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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4(1)
我走进那间房的时候拧亮了灯,但我一心都在流血的鼻子上,根本没注意里面什么样。我在洗手间呆了至少十五分钟,摁鼻子,把头朝后仰,等到这些古老的法子起作用的时候,我已经流了好多血,我都怀疑自己是否需要去医院紧急输血。血淌在洁白的瓷盆上是那么的红。这颜色映在脑中是那么鲜艳,那么惊心地浓烈。令人震撼的美感。相比之下从我们身体里流出的其他液体却如此暗淡、苍白。发白的唾沫、乳浊的精液、黄色的尿、黄绿色的鼻涕。我们分泌出秋冬的颜色,而流动在我们体内看不出的,保持着我们生命的液体,却是疯狂的艺术家手中的深红色,一如未干的油漆那般鲜明。血止住之后,我在水池边逗留了一会,尽可能把自己重新弄得像样点。已经来不及把衣服上的血点擦掉了(结成了红褐色的小圆斑,当我想擦掉的时候反而在布面上抹成一道),不过我彻底洗了洗手和脸,湿了湿头发,最后用约翰的梳子梳了梳。弄完后我感觉没那么沮丧,没那么蔫了。我的衣服和裤子还像拼了块难看的圆点布料,但好歹小河不再流了,鼻子的刺痛也发慈悲似的缓和下来。我穿过约翰的卧室走进他的书房,眼睛扫过他的书桌。我并非有意要看那里,只是一边往门口走一边四下打量这间屋子,却一眼看到在形形色色的钢笔、铅笔和杂乱成堆的稿纸中间摆着一本硬面的蓝色笔记本,和我那天早上在布鲁克林买的那本出奇地相似。作家的书桌是个神圣的地方,世上最私秘的圣殿,陌生人未经允许是不能靠近的。以前我从未走近过约翰的书桌,可是我当时那么惊讶和好奇,想知道这本笔记本是不是和我的那本一样,便抛开了一贯的谨慎,走上前去。笔记本合着,面朝上躺在一本小字典上,我俯身仔细一看,发现和躺在我桌上那本一模一样。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对这一发现激动异常。约翰用哪种笔记本又有什么关系?他在葡萄牙住过两年,在那里这些肯定是常见的货色,随便一家文具店就买得到。为什么他不能用一本葡萄牙产的硬面蓝色笔记本?没有道理,毫无道理。然而那天早上我买自己那本蓝色笔记本时体验到的美妙的感觉,那天来之前我在其中几个小时颇有建树的写作(近一年来我第一次文学尝试),以及整个晚上在约翰的家里我还一直在思忖刚刚写过的情节,所有这一切使它的出现呈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关联,像一段黑色魔法。我回到起居室的时候没打算提这件事。那么做似乎有点傻,有点神经质,而且太不拘礼了,我不想给约翰留下我爱偷看他东西的印象。可是当我走进房间,看到他跷着腿躺在沙发上,用阴郁受挫的眼神盯着天花板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格蕾丝在楼下厨房,洗盘子,处理我们吃剩的外卖食物,于是我在她刚才坐过的椅子里坐下,刚好紧挨着沙发右边,离约翰的头不过两三英尺。他问我是不是感觉好点了。是,我回答,好多了,然后我靠近对他说:“今天我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早上我出去散步的时候,走进一家店里买了一本笔记本。这件小玩意那么精美诱人,甚至重新勾起了我写作的欲望。于是我一回家就在书桌前坐下来,一口气在上面写了两个小时。”“这是个好消息,希德尼,”约翰说,“你又开始写作了。”“那个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段子。”“噢,那更好了。”“看吧。现在还只是一些粗略的草稿,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不过那笔记本好像使我充足了电,我都等不及明天再写了。那本子是深蓝色的,非常悦目的暗蓝,硬面和书脊都包着布面。还是葡萄牙产的。”“葡萄牙?”“我不知道是哪座城市。但封面背后有一行小的标志,写着葡萄牙制造。”“你怎么会在这里找到那种东西?”“我住的附近新开了家店。纸品宫殿,老板姓张。他那里有四本存货。”“我以前去里斯本的时候都要买上些那种本子。非常好,很结实。你一旦用上,就不会想在其他东西上写了。”“我今天也有这种感觉。希望这不意味着我会上瘾。”“上瘾这词可能说重了,但它们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小心,希德。这种本子我用了好多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说得好像它们很危险似的。”“这要看你写什么。那些笔记本非常友善,但也可能十分无情,所以你得提防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你看上去也没有迷失啊。刚才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看到你桌上摆着一本。”“搬回纽约之前我买了一批备用。可惜你看到的那本是最后一本了,而且我都快写完了。我不知道你能在美国买到。我正准备写信给制造商多订一些。”“店里那个人告诉我那家公司关门了。”“那我时运不济。不过这也不奇怪。很明显它们的市场需要并不大。”“星期一我可以帮你买一本,如果你需要的话。”“还有蓝色的剩下吗?”“黑色、红色和棕色。最后一本蓝色的被我买走了。”“太糟糕了。我只喜欢蓝色。既然公司已经关门了,我想可能我也该养成一些新习惯了。”“说起来有点古怪,早上我看到那一摞时,一眼就认定了蓝色那本。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似乎无法抗拒。你觉得这说明什么?”“不说明什么,希德,除了你脑子有点偏执。我也像你一样偏执。我们不是写书的吗?像我们这种人能不偏执吗?”
《神谕之夜》4(2)
星期六夜里的纽约永远拥挤,但那晚街道比平常更为堵塞,一次接一次地塞车,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格蕾丝好不容易在约翰家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但当我们钻进去告诉司机去布鲁克林,他竟借口油不够,不想接这笔生意。我本不想善罢甘休,但格蕾丝拉住我的胳膊,温和地把我拖出汽车。此后再也没等到车来,我们只好穿过一群群醉酒嘈杂的小阿飞和疯疯癫癫的乞丐,一直走到第七大街。那天晚上整个西村闹哄哄的,喧嚣声犹如疯人院里刺耳的啸叫,似乎随时可能引发暴乱。埋身在人堆里让我感到虚脱,要紧紧握住格蕾丝的手臂才能勉强保持平衡。我们在巴洛街和七街的拐角足足站了十分钟才等到一辆空车开过来,其间格蕾丝至少道歉了六次,因为把我从前面那辆出租车里拉出来。“对不起我没让你和他理论,”她说,“是我的错。不该让你站在冷风里,但我不愿意和那种蠢人争吵,太烦了。”但那晚不仅仅是愚蠢的出租车司机让格蕾丝觉得烦。我们乘上第二辆出租车不久,她莫名地哭了。虽然动静不大,不是那种抑制不住的抽泣,但眼眶里噙着泪水。我们在克拉克森遭遇红灯停下时,街灯照进车厢,我看见她的泪滴在灯光里闪烁,像一颗颗胀大的水晶夺眶而出。格蕾丝从未如此失控。格蕾丝从来没有哭过或者过度表露感情,即使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例如,我病倒的那段时间,我被送进医院后令人绝望的那最初几个星期里),她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支撑自己,直面最严酷的现实。我问她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