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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让雇佣兵在非洲美好岁月戛然而止：苏联解体了，古巴失去了“输出革命”的热情，它们的对手也由于竞争压力的减轻，将向来被认为“费力不讨好”的非洲投资一削再削。它们渐渐发现，资本、信贷、关税、市场、多党制、私有化，这些武器任选一样，都比雇佣兵的枪炮更锐利，更高效，用这些“文明”的方法影响和控制非洲国家，远比让几个上不得台面的雇佣兵搞颠覆和政变更安全、更实惠，于是众叛亲离的萨文比死了，围绕着哈布雷和古库尼的外国人消失了，于是纳德尔即使在科摩罗也混不下去，几番挣扎后，只能颓然回到故乡，在回忆录和访谈里炫耀自己“第一雇佣兵”的身段。
如今的非洲依旧有战乱，但那是非洲人自己的战争，对于他们，骑士般高高在上的雇佣兵老爷和他们精良却脆弱的行头，远不如自己部落的同伴，和他们手里的二手AK、二战留下的四号或MAS老爷步枪、甚至砍刀和木棍可靠，甚至那些处境不利的反叛组织，也宁可让毒品刺激下的娃娃兵上阵，也不愿花钱请雇佣兵：一来他们出不起“后台”们的高价，二来雇佣兵擅长的是“一击致命”，而今天的非洲内战却是旷日持久的血肉相搏，请雇佣兵打这样的战争，不啻于让外科大夫进屠宰场宰猪。
不仅如此，今天的非洲国家已不同往昔，它们的主权意识开始明朗，自主意愿开始加强。非盟自己的部队越来越多出现在非洲各热点地区维和，而列强的军事介入，也更多出现在相关政府授权之后，而在1960、1970年代，这往往又是雇佣兵卖命收钱的好时候。今天的非洲仍偶见雇佣兵的身影，如埃塞－厄战争中双方战斗机的白人飞行员，但他们的雇主是非洲国家政府，他们是这些政府的仆人，而不再是客人甚至主人，如纳德尔之于科摩罗。
纳德尔死了，作为一个多病的老人，他死于2007年10月13日，但作为一名雇佣军，他却死于1995年9月：在那一年他进行了最后一次雇佣军冒险，率领30名雇佣兵轻车熟路地打进科摩罗，结果却一败涂地：这不仅因为他的袖珍军队被法国兵在一周内全部解除武装，更因为不论是被他劫持的总统乔哈尔，或被他威胁上台执政的总理卡比阿，都不再甘做“太上皇”膝下的儿皇帝——他们不但在几个月后便握手言和，更异口同声地要求法国“永远”不要让纳德尔再回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失败的？即使弹丸小国的“太上皇”宝座，也不再属于雇佣兵，他们的时代已经死了。
纳德尔死了，但雇佣兵的时代却早已死去——当背后挥舞的金钱消失，当一支装备精良的白人小分队再不能横行无忌地在几个非洲国家的国境间自如穿越。
………【“看得上病”离“看得起病”尚有差距】………
据《北京晚报》10月20日报道，北京市丰台民政局筹资80万元，率先建立起区级“大病应急救助周转金”，希望通过医疗费报销回笼循环使用，确保地区特困群众能“看得起病、看得上病”。
据称，此举是惩于一些特困患者遭遇重大事故或突发性疾病时，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押金，不仅不能得到及时诊治，且无法进入正常医疗救助程序，从而耽误抢救时间的前鉴，希望用这种方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这种想法自然是积极的，措施也是值得鼓励的，相信许多其它地区的特困患者，都对此举双手赞成，并希望类似措施早日覆盖到自己身上。
然而仔细审视之余，不能不质疑，这种措施毕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说就是“看得上病”易解，“看得起病”难为。
民政局设立周转金垫付急救押金，缓解了患者因无力支付押金而得不到治疗，和医院唯恐患者拖欠诊费而“见死不救”的医患矛盾，医院在政府周转金的支持下可以放心大胆地先救死扶伤再说，而无需一直挂念着那个经济包袱，这样当然可以对急需抢救的患者拉一把，大大增加他们生存和痊愈的几率；但该周转金受益对象是“特困群众”，他们所付不起的，当然不仅是一个押金，这笔钱他们送院时负担重，住院和恢复时负担只怕更重，“周转金”可以保证他们看得上病，不至被马上扫地出门，却实难承担让他们看得起病，接受足够治疗直到恢复健康的沉重负担。
从根本上讲，“周转金”更适合作为全民医保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起到应急、救命的作用。我们看到，丰台区已建立起统筹医保体系，因此“周转金”的“周转”，是建立在医药费报销、垫款及时回笼的假定基础上的，但众所周知，当前如丰台区等地建立起的医保，仍只是初步的、不完善的医保，补贴也好，报销也罢，应付小病小灾尚能胜任，应付大伤大病则力不从心，而“周转金”所针对的，恰是大伤大病大意外，且是特困群众的大伤大病大意外，如此一来，这区区80万的周转金是否真能及时回笼、循环使用，对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将是严峻考验。
必须看到，丰台毕竟有了统筹医保体系，具备了实行“周转金”政策的一定基础。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许多地方的统筹医保体系比丰台所实行的还不完善，一些落后地区甚至尚未建立，显然，在这些地方推行丰台的做法，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而这些地方又往往是特困患者最多、也最需要帮扶的。
还必须看到，丰台的政策留了个小小的“尾巴”：“地区特困群众”。由于丰台区的统筹医疗保险只覆盖“本区城乡居民”，建立在报销汇款基础上的“周转金”政策，势必只能顾及这些有户口的本地特困人口，而对大量在本区工作、生活的外来人口无能为力，这些人为本区的建设、发展出过力、流过汗，人吃五谷，焉有不病的，难道他们出了意外，送到医院，医院能以“周转金不覆盖”为由推出门外？抑或不管是否人命关天，都先验过户口本再往手术台上抬？
