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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林顿政府——我很荣幸曾任职于其中——出台了医疗保险计划，但它仍不失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克林顿上任后的前两年，*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他们又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这两件事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谓意义非凡。如同华尔街券商希望的那样，克林顿也曾致力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环境，公司利润飞涨，股市飙升，CEO们的收入屡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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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向更加激烈地争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竞争型经济转变。超级资本主义没有止步于经济和政治表面上的分界线。在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驱使下，现代公司用尽浑身解数争取竞争优势，毫不迟疑地进入任何可以获得这种优势的战场。华盛顿以及世界上其他有权制定公共政策的首府城市已经变成了竞争激烈的战场，因为公共政策往往会让某些公司或行业获益，同时使它们的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涌入华盛顿的政治献金在过去几十年内加速增长是供求法则的作用结果。在这段时间内，参议员、顾问、内阁成员和白宫中的高级工作人员的供给并没有大规模增加，但是寻求影响政策进程的公司的需求却随着竞争的加剧而大涨。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其中一方的开支越大，另一方的开支也必须扩大，以抵消其影响。
被淹没的民主（3）
我们来看一看最新进入华盛顿力量层之列的谷歌吧。在2004年8月上市之前，该公司一直定位于网络软件世界，从不曾在政治圈中冒险，并以此为傲。但是，在成为市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之后，它就必须融入华盛顿权力集团了。2005年，谷歌花费了50多万美元雇用游说公司和顾问，并在华盛顿的潘恩区设立了办公室。谷歌的高层和说客开始为政治活动筹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谷歌驻华盛顿办公室主管亚伦·戴维森谈道：“谷歌公司的快速崛起和在行业内的知名度使我们不得不和华盛顿打交道。”受雇于谷歌、来自波德斯塔马顿游说公司的劳伦·麦多克斯表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但是，麦多克斯又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政治家。”波德斯塔马顿是一家在两党中都具有影响力的公司，这正是谷歌所需要的。安东尼·波德斯塔是一位资深*党人、克林顿的前首席顾问约翰·波德斯塔的兄弟。他的搭档丹尼尔·马顿是前共和党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德的朋友，两人过往甚密。麦多克斯则是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的前任第一助理。
谷歌别无选择。雅虎、微软以及诸多*已经聚集在华盛顿。仅2005年一年，微软在游说方面的花费就高达近900万美元，微软高层们又向双方阵营中的政治人物捐献了数百万美元。美国政治回应中心的文件显示，雅虎当年在游说上花费了160万美元。微软和谷歌在许多政策问题上都存在经济利害关系，特别是在反垄断、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方面，这种利害关系更为突出。这些政策问题的结论会使竞争天平向有利或不利于谷歌的方向倾斜，这将对公司财务造成巨大的影响。谷歌同样也开始将资金注入布鲁塞尔，在那里，欧洲人也在争论着类似的问题，微软和雅虎已经雄踞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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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与沃尔玛对于银行业的兴趣引发的斗争一样，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是围绕公共利益而展开的纷争，都不过是为追求公司利润而引发的争夺竞争优势的斗争。几乎所有看起来中立的法律或者监管都可能造就赢家和输家，任何微小的成本差异都可能打破原有的均衡。因此，在华盛顿和其他各州的首府中，那些不断增加的要求有关当局在制定法律或者颁布法规之前征求其意见的“利益相关者”，就是竞争地位受到悬而未决的政策影响的公司或者行业，而不是工会组织、环保主义者和社区团体等非经济利益相关者。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第109次国会讨论的几个主要议题，那次会议从2004年一直持续到2006年，你将看到其中的模式。在这一时期，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但是*党在接下来的大多数议题中也介入其中。事实上，党派之分并不重要。一般来说，在这些纷争中，不论是哪一方，都可以看到共和党人和*党人的身影。
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一项议题就是，是否要解除国会禁止开采离岸石油的长期禁令，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以及东墨西哥湾广阔水域上的勘探。毫无疑问，联合起来支持勘探的包括大型石油公司、美国天然气协会，以及由于燃料成本上涨而遭受重创的制造集团。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强有力的反对力量并非来自环境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的确反对这一议案，但并没有多大分量；环保主义者既没有游说力量，也没有财力来扮演重要角色，而且由于他们参与了众多议题，力量被分散，所以其影响力显得相当单薄，以致在这片战场上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事实上，反对者由旅*业主导，因为大型旅店和连锁餐厅担心石油泄露，从而毁掉佛罗里达的原始海滩和加利福尼亚迷人的海岸线，那样会让它们损失几十亿美元。两位共和党州长——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都积极地游说反对该举措。许多来自美国海湾地区的代表也都表示反对。最终生成的法律对钻探进行了限制，以把可能对旅游业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被淹没的民主（4）
