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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行者之一，当它的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回报时，该公司不得不放弃其家长式的雇用政策和对社区的慷慨捐助。戴顿…赫德森公司，另一家以具有社会责任感而著称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恶意收购中险些被吞并，从那之后，该公司开始特别关注其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曾经同样是美国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之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承诺所有的衣料都来自国内厂家，该公司的销售量在20世纪90年代直线下滑，被迫淘汰剩余的国内生产线。另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先行者宝丽莱公司也在2001年申请了破产保护。在一次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标准调查中，英国零售商马莎百货公司名列前茅，但它的股票表现却太差，以致在2004年被恶意收购了。美体小铺国际公司和本…杰里冰激凌公司都曾经被称为全美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但是后来，在投资者的施压下，美体小铺的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被挤推到了顾问的位置上，而本…杰里公司则遭到联合利华的收购。
在超级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司无法用投身社会公德取代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20世纪50年代，乔治·默克的著名座右铭——“药品是用来为人治病的，不是用来获取利润的。利润会随之而来。”——是代表了社会责任理想的经典陈述。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秉承这一宗旨，它为治疗肆虐于贫困的热带国家的河盲症开发了一种新药品，并免费提供给那些国家，没要一分钱；近些年，该公司又决定向博茨瓦那提供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利润并没有自然地随之而来，在这些年中，默克公司的股价震荡不停。也许正因为如此，该公司才会那么迅速地把止痛药万络推向市场，此举显然缺乏社会道义。安然公司在倒闭之前，曾名列美国百佳雇主，获得过多项环境奖项，它是第一家发布“三重责任”报告的大公司，其中列举它在社会和环境目标方面所获的进展，并且以其慷慨的慈善捐款闻名遐迩。如今回顾起来，安然公司对于社会责任的承诺是否比它对投资者的忠诚更为真挚，这一点似乎十分值得怀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转向的政治（3）
出于同样的原因，投资者并不会惩罚明显缺乏社会公德但保持赢利的公司或行业。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在所有石油公司中是最高的。尽管该公司因明目张胆地反对非矿物燃料、质疑全球变暖的现实而被一些环保团体指为“不法之徒”，投资者对其股票依然趋之若鹜。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以及他们代管的绝大多数退休存款的投资者，只关心公司业绩。巴布森资本管理公司的常务董事安东尼·马拉马克谈道：“我从未见过投资者因为CEO的收入太高而不买该公司的股票，也从未见过工会成员因为非工会商店卖价格低廉的诱人国外商品而去联合抵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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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社会改革家们把揭露公司的不当行为作为一种手段，用以动员政界支持新立法或者新规则，抑制这些行为。进步时代的丑闻揭发者艾达·塔贝尔发表于1904年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一书推动了反垄断法案的出台，导致该公司被裁定拆分。厄普顿·辛克莱发表于1906年的经典之作《屠场》对肉类加工行业进行了揭发，催生了国内第一项健康与安全法规。拉尔夫·纳德1966年发表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揭露了汽车工业对于安全的漠视，催生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这类曝光的目的并不是要向那些公司个体施压，以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而是要发起政治上的行动，从而使所有公司都必须遵守规定。这些努力不能取代政治行动，但至少是发起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
自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家们向那些在南非经商的公司施压，要求它们遵守一项名为“苏利文原则”的自愿反歧视大纲，该原则以大众汽车董事会成员和部长利昂·苏利文的名字命名。内容包括呼吁消费者和投资者联合抵制那些未签署该原则的公司。但是，其目标却是政治性的——强迫南非政府废止种族隔离政策。在美国，这次运动最终促使国会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结果，许多公司关闭了在南非的办公机构。最终，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被瓦解了。
