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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变动。每项资产都可以作为彼此的屏障，即使在股票价格下跌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股票市场的运动和金融问题也没有密切的联系。结果，综合银行相对于非综合银行而言，面临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降低“货币托拉斯”的作用力。由国会议员皮卡拉（Picara）主持的关于银行业务的听证会揭露了银行的一些弊病：银行家的高傲自大，另外，一些银行合谋对付人们。通过银行的分支机构［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由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胜任］出售证券的能力，扩大了“货币托拉斯”的财力来源。议会倾向于减少资金的来源，从而降低投资银行家的实力。
“货币托拉斯”对后来的调查者而言，显得比较难以理解。投资银行家肯定是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对大多数人都没什么用，尤其是对国会议员。他们有着来源于银行服务的颇丰的收入。但是他们的付出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剩下需要探讨的是，通过这些投资银行家的服务，我们的状况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皮卡拉仅仅注意到垄断利润的可能性，历史学家也在探寻强大的综合银行对经济的有利之处，然而并没有新的理论出现来澄清这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主要被认为得益于它们的综合银行，这两个案例是具有启发性的。
除了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离，《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出台了联邦存款保险制。这个法案要求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可以保证在联邦储备体系下的各个成员银行的存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最初准备于1934年成立，但是最终于1935年7月1日成立，推迟了一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次新政（2）
联邦存款保险制确立后，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尽管它是在大萧条中宣布的，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直到货币贬值出现并恢复后，才开始运营。
从更长远来说，存款保险制明显地提高了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它阻止了这类累积性银行业务的运营，这类累积性银行业务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颇为流行。对单一银行的担心导致存款人在银行破产前产生挤兑，并且存款人难以收回自己的存款。问题银行收回它们的未偿还的贷款，并且向其他银行借款，来获取储备支付存款人。那些贷款的持有者就会去银行取回资金，这种行为传播了恐慌。之前做得比较好的银行也会发现它们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如果它们还贷款给了那些运气不好的银行。每一起银行的破产都会加剧对所有其他银行的压力。
在存款保险制下，这种聚集的运动就大大减小了。存款人不必担心他们存款的损失，虽然他们可能会面临某些服务的不便利性，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接管。问题银行不需要从其他银行那里借款。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新英格兰银行1991年初期破产了。在一个周末，存款人像以往那样排队挤兑，想要收回他们的存款资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那个周末介入，并且宣布，它将支付所有投了保的存款（金额为法律规定的标准）。到星期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排队挤兑了。在这个区域，其他银行也没有被这种恐慌“感染”。
然而，达到这种稳定状态，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随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扩张以及出现相似的保障机构为其他各种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保障，存款保险得到了推广，存款人对银行的经营更加放心。人们不再询问储蓄的潜在接受者是否可靠，取而代之，询问是否进行了存款保险。在日益松弛的监管下，银行仅仅依靠它们自身的策略，这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末，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经过10年的通货膨胀，拥有固定收益证券，诸如抵押品处在不良状态的银行，甚至面临着破产。国会赋予银行更多的投资自由权，以设法拯救这种情况。他们希望银行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困境。但是在缺乏领导的情况下，银行进行了高风险、甚至是愚蠢的投资活动。如果投资成功了，那么银行也就得救了。如果没有成功，那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承担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现象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没有资金维持运营了，国会正在讨论到底需要对银行系统投入多少资金，才可以阻止因萧条带来的崩溃。这个问题，依旧是尘封的历史使它明朗起来。问题主要源于存款保险制和之后银行管制的放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在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由于银行管制，该问题一直被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银行管制的放松，问题出现了。为了银行系统的稳定，我们或者加强银行监管的力度，或者大量减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量。
《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既没有结束经济的不景气，也没有保证之后银行系统的稳定，但是它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银行可以在美国经济大膨胀时期得到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稳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应该忘记它，即使我们主张修订或者废弃这个法案。
