点力度，连受批判的我都觉着没劲，替他们着急。只有王喜林的批判挑起了大家的兴趣，绷紧了我的神经：
“我们排长思想不健康。他有时偷唱一些色情歌曲、背颂一些色情诗歌。”
“什么歌曲，什么诗歌？”教导员忙问。
“我记不住，可问问排长。”
炮弹不轻。这次回来，我从家里带来两个本子，一个本子上抄满了我喜欢的中国古典诗词和外国诗歌。一个本子上抄满了外国民歌二百首。我估计将要走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苦闷、孤独、寂寞之旅。我想用它们作伴，支持我很容易就断裂的生命。我知道这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所有我抄录的东西在文革中统统被打成了封、资、修黑货。如果让人听到我的吟咏，它们就给我打开了走向地狱之门。但我无法排遣我的痛苦，常常在无人的时候，细声细气地吟诵它们。没想到，还是叫王喜林发现了。
“老施，你说说，你念了些什么、唱了些什么？”教导员严肃地问。
高度的敏感提示我迅速去选了那些能引起军旅生活共鸣的、风险较小的篇章：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什么意思？”
“说的是诗人在外边做事，很想念妻子。他想像妻子也很想他。他特别向往有一天回去，和妻子一起点上蜡烛，跟妻子诉说远在外地时想念她的情景。”
“啊，还有呢？”
“也说吗？”
“说。”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什么意思？”
“说的也是想念妻子。既表现对妻子忠贞不渝，又担心她身体不好，幻想能有个红雁传书就好了。”
“你没娶媳妇也想啊？”哄堂大笑，他也笑。
“想啊！”更是大笑，只有指导员想笑笑不起来，不笑还跟着抿嘴。
“教导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出在这儿啊，原来光说，不知道。”张锁啧啧叹息。
指导员瞪了他一眼，张锁没看见。指导员以为张锁在为我说话。其实张锁并无用心，他只是有啥倒啥。不过这种实在人不分场合的说话还真有点给我救驾的作用：
“恩，看这两句诗吗，没什么大问题。施大学还有点学问。不过你别老想媳妇啊。”教导员笑着指点。
“能不想吗？老也见不着。”又是一阵捧腹大笑。
“没出息，没出息。你再说。”教导员边笑边让我继续。
“我经常哼哼的歌子叫《一条小路》。是苏联大诗人伊萨柯夫斯基作的。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年轻姑娘想她的情人，想要跟他一起到前线去打仗、保卫国家。”
“你唱一遍我们听听。”
“好吗？”
“不是让你表演，我们想看看黄不黄。”
我唱了一遍。没人吱声。教导员寻思寻思说：
“有点味儿。还不黄。但你唱苏联歌曲干什么？”
“文革前在国内一直很流行。”
“现在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就不能唱了。不过我发现你念的唱的都跟女人有关。”
“是。女人招人爱。”教导员首先大笑，全场笑的东倒西歪。
“那有没有下流事、下流语言？”他边笑边问。
“没有，教导员，绝对没有。那些诗、词全是用干净美丽的语言赞美妻子和情人的。没有用肮脏的语言骂她们让自己当王八的。”全场笑的几乎都趴下了。只有王喜林满脸通红地在那儿假笑。
应该向读者交待，我敢这么放肆地谈女人和爱情，是因为我知道部队干部们的心理秘密。别看他们嘴上挂着多少豪言壮语，可是碰到一起的时候，最多的话还是关于女人的。有几次干部集中学习的时候，一闲下来，他们的中心话题就是女人。教导员带头，而且往往都是借着戏谑别人来宣泄自己心中的饥渴。在他引来的大笑里我看出了他们心中普遍有一种几近扭曲抽搐的疯狂。眼前的班长们呢，都是农村出身的战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婚娶。我想，参加会议的人即使要批判我，也会小心自己的语言吧。但我没想到，我的“爱情——女人”插曲会把他们的批判如烟如云一般地卷走。
不过，教导员毕竟是教导员，他并没忘记会议的主旨。在说完笑完，他缀上了严肃的批评：