绿色和平组织在1995年发起了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针对壳牌石油公司的媒体运动，反对该公司把一个旧石油存储平台沉没于英国北海，这次运动有着特别的政治目的。尽管这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壳牌石油公司的联合抵制，但其目的并不是谴责该公司，而是要动员政治行动，以使将来再也没有哪家石油公司可以用把废弃的油井钻塔直接沉海的方法来简单地处理废弃设备。那次运动是成功的。颁布于1998年的《奥斯陆…巴黎公约》规定，所有类似的旧钻井平台都必须在陆地上进行分解和废弃处理。
发起这些运动是为了改变游戏规则。作为一个整体，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可能最终需要支付比从前稍高的价格，比如，由于国会对南非实行了经济制裁，因此，美国无法再从南非金矿开采黄金，导致金价上扬；再比如，在北海开采石油的废弃处理成本增加了，从而使石油的价格有所提高。但是，民众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这些价格的小额提升是值得的，这是由*进程所决定的。｛1｝工会组织同样向大公司施压，要求公司允许员工通过投票决定是否应该组织工会——但是，这些行动同样带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借此改变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力量对比。 。 想看书来
转向的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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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某一公司美誉度的公关战争可能会使用政治竞争中的所有手段，但是这些战争的结果却完全不是政治性的。没有什么人因此在选举中胜出或被罢免，没有形成什么程序或讨论平台，也没有改变任何法律或法规。这类战争的争端不是从全局考虑什么是最佳政策，而是某一家公司是否具有社会公德。这是一种伪政治——是对于真实问题的极大扭曲。
反沃尔玛运动的参与者们用崇高的字眼形容这场战争。著名环保运动领导者卡尔·波普在2005年加入其中，他说：“这是对一种商业模式的攻击。”沃尔玛观察组织（一个反沃尔玛的联合组织）的执行董事安德鲁·格罗斯曼解释道：“我们并非想让沃尔玛关门。我们之所以锁定沃尔玛，是因为它对于它所触及到的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大影响。”格罗斯曼承认，沃尔玛的确以最低价格提供了各色商品，但他同时指出，这“有时候会让整个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场运动的目标是为了让沃尔玛“赚取更多利润，而非承担更多责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到底在追求什么？
这一运动使用了印刷品、广播、视频、图书、网站、组织活动甚至电影等方式。美国最大的教师联合会的成员上演了一场对于沃尔玛的联合抵制，号召学生及家长不要购买沃尔玛出售的学生用品。在沃尔玛的诞生地——阿肯色州，一个自动电话系统给几万个家庭打电话，寻找举报者，搜集关于沃尔玛的负面消息。另外，网上设立了一个在线工具箱，任何社区团体都可以使用它来阻止沃尔玛进驻自己的城镇。
这个运动是由那些在真正的政治领域有直接经验的人来领导的。组织者之一保罗·布兰克，曾经是霍华德·迪安总统竞选活动的政治办公室主任。另一个组织者克里斯·科芬尼斯曾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协助发动了一次运动，使韦斯利·克拉克上将获得提名。吉米·乔丹曾是约翰·克里2004年总统竞选活动的前任主任。特雷西·塞弗尔曾经是**家委员会的助理，在2004年负责散布关于小布什的负面新闻。
作为回应，沃尔玛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发起反抵制运动，把沃尔玛描绘为一家善待员工、关注环境，并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沃尔玛雇用了一流的前政客团队——以迈克尔·迪弗和莱斯利·达思为首，前者曾经是罗纳德·里根的形象设计者，后者则是比尔·克林顿的媒体顾问之一，他曾经策划了阿尔·戈尔2000年的总统选举辩论。这个团队还包括乔纳森·阿达森克，他曾经为约翰·克里主持过国家代表战略，还有大卫·怀特，他曾协助安排1998年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南希·约翰逊的二度参选。该团队的顾问是特里·纳尔逊，他曾担任小布什2004年竞选活动的国家政治办公室主任。
沃尔玛投放了大量的商业广告，黑人、西班牙裔和女性员工在广告中夸耀沃尔玛的福利待遇和自己的职场机遇。沃尔玛还针对亚裔顾客制作了使用亚洲语言的广告，另外还有西班牙语广告，在百余个主流媒体上刊登的整版广告，以及在精挑细选出来的高端媒体上投放的大幅广告，都在抗议反对者歪曲该公司的形象。“批评家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潜在利益而扭曲了事实，而此时正是我们有责任说出真相之际。”李·斯科特的这番话被《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一个跨页广告引用。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选举活动中，曾提到“一个名为希望的地方”｛1｝，沃尔玛发布了一则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广告，镜头上首先出现了萨姆·沃尔顿的第一家廉价品商店的家庭式的形象，配以洪亮的旁白：“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个小镇主街的伟大梦想，萨姆·沃尔顿的梦想。”。 最好的txt下载网
