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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在人们听不懂西班牙语的时候发挥作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愿意支付外币赎金的外国政府。几个将军在反思他们失败了的任务。如果他们没法扣住总统，那么花了这么大力气总得有点儿理由吧。他们打算和房间里的每个人质谈话，评估后给他们划分等级，看看谁最有助于换来重犯牢房中同志们的释放，谁最有助于为他们的事业搞到资金。但是轮流盘问的过程缺乏了点儿技巧。客人们被问到的时候都刻意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不，公司不是我经营的，不完全是这样。”
“我只是董事会许多成员中的一个。”
“这个外交职位和外面看起来可不一样。是我姐夫安排的。”
没人愿意撒谎，可他们得让真相打点折扣。他们的话被记录下来，这让他们紧张不安。
他们做好了哪些人要扣押、哪些人会释放的清单。健本该位列释放清单的首位。他不值钱，也没有权势。他就是个雇员，一个打工的，和那些为宴会细细地切洋葱的人没什么两样。但当两张清单都拟好的时候，他的名字却哪儿都不在。他不知怎么被他们全忘了。他不会丢下细川先生而去。他会选择留下来，就和那个牧师一样，但所有人都喜欢被问到。等盘问结束，最终决定出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整个房间的灯都点亮了。他们给了健一个任务——抄写清单。他不知怎么就成了整个事件的秘书。
美声 第三章（13）
最后，把翻译也算上（他添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决定要扣押三十九名人质。最终的数字是四十，因为阿格达斯神父再一次拒绝离开。十五个士兵加上三个将军，他们差不多是一个扣押者对着两个被扣押者，他们觉得这个比例颇为合理，遂达成一致。考虑到原先的计划是十八个恐怖分子扣押一个总统，他们觉得重新计算的结果已经是他们能较好地控制局势的极限了。他们想要的最好结果是激起希望却不予以满足，慢慢释放多余的人，先把他们所有人都再扣一个星期，然后再一个一个放掉，等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作为交换随便放几个人。可是恐怖分子们累了。人质们有需求，也有抱怨。他们挑起了重担： 满满一屋子不安分的孩子都得有人来让他们安静，来爱抚他们，来逗他们开心。他们希望他们都走。
他们又叫梅斯纳尔时，他很快就过来了。
房子里经过了一番大扫除，窗玻璃和窗台，透明的窗帘和帷幕都洗干净了重新给挂上。一切都井然有序，因为著名的细川先生（他可能想在他们的国家建一座工厂）和总统将要来参加晚宴，这是昨天的事情吗？直到此时，副总统才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增田为什么要在他家举办这个宴会呢？如果这个生日真的如此重要，为什么不在总统府举办呢？如果不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压根儿没打算来，那又是因为什么呢？
阿尔弗莱德在翻他的纸。“这些就是名单。这是我们要扣押的人。这是我们会释放的人。”他把黄色便笺纸放在梅斯纳尔眼前的桌子上。“这些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做了更新。若是要求没能全部满足，我们就不再放人。如你所言，我们一直都非常理智。现在是让政府理智的时候了。”
“我会告诉他们的，”梅斯纳尔一边说一边拿起纸，折好了放进他的口袋里。
“我们在健康问题上一直都尽心尽责，”阿尔弗莱德将军说。
健突然一阵倦意，他举起手来暂停了一会儿对话，努力想着西班牙语的“尽心尽责”翻译成英语该是哪个词。他想出来了。
“任何需要医务照料的人都将被释放。”
“也包括他？”梅斯纳尔的脑袋朝副总统的方向斜了斜。副总统现在陷入了发烧的迷幻世界中，没留意刚才的话。
“他我们留着，”阿尔弗莱德将军简洁地说，“我们没弄到总统。那我们总得弄点什么吧。”需求清单（钱、释放囚犯、一架飞机、送至飞机处等等）的旁边还有另外一张清单。这是一张能稳住事态的单子，一张写着需要立即满足的小要求的单子。清单的细节没什么意思，某些物品不到，人质就不放： 枕头（58）、毯子（58）、牙刷（58）、水果（芒果、香蕉）、香烟（20盒过滤的、20盒无过滤的）、糖果包（各种类型的，包括甘草糖）、巧克力条、黄油棒、报纸、一条电热毯……这个清单长得没完没了。房子里，他们想象着外面的人被派去大扫荡了，大半夜里出去寻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人们会重重地敲打玻璃门，弄醒店主，店主被迫打开头顶的大灯。没人想冒着某些人可能会改变主意的风险等到早上。
