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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的收入涨幅也不足1％。
在这数十年间，收入最高的阶层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情况是，极少数人握有绝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少的人握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速度日趋加快。从20世纪初期开始，曾出现了一次影响重大的收入平等的倒退，并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达到高潮。到了2005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所得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于1929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除了2000年短暂的股市泡沫期间）。
大部分财富以投资收益的形式流向了已经非常富有的人群。富有阶层拥有的股票远多于中产阶级投资者，因此资本所带来的回报让他们获得了极高的收益。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是新近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2001年，最富有的的人群申报纳税830亿美元，哈佛大学的卢西恩·别布丘克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亚尼弗·格林施泰因教授对此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金额——480亿美元——来自美国公司职位最高的5位高管的收入总和。企业高管们包含股票期权和津贴在内的平均收入为640万美元；CEO的平均收入为1430万美元。研究者把高管的收入与所在公司的总收益逐年进行比较，发现其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支付给5位高管的薪酬一般占总收入的5％。到了21世纪初期，高管的薪酬达到了10％。到了2006年，CEO们的收入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比重是20世纪80年代的8倍。
如何来解释这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轨迹呢？是高管们变得更加贪婪了，还是公司董事会更不负责任了？是CEO们更狡诈了，还是投资者更驯服了？又或者，是华尔街更容易*控了？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对此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40年前，在大公司，包括高层在内，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受到强大的企业、壮大的员工队伍还有政府间接参与的谈判的影响。寡头公司和行业工会直接就员工的时薪标准进行谈判，白领员工知道他们的工资级别间接受此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大公司类似于公务员系统。这些寡头公司中的高管必须与有组织的员工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必须与政府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自由设定工资和价格，得到关于运费、税率或者许可证的监管许可，继续取得政府合约。如果他们的薪酬过高，就显得很不得体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下决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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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其他后果，包括对于环境、社区以及基本礼节的影响，我们同样具有两面性。三四十年前，*资本主义对这些实施了保护措施：积极立法保护环境，公司没有因经济压力而舍弃故土，电视、广播和电影中的言行受到严格规范，法律严禁传播**内容。但是从那以后，我们这些新获得权力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可以找到更加实惠的交易了。
我认识不少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他们对大气中一氧化碳排放量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后果深感忧虑，对继续向空气中排放一氧化碳的大型能源公司和不作为的政界人士愤慨不已。可也正是这代人，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在使用运动型多功能车或者四轮驱动汽车代步。更富有的一些人会驾驶悍马，而且家中还有第二辆甚至第三辆汽车。他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要消耗这些能源就会向大气中排放更多的污染物。他们的面积近400平方米甚至更大的住房终年维持适宜的温度，他们还购置了超薄型液晶电视、无线声控系统、按摩躺椅和漩涡按摩浴缸等。他们把资金投资到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而不去理睬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会遭到怎样的破坏。作为公民，他们对全球变暖异常焦虑；而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他们却积极地制造更多热量。
同样，我们大多数人珍惜传统社区的和谐环境，也正是我们在推动它们消失。在我们的年龄，不少人都应该记得美国许多小镇的传统主街，记得那些各具特色、独立经营的店铺，甚至记得我们的父母和店主之间其乐融融的关系，以及一路上与邻居、朋友的寒暄。近些年来，全美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一直试图重建这些几乎被遗忘的美国小路所具有的氛围和吸引力。你可以在封闭式住宅小区、中产阶级的商业公寓群、都市景观中的“新城”，甚至在一些机场商店和公共住宅群中，找到以前在小镇主街上出售的手工艺品。新奥尔良的旧圣托马斯住宅区，曾经是该市最难治理的贫民区，现在却变成了“河流花园”，相当于19世纪后期新奥尔良地区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的开发区。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建造的Celebration居民区，是对怀旧潮流的贡献，用Celebration网站上的话来说，Celebration模拟了“富有怀旧风味的社区”，“在迷人的湖边漫步区，坐落着独一无二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店铺和美味诱人的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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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我们可能为公众道德标准的沦丧而忧心。如今的娱乐公司不断地散布*和暴力。电影比以前更庸俗，有更多暴力画面；音乐歌词则更加*，更具*性；有线电视里播放的内容更是肮脏下流；网络就是虚拟的污秽源头；电子游戏中则满是炸开的头颅和四分五裂的肢体。
信奉保守主义的专家大声疾呼，美国文化正流于低俗，并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无处不在的恶魔——自由主义。后来成为道德改革家的保守主义法学家罗伯特·博克这样写道：“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流行娱乐……为自己的无法无天而欢欣鼓舞，攻击那些认为应当有所节制的人……美国不断生产和传播的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所有的变态与荒淫。”对于博克和其他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这头野兽的心脏就位于好莱坞。“好莱坞的很多人坚持在电影中使用泛滥的污言秽语，因为他们把残忍和*看做‘真实’的象征。” 。 想看书来