转向的政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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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身对社会责任的热烈追求也削弱了公众的意识，使大众疏忽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棘手问题。对于公司善行的生动展示，很可能会掩盖一个*社会本应尽力解决的问题，如果大众明白问题的真正本质，那么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此外，由于公众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很短，这种短暂的善行展示可能会先入为主地取代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有线电视公司不断向订户传播*和暴力内容，联邦通信委员会和保守派立法者对此深表焦虑，并提出抗议。鉴于这种情况，有线电视运营商在2006年年初宣布推出家庭友好型频道的一揽子计划，这样父母就可以保护孩子们免受精神污染了。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在确认有线电视公司的计划之后表示：“现在还没有必要动用立法手段，我们必须赋予这个计划实施的机会。”但是，有线电视公司以前就曾经作出类似的承诺，但从来没有兑现过。可以想象，除非国会或者联邦通信委员会出面阻止，否则这些公司还将继续传播大量的*和暴力内容，因为这些内容非常赚钱。
不久以前，卡夫食品公司宣布将停止面向12岁以下儿童的某些产品广告。消息一出，卡夫公司被推崇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光辉典范。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卡夫做出这个举动之前，一份发布的政府调查报告认为，直接针对孩子们的广告是造成儿童肥胖的原因之一，国会还拟订了两项规范这类广告的法案。卡夫先发制人，抢在这些议案出台之前作出决策，从而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可以决定如何对儿童打广告，以及打什么样的广告。卡夫公司应对肥胖策略的总工程师迈克尔·马德表示：“假如烟草行业可以回到二三十年之前，改革它们的营销模式、收缴批评者的武器、牺牲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了解它们现在所了解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它们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随着公众要求立法严禁针对儿童发布垃圾食品广告的压力日渐攀升，在卡夫发布宣言之后，大众磨坊、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公司纷纷把至少一半的针对儿童的广告变为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信息。但是对于如何定义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这些广告与用另一半广告预算推广的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广告是什么关系，这些公司显然都不清楚。
无独有偶，最近新闻集团公司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广告宣传，以推动网上安全提示，提醒少女提防在网上遇到坏男人。看似是一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举动，不是吗？不要对此信以为真。几个州的司法部长已经威胁要对新闻集团MySpace网站采取行动，迫使它为家长提供可以安装在家庭电脑上的免费软件，以阻止孩子们登陆该网站，以增强网络的安全性。这些措施势必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因此，新闻集团发起了自发的“有责任的”运动，以避免那些措施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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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政治家们已经习惯于公开批评表现不佳的公司。被点名的公司高管们会被拉到国会委员会面前，由国会成员轮番谴责。但是没有出台法律，强制这些公司在未来有所改变。
有人认为，这种公开的谴责和随之而来的暂时直言不讳的揭露将会改变公司做法，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误导，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建立规则、平衡消费者和投资者与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上转移开。这样做便于政治家与这些受谴责的公司和行业维持良好的关系——获取竞选活动捐款、与各位高管一起享受几场高尔夫球、从公司说客那里获得形形色色的好处——同时又可以向公众展示他们对于做了错事的公司是多么的“严厉”。在此，公众再一次被误导，认为*制度运转正常，而实际上真正发挥作用的不过是企业的公关。 txt小说上传分享
转向的政治（6）
在2005年和2006年年初，石油价格飞涨，石油公司赚取了惊人的超额利润，而与此同时，数百万美国人不得不为汽车燃油和家庭取暖支付更多费用。这引发了大众的呼吁，要求国会针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但却没有对此进行过相关讨论。而国会也仅仅责备了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并公开谴责了这些公司。当油价和利润逼近历史纪录时，衣阿华州共和党人参议员、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石油天然气行业，要求这类公司把当季获利的10％用做慈善捐款，帮助穷人支付冬季的取暖费。格拉斯利这样写道：“你们有义务帮助那些不富裕的美国人应对高昂的取暖燃料费用。”