当所有剩下来的客人都被赶到餐厅里听宣布人质名单和释放名单的时候，大家都相当兴奋。这是一场步态竞赛，一场听音乐抢座位的游戏，人们受到奖励或者惩罚完全出于随机。他们所有人都乐于试试运气，就连肯定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机会回家的细川先生和西蒙？蒂鲍尔特也和剩下的男人们一起站起来。他们的心脏跳得厉害。所有男人都觉得罗克珊？柯思这次肯定能走了，扣押女人的想法让人觉得又讨厌又为难。他们会想她的，他们已经开始想她了，但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她离开。
他们点了名，让他们站到左边或者右边，尽管他们没说哪边的人会被释放，但这不言而喻。三十九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才刚开始明白： 他们深陷其中了，他们从现在起要住在这个房子里了，他们被绑架了。
美声 第四章（1）
阿格达斯神父和健解释，健又转而向细川先生解释： 他们几个小时以来盯着窗外看见的东西叫做“嘎鲁阿”。它比凝水雾气大些，比毛毛细雨小些，颜色黯淡，模模糊糊地悬挂在这座他们眼下无法离开的城市。他们看不见城市的模样，他们看不见任何东西。
出现“嘎鲁阿”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样一来，空气的清澈澄明就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如果你现在朝窗户外面看去，就连将花园和街道分割开来的墙也是不可能看清楚的。难以分辨树木的形状，难以区分树和灌木。白天看起来像是黄昏，而墙的另一侧竖起的探照灯几乎让黑夜变成了白昼——就像是傍晚举办棒球比赛时用电灯照出来的人造白昼。简言之，当你在有“嘎鲁阿”时向窗外眺去，你真正能看见的不过是“嘎鲁阿”本身罢了，既看不出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季节和地点。日子不再以它常规的线性方式流逝，每个钟头都重新绕回它的起点，每一瞬间都过了一遍又一遍。以他们理解的方式存在着的时间，终止了。
因此，细川先生的生日派对结束一周之后再接着来讲这个故事似乎也还不赖。总之，第一周不过是些琐碎小事，大家兴致索然地学习过一种新的生活。起初管得很严格。他们端着枪，发号施令，人们服从命令，在客厅地毯上睡成几排，最最隐私的事情也要征求许可。然后，慢慢地，人们开始不那么关注零碎事了。他们自作主张就站起来。他们不征求许可就去刷牙，说着话也不会被打断。最后，他们饿的时候就去厨房做三明治，用勺背把黄油摊到面包上，因为所有的刀子都被没收了。
时间无法拉动钟的秒针了，只是看着发生的一切——可不可能只过去了一周？从枪背在肩上到大多数枪被锁在放笤帚的贮藏室里，这应该至少花了一年时间，不过扣押人质的人已经知道人质不会造反，而人质也知道，或者说几乎知道，恐怖分子不会枪杀他们。当然了，警卫还是有的。两个小伙子在外面的花园里巡逻，三个在房间里绕圈，他们的武器露在外面，像是盲人的拐杖。将军还在给他们下命令。其中有个小伙子，时不时地用枪口戳一下客人，让他去房间的另一头，除了以看他们走来走去为乐，再也没有其他理由了。到了晚上他们会站岗放哨，但通常十二点之前他们就睡着了。他们的武器从手中滑落，咔嗒一声掉在地上时，他们也醒不过来。
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熟悉什么是自由的时间，无一例外。那些很富裕的人总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呆到夜深。他们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发号施令，由司机负责把他们送回家。那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也同样卖力地工作，虽说是性质不同的工作。他们要劈柴，或要把甘薯从地里面刨出来。他们要训练怎样使用枪支，怎样逃跑，怎样躲藏。如今，漫长、陌生的无所事事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坐在那儿你看我、我看你，手指不断在椅子的扶手上敲击。
在时间的广阔海洋中，细川先生对南西会社似乎一点儿都担忧不起来。他凝视天气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被绑架的事情会不会影响股票价格。他不在乎现在是谁坐在他的桌子边替他做决策。这个公司曾是他的生命，曾像他的儿子一样，现在却和他没了关系，像一枚掉落的硬币，想都不用去想。
美声 第四章（2）
