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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中消除，但是它们很少带有18世纪的恭顺传统。社会等级的属性在改变，部分是对共和政治思想地位上升的反应，但也是对新的社会身份的反应，新的社会身份是在商品、信息和制度的世界中形成的，而后者来自于外部并强加给面对面的社区。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消费对中等收入的人们的社会身份的确定有着最显著的作用。富人们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在19世纪需要通过建立排他性的俱乐部和社交圈，以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的方式，来巩固他们上流阶级的身份。在天平的另一端，挣工资的工人在这些年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持续增长，假如一些工人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那也只是适中的水平，很少能抵消他们从新的生产方式的体验中得到的很强的被排除和被剥削的感觉。最快速变化行业中的工人对这种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感觉最为强烈，到19世纪20年代，他们开始组成这个世纪最早期只属于挣工资者的工会，他们开始称呼自己为“工人阶级”。很显然，是车间里出现变化，而不是在市场中，这推动着新的身份的出现。但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活标准上不断增长的差距到19世纪30年代变得显著了，当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得到区分后，这种差距将变得更加显著。
我们应该强调，社会身份的区别——从城市主导的不断扩展的贸易网络和以城市为基础的很少受个人方式影响的出版社中萌芽——在这个国家很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村庄的边界而与贸易方式紧密联系起来。理查德·布什曼（Richard Bushman）写道：“打开乡村”不仅提高了种植的方法，而且也“带来城市的影响——有礼貌、文雅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更进一步说，农民们采用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因为这些方式“使他们能布置他们的客厅，给他们女儿穿时尚的礼服，并能送他们的孩子去学校”。用布什曼精彩的句子来说就是“传播本国绅士们的标准”，重新定义美国农村的社会价值标准，将“乡下可耻的负担”甩给那些不能在紧张的市场生产和消费中成功竞争而摆脱田园生活的人。 逐渐地，在这个新时代里，那些继续“旧轨迹”的人被从社会秩序的中间推向底层。这可以看做是对布什曼论点的补充或者一点扩展，即他们也同样从美国乡村文化的核心被推向边缘。
长期存在的“充足的逻辑”在杰克逊时代在多大程度上被更有说服力的“积累的逻辑”超越了呢？布什曼论及在市场自由竞争下的赢者和输者中绝大部分是欧洲裔美国人，但是我们应当小心不要忘记有将近250万非洲裔美国农业工人，足足占1840年美国人口的15％，他们的奴隶地位甚至不允许他们表达竞争的愿望。并且，在那些并不成功的自由的农民中，仍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多少人不是不能够而是不愿意按照“本国绅士们”的新标准去竞争。不管全部粗俗的农民和南部山地农夫是否组成一个争吵、酗酒、逃避工作的“凯尔特小圈子”（Celtic fringe），这种生存方式与其说有一点骄傲不如说有一些羞耻，在所有地区仍然还有大量的农村人抵制或者忽视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公共约束，即使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中，也不会突然或者完全消失。他们继续把当地交换的规则很好地带到扩展本地以外贸易的时代中，并且在普通人理解的危机中，即外部精英领导的力量不合理地侵占当地社区的利益和秩序，用“道德经济”的措辞特别表达出来。我们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些在城市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如临时工和其他工人对可持续利用的便宜食物的威胁的反应，以及在特定行业中对技巧或收入造成威胁的创新的反应。然而，无论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载还是历史学家的考察，这都不是一个忠实地坚持“旧轨迹”的时代。对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美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期待资本主义”的时代，是属于“独立奋斗的人”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看到障碍物的前面就是机会”的“向前”的时代。