难下决断（6）
就个人而言，我痛恨流行文化把女性变成了性对象、宣扬嗜血成瘾的侵略，并把这些垃圾传播到我们的家中。但好莱坞并非要对此负责的罪魁祸首，这种颓废堕落与自由主义也没有关系。流行文化的传播是由美国的巨型传媒集团资助的，这些集团中包括福克斯娱乐集团（顺便提一句，该公司由右翼分子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掌管），以及庸俗不堪的《飞越情海》和《飞越比佛利》的发行商。其他大公司也在以*和暴力为卖点，通过广告来兜售从运动服到厨房用具在内的所有商品。
在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问题要简单得多，那时候传媒公司数量不多，每家公司都必须得到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许可，以确保节目内容不至过于偏离美国家庭的接受尺度；那时，电影也必须通过好莱坞审查委员会的评审，而且当时的最高法院颁布法律禁止传播*内容。（法官波特·斯德沃特有一句名言，他说，虽然他难以明确定义究竟什么是*，但当他看到的时候自然会知道。）那时候，消费者和投资者都处于次要地位。操控力量掌握在监管方和几家大型寡头企业手中，包括三大电视网络巨头、几家大型电影制作商和唱片公司，还有几家全国发行的大型杂志。这一点需要提醒现代保守主义者注意，正是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强化了中产阶级的公共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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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资本主义引发的后果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几年前，一家主要由法国控股的*——阿尔卡特宣布，其当年利润将低于预期，消息一出，该公司的股价立即出现下跌。阿尔卡特公司采取了与法国企业的传统做法迥然相异的举措，裁掉了万个工作岗位，并从几个社区撤出，在这之后，它的股价开始反弹。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他上任后的第二个国庆日演讲中解释了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他粗暴地指出，那是由于“加利福尼亚的退休人员突然决定要卖掉阿尔卡特的股票”，实际上，他指的是加利福尼亚的大型公务员养老基金。
加利福尼亚的公务员（也许他们并不把自己看做推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一员）把他们的退休存款投入了被称做“加州公务员退休计划”的大型养老基金里，该基金致力于切断全世界范围内公司与它们的员工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和所有的基金经理人一样，经营这只养老基金的经理人清楚，他们的工作就是使退休人员的资产价值最大化。这只养老基金之所以投资阿尔卡特，是因为该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只要阿尔卡特愿意裁员并削减不必要的成本，而且看起来该公司也很可能会这么做。但是当阿尔卡特的高层没有迅速地削减工资成本时，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就以出售该公司的股票为威胁，强迫阿尔卡特这么做。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并不只针对法国。几年前，该基金曾抱怨德国的能源公司莱茵集团给予所在各城市太多的对其董事会的控制权，致使莱茵集团股价下跌。该集团据理力争，认为这种安排代表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重要纽带关系。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很显然并不为之所动，威胁要卖掉莱茵集团的股票，迫使该集团废除了城市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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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绝大多数人对超级资本主义都持有两种立场，那为什么几乎总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面胜出呢？答案就是，各类市场在回应个体对于更好交易的欲望时极为高效，但是对于个体希望达成的共同目标却非常迟钝。沃尔玛和华尔街把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聚集成强大的力量集合，而曾经集中代表公民价值观的机构却日渐式微。大型寡头企业和全行业工会组织之间的谈判对于更为宽泛的政治经济的重要意义不复存在，当地志愿联合会对于立法机构也不再有巨大影响力，影响广泛的监管机构无力继续维护公共利益，CEO们也不再有成为“公司政治家”的行动空间。
这里存在着强烈的讽刺意味。恰恰是因为超级资本主义的高效和活力，公民对*的需求才比从前更高了。比如，当公司减少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覆盖面时，公共部门提供的福利就变得更为重要。当工作和收入变得更为不稳定时，公共安全就变得更为必要。当公司有赢利压力时，就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和*，避免公司高层投机取巧。
那么，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无法恢复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我们也不应试图这样做。否则，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就会牺牲太多东西。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在无意中朝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那就是由消费者和投资者主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共利益的理念几乎丧失殆尽。
问题在于，我们在市场中作出的选择并不能充分体现我们作为公民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知道并正视消费或投资行为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知道所有其他消费者和投资者会与我们一起克制自己、不去从事那些会带来可怕社会后果的交易，我们也许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能够克制不良行为的消费者或者投资者，我们可能就不会作出牺牲了。默默地自我节制可能是善良的“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公民的我们要想战胜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和监管，使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既是一种个人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选择。例如，出台新的劳动法，使员工可以更加便利地组织起来，通过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这样做也许会稍稍提高我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特别是不受全球竞争影响的地方服务业。作为消费者，我并不非常喜欢这样，但是作为公民，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我也同样支持对股票交易征收小额证券交易税，以减缓资本流动的速度，让人们和社区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做也可能会使我的养老基金回报减少一小部分，但是作为公民，我认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应该设置一个“断路器”，防止赢利的大公司于一年内在某个社区中解雇超过一定比例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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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的民主（1）