嘎鲁阿。细川先生坐在窗边时，心里总想着高墙另一侧的人，警察和军人此刻更可能用的是电话，而不是手提式扩音器。他们身上是不是一直湿漉漉的呢？他们是不是坐在汽车里喝咖啡？他能猜到，将军坐在车里，持枪的小伙子和步兵得立正站好，冰冷的雨水在他们脖子后面肆意流淌。
那些士兵不会和在副总统官邸的客厅中巡逻的孩子们有什么不同，不过军队里也许有最低年龄的限制要求。这些孩子究竟多大呢？那些年龄看起来最大的孩子一站到灯的亮光下时便一目了然了： 他们并非年龄更大，而只是长得高大些罢了。他们在房间里迈着大步走来走去时就会撞到东西，还尚未习惯自己最近才长出来的大个子。起码那些小伙子有了喉结，几簇新长出来的头发和发炎红肿的青春痘混在一起。
实际年纪最小的孩子正经历青春期，看起来挺吓人的。他们头发的密度和光泽都和孩子没什么两样。他们皮肤光滑，肩膀和孩子一样瘦小。他们张开小手握住步枪的枪把，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人质们看着恐怖分子，看的时间越久，恐怖分子就显得越稚嫩。难道他们就是那些突然闯入宴会、四处劫掠的暴徒吗？他们现在软塌塌地堆在地板上睡着了，嘴巴张着，手臂扭作一团。从睡觉的样子看，他们像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睡觉时傻乎乎的，全神贯注，房间里的成年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忘却了这种状态。他们中有些人喜欢当兵的感觉。他们依然扛着枪。他们用不时的推搡和怒视威胁恐吓着成年人。携带武器的孩子比起携带武器的成年人而言似乎要危险得多。一有冲突，他们就会喜怒无常、缺乏理智、焦躁不安。其余的孩子成天盯着房间的细节装饰。他们把床当蹦床，试穿衣柜里的衣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抽水马桶，就是为了看水打着漩涡冲走，体会这种快感。起初，按照规定他们不许和俘虏们说话，但就连这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慢慢失去了约束力。现在他们有时候主动和人质说话，尤其是当几个将军忙着交换意见的时候。“你是哪儿来的？”是他们最喜欢的问题，尽管他们很少能明白答案。最后，鲁本？伊格莱西亚斯去他的书房取回一本大地图册，这样就可以在地图上指给他们看。即便如此，他们似乎还是弄不清楚，于是他派遣一名警卫到他儿子的房间拿下来一台带有支架的地球仪——一个蓝绿相间、绕着固定的轴轻松旋转的漂亮星球。
“巴黎，”西蒙？蒂鲍尔特一边说一边指着他的城市。“法国。”
洛塔？法尔肯为他们指出了德国，拉斯姆斯？尼尔森把手指放在丹麦上。对这个游戏不感兴趣的山本明转身走了，于是健给他们指了指日本。罗克珊？柯思把整个美国版图都压在手掌下面，然后用指甲在代表芝加哥的那个点上敲了敲。小伙子们端着地球仪去了下一组人那儿，就算他们听不懂问题，也明白怎么玩这个游戏。“这里是俄罗斯，”他们说。“这是意大利。”“这是阿根廷。”“这是希腊。”
“你是从哪儿来的？”名叫以实玛利的小伙子问副总统。他把副总统视为自己的人质，因为副总统最初受伤的时候是他负责从厨房里取的冰。他依然在为鲁本送冰块，有时候一天三四次，无需副总统开口要求。这为副总统减轻了些痛苦，尽管他的脸颊受到了感染，持续肿胀。
美声 第四章（3）
“这儿，”副总统指着地面说。
“指给我看。”以实玛利举起了地球仪。
“这儿。”他的脚在地毯上轻敲。“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个城市生活。我和你们来自同一个国家。”
以实玛利抬头看着他的朋友。刚才让俄罗斯人玩这个游戏要容易多了。“指给我看。”
于是鲁本坐在地面上，坐在小伙子和地球仪的旁边，指出了东道国——它在这个地球仪上是缺少光泽的粉红色。“我们住在这儿。”以实玛利是他们中年纪最小的，长着男孩儿才有的白色牙齿。他就是一个男孩儿而已。鲁本想把这个孩子抱到腿上，搂着他。
“你住在那儿。”
“不，不仅仅是我，”鲁本说。他自己的孩子们在哪儿呢？他们现在在哪儿睡觉呢？“我们俩都是。”
以实玛利叹了口气，从地上站起来，对他呆头呆脑的朋友颇感失望。“你不知道怎么玩，”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玩，”鲁本说话的时候看着小伙子寒酸的靴子。右脚的鞋底随时可能全部剥落下来。“现在听我说。上楼去找一个最大的卧室，把门全部打开，直到你看到一个满是女装的壁橱。那个壁橱里有上百双鞋子，只要你找找看就可能找到合你脚的网球运动鞋。甚至可能还有些靴子。”
“我不能穿女鞋。”
鲁本摇摇头。“网球鞋和靴子都不是女式的。我们只不过放在那里罢了。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没什么道理，但相信我吧。”
