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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会长还建议投资资源开发、矿藏开发和工业投资,并称“有发财机会,无任何风险”,事实上资源开发项目早有大量跨国公司介入,小资本、小企业生存空间已较艰难,而在非洲、尤其刘会长建议的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各国经营加工制造业,则存在政策不稳定、劳动力资源匮乏(当地缺乏熟练工人且很难培训,中国工人比例受限制)、不确定因素多等种种难题,未必能获得预期收益,如甘肃惠凯在多哥洛美投资衬衫厂,结果产品单位成本竟高于直接从国内进口,挣扎几年后关门了事;上海华源在马里合资的纺织厂也因主打产品真蜡布成本远高于市场售价而举步维艰。
刘会长还谈到投资医药行业的丰厚利润,而实际情况是,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医药行业的准入受严格限制,中国药品很难打入主流市场,而混迹于大市场里为数众多的街头中国卖药者,经营既不规范,利润也无保证,甚至居无定所。至于刘会长津津乐道的“清凉油神话”,20年前容或如此,但如今由于中非贸易联系紧密,即使偏僻市集也随处可买到,且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已有厂家仿制,清凉油早已“下凡”,不再有昔日的光环。
为打动更多的读者、观众或听众,刘会长还编织了众多美丽的轶事或神话,然而这些更加漏洞百出。
刘会长称西非很多国家“鸡不生蛋”,事实上不论贝宁还是加纳,多哥还是马里,城里街头、墙上,都不难找到“养鸡场供应鸡蛋肉鸡”的广告,不少国家还把鸡肉分等,“肉鸡”价格高出“蛋鸡”数倍,若西非鸡都不生蛋,“肉鸡”、“蛋鸡”云云岂不成了笑话?
刘会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非洲的鞭刑”,并猜测是“大象和犀牛皮做的”,还讲述了“私刑”、“小偷市场”等耸人听闻的故事。事实上非洲一些地方按古老习俗或宗教教规,的确存在诸如砍手、投石、木棒之类私刑,但“鞭刑”(刘会长刻意强调是“三鞭”)却是马来人的传统,至今新加坡仍在沿用,非洲却不见踪影;刘会长还说科特迪瓦对小偷一律处死,这更是无稽之谈:这个前法国殖民地自1960年8月7日独立以来,一直沿用法国的大陆法系,更重要的是,科特迪瓦于2000年正式废除了死刑,成为非洲仅有的11个取消死刑国家之一。
刘会长谈话的高潮,是描述其2002年8月在科特迪瓦被“非洲六部”加冕为“六部大酋长”并赠送“国家土地100公顷”,仪式之盛大,堪比“20年前一届”访问当地的美国总统。
西非各国早已实行共和政体,虽有“酋长”、“埃米尔”等荣衔,但都是传统的象征称号,并无土地、行政实权,有些国家也会将“酋长”称号授予有贡献的外籍人士,但同样是荣誉性、象征性的,不可能也无权赠与土地;科特迪瓦在2002年8月正处于激烈内战之中,国家本身四分五裂,很难想象负有安全责任的“内务部长”会参加这样一个仪式,何况“内务部”负责警察和治安,“授予酋长”不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国家授予土地”则更是越权得离谱了,何况西非各国部族众多,小小的多哥也有41个部族,加纳有14个,科特迪瓦有60个,彼此互不统属,何来“六部大酋长”的编制?
美国历届总统访问非洲者寥寥无几:1979年卡特首访尼日利亚、利比里亚;1998年和2000年,克林顿两次共访问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坦桑尼亚8国;2003年7月,小布什出访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乌干达和尼日利亚5国,此外,1993年老布什非正式出访索马里(慰劳美国兵),1943年小罗斯福到过摩洛哥和埃及(参加开罗会议),1909年,老罗斯福卸任后去过东非英属殖民地狩猎,以上就是美国总统在非洲的全部足迹,无一及于科特迪瓦,刘会长“堪比20年前美国总统”的盛典,究竟是和谁在比?
刘会长自称“三筛选,四不去”,后者指允许个人持枪的不去,爆发战乱的不去,有瘟疫的不去,自然环境不适合的不去,那么,他所推荐的科特迪瓦内战还没彻底平息,卢旺达、乌干达不但是艾滋病高发区,而且部族冲突时有发生,口口声声“四不去”的他非但不劝阻,反倒极力怂恿,甚至对风险、隐讳只字不提,究竟是何用意?