美国人对*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其他许多*国家的公民也同样信心不再。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谈及的，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前所述，对于这一转变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对于美国以及这种现象目前程度略轻、但同时愈演愈烈的其他国家来说，更可能的原因是金钱在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来自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正如我后面将要证明的，那些献金正是促使经济繁荣的超级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产品。随着公司开始利用公共政策寻求竞争优势，竞争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其负面结果就是：*制度回应公民意愿的能力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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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基本上不存在争议——来自公司的越来越多政治献金注入了华盛顿和其他州首府城市，这一事实显而易见。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态势从何时起开始逐渐升级，就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公司的政治献金开始涌入之前，华盛顿是一个相当破落的地方——正如约翰·肯尼迪所言，华盛顿是“一座兼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即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方代表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市区的大部分地段仍然相当破败。如果某位说客要留下来吃午餐，我就把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对面蟑螂肆意横行的三明治店去，那样，饭后我就永远都不会再见到那位说客了。但是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重返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明治店早已不见踪影，大街上遍布着耀眼的豪华旅馆、高档餐厅以及时尚酒吧。从乔治城一直到国会山，到处是光鲜夺目的建筑：由玻璃、铬和抛光木料建造的各具特色的写字楼群；设施完善的公寓，其门卫清楚地知道每一家住户的姓名和需求；有着大理石门廊、厚地毯、轻音乐和花岗岩前台的旅店；使用亚麻餐巾纸、皮面装订菜单和沉甸甸银器的餐厅，它们提供75美元的牛排和400美元的法国大瓶装美酒。位于国会山底层的查理帕尔默牛排店凭借其存有上万瓶佳酿的酒窖闻名遐迩。紧邻乔治酒店的Bistro Bis餐厅为客人提供裹着薄薄一层面包屑的松脆油炸鸡腿和吉普赛风味牛杂。位于第19街的Palm餐厅推出了更为昂贵的餐饮，那些精心设计的美食甚至可以让最疲惫不堪的公务员胃口大开。
献金流所到之处，一切都贵了起来——不仅包括酒店和餐馆里的账单，还包括华盛顿的律师、说客和专业公关人员的报酬，以及华盛顿房地产的价格，甚至周边城镇房地产的价格也随之高涨起来。2005年，华盛顿有7个县进入人口调查局选出的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20个县。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给予候选人选举办公室的政治献金也有了大幅增加。随着政治献金的增加，每位候选人对于可能有多少钱流向竞争对手都十分敏感——除非这位候选人的竞选款项庞大得足以吓退其他竞争者。这样一来，曾经热衷于所在州或区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参议员和代表们——特别是那些加入了全国联合会的人——日益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募集更多的竞选资金。而最大的竞选资金来源就是各家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公司高管，以及“锁定”了来自公司高管和商业联合会的政治献金的公司说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淹没的民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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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政治领域的公司政治献金的激增始于罗纳德·里根的当选，之后一直延续到乔治·布什当政时期。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大公司与共和党达成了一笔交易，根据这种假定，大公司为共和党人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保证共和党人保持永久性的多数席位，作为回报，共和党推行坚决的重商政策。布什执政期间臭名昭著的“K街计划”就是一笔典型的交易，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以及其他共和党领袖向公司和贸易团体施压，要求它们只雇用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的说客。
然而这种解释太过简单了。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司政治说客的人数在全世界范围呈增加态势，也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流向美国政界的日益增加的资金大体上两党兼顾。*党人在1994年丧失了对国会的控制权时，已经开始依赖于来自公司的政治献金了。*党代表托尼·科埃略叫嚣道：“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企业都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是多数党。”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会竞选委员会的领袖，他开始勒索美国的公司。科埃略极力寻求获得与共和党所拥有的数额大体相当的政治献金，并最终达到了目的。美国无党派组织政治回应中心的数据显示，1990年，卡车运输业把151万美元政治献金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分别捐予*党和共和党。这种均衡状态一直持续到共和党人在1994年重新执政才有所变化，并在2006年*党获胜之后重新恢复。（根据一家追踪政治捐赠的组织——政治献金线的数据，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07年第一季度把献金的给了*党人。）当然，科埃略所设想的公司对于**会的依赖，也使*党依赖于公司的施舍，这一点在1994年他们败北之前的几个月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党人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险计划，因为他们的赞助公司反对这样做。
尽管克林顿政府——我很荣幸曾任职于其中——出台了医疗保险计划，但它仍不失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克林顿上任后的前两年，*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他们又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