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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1860年到1870年间仍增长了1/3强，而亚特兰大人口则不止翻番。由于城市经济的产业核心部门的罢工，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对城市化进程的减缓作用可能超过了战争。但是到1890年，经过一个总体上繁荣的10年和另一个以城市为焦点的外国移民高潮，城市人口达到全国总数的35％，而城市和城镇的数目超过1 300个——自1840年以来增长了10倍。
这些全国统计数字相当程度上遮盖了地区间的差异。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城市化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各州地带，即从俄亥俄州一直延伸到威斯康星州进展最快。在1840年到1890年，新英格兰、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和城镇居民比例从占地区人口的将近20％（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增加到60％这一绝对多数。中西部各州城市居民从1840年的只有4％（当时这一地区的一部分还属于边疆），增加到1890年的38％。但是城市和城镇的发展还是局限在很小的城市地区。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越过密西西比以西，立刻出现一片广阔的区域和生机盎然的城市。在西部只有很少的城镇，并且这一现象实际上能追溯到一代多人以前，但是到1890年，全美国28个人口大于10万的城市中有8个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在1890年每4个西部人中就有一个是城市或者城镇居民。在东南部，波托马克河（Potomac）下游和密西西比河以东，是美国城市化程度最小的地区，在1840年只有的人口，到1890年只有不到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中。然而，像巴尔的摩、华盛顿、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都以不同方式扩展到这一区域，所以这一区域实际的城市人口比例要比数字所显示的大。而且，超越这些城市所及范围的城市增长的统计数字显示，甚至在美国最边远的地区，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增长也比农村的要快。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2）
再次考察城市增长和城镇扩散有助于形成城镇和农村的生产、交换和日常社会生活惯例，这样才可能最好地理解这些统计数字的意义。我们能更有说服力地谈论这一时代的城市系统（或一系列这样的系统），以及本质上更城市化的社会么？很显然，城市、城镇、商业化农场以及其他乡下工业通过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城市化更深入的东北部和中西部，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认为19世纪美国社会变化的主线就是人口聚集的密布网络和中心—地方路径呢？城市化把大量乡村美国人和移民带入大城市生活并造成无数的城镇和扩大的城市，使得周围许多没有必要进入城市的人也体验到了新的城市环境的力量。城市的发展是如何影响这些人们，它又是如何影响继续住在乡村美国的小社区里的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呢？
让我们对城市化地区人们的情况进行更仔细的观察，选择属于中西部俄亥俄州的11个县做简要的案例研究，这11个县大致位于城市化最普遍的范围广大的北部地区的地理中心，并且在1890年城市人口的剖面几乎与整个国家一模一样（见图）。11个县在适合种玉米的中西部构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大约80到85英里，南北大约65英里。1890年这一小区域有13个地点在人口普查中按照城市地区计算：一个60 000人口的中等规模城市（代顿），一个有30 000人口的第二大城市［斯普林菲尔德（Spingfield）］，4个人口在 5 000到10 000的小城市［皮魁（Piqua）、齐妮亚（Xenia）、乌班纳（Urbana）和格林威尔（Greenville），按大小顺序］，以及7个大村庄（一个被归类为城市），它们超过人口普查定义的2 500人的城市地区界限。人口普查还列出了16个居民超过1 000人的村庄，还有多达57个不到1 000人的村庄。此外还有没有包含在内的村庄，都是非常小且人数只有几十人，人口普查中没有把它们从城镇人口中分离出来。