“我说大学呀，你还是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你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很严重。即使连队安排有问题，你也不能说不参加拉练就不参加呀。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有问题过后说，可以向上级反映，但不能抗拒命令。在战争期间，这是要枪毙的呀！明白吗？连队的文化水平不高，可能说不服你。但你自己要做出深刻的检查，到时交给我。”
但他说是这样说，过了很久我没交，他也没要。我心里嘀咕，这个教导员和指导员还不完全一样吧。
二十四、 回家
在乌岭车站附近的民房里，我枕着双手躺在卷起的行李上。明亮的灯光强烈地射向每一个角落，尖锐的光线令人有一种刺痛的感觉。我轻轻地合上眼睛。
黑暗，眼前的一切都隐没在黑暗中。我愿世界永远黑暗下去，既然它已经没有光明，那还不如让鬼蜮痛痛快快地穿行。真的，我已不愿留在这个世界上，它没有我的位置，没有正派人的活路。明天清晨，实弹演习的炮声就要轰天震响，可是战前的部署会议竟然没让我参加。指导员在晚饭前的通知中特意强调是班长、还有排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那就等于明确地告诉我，我明天无权指挥一排的演习。我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阵地上、我需不需要出现在阵地上都成了疑问。真是欺人太甚，真是小人横行的世界！
我知道这是报复，又一轮的报复。
连队是今天下午进入阵地的。根据团指挥部的命令，四门大炮拉到了具体的位置。为了抢时间作好战前的准备，我和战士一起刨坑固定炮位。深冬的土层冻得坚硬，山地里混杂着大量的沙石，有时一镐刨下去只见一个白点。一个战士只要抡几下，手上就挤满了血泡。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苦战，坑马上就要挖好了。而天色已经暗黑，只要再有十几分钟，把大炮拖进坑里，一切重要的准备工作就可以结束了。就在这时，指导员招呼全连战士回去开会。我说马上就去。但考虑开完会后再弄，十分麻烦。住地离阵地五里地，还无灯光。那时再刨再拖，要费很大周折。所以让战士快点干完。就在我没有收身、落下最后一镐的一刹那，指导员怒吼：
“你是独立王国的头子！”
“指导员，我可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你作为政工干部瞎指挥什么？出事你负责吗？”
“好，好！你们一排可以不参加！”说完扭头便走。
我坚持把炮拖进坑里，又和战士们用土埋上，夯实。回去并没耽误几分钟的动员会。可是饭后，他们一边召开不许我参加的骨干会，一边派人把大炮从坑里拉出来，把土填上，还把两个炮位依次移出了十几米远。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现在不但说不清，还得忍受他们的为所欲为。而权力还不是他们自生自长的，是时代最高统治者特殊授与的。乌呼，真是无话可说。
我躺在那里，万念俱灰。去，无异于游魂；不去，万一出事，我难辞其咎。有人把生存的熬煎比作油锅，我想，我就是躺在油锅里吧。
我一宿没睡。起床号一响，我忽然觉得事关重大，不去不行。于是急忙穿衣、洗漱。
八点，部队准时到达阵地。战士们迅速解开炮衣，打开弹箱。黑洞洞的炮口仰天而立，直指西南方向的敌军阵地——它越过前方两三千米处的山峦，隐蔽在离我军有八九公里的山谷里。
可是就在此时，营长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高叫：
“三连一排长！谁移动的炮位，炮身为什么还没固定！”
这是一个机会，我绝不放过。在迅速打过立正之后，我马上报告：
“报告营长，昨天我领战士已全部固定好了。但叫指导员派人给拖出移动了！”
“胡闹！！！三连连长、指导员，哪去了！？”
“到！”连长、指导员快步跑到营长面前。
“谁叫你们移动炮位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没固定炮位？你们是干啥吃的？胡闹！！赶快回归原位，固定炮身！”
“是！”两位急忙敬礼，投入指挥。