非洲的确是块开发、投资、经商的热土,但由于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许多地方法制不健全,治安和秩序不稳,存在众多安全风险,近年来中国员工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尼日尔等地多次遇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不少中国工程进展受阻,产生诸多问题,甚至爆发“杭萧钢构”等重大风险;许多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或血本无归,或苦苦经营。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中非贸易处于谷底,不少精明的商人先行一步,在经营中获得过50%、甚至100%的利润,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厂家的涌入,和大批非洲客户直接赴中国进货,利润率直线下降,近几年,即使公认的厚利项目纺织品,利润较厚的品种也只能赚20%左右,一些小商品的利润早已降到个位数。
非洲金融体系不完善,尼日利亚等国出现过著名的“419金融诈骗”,不少国家货币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一些国家实行外汇管制,即使赚到钱,也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寄回国内,成本高,风险更高,2005年西非一名经营地下钱庄多年的印度商人突然卷款消失,造成众多中国商家的惨重损失。
刘会长采用近乎促销的“铺媒体”手段将自己的神话顷刻间传遍中国,甚至北美的免费华人报纸也概莫能外,其中心话题有二,一是希望更多的钱去非洲,二是希望更多的人去非洲,当然,要经过他的手。对刘会长本人的事迹我不便评论,但其叙述中的漏洞是一望而知的。
鉴于刘会长希望说服的对象,是广大对非洲了解极少的农民和农村企业家,作为在非洲生活、经营多年的“老非洲”,觉得有责任提醒一声:非洲有机遇更有风险,决不是遍地黄金的福地,金钱、生命,至珍至贵,在为一些动人的文字和言辞激动、为美好的前景打算痛下决心前,最好先静下心来想一想,问一问。
………【科特迪瓦:首都离大海越来越远】………
提到西非国家科特迪瓦的首都,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是阿比让。这座人口稠密、经济繁荣、银行和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整个西非都宛如梦幻之都。然而在名义上,阿比让只是科特迪瓦的经济首都,在阿比让以北240公里的内陆小城亚穆苏克罗,才是法律意义上的首都。
事实上,科特迪瓦自殖民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至今不过114年历史,首都却换了3次,创下非洲近代史上迁都最多的纪录。这四次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大海越来越远。
1893年3月10日,科特迪瓦正式成为法国殖民地,当时的首都大巴萨姆紧邻几内亚湾,位于著名的埃布里耶泻湖入海口和科莫埃河口之间,这里不仅是当年科特迪瓦最大最好的港口,还是该国经济命脉——热带经济作物——的集散地;仅过了17年,首都换成了埃布里耶泻湖畔的港城班热维尔,在法国人和当地人的苦心经营下,后者很快抢尽前者风头,成为最大港口、最大热带作物集散地,和西非著名的教育、文化和艺术中心。班热维尔周围地势宽阔,港阔湖平,虽然离海比大巴萨姆远一些,但许多人都认为这里的却是天造地设的首都。
没想到班热维尔的首都命刚刚比大巴萨姆长一倍:34年后的1934年,首都从这里迁到了阿比让,一座只有6年历史、位于埃布里耶泻湖北岸的小城镇。
当时的阿比让可谓要多寒酸有多寒酸:它有码头,但由于离海足足有近4公里,泻湖中有浅滩沙嘴,大船根本靠不了岸;他有居民,但几乎都是建都后迁来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直到1960年独立,阿比让也只是个仅有27万人口的小城市。
独立后阿比让迅速繁荣起来,人口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飞速增长,西非最大的航空港、港口和金融中心相继诞生,这里成为让邻国艳羡的“西非巴黎”、“小曼哈顿”,人口也膨胀到300万左右,成为整个非洲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很多人都认定,繁华的阿比让是和科特迪瓦这个西非大国最为相称的理想首都。