这是各种规模人口聚集的社区很好地点缀其间的一幅图景，有人也许会说这非常令人惊异，农村散布的模式是由它的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出生的殖民者带到这一区域的。6个最大城市中心间的距离从15英里到38英里不等，平均只有大约24英里。介于其间的是较小的中心，这样进一步缩小了镇与镇、镇与农村之间的距离，而距离本身由于所有区域内的城市、城镇、大村庄，甚至许多更小的村庄被至少十几条不同的铁路线相互连接起来而有了新的意义。不在铁路线上的村庄和小村落被收费公路和本地道路连接到更大的地方，这样实际上横穿了每个城市的每个部分。没有一个小村落，并且没有一个单独的农场，在这样一幅城镇和道路的图景中显得遥远。而且最终这也是越来越集中的人类的图景。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这11个县的人口增长与地区规模相关程度非常高。代顿，最大的城市，增长了58％，斯普林菲尔德，第二大城市，增长了54％，4个再其次大的城市中心平均增长了24％，接下来6个最小的平均增长了23％。在1890年人口普查时确定的村庄之中，那些容纳1 000到2 500居民的村庄在这10年增长了10％，而更小的增长了9％。剩下的人口，那些居住在未被认可的小村落和单独的农场的人口加在一起，实际上下降了5％。
像这样的区域城市和城镇通过越来越多样的方式变成了“中心地方”。分析这种中心—地方模式发展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等或者更小的城市在农作物运输、消费品的批发和零售以及银行贷款在区域间转账中所起的作用上。在19世纪的下半叶中，随着普通农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区外的交换系统，这些经济作用被扩大并成为了惯例。这样，俄亥俄州小的城市中心和其他地方是铁路仓库、船运代理、银行和零售商店最重要的地点，而同时有着批发商、保险办事处和大银行的中等城市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更广大的地区。但是这些城镇也是政治和社会的中心，并在19世纪末同时向城市人和附近的乡村居民提供了包含其他事情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和体验，给当地生活增加了超越地域限制的看问题的视角。其中的大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初期就已经显示出城镇的特征，但是还有一些，例如兄弟会（fraternal lodges）［现在是妇女援助之家（women's auxiliaries of these lodges）］，在这半个世纪有了巨大的扩张。变化最大的是临近农村人的会馆和其他机构，这是城镇散布在整个地区的一个结果。厄巴纳（Urbana）在1890年是一个拥有6 500居民的城镇，有二十多个或者更多的会馆、戒酒团体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通过不到30英里的铁路和收费公路与一个更大一些的城镇皮圭（Piqua）相连。在它们之间，距离厄巴纳大约10英里铁路和公路的路程，有一个叫圣帕里斯（）的名字古怪的村庄（人口1 145），它至少包含四个会馆、一家基督教青年会机构和两家报纸办事处。当地的道路从厄巴纳、皮圭，甚至从圣帕里斯向各个方向发散，把所有临近的乡村带到围绕这些当地中心的封闭轨道上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3）
铁路仓库、商店、银行、报纸办事处、会馆以及其他机构聚集到不断增大的城市和城镇，这说明了可以使用“城市化”这个术语来描述农村人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机构以及外部市场和其他超越地域限制的力量对乡村生活不断的冲击。但是因为作为农民、城市人和外部世界之间媒介的地方中心自身就很小并且相对来说具有农村的特征，因为土地只有逐步地从那些在上面耕种的人手中获得，所以“城市化”也夸大了结果。在边疆中的农村和小城镇应该更精确地描述为一个更丰富和复杂的组织，但是还具有明确的乡村活动和关系特征，即一个由发达的农场和用旧的乡村道路、由深深根植于本地生活方式的村庄和城镇、由相互熟悉的邻里和亲属构成的非常有秩序的乡村世界——这个社会性的世界可与殖民程度更低、社会性更弱化的西部边疆相比，但是比起城市特征又更乡村。“乡村集中化”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可用于描述这种属于能够被准确称为“城市化”的更大进程中的一部分的术语。
地理学家和城市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在类似我已经描述的地区中的小规模城市化的乡村性质，相比根植于当地的中心—地方系统和更能超越地域限制的大城市网络，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是由相互之间的联系培育起来，而后者是由它们与作为其外围地区的更小的城市和城镇的关系培育起来。更广的网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城市的特征表现为位于边缘而不是其外围地区的中心，为什么它们通常在地区历史的早期建立而不是在晚期，以及为什么它们要比在城市等级中仅次于它们的城市增长得更快、规模变得更大。大城市确实伸入了其外围地区，与更广的市场和势力连结起来，但是相对于把较小的中心与乡村分离开的地区，大城市这么做时伸入得更远、跨越的分水岭更大。