“我们就这么坐着，真是太荒唐了，”弗朗茨？冯？舒勒说。健先为西蒙？蒂鲍尔特和雅克？莫蒂西尔翻译成法语，再为细川先生翻译成日语。那儿还有两个德国人。这个两人组站在空荡荡的壁炉边喝柚子汁。柚子汁，盛情的招待。它比地道的苏格兰威士忌还棒。刺激的味道留在他们的舌头上，让他们觉得自己好歹还活着。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弄来柚子汁。“这些人都是外行。这里的人和外面的人。”
“你的建议是？”西蒙？蒂鲍尔特说。蒂鲍尔特把妻子的蓝色大围巾戴在自己脖子上，悬挂在他的后背上，一看到这条围巾，人们便不太能够倾听他对正经事的看法了。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枪藏在哪儿，”冯？舒勒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声音，虽然似乎没人能听得懂德语。他们等着健。
“所以我们得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就像电视里那样，”皮艾特罗？吉诺维斯说。“那是柚子汁吗？”他似乎对谈话感到厌倦了，尽管他刚刚加入进去。他是造机场的。随着一个国家工业的壮大，机场也必须跟上。
健举了下手。“请稍等片刻。”他还在忙着把德语翻译成日语。
“在我们能够决定推翻一个持刀少年之前，我们需要十来个翻译，还有联合国的仲裁，”雅克？梅德西既是在自言自语，也是在说给其他人听。他曾经担任法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所以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没说每个人都得同意，”冯？舒勒说。
“难道你想自己试试吗？”蒂鲍尔特说。
“先生们，请耐心。”健努力把所有这些翻译成日语。这是他最重要的职责。他可不是为大众提供便利的，虽说每个人都忘了这一点。他是为细川先生工作的。
用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的对话让人觉得既不舒服又不可靠，就像是说话的时候含着一嘴的棉花和奴佛卡因。没人能把自己的想法屏得够长，等待自己说话的时机。他们可不是习惯等待或者说话清晰、条理分明的人。他们宁可高谈阔论，必要的时候喜欢发表热情激昂的演说。皮艾特罗？吉诺维斯离开了，去看看厨房里还有没有更多的果汁。西蒙？蒂鲍尔特用平平的手掌抚顺他的围巾，问雅克？梅德西是否有兴趣打牌。“要是我参与颠覆政权，我老婆会杀了我的，”蒂鲍尔特用法语说。
美声 第四章（4）
三名将军之间飞快地说着什么，健没去听。
“我永远不会对天气感到厌倦，”两人走回到窗口的时候，细川先生这样对健说。他们肩并肩站了一会儿，把所有其他语言从脑子里清理出去。
“你想到过反抗吗？”健问道。他能看到他们的映像。他们站得离玻璃很近。两个日本男人，都戴着眼镜，一个个子高些，年轻二十五岁，不过在这个人们鲜有共同之处的房间里，健生平第一次发觉他俩看起来有多么像。
细川先生的目光一直盯在他们的映像上，也有可能是在看“嘎鲁阿”。“最后总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他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无能为力、阻止不了了。”想到这里，他的声音沉重起来。
士兵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考察这栋房子，吃他们在食品储藏室里找到的淡绿色坚果，使劲嗅浴室里的薰衣草洗手液。这栋房子为他们提供无穷的好奇之源： 壁橱的尺寸和他们见过的有些房子一样大，卧室里却没人睡，碗橱里除了一卷卷的彩色纸张和丝带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最喜欢的房间是副总统的书房，它位于一条长廊的尽头。在厚重的帏帐之后，窗户紧靠着两张装了软垫的沙滩椅，在这里，你可以卷起裤腿，接连几个小时看着窗外的花园。书房里有两张皮沙发、两张皮座椅，所有书的封面都是皮质的。就连文具用品、笔筒和记录簿的封面也是皮质的。房间里充满着牛群站在烈日下的那种舒服而熟悉的气味。
这个房间里有台电视机。他们中有几个曾经看到过电视，那是个带着片曲面玻璃的木盒子，以奇特的方式投射你的映像。他们总是坏，总是坏。这是电视的特点。他们之前听人说起过电视，听说过电视，但没人相信，因为没人见过电视。名叫恺撒的小伙子把脸凑到电视屏幕上，用一个手指勾住他嘴巴的一侧把嘴唇往后扳，高兴地看着那个映像。其他人都在看。他把眼珠往后转，抖了抖舌头。然后他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在胸前双手合十，开始模仿一首歌——他们第一个晚上等在空调通风管道里时他记得罗克珊？柯思唱的一首歌。他并不明白歌词，但是调子挺接近，音高也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