建立“周转金”自然是大好事，但要实现决策者确保特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的初衷，还远远不够，全社会和有关部门努力的方向，仍应是尽快实现全民医保，而在此之前，应努力将商业医疗保险、社会捐助等“报销”以外的手段和“周转金”牵上线、搭上钩，让更多特困群众的健康得到保障，可喜的是，“十七大”上一些相关人士的表态，让大家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
………【莫让阴谋论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近来《货币战争》和《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两本书在国内颇为风行。这两本书内容和表现手法虽然各异，但共同的一点，就是极力渲染了“美国金融”、“美国资本”、“美援”的“杀手特质”，即它们都是为美国政府所谓“不流血战争”服务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都极可能是阴谋和潜在威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已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出版大国，每年出版各类图书23万多种，关于美国金融、美国经济的书也颇不再少数，观点也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这种见仁见智，在现代社会原本是常态，但上述两本宣扬“经济杀手论”的图书大行其道，其实揭示了一个应引起关注的问题，即“阴谋论”在当今中国颇有市场和声势。
所谓阴谋论，就是动辄以紧张、敏感的眼神对待国门外发出的一切声音、作出的一切举动，认为某些外国——尤其大国、强国——“亡我之心不死”，处心积虑算计中国，它们某些不中听的话或不顺眼的举措，固然是成心跟中国作对，甚至它们有时作出的正常、善意言行，如改革建议、金融合作、参股入股，等等等等，也未必不是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美援”那样包藏叵测机心的糖衣炮弹。
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长年被某些大国、强国包围、封锁、打压，产生类似心态、情绪是情有可原的，但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成员，就不能不尽量克制自身的感情因素，努力用更理性、更客观的眼光和态度看待、分析问题。
我们看到，的确有一些境外的人对中国存在不友善甚至敌意的情绪，换言之，“阴谋”还是有的，但这种不友善或敌意，也应客观分析其不同的出发点和情况。
一种是利益冲突所必然导致的，如中美政府间对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逆差的不同态度、中国和某些国家在领土和专属经济区划分上的分歧等，这种分歧，是由于两国间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有时会产生口角甚至更激烈的相互反应，却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之一，不但中美、美俄、美法、日朝这样的“冤家”间会有，友好国家间也会有，如同为东盟成员国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水源问题曾多次激烈争论，“亲密盟友”美国和加拿大就“西北通道”、软木贸易和出入境检查问题更是多次冷脸互对。这类问题很复杂，很难一下子解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摆在台面上的分歧，是“阳谋”而非阴谋，用“阴谋论”的眼光去看待、分析问题，反倒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概念化，从而妨碍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另一种则是中国人在自我发展中不慎损害了某些境外人士的实际利益，如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提升、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使诸如西班牙小镇制鞋工、德国纺织厂工人，甚至西非贝宁的批发零售商人的生计受到影响，产生对中国货、中国人甚至中国形象的排斥、反感情绪，甚至说一些过激的话，做一些过头的事；再如中国的迅猛发展，有时不免让邻国对工业化所产生污染“殃及池鱼”产生顾虑或怨言。这其中当然不免时有夸大甚至以讹传讹之处，正本清源，乃至采取一些保护自己的手段，都是应该、合理的，但理解对方的难处、苦衷，切实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力求双赢，才是最佳选择，把这类问题一概以“阴谋论”视之，只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彼此不满的情绪扩大化，最终事与愿违。
还有一些，如外国企业、财团通过合法渠道正常的并购、投资，或一些外国学者、专家对中国各方面所存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这些并购、投资也许会让某些人暂时吃点亏，那些看法、意见也未必都是准确、正确的，但倘戴上“阴谋论”的有色眼镜看人，简单粗暴地视外资外股为“经济入侵”、“经济杀手”，视外界批评为“唱衰中国”，其结果只能是在拒绝细菌的同时，也拒绝了阳光和空气。