因此，在这些大城市中，我们不仅发现了19世纪城市革命力量的简单而最清楚的表现方式，而且也发现了非常不同的表现方式。只有三个美国城市（纽约、芝加哥和费城）在1890年拥有多达100万居民，但是还有许多小一些的地方——圣路易斯、波士顿、新奥尔良、旧金山、华盛顿以及其他——显然更多的是区域中心。这些城市控制着产品、货币、信贷、股权，甚至思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流动，并且它们的存在把巨大的区域变成了牛奶农场、生猪养殖或者商业化林场的特别区域。它们是制造业中心，培育了专业化的工业卫星城，如洛厄尔、林恩（Lynn）、帕特森和帕萨克（Passaic）。然而，这些大城市——也包括它们的工业卫星城——的物理外观和对外关系上的强大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的市区、产业区和郊区有着各具特色的环境，它们的办公大楼、百货公司、剧院、艺术博物馆、吊桥甚至包括“乡村的”公园和“乡下的”公墓都确实有种——也许恰好符合新的流行的定义——城市性的感觉。代顿，俄亥俄州11个县中最大的中心地点，在这里作为一个城市化的地区来讨论，但却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城市性。但是南边大约50英里处的辛辛那提，对于居住在代顿、厄巴纳、圣帕里斯以及周围城镇农场里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特定的）人来说，却具有城市性。遥远的纽约也是这样，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时期”，要比这个国家发展主线上任何赶牛小路或者富饶的小麦农场都更强大。
大城市环境的复杂性是和社会的复杂性相平行的（甚至是捆绑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城市成为思考这半个世纪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进一步变化之间关系的有利的起点。甚至在这一时期以前，城市工人对于工业化重组的反应就是组成越来越好战的熟练工人工会，以及在“老板们”和“资本家们”争论时把自己描述为“生产者”、“生产阶层”，“工人阶层”，甚至是“工人阶级”。这是否是最早的政治语言还值得讨论，它们主要被激进的编辑和组织者使用，被车间里新颖的事物和似乎可逆的变化所加强。然而，当产业变化变得更普遍时，挣工资的工人的角色和地位在产业资本主义中变得更固定，像“工人阶级”和“资本家”这样的术语不会再消失。更准确地说，它们表达了在这个按阶级界限更加清楚地划分的社会里，劳动工人更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4）
劳动的分工、不需要技能、最终的机械化、学徒制的瓦解、从工匠的家庭到分离的制造厂和血汗工厂的劳动迁移、旧的贸易形式的放弃和新的工作节奏和规则的产生、在雇主和熟练工人之间的共同点和效忠的切断、决定劳动工作条件和物质报酬的权力的转移，以及熟练工人在其行业内自立成为他们自己雇主的机会的缩小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行业进行的工业的变化，它们孕育和滋养了挣工资者们已经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觉过程。最为重要的是，正如19世纪中期的50年中在许多行业里发生的那样，当生产离开了家庭时，工人也离开了家庭，重新把他们自己的家安置在不断扩张的城市里日益独立的工人阶级街区。
物理分隔的街区孕育出分离的街区机构，绝大部分这些机构带有独特的工人阶级特色。构成工人阶级街区主要街道的便宜家具店和二手服装商店是新的机构，但是酒馆、戏院和志愿救火队则是原有的机构，现已转变为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工人阶级风格的阶级隔离中心。救火队和酒馆是创造和维系男性宴饮交际社会领域最重要的机构，并且经常带有身体暴力，后来在竞争的救火队之间变成某种程度的重复争吵和由酒馆管理人安排、促进和主持的非法的拳击比赛。一旦迎合了城市里所有阶层的喜好，男女都会去剧院，但是因为现在上演的是狂热的英雄主义戏剧Mose the Bowery B'hoy，所以观众几乎完全是工人。早在19世纪40年代，根据同时代对纽约生活进行尖锐观察的人的评论，Bowery戏院自身已经成为“居住在东部‘撒哈拉'（Sahara）的、某种程度上——一天天、一周周——依靠他们双手的劳动而生活的、广大而重要的阶级人民的代表”。