我将在下一节说明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主题，甚至部分来源于一些美国人对其规则的敌意或者矛盾的态度。这里，我仅仅指出杰克逊时代竞争价值观念的不断成长是大量有形变化导致的无形的文化上的效果——汽船的突然出现把河流变成双向的贸易通路，这样通过运河连接大湖平原和大西洋海港，出现魔法般生产纺织品的机器和工厂，城市增长到欧洲首都的规模，出现每小时可以印4 000张报纸的印刷机，以致有关各方面发展的新闻都可引起几乎所有人的注意。所有这些都给大量美国人以深刻印象，给他们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一个精力十足的国家在进行快速而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种效果也许更必然地出现在个人层面的感觉上，体现为交通成本的降低，便宜而更多样的商品摆满本地商店的货架，并且杂志上的文章定义了新的“本国绅士们”的生活方式。在“期待资本主义”的时代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对机会和日常生活环境变化的响应。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9）
1840—1890年
从杰克逊时期以后，机会和环境并不是一直在变好。实际上，1840年人口普查记录以后的半个世纪是一个再次发生危机的时期。这50年是从严重的6年经济萧条的中点开始的，它包括至少两次短暂但是非常剧烈的经济衰退（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19世纪80年代中期），19世纪70年代的6年萧条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过程最暴力的劳资对立，而最悲惨的是破坏力惊人的南北战争。然而，这一时期同样是美国获得巨大和多方面发展的时期：经济增长、工业化、领土扩张、城市化、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的集中化。假如一个人观察这个时代的一些统计数字的话，比如说，这半个世纪里每年投入使用的铁路英里数，他就能从在萧条和战争的那几年中美国铁路系统增加的较少英里数看出危机的再次发生。但是他也能看到在每一年中，这个系统都至少适度地在成长，而且在大部分年份都成长得很快。累积的效果就是一种戏剧性的数量扩张，这种扩张长期以来都与美国历史模式等同起来。在1840年，零碎的短途铁路线路和刚起步的地区内轨道系统总共还不到3 000英里，到1860年已成为一个超过3万英里的地区间铁路系统。到1877年全国铁路罢工的时候，整个系统已经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总铁轨长度将近8万英里。到1890年，已经扩张到每一个地区，达到16万英里，这一长度还可加上修车场的轨道和侧线，这些修车场轨道和侧线的总计英里数要比南北战争开始前整个国家的铁路网络累计英里数要多。修筑铁路和大量的其他事情一样，表明美国发展中“前进”的巨大引擎偶尔会慢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铁路不仅是美国发展的象征，而且和其他事件一起，是这个国家迅速的社会地理变迁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它们当然是美国领土大扩张的一部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特点和结果——创造了“从靠海的这边延伸到靠发亮的海的那边”的巨大国家——构成了中心事件之一并勾画了美国历史的神话。在这半个世纪里，美国拓荒者沿着俄勒冈小道到达太平洋西北，冲向加利福尼亚和落基山脉淘金和挖金，并且创造了漫长的赶牛小路和大平原上从地平线到地平线的小麦田地。所有这些美国历史上神话般的事件不仅在这半个世纪开始而且在此结束，对远方边疆的想象伴随着美国人不断前进并穿越整个大陆。1890年人口普查印制了一套每10年一次的人口密度图，最后一张不再像其他地图那样标出清楚的线，而是采用了一系列阿米巴变形虫一样的色块，从部分定居的平原和山谷一直向各个方向延伸，直到人口密度更大的太平洋边缘。这是最后一张激发（也许沮丧更贴切）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声称“结束”美国边疆的地图；甚至可以说，在那结束了“美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而1893年的这些致辞自身也成了边疆神话的一部分。
人们不仅可以从多个方面挑战特纳所说的边疆的重要性，而且还可以挑战1890年边疆就已“结束”的说法。例如，有人可以指出1862年《宅地法》把绝大部分免费联邦土地提供给殖民者，而事实上20世纪以后还在根据这一法案继续执行和转让土地。有人还认为一些事件使得大量持续殖民的发展不再重要，如19世纪40年代美国殖民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其后数十年间分散定居在落基山脉链中，以及1869年及以后完成各种横贯大陆的铁路。也许最重要的是，有人会抗议说绘制地图的惯例是在地图上画一条线表示那里人口密度在每平方英里2人以下，这并不代表土地被那些穿越它和居住其上的人所体验和感受的方式。不管怎么说，不能否定在那些年领土数量的扩张和人口的移动是非常显著的，或者说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的殖民历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许多方面都是美国历史上独特的一章。