新政的第二条开启了半个世纪来美国的社会民主政策，政府声称它控制着经济的多个部分，并可用政治控制力取代市场明显的误导信号。这个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法案中：《国家工业复兴法》（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NIRA）［这导致了国家复兴局（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的成立］和《农业调整法》（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AAA）。
NIRA于1933年6月16日通过。它促使雇员和雇主一起协商并就劳动时间、工资以及其他雇佣问题达成协议。只要这些协议符合政府法规，他们就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约束。尽管这部分内容授予了雇主权利，但政府又使雇主们受到内部雇佣合同的约束。
这些法规广泛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从而尝试给更多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这些法规还包括允许工资急速上涨的规定。工资上涨有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即使在大规模的失业时期，工资也经历了上涨，这种状况是前所未有的。雇主同意增加工资，是因为他们同时也可以允许提高价格。《国家工业复兴法》的作用，就是同时提高工资和价格。。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次新政（3）
目前的思考方向主要集中在总体价格水平上。NIRA是罗斯福“通货再膨胀”政策中的一部分。物价的上涨，被用来设计为旧的通货紧缩政策结束的标志，重新点燃人们对经济复苏的期望和刺激投资。但它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
NIRA是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货币贬值将经济政策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无须根据国际经济情形来确定与之相符合的目标。政策应该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制定的，汇率是应该可以调整的。罗斯福对1933年7月世界经济会议的破坏，明确地发出了他将以美国国内为主的信号。NIRA赋予了这种意向实质内容，它向投资者保证：罗斯福将善用他所创造的机会。
价格水平的上涨降低了预期的实际利率。如果人们预期在没有NIRA的情况下，通货紧缩将会继续，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是，如果人们设想货币贬值将结束通货紧缩，那么NIRA将不会有大的变化。名义利率到1933年为止都非常非常低。在没有通货紧缩预期的情况下，任何合理的投资都能获得回报。
两个方面的有害影响将会抵消这个好的作用效果：第一，像上面所说的，货币政策将从紧缩型转变为积极扩张型。在《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影响下，价格的上升将会吸收很大一部分最初供应的货币。由于货币量增多导致的名义收入的增长，在促成更多就业的情况下，将会造成更高的物价。
第二，工资上升得比物价更快。联邦管理局和劳工认为这是一项改进，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对雇佣决策的影响。如果工资增长和产品成本挂钩，雇主将会减少雇员的数量。因为劳动成为生产的一个昂贵要素，雇主为了使成本最小化，就会用其他生产要素替代更昂贵的劳动。因此实际工资的增长将会维持失业状况，并不会减少失业。
这个荒谬的结论促使了对这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研究。在大量的失业情况下，实际工资增长如何能实现？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工资为什么不会一直下降下去？
人们提出了两种假设。一些历史学家提出，公司那时支付的是“效率工资”，换句话说，雇主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工资提高到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程度，以吸引那些效率高的工人进入公司，并且刺激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由于效率工资高于一般可得水平，这种论点认为，工人会竞争这些工作，并且在这些工资水平上得到工作。
这个吸引人的故事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大萧条期间，人们很努力工作，否则人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份更低收入的工作，而是更可能会失去工作。效率工资理论假设其他的工作是可自由得到的，这在大萧条中显然不成立。放宽这个前提条件，该理论认为根据效率工资，工资奖金随着就业水平的升高而升高，随着就业水平的降低而降低。因此1934年效率工资应该是很低的。这就难以解释在NIRA下工资的急剧上涨。
另一个理论主要强调工业法规中的讨价还价。这种“黏性理论”认为，只有受雇佣的工人才可以和雇主就工资问题讨价还价。如果“内部人”只关心保留住他们的工作，而并不是降低他们的工资以求雇佣更多的“外部人”，这样他们就会使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水平。事实上，失业水平和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多大的关系。黏性理论说明工资上涨并不是高失业水平的作用，这就解释了在高失业的情况下工资却上涨的看似矛盾的现象。它也提供了在国家复兴局下，对于工资讨价还价过程的经济解释。
NIRA作为一种短期措施是失败的。它为了提高人们的期望而出台，又因为提高名义利率和名义工资被废止。它的净效应更多的是限制了就业而并非扩大了就业。然而《国家工业复兴法》作为一种长期的措施，促进了劳动环境的实质性改善。
NIRA阻止雇主干预劳工组织和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的集体谈判。新工会就在这种适宜的氛围下形成并成长了，但是NIRA自身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在1935年的病鸡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国家工业复兴法》是对国家复兴局立法权的非法运用，是联邦权力非法渗入各州内部事务的表现。国家复兴局解散了，但是《国家工业复兴法》关于劳动力供给的学说并没有被人遗忘。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引入了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在《国家工业复兴法》下重建了劳工权利。但是这个狭隘的法案并没有得到最高法院的重用，如今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仍然监督工会的行动和工资的议价。该法律对雇主对工会的斗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结果使得劳工组织迅速壮大。劳工联合的高峰出现在1950年左右，整整1/3的非农业劳动力都加入了工会组织。
新政并没有加强对工业的限制。在大萧条之前，农民们就常抱怨低廉的农产品价格，罗斯福确实将注意力转向工业之前先转移到农业上来。在NIRA颁布之前，1933年5月通过了《农业调整法》（AAA）。这两个法案的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AAA允许政府控制农产品产量。该政策通过限制产量，从而希望提高农产品价格。