一排有现成的坑道，迅速固定了炮位。二排因为太听话，坑道挖了一半就扔下了。多亏指挥排和司机班的一起动手，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劲才把另两门大炮固定好。连长、指导员算是拣着，总攻时间因为师、团那里出现了错误，拖延了一个小时，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炮位刚刚固定，前方指挥部的命令就传了回来：准备开炮。不知连长没有经验，还是没从营长的训斥中醒过神来。他只是从一排走到二排，再从二排走到一排。他好像焦急地等着全连把炮弹放出去，以为只要把炮弹放完，就大功告成。我开初漫不经心地在两台大炮中间踱步。事实虽然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无论谁都没缓解跟我的关系，我仍像可有可无的幽魂被冷落在那里。只是看到战士忙上忙下，有点过意不去，我凑到大炮跟前看看标尺和分华。它们一个规定射程，一个规定高度。没有高度就没有距离，同样距离也需要相应的高度。可是当我看完两台大炮的标尺和分华时，吓得心惊肉跳。一台大炮的标尺竟然少了100，炮弹发出去正好击中师团指挥部，它就设在前方两三千米的山坡上。另一台大炮少了十个分华，炮弹飞出去不能越过层峦叠障，碰到第一个山尖就会爆炸。我马上命令战士纠正过来。随后转告二排长也检查一下。二排长是沂蒙山区的放牛娃，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参加军事训练班时，他的脑袋天天被那些名称、公式、数字搅的像浆糊，涨得老大。平时连队又没有训练的机会，所以看了半天竟没发现问题。后来是指挥排长前去帮助查看，才发现两台炮同样存在误差，并给纠正过来。
演习结束后三连的命中率被评为优秀。一班长、小北京李月华兴奋得举着手跳了起来。他高喊：
“多亏我们排长纠正啊，要不指挥部给周翻了。”
他喊的时候正好营长走过来。寻问究竟，李跃华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了他。营长的表情很苦。不知是对他的部下怨恨呢，还是嫌他们不争气。这时他看见了在他附近的我，马上走过来跟我握手，对我表示感谢。面对他的感谢，我不知说什么好了。“为人民服务”的套话我反感，自我表现我不好意思，只是一个劲地说：“没什么，没什么。”
营长拉着我的手，跟我在回去的路上走了一道儿。我借机把连队不让我参加战前骨干会的事说了。营长长叹一口气：
“老施，一言难尽哪。现在的干部提拔，神人也说不清。一句话，基层干部的素质很差。你就高姿态，谅解他们吧。”
我和营长没多接触。但在一次团里召开的排以上干部会议上听过他的闲谈。那是吃过饭后他走在路上发的议论：“江青算啥呀，她老代表毛主席？”一句简单的话让我透视到了他整个的灵魂。这个同他姓氏一样长得白白的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胆量和正义感。我不由得心里升起无限的敬意。或许正是如此吧，我想跟他说点心里话：
“营长，我在部队不想干，也干不了。希望有机会，你给说几句话，让我早点复员。”
“知识分子在连队是难哪。就连我这个高中生都适应不了。你还没遇见土八路，更难伺侯。我是五六年的兵，熬到现在，刚刚弄个正营。我不劝你留下，但干部的事，还是团里说了算。你看，你有什么具体要求，我能说尽量说说。”
“也没什么大要求，就想最近去住院。”
“行。多住些日子。但跟连队报告时别说我同意了。”
我明白他说的每句话的含义：
“放心吧。我只是自己提出要求。”
连队当晚进行了总结，表扬了许多干部战士，独独没我。但我心里很平静。我发现，我已荣辱皆忘，连队的事情好像与我无关，它们皆属一个遥远国度的纷扰。