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1983年3月,科特迪瓦政府宣布从阿比让迁都亚穆苏克罗,后者为“立法首都”,而前者改为“经济首都”。亚穆苏克罗离海足有250公里,在定都之前甚至连城市都不是,只是个小小的行政村,对这次迁都行为,许多科特迪瓦人不能理解,著名笑星兼歌星达伊哥曾不无讥讽地唱道,科特迪瓦的首都,总是离大海越来越远,另一些人则抱怨,当年的老总统博瓦尼是因为衣锦还乡的乡土观念才会异想天开把首都搬到这么个荒凉的地方,因为亚穆苏克罗恰是博瓦尼的出生地。
这些讽刺虽不无道理,却忽视了科特迪瓦一步步把首都从沿海迁往内陆的真正用意:从大巴萨姆迁到班热维尔,是因为该国外海波涛汹涌航运不便,处于内湖的后者更理想;从班热维尔迁往阿比让,则是因为那里是当时新建的、延伸往内陆铁路和公路线的起点,有利于控扼和辐射更广阔的内陆;而把都城迁往更靠内陆的亚穆苏克罗,最重要的考虑,是更有力地掌控全国,并带动广大内陆地区发展。
但阿比让毕竟是科特迪瓦人苦心建立起来的:为了让这个不便航运的内湖城市通航大船,他们硬是挖开沙嘴,修建了长3。2公里、宽150米、深15米的弗里迪运河,如今这里不但集中了全国85%的工业就业人口和2/3的产值,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亚穆苏克罗号称“立法首都”,但政府、外交使团却仍留在“经济首都”阿比让,甚至连立法的基础——议会也不例外:中国援建的“议员之家”去年7月刚刚交付使用,至今也只在几次重大仪式中派上用场,而此时上距迁都,已过了整整23年。
………【津巴布韦 赢了农场主,输给了农业】………
——对农场主的战争输赢都在其次,但对农业的战争,穆加贝政府输不起,津巴布韦民众更输不起。
11月初,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宣布一项裁决,允许政府“依法没收”白人农场主所拥有的农机和其它农业设备。
这是穆加贝总统2000年起推行的“土改”——没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并分配给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的黑人支持者,尤其是退伍老兵——之最新步骤,即“农业机械化规划”,这项规划将在下一收获季全面推行,代号为“收获之母运动”,政府将为此专设一个新部,即农工机械化部,来指导、监督和落实这项运动。
由于粮食连年歉收(尤其是去年小麦的空前减产),居世界第一、高达8000%的通货膨胀,外汇的极度匮乏,导致农业生产所需的塑膜、花费、柴油和电均远不能满足需求,既不能自产,也无力外购。西方各国对穆加贝土改的反对、抨击和制裁,更让这一困局雪上加霜。在此形势下,“农业机械化”前景再诱人,也只能是镜花水月,不可望,更不可及。
然而穆加贝自有办法:在罗得西亚时代,以及津巴布韦独立早期,境内多达6000家以上的白人农场,机械化普及率很高,在当时甚至居世界前列。暴风骤雨般的土改席卷了大多数农场,并导致大量农机具的损失,但据统计,至少2000家农场主出于各种动机,早在土改之前就结束农场生涯,并将自己心爱的农机具坚壁清野起来,如今的这项法令,打的正是这批“窖藏”的主意。
白人农场主们自不甘坐以待毙,一个名叫“农民正义组织”(JAG)的团体日前已向南部非洲发展联盟(SADC)法庭提起申诉要求干涉,并通过“非洲人权与民众委员会”(CADHP)向世界各大媒体发出呼吁,声称津巴布韦政府如不改弦更张,他们将不惜告到海牙国际法院。
对此穆加贝政府不屑一顾,新闻部长恩德洛伍公开表示,“任何企图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SADC成立于1992年,根据其章程第九条于2005年成立的法庭,在理论上可对类似“津巴布韦农机事件”一类申诉进行仲裁,而实际运作能力几近于零,CADHP更是个远在西非冈比亚班珠尔的民间人权组织,影响力十分有限,对于穆加贝一意孤行的土改,当年的英联邦都无可奈何,今天迹近穷途末路的津巴布韦白人农场主们就更束手无策了。
近来穆加贝也曾放软姿态,多次表示将更多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但迄今被“土改”的4300多家白人农场,获得补偿的不超过300家,且补偿数额远不能抵消损失,在此情形下,不少农场主选择了离去:如今在津巴布韦,仍在正常运作的白人农场仅在400家左右,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农场主可以出走,但农机具却只能留下,对于只要庙不要和尚的穆加贝政府而言,只要还在国内,农机具藏得再隐蔽,也迟早有见天日的一天。事实很明朗,在穆加贝与农场主的战争中,胜利者注定只会是前者。