农民同意政府限制产量，并对撂荒土地进行赔偿的政策。该赔偿额可以通过农产品加工税计算出来。农产品加工税是由目前各种商品的不同价格和由于低产量造成的价格一起计算出来的。因此该税被设计为农业中再分配的税种，它从农民中征收，征收时和农民的销售量成比例，同时它又重新支付给农民，支付时和农民的未销售量成比例。该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将农产品价格提高到一个水平，使得他们1933年的购买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时的购买力相当。战前的状况被认为是“平等”的，不同于所有目前判定的结论。
由于AAA在多种农作物已经耕种后才被通过，所以该法案开始实行起来比较缓慢。政府和棉花种植者签订合约，要求他们毁坏部分作物，但是价格不会上涨到他们期望的那样。对于农民毁坏作物的津贴本应该在农产品加工税征收之前发放给农民，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尤其是在国家复兴局接纳了对农民所购商品采取更高价格的建议后，农民认为政府更重视工业。
1935年初，当最高法院裁决AAA违宪时，农业的不稳定状态加剧了。如同NIRA的情况一样，法院裁定联邦政府干涉了各州的内部事务。如同工业的情况一样，国会很快转向救助属于《农业调整法》的内容。任务是艰巨的或者说国会是踌躇满志的，因为直到1938年，一个对《农业调整法》满意的替代法案才被通过。新法案修建了很多粮食仓库以防旱灾，并且允许政府通过它的存量政策来控制价格。该法案还要求对特殊农作物进行支持，并且提供农产品播种面积分配制和销售配额作为该政策的手段。
AAA和后续的计划，并没能有效地减轻农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萧条情况。然而，它们确实构建了二战后农业扶持政策的框架。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农产品产量来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是对土地面积的限制提高了亩产量。政府在尝试着限制农产品向市场流动的过程中累积了盈余。
第二次新政（1）
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有着双重的作用。用收入增长来衡量，政策效果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从1933年到1937年，GNP增长了1/3。但是用失业率的降低来衡量，这是一次毫无活力的经济复苏。整个20世纪30年代，失业率仍然高于10％。即使是将受雇于政府各种各样救济工程的工人都算在雇佣的行列内，这仍然成立。由于这些工作不是按市场工资进行支付的，传统的研究观点是将这些工人算在失业的行列内的。但是由于这些工人并不是空闲的，另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处于已雇佣行列，即使他们只是拿很低的工资。
如果工人愿意在这些低工资水平下进行工作，为什么市场工资不会下降到这个水平呢？像上面提到的那样，“粘性”在工资制定中，会阻止实际工资下降到足够容纳所有就业量的水平。在私人公司里，工资的制定是为了使那些已经被雇佣的人保留住工作，并不是为了使失业的人不再失业。政府鼓励已经被雇佣的劳工、工会组织和他们的雇主进行讨价还价。这并不需要工会考虑当工资降低时会有多大的潜在就业机会。工会将它们的目标定在它们现有的人数基础上，这就是说，以现有的受雇佣工人的数量为根据进行谈判，这导致没有工资下降的动力来使得市场出清。
政府在银行、工业、农业和工资制定方面的干预，揭示了新政是个社会主义政策制度。新政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国家共产主义，但是它的确试着使经济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政府拒绝增加赤字，并没有实行凯恩斯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新政则使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管理。它成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
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的复兴，另一个焦点是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如果工资降低到足够提供给每个人就业机会，那么再分配的动力就可以被包含在使所有人都获得就业的目标之中。但是如果政府将工资水平定得比这高，如果它接受的工资或鼓励的工资水平仅对已经就业的人们有利，那么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目标就必须由其他途径来实现。
1935年第二次新政是罗斯福总统面对这个挑战做出的反应。从经济复苏政策中转变，罗斯福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以便更加平均地分配它的产量。当NRA被宣布违宪时，国家复兴局下的劳工组织，由《国家劳动关系（瓦格纳）法》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重新制度化。这个委员会仅仅是众多管制机构中的一个，这些管制机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经济。公用事业尤其受到更大规模的管制。
各种新方法（农业电气化，延长农业中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时间）扩大了政府对农村的援助。《社会保障法》发起了一个计划，若政府直接救助大部分人口，该计划终将失败。由于无法通过立法对穷人提供援助，这个计划的参与者就对老年人提供援助，以这种喧宾夺主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社会主义式的计划。
社会保障一旦开始，就一年年地不断膨胀，囊括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它成为美国实现收入代际转移的一种主要途径。尽管社会保障系统是根据私人保险条例建立起来的，但是它的实际支付是来源于当前的税收，并不是来源于个人积累账户。结果对第一代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来说，就是一笔意外所得，那些人就是在大萧条中工作的人们以及二战后领受政府津贴的人们。
美国的现代药品管制也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二次新政的法案极大地扩大了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权力。该法案不是改革医疗服务的计划方案的结果，它仅是因为一起死亡上百人的惨案而通过的。尽管刚开始时作用很微弱，但在战后，药品管理得到了扩展和加强，并由FDA的行政决定替代了私人市场的行动。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复兴，既不是平稳的，也不是彻底的。人们一直争议经济没有完全复兴。现在是时候去检验已经产生的复兴了。从历史的标准来说，复兴是迅速的，虽然没能足够迅速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是什么促成了1933年至1937年经济的迅速增长呢？
财政政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预算虽然每年都在变化，但是累积的影响实际上是零。在20世纪30年代，财政政策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尝试。尽管新政实行过程中，政府的活动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永远地改变了经济生活中联邦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