第二天我跟指导员打了声招呼，说要到齐哈市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想来营长已经和他说过。但他超乎寻常的热情又令我怀疑，他是表示友好呢？还是希望我快快离开连队呢？我想多半是后者。而且他这回真的如愿以偿了。当我坐上火车、隔着窗户遥望那隐蔽着三连的山脚，我在心里怅然地说：“再见了，荒凉的山谷，永远地再见了。你给了我从来没有的痛苦，你也给了我从来没有的智慧和醒悟。”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留恋，那就是对小战士李雪华的感激。在临走前，我和他道别。他把已经发回的手枪递给我，告诉我它完全锈死了，他用了一个星期天把部件卸了下来，涂上了油，又重新装上了。要是再搁下去，手枪废了，可就是大事了。他提醒我今后千万及时擦拭。我的心里滚沸着一股热流，但我不能告诉他我的行踪。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心里祝福他能有一个理想的未来。多少年后，李雪华，还有李跃华都出现在我梦中。奇怪的是出现在我梦中的他们没有一个会说话。我想亲热他们，但亲不起来。我想报复那个指导员和唱二人转的干事，但也报复不了。我的梦从来都不能满足我的心愿。
现在应该坦白地告诉读者，我说住院只是个借口，只是为了脱身的方便。我也许会到医院里住上几天，但我马上就会坐上通往家乡的火车。我还会把师团对瑞珊的否定性考查当废纸，和瑞珊完婚。随后我要在家里呆上两个月。当把这一切做完，我会给部队写上一份材料，告诉他们我违犯军籍的所有行踪，欣然地接受他们给我的处分。他们打发我复员最好，如割除我的军职，但能把档案交给我——使我不至成为黑人也行。
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不顾一切的冒险，但为了人的自由，我决定孤注一掷。我知道我很自私，既不能让父母老有保障，又不能给瑞珊带来幸福。然而我别无选择，否则只能自杀。可是我不甘心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被绞碎，我要同时代的绞肉机周旋到底。为此我宁可要一个低贱但还有点自由的身份，但绝不再做它部件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想父母会原谅我，会体谅他们儿子的痛苦。对瑞珊，我只能以有限的道德给她一个夫妻的名份。她如肯接受我，我会做一个忠贞不渝的丈夫。她如果不能接受我，我绝不会打扰她的宁静。爱情使我太累，我不会再为它牺牲我的自由了。我理解瑞珊的要求。人都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只有极少数圣人甘心在玄妙的精神仙境中受苦。但我的能力和我的追求决定我无法满足瑞珊对物质的渴望。我可能有点小肚鸡肠。不过瑞珊因为一点物欲而对我进行的无情折磨，令我终生都不能原谅。她和我能爆发一时间的激情，但不会永远和睦相处。所以我放弃了对永恒爱情的追求。我现在相信，世界的一切价值都在于创造自身和完成自身。其他的追求都是暂短的、虚无缥渺的。瑞珊因为看不惯我父母的悭吝，早已回家住了，跟我的音信也断了好久。这已不使我懊恼，至少减少了我对她的欠疚。
我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即朋友们的误解。我特别看重这些大学时代像我一样早熟的友人们。他们曾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劝我韬光养晦，以待来日。我曾和他们有过共同的想法，并躬行践履。可是我实在不能坚持这种以扼杀自我为代价的方式了。我特别需要他们倾听我的解释，为此我写了一份答友人书：
君子不吃嗟来之食
近年来，我无视军纪屡次回家，落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我的眼前展现一幅悲惨的生活图景：
不能孝敬父母，不能保证婚姻的幸福，连自己的衣食都难以为继。父亲骂我没出息，无可奈何之中用“男儿当自强”的话激励我，希望我振奋起来，不枉费他供养我的心血。朋友们责怪我耽于枕席间的安乐，劝我遣散缠绵悱恻之情，唤回往日的雄心壮志。
父亲为我成才，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辛辛苦苦二十余年，一心指望老迈之际有所依靠，如今大失所望，他自然要大发雷霆。对于他的责骂我无话可说。说有何用？一个入世者的苦恼是一个没入世的老人所能理解的吗？
但是朋友们的批评却使我感到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