然而穆加贝赢了农场主,却输给了农业:曾是南部非洲产粮大户的津巴布韦,如今却有410万(占总人口25%)国民处于严重饥馑之中,尽管JAG等组织所指责的、穆加贝政府并未将“土改”所获土地分给贫困黑人,而是在政府官员、军警高层等特权人物中瓜分的传言无法得到证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农场的新主人,在侍弄庄稼方面,较诸旧主们还有相当差距。
也许穆加贝政府真的到了认真反思一下的时候了:对农场主的战争输赢都在其次,但对农业的战争,穆加贝政府输不起,津巴布韦民众更输不起。
………【火中取栗 收获与代价究竟如何】………
——企业的投资安全、员工的生命保障,远比石油和利润更重要、更可贵
据法新社和BBC报道,中海油将收购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海上石油区块49。8%股份,总价值达9亿美元。
据国内媒体“第一财经”电视频道披露的消息,壳牌出售股权的目的,是“重组在尼日利亚资产”,但事实上却远非这么简单:这些海上石油区块都处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这里是针对石油设施暴力袭击猖獗地区,几年来,在这里经营开发的外国石油企业履遭袭击,壳牌首当其冲,几乎每个月都有油管被炸、工作人员被劫持等意外发生,最盛时(2006年1月)5天内竟被袭击4次。局势的危险导致油田作业无法正常运作,今年尼多次因暴力活动导致油气产量下降,一度日产量缩水80%之多。在这种情势下,壳牌自去年起就开始计划减少在当地的投资经营活动,一度甚至打算全盘撤出,最终决定在今年内减资90亿美元。
必须指出,作出类似决定的绝非壳牌一家,美孚、EniSpA、三星,都正实施规模不等的降产、缩资和减少外籍员工的措施,作为老资格石油财团,它们的用意非常明白: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在高风险面前,他们选择了暂时回避。
如果中海油的收购消息属实,那么就实在耐人寻味了,因为这种做法等于把别人抛出的烫手山芋迫不及待地抢在自己手中,其性质不啻火中取栗。
“富贵险中求”,为获得丰厚利益,冒一点险本是值得的。但壳牌这样有经验的石油圈老兵,硬声声吐出已咽进肚里的肥肉,显然不是冲动所致。当地暴力频发的实质,是三角洲地区居民伊博族人认为石油利益分配不公,希望通过暴力引起国际关注,迫使联邦政府重新谈判利润分配问题,其背景更可追溯至60年代末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的尼日利亚内战,和殖民时代英国人分而制之的手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绝非易事,更不是一个企业、一个财团的努力所能左右的。由于问题棘手,尼政府、外国财团普遍采取“事急烧香”的回避应付态度,这更让酝酿暴力的温床根深蒂固。作为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后起之秀,火中取栗的中海油在付出烫手代价后,是否真能取到那些栗子?
事实上这次收购传闻并非中海油在当地首次出手:早在今年4月,其就以40亿美元投资炼油厂的代价,换取4个区块开采权,其中两个海上区块都在三角洲地区,成交不足一个月,针对中国企业的石油暴力便一再发生,使得上述区块勘探、开采进程大受延误,值得一提的是,这4个区块无一例外都是外国财团中标后自动放弃的,其中同样包括壳牌在内。
显然,火中取栗的结果,很可能是既烫了手,又拣不到栗子,反倒帮老奸巨猾的外国财团分摊了风险。近年来油价飙升,国内市场需求日旺,中海油等中国石油大佬以利润为出发点,在海外石油投资上显得有些“急吼吼”,但情急之下,存在许多欠考虑的隐患。
石油是战略物资,任何国家都不会任由他人开采而不存他想,因此海外石油开采从来不是单纯经济行为,其背后是国家之间的博弈;许多第三世界产油国民众对西方财团“偷走石油”心存不满,其中不少人不免把这种不满转移到取而代之的中资企业身上,对于此,中海油等中资企业显然缺乏准备;一些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往往单纯从经济层面看待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大量使用中国籍员工,结果既因不能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激化了矛盾,增加了暴力发生风险,又将更多本国员工以及公司利益本身置于高风险之下。
这种问题决不仅发生在中海油和尼日利亚,今年早些时候埃塞俄比亚欧加登中原油田勘探队被血洗,造成9人丧生;本月初厄瓜多尔突然宣布征收99%“暴利税”,使中石化、中石油面临重大投资损失。火中取栗、得不偿失的错误一再重演。
必须看到,许多风险本身已有先兆:欧加登是老牌热点地区,事发前恐怖组织已发出“最后通牒”;厄瓜多尔的变故,事前也有不少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