即便是那些似乎关于社会或者“文化”议题的斗争也可能具有误导性。2006年10月，国会通过了禁止用信用卡支付网上赌博的法令——这实际上相当于禁止所有的在线赌博。从表面上看，这项立法的目的是要减少一项被认为是不道德或者容易上瘾的活动对于公众的伤害，但实际上，领头推动这项立法的正是赌场——美国有超过900家赌场——它们把在线赌博业的巨大增长视为对自身利润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希望自身的经营不受限制。很明显，在线赌博越是便利，人们就越不会前往最近也在数百英里之外的赌场。这项法令可谓美国博彩协会的一次伟大胜利，该协会代表着美国最大的赌场运营方。随着该法案移交到众议院，产值达15亿美元的赌马业的说客们同样表现不俗，开创了一个豁免先例（自从2000年以来，他们已经为立法者们捐献了超过300万美元）。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的说客确保了该法案不会限制“梦幻体育”系列游戏，棒球再度流行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游戏的普及。而代表便利连锁店和各州的说客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该法案影响彩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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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政治的操纵，同样影响着广大民众对当前议题的认识。游说活动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你的观点提供更加明智的证据，这通常需要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以及数据收集人员和处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另外，还需要那些可以使任何决定听起来都显得合情合理的语言大师的加工。立法者需要证明他们决策的正确性——即便无法直接向广大民众证明，至少要向对于最后结果敏感而多疑的媒体证明这一点。监管者必须让法官们相信他们并没有武断地作出决策。由于争执中的各方都要争取最有利的结果，因此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专家论证，但他们也明白，其中某些论据只有一半是事实，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裸的欺骗。这导致了更加广义的*——学术*。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教授政策课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些情形。公司付费给“专家”证人来作证，他们的论证刚好足以支持客户，同时又不必出卖自己的职业道德。20世纪90年代，我在劳工部工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专家”变得不顾廉耻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深受爱戴的教授和华盛顿智囊团的“高级研究员”在国会听证会、监管会议，甚至在他们一定也很了解的华而不实的媒体上作论证。他们很少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受雇于与他们的结论利益相关的公司或者贸易联合会。
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更多的专家抛弃了职业道德，因为在这段时间，商业竞争加剧了，经济利害影响更大了，而且公司及其说客愿意向专家支付更多钱。就像其他可以交易的商品一样，如果价钱合适，良心也是可以收买的。
在这些年里，专家证人成了公司在联邦地区法院进行法律诉讼的法定组成部分。诉讼往往不是发生于公司与政府公诉人之间，而是发生于争夺竞争优势的公司之间，例如控告对方侵犯专利或者版权、从事违反反垄断法的掠夺性商业行为、废除合同或者使合同变成一纸空文、强加或规避债务。参与诉讼的专家通常提供互相冲突的数据和分析结果，让法官及其工作人员花费无尽的时间归纳整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之间的法律诉讼成了联邦法院中增速最快的诉讼类型。
被淹没的民主（5）
大规模立法斗争造就了大量收入颇丰的专家。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内部预算文件，在2003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预计联邦医疗药品福利提案会引发争议，于是拨出100万美元的预算授予“经济学家智能回音室—— 一个由经济学家和思想领袖组成的常设网络，一个通过论文和证词来反对联邦价格监管控制的快速反应团队”。在国会正式考虑医药福利案之前的几个月，贸易集团为研究和政治机构出资200万～250万美元，“以建立智力资本，并从可靠来源获取更大量的信息”支援医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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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与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声音相对——正在被淹没。我们甚至可能会丧失自信：作为公民不得不说的问题是否重要？造成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大公司通过共谋将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淹没或者边缘化，而仅仅是因为公司争相投身于日益升级的政界竞争，以求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种不断升级的竞争，使华盛顿和其他州府城市中的游说声日渐喧嚣，以致即使公民大声呼吁，政府也难以听到这些不和谐音。超级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淹没了*制度。
政治竞争有多种形式。当选的官员蒙恩于公司的说客，他们从客户那里为这些官员筹集了越来越多的竞选捐款，同时这些官员担心选举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得到这笔钱，因而向说客及其客户勒索更多的捐款。国会听证会和监管过程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代表不同公司或行业部门的专家证词和文件，而这些公司或行业部门将受到那些即将出台的政策的潜在影响。法院中满是公司律师提出的诉讼，指控监管调查结果或程序有利于某家公司或者行业内的某些部门，不利于其他公司或部门，或者指控法院审判的结果有利于某个政府公诉人，不利于某家公司。报纸和广播也在日益频繁地宣传那些由公司所聘请的公关炒作高手为美化公司而编造的故事，或者是为了保护公司、对其竞争对手聘请的公关专家所编造的故事予以回击。
随着竞争的升级，进入政治竞争领域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没有财团支持的个人和组织很少能突破重围。位于华盛顿的“公共利益”组织仅靠相当于公司游说预算中一小部分的资金维持运营，而在华盛顿之外则很少有政治关系。网络是一条募集竞选资金的有效途径，博客世界是一种发表观点、发泄挫败感的喧嚣的方式，然而，这些网络论坛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直接或是系统的联系。
另一方面，曾经就公民所关切的问题仗义执言的机构几乎已消失殆尽。华盛顿仍然存在工会组织，它们的选举捐款依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党而言，但是它们已不足以对那些对劳动者有巨大影响的决策有强大影响力了。负责考量“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已经被大大削减。立法者对地方性的利益集团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即使它们组织成全国性的联合会，也不会得到更多，因为立法者要花更多时间为募集竞选专用款而向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高层管理人和说客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政治回报仍然源源不断，但已不再符合行动的初衷了。比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曾经在1944年一手促成了《退伍军*利法案》的出台，而现在这类联邦组织已经风光不再。与《退伍军*利法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4年克林顿推动立法，尝试提供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险计划。尽管该法案在**会获得了提案，但克林顿的立法机构仍然归于失败。其中部分原因是该提案过于复杂繁冗且官僚化。另外，还因为它缺乏广泛的工商业组织支持。各家公司的游说反对来势汹汹，同时克林顿也没有建立有效渠道，动员民众支持。