格拉斯利的警告被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但是显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石油公司怎么会自觉自愿地让出它们的利润所得呢？公开谴责的唯一效果就是使格拉斯利及其同党在公众心目的形象显得更富有同情心，同时向一些公众表示，国会对于创下纪录的石油价格和利润“有所作为”。但是关于对公司暴利征税的真正讨论却被格拉斯利的举动转移了方向，公众从来没有机会作出决定——迫使石油公司交出部分利润可能会使它们减少石油的勘探和开发，这可能会使未来的油价进一步升高——用此项税收去帮助那些低收入的石油消费者，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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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家们要求公司采取措施自发地关心公众利益时，同样偏离了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例如，参议员格拉斯利要求石油公司拿出部分利润帮助穷人。在布什政府执政初期，白宫着手发起了一项名为“气候问题先行者”的计划，当时，总统大张旗鼓地呼吁美国最大的工业污染企业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10年内至少降低10％。看上去政府似乎正在针对全球变暖问题采取措施，但事实并非如此。截至2004年1月，在数千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美国公司中，仅有50家同意担任气候问题先行者，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而且仅有14家宣布了具体目标。尽管能源公司是国家最大的污染源，但在这50家公司中仅有6家是能源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气候问题先行者”计划就悄然无息地被搁置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4年的一份报告，对于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跨国公司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但最后又总结道，自发的行动并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这类行动当然是远远不够的。超级资本主义不允许公司展现美德的行为影响公司的业绩。如果竞争对手没有增加成本，那么没有哪家公司会“自愿地”增加额外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监管是迫使公司做出可能会损害公司收益的事情的唯一方式。就像大卫·沃格尔教授在调查了美国和欧洲的所谓公司环保志愿者之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监管，没有极为迫近的威胁，没有几家公司愿意承担这样的义务。宣传公司有着无穷无尽的善心，只要召唤一声，公司就会伸出援手，这是对公众的严重误导——再一次使公众的注意力偏离了应该制定何种监管规范的重要工作。事实上，公司“自愿”发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倡议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忽视了真正必要的工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和规范处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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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资本主义已经本末倒置了。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了*制度。公共利益被作为立法的根据，而这与公司、推动立法的说客和投票支持该项立法的立法者的真正动机几乎毫无关联。监管、补贴、税收、税收减免全都以“公众利益”为理由，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过是公司或者行业为了寻求超越对手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游说活动的产物。广大公众并没有参与其中。公民的声音被淹没了。公众的基本立场掩盖了现在真正的现实——有公司或者行业赢得收益，而有些则蒙受损失。
与此同时，一种伪*也已经入侵了资本主义。政治家和鼓吹者赞扬那些“负责任”的公司，或者谴责那些不负责的公司，而这些表扬和谴责都无关乎界定负责任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公司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道德载体”，这样的信息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忽视了建立法律与规范的首要任务。这一信息同样意味着，公司和公民一样，都是享有权利的道德实体，都有权在一个*社会中得到代表。这些表扬或批评转眼就被遗忘了，几乎根本不能影响消费者或投资者的行为。同时，真正的*流程则被那些寻求竞争优势的公司和行业利用。
要使*制度和资本主义回到正确的位置各司其职，第一步就是必须区分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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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超级资本主义的公民指南（1）
重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