让我们从神话回到统计数字，从1840年至1890年，美国的人口密度从每平方英里不到3人翻了将近倍，到1890年时，美国人口的扩张已横贯于美国大陆，虽然这种扩张不具有连续性。1840年不到100万的美国人，也就是这个国家人口的5％，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189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数量达到1 700万人，超过美国人口的1/4。在这半个世纪中这个国家人口增长的35％发生在这条大河以西。1840年，这一地区只建立了三个州，大部分土地还不是美国人的领土。1890年，所有美国大陆上的州都已经建立起来，只是俄克拉何马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还未被纳入大陆联邦体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0）
特纳的争论不是集中在向西移民的幅度和速度，而是开拓边疆历程的特点和影响。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他提出的边疆生活以及由此决定的美国社会文化特征之间存在的特殊联系，也无须赞同美国向土著居民土地殖民的持续扩张有着特殊意义并且是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所在，甚至与土著居民的存在和他们经常的抵抗所造成的问题毫无关系，以及1861年以前广大的、制度上未成形的地区合并到这个国家的问题，而这个国家围绕奴隶的未来早已分裂成不同的派系而自我削弱了。所有这些问题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并伴随着大量的流血事件，但这不应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应关注一些更为世俗的问题，比如定居者的家庭和社区对土地逐步的侵占。甚至和这个大陆草木丛生、被森林所覆盖、水源充足的东边一半相比，特别是无树的、半干旱的平原，使欧洲裔美国人第一次理解“美国大沙漠”并逐渐学会了如何在此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对于特别关心维持稳定和基督教社会秩序的东部人来说，西部一直是“野蛮的地区”，它似乎以各种方式吸引着大量为社会所排斥和遗弃的流浪者，即使对那些最值得尊敬的迁移者而言，个人约束也被放松了。描写18世纪晚期从海边到不超过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边疆地区时，杰迪代亚·莫尔斯形容拓荒者是“在这个州的开垦地上比他的声望和财富都活得长的人”，并且他们住在很靠近印第安人的地方，“很快就带有很强烈的类似印第安人的习性”。根据莫尔斯的描述，边疆人穿得破破烂烂，居住在荒野的小屋中，干起活来不要命，但是，干活的时候很少，他们让牛自己觅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钓鱼和喝酒上，并且当其他人开始迁移进来时就向新的边疆转移，因此表现出保持在社会之外的强烈偏好。这很快就成为一个十分标准的形象，并跟着拓荒者走向更远的边疆。
东部害怕西部殖民者会回归到原始主义，因为这足能刺激布道活动、圣经和温和社会的形成，以及重申移居者是为了正派的基督教秩序，这种惧怕带有自私自利的倾向。但是感觉上它们是合理的，快速的向西扩张削弱了正式和非正式两方面的社会控制，并给向往和平而敬畏上帝的拓荒者提出问题，即如何在荒野中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个问题在邻里和亲属从不十分远的旧地区一起迁移并殖民的地方最容易解决，而在一群逐利的（或者是潜逃的）年轻人集合起来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设置陷阱捕猎、寻找金矿或围赶牛群时最为尖锐。在南北战争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是这种年轻人集中的特殊地点，一个简单的人口统计学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采矿者营地、牧场和赶牛小路，以及在产金地区和赶牛小路尽头出现的男性占优势的城市和城镇中，“野蛮的西部”达到它的最高点。可以肯定，淘金者和其他勘矿者很快就对界桩申明和纠纷处理等问题建立起规则，得克萨斯牛仔挑选自由放牧的牛群时相互承认对方的烙印。但是犯罪和暴力是这些社会的地方风俗，用来惩罚偷移界桩者、偷牛贼和其他罪犯的法律外方式经常比犯罪本身更为暴力。义务警察委员会执法在这些盛产金子和遍布牛群的城镇中也很普遍。这是因为采矿营地和养牛牧场在最早的时期暴力肆虐，而一些有大量投资的居民需要社会秩序，从而采用的简单而合法的司法制度。在19世纪50年代的不同时期，趋于繁荣的新城市旧金山实际上是由城市中一些最富有的商人组织的义务警察委员会统治着。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地方长官宣布城市处于暴动状态后，这些委员会仍在逮捕、审讯、绞死和驱除罪犯。