转向的政治（1）
最近这些年来，“公司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悖论的假想答案。在今天的商学院里，它是人们讨论的热点，比如，2006年，超过一半的工商管理课程的负责人要求学生们至少选修一门与此相关的课程。超过80％的公司招聘人员表示，商学院毕业生应该对该课题有所认识和了解。每年关于这个主题的公司研讨会要举办几百场。成千上万的公司高层管理人认真聆听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顾问们阐发其重要性。世界上顶级企业的CEO及政府官员，每年聚集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严肃地讨论这一问题，并对他们的使命发表宣言。此时，众多“社会责任审核员”正在评价公司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数百家公司拿出漂亮的公司报告，鼓吹它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拥有全职工作人员、网站、时事通讯和基金理事会的非政府性组织制定了社会责任方面的公司行为规范，并根据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为它们评级。全球至少有800家共同基金宣称它们致力于此。1999年，在达沃斯发起的联合国全球契约列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截至2006年，已经有超过3000家公司签署了这一协议，英国甚至为此委派了一名部长。
这些行动绝大多数是严肃的，有一些还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是几乎所有行动都发生在*流程之外，几乎没有一项能改变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把它看做*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超级资本主义的逻辑。它也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重要的工作：保护并推进公共利益，避免超级资本主义将政治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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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趣愈加浓厚与对*制度信心的下降密切相关。现今，改革者们常说，他们发现游说公司高管比游说政客更容易；他们认为，推动某些大公司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比试图修正公共政策更为有效。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乔纳森·拉希说：“政府在环境问题上没有发挥其领导作用，而产业界却越来越乐于对此发表看法。”
对政治的嘲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拉希的观点仍然令人感到奇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府之所以无法发挥领导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些年来大公司越来越有效地阻止了政府在环境或者其他可能会让公司作出它们不想作出改变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什么产业界想努力阻止政府涉足某些问题，而它们自身却越来越乐于对那些问题发表看法呢？当然，在公司中，致力于加强公司社会责任感的人，通常不会同时积极游说反对要求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感的法律规则，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主流现实：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于竞争的原因，整家公司必须坚决拒绝做任何有损于公司业绩的事情——对于任何无益于赢利的事情，都不会优先考虑。
对于*制度的嘲讽也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分散我们改革*制度的注意力。诚然，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国家中，公民很少能借助国家本身的*政治来影响大型全球性公司的行为，但是很明显，美国或者欧盟的公民不在此列。任何希望在这些庞大而繁荣的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都必须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甚至加利福尼亚州也可以制定本州的环境法，因为很多全球性公司都希望进入那个广阔市场。而且，总部位于美国或者欧洲的全球性公司大都需要参与重要的全球性市场活动——星巴克的采购量在全球咖啡产量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麦当劳在世界牛肉和鸡肉市场占有很大份额，沃尔玛是世界最大的零售商，家得宝是全世界最大的独立木材和木制品的采购商。因此，美国或者欧洲的法律就可以控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全球性公司的行为。这些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的公民由此认为，与通过*进程来让公司更具道德感相比，直接作用于公司本身更有效。他们完全错了。
转向的政治（2）
大公司如此热情地接受公司社会责任的原因非常容易理解，这样做可以得到舆论的好评、取信于大众。一份宣称公司将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宣言也许同样可以先发制人，阻止政府的立法，或阻止监管机构就某些影响极坏、且受到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立法或予以监管，比如，运输石油不慎引起严重渗漏，或者不尊重海外*。这种抚慰性的责任承诺可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了对于严格的法律和监管的需求，或者让民众相信，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那些签署了行为条例、承诺规范自身行为的公司看似为承担社会责任采取了重要步骤，但实际上，迫使它们努力吸引并维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无法承担起社会责任，至少它们的行动不会有什么重大意义。
与此同时，政客们也同样不会去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也许会赞同一些作表面文章的公司道义法案——他们甚至可能会因推动公司签订宣言或者承诺作出改变而受到赞誉——然而，他们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引起董事会或者公司基金募捐者反感的行动。他们不必作出选择，也不必表明立场，尽管他们看起来似乎在提倡有道义的公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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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向超级资本主义迈进，弗里德曼那个时代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已经受到了投资者的惩罚。卡明斯引擎公司是倡导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