在这些文字被写下来的时候，用来指代纽约市东部的“撒哈拉”是一个外来词，而且美国绝大部分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街区也是用在移民中占较大数量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带来的外来词命名的。这些移民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大大促进了美国车间持续不断的改革。到19世纪50年代，大部分美国城市中外国出生的劳动工人占大多数。这使工人阶级的身份更加复杂了，因为贫穷街区的风俗和日常生活方式有清楚的分界线，并且，至少对本地出生的工人来说，要区分劳资之间冲突的界线与信奉基督教的本地出生的人和信奉天主教的移民之间新出现的、明显的界线。但是在相互竞争的救火队之间，在为了美国和爱尔兰荣誉的拳击锦标赛之间，以及在许多其他本地竞技场中的平民区###的特点，仅仅是加深了工人阶级街区和城市其他部分之间的隔阂，而且甚至加强了本地出生的工人的那种自己所属的社会领域日益区别于鄙俗的中间和上层阶级的社会领域的感觉。对移民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劳动工人，界线就更加清楚了。罗伊·罗森茨韦格（Roy Rosenzweig）写道，“声称种族的身份也就是声称工人阶级的身份”，甚至在南北战争刚结束的10年期间，来自瑞典和其他新教国家的移民高潮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工人。瑞典人和其他新教移民更可能参加中产阶级的运动，以反对过度饮酒或反对7月4日的过度狂欢的庆祝，但是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更倾向于加入工会，甚至作为温和的宣传者经常表达明确的工人阶级观点。
实际上，种族身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阶级身份交织在一起，并且它们的关系在1880年以后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此时另一股“新移民”浪潮把大量东欧和南欧的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东正教徒带入到已经多样化的工人阶级中。这些新团体集中居住，这一点比南北战争前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更甚。即使通过战斗，也不可能在保存或重塑普通工人阶级的文化方面符合本地出生工人的要求。但是再一次，即使是那种把“来自中欧的工人”（Hunkies）赶出钢铁工人联盟，或者致使活跃的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建立自己的联盟或工会支部的文化传播与仇恨，也没有排除所有这些团体的工人阶级身份。本地出生的钢铁工人（包括第二代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排斥“来自中欧的工人”，但是就在霍姆斯特德罢工（Homestead strike）之前的几年，他们就充分理解了在美国阶级结构中他们自己的关系。总的来说，种族多样性使工人阶级的身份更加复杂了，但却没有破坏工人阶级的身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5）
没有破坏工人阶级身份的一个原因是所有有种族背景的工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完全相似的经济环境中。不像20世纪，整个19世纪几乎所有劳动工人的年收入明显要比那些后来被称为“白领部门”的人的收入低。可以肯定，商贸行业中一些收入很好的熟练工人其收入要比初级职员多。另外，一些大型百货公司开始雇佣销售职员（绝大部分是女性），这些职员只能得到很低的工资并且没有真正的机会升迁到更高的位置。但是直到19世纪末，做店员仍然是商业中学徒制的一种形式，初级职员学会手艺后很快会获得更高的薪水，成为他们自己生意的合伙人。雇佣工人学会手艺后仍然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除非他们离开原来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街区开酒馆、杂货店或者其他小商店——只是“白领”企业，通常并不会比雇佣工作本身有更多的收入。当然，雇佣工资水平也是根据技能等级、行业和地区而不同的，但是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体力劳动工人稳定工作的年收入很少能超过 1 000美元，并且绝大部分人要远低于这个水平。在费城，这里的工资要比其他绝大部分地方高，在1880年熟练工人年平均收入不到600美元，非熟练工人平均只有375美元。有三年或四年经验的男性店员或办公室职员按薪水付酬年收入一般都会超过 1 000美元，而会计、销售经理、市区零售商以及其他小商人一般都会大大超过这个标准。每年1 000美元是绝大部分体力劳动工人渴望获得的最高收入，这仅仅是那些工作在办公室和店铺或者自己拥有办公室和店铺的人的最低工资。
一贯的收入差异为确认“工人阶级”提供了物质基础。那些希望否定阶级区别显著性的美国人正确指出了美国工人要比他们在欧洲的伙伴获得更好的报酬、生活得更好。美国工人确实享受更多样和更丰富的食物，穿得更好，并且居住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