跨越河流推进到平原的农民并不必然创造一个更宁静和联系更紧密的社会。在南北战争前，奴隶制条款破坏着许多南部平原的稳定，而且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的西部战场，战争本身不仅有政府军队也有游击队的战斗。农民和牧场主围绕先前没有围上栅栏和没有耕种的土地的权利屡次发生冲突，这一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斗争直到铁路代替赶牛小路、运牛列车执行了牛仔的工作以后才以照顾农民利益的方式得以解决。在这一切发生以后，在铁路系统横穿了西部所有地区以后，并且在铁丝网栅栏、风力深井水泵和各种新式农业机械和技术使得在大平原上耕种变得容易以后，农民才能最终驯服“野蛮的西部”。但是这种驯服农业的形式是全新的，体现为单一耕作和必要的大规模的个人农场。1880年北部平原有 3 000家富饶的小麦农场，这种农场有3万～4万英亩土地（平均7 000英亩），其组织结构更像一个工厂，有几十甚至几百名听从职业化的监工或管理人员指挥的男性农场劳工。家庭农场也要比它们以前在东部的大，而这意味着邻居要么很少要么距离很远。零星散布的铁路和河流城市之外很难组成社区并且很难维持。空旷和孤独，而不是社区，是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奥利·罗尔瓦格（Ole Rolvaag）、维拉·卡瑟（Villa Cather）描写大平原的文学作品的主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1）
特纳的边疆论文在构思时主要参考了更早的在大陆东半部分森林区域的边疆情况，假如不符合加兰或罗尔瓦格的悲惨或者挫败的故事那就很容易符合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而遭遇的更大挑战。形成独特的美国个人主义以及特有的美国式民主——也许甚至包括警戒主义的暴力“民主”时，还要经历另外的严峻考验。但是假如这一经验和更早的边疆能够“解释美国的发展”（特纳1893年的文章不够资格称之为“解释”），那么这一经验实际上必须是有力的，因为美国社会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边疆的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还有相反的力量，它们不但由于人们最初与荒野接触而富有继承或地理转移的影响力，而且有解释力。在边疆之后，远在它“结束”之前——实际上，在大型放牛牧场、富饶的小麦农场、采矿公司和铁路的边疆，美国正在发展一个拥有一体化的市场和生产性、商业性和金融性机构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体系是驱动和形成领土扩张本身的重要力量，但是它首要的地理表现是集中化而不是分散化。在西部扩张的古典时代，当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的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口增长到1 600万人时，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城镇中增加了2 000多万人（包括400万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
这半个世纪的城市化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南北战争之前的20年期间（也许更精确地说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经济恢复后的十六七年间），美国城市人口从不到200万增加到600多万，城市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例将近翻番，达到20％，而且官方承认的城市和城镇从131个增加到接近400个。在这之前和之后，上述人口变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反映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活动在加快步伐，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场持续融合到近处或者远方的城市市场，并且外国移民达到惊人的高潮，绝大部分是爱尔兰和德国饥荒、经济混乱和革命造成的难民。与早期差异较小、不那么绝望、数量较少的移民相比，这些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新”移民（爱尔兰人多于德国人）在更大程度上被迫在美国工业化的城市中寻找工作，并且他们不但增加了入境港口的人口，而且增加了内陆运河和铁路城镇的人口。无论外国还是本地出生的人，农村—城市人口流动的方向首先是向大城市，虽然小城市和城镇也在增加，但大城市获得了这一时期城市增长最大的份额。纽约在这20年增加了50万居民，而且令人惊异的是，短时间内恰在东河（East River）对面的乡村小镇布鲁克林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很快就融合成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
在南北战争的10年间，城市增长在继续，到1870年，25％的美国人口居住在663个城市和城镇中。虽然有战争的破坏，里士满的人口在1860年到1870年间仍增长了1/3强，而亚特兰大人口则不止翻番。由于城市经济的产业核心部门的罢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