当然，那种纯敌意的“阴谋”是有的，这谁也不能否认，然而存在阴谋和敌意是一回事，用“阴谋论”的偏见看待外面世界、努力在一切外来事物中嗅出敌意的思维方式和做法，是自缚手脚的愚蠢行为，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界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立场和态度，都是有其复杂、深刻原因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用一种简单、概念化的“阴谋论”来概括、理解，只能把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单化，表象化，既不能找到“恨”的症结，更无从对症下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确保中国的国际利益。
中国之所以能从长期积贫积弱中迅速崛起，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突飞猛进，保持旺盛持久的发展势头，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对外开放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不论这些外来思想、外来理论、外来投资和资本进入中国的目的何在，客观上都给中国的腾飞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加注了持续的燃料，用“阴谋论”眼光挑剔、排斥一切外来事物的思想和行为，哪怕打着“保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归根结蒂，却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损害。
此外，一味高唱“威胁论”的调门，也会让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很难打交道。大家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每当境外传来某些国家把中国在当地投资、设厂称作“经济入侵”或“中国威胁”时的气愤，将心比心，某些人将外国在中国的类似行为也称作“阴谋”、“杀手”、“战争”，人家会作何感想？这种意气之论，不但妨碍了矛盾的解决，反倒可能给真正的“阴谋者”以可乘之机。
喜欢唱“阴谋论”调门的人往往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尊，境外的一点风吹草动，往往都能让他们联想到阴谋，联想到民族大义；但自尊和自卑往往是一对统一体，这种“阴谋论”提倡者的另一面表现却是有些气短的，即怕别人的“阴谋论”有市场而不敢坚持应坚持的东西，如不敢理直气壮地谈主权争端，不敢理直气壮地谈国防需要等。
事实上，这种“阴谋论”的思维定式既不能堵塞外界悠悠之口，让他们不再发出刺耳之声，也不能变成铜墙铁壁，让中国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只能妨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中国所应该做的，只能是一方面和其它国家一样，履行国际义务，尽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享受相应国际权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做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事；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另一方面容忍不同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一言以蔽之，既要坚持“世界的中国”，也要坚持“中国的世界”。
说到底，“阴谋论”倡导者还是缺乏必要的自信，对外界的评价、看法过于敏感、过于重视，如此则难免被境外纷繁的批评、指责弄得疑神疑鬼、不知所措。应该看到，世界是多元的，任何一个国家做任何一件事，都难免被议论、被批评，而且这个国家越强大，地位越重要，所受的议论、批评就越多。如果一味围着这些议论打转，则看似维护独立自主，实际上反倒是被外界的言行牵着鼻子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做符合自身利益且不损害别人利益的事，而对外来的议论保持客观、清醒的头脑，既不唯唯诺诺，也不因噎废食。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邻人窃斧”的故事，说有个古人丢了斧头，怀疑为邻居所偷，结果听邻居一言一行、看他一举一动，无不酷似窃贼。“阴谋论”显然正是这种邻人窃斧心态的发作，是妨碍中国和外界沟通、交往，妨碍彼此取得共识、解决问题的片面认识，说到底，是一种不信人也不自信的怯懦心态。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就演出过“邻人窃斧”的活剧，他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到处搜寻“苏联间谍”和“危险思想”，一时间仿佛处处有间谍，处处是阴谋，事实证明，这种愚蠢的认识和行为反倒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前志不忘，后事之师，正处于开放、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切莫让阴谋论束缚了自己手脚，从而拘束了自身的跃进和腾飞。
………【非洲没有遍地黄金】………
近日，一则关于非洲的神话在众多大小媒体铺天盖地，传得沸沸扬扬，说的是“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刘建军在非洲各国奇迹般发达，并获封“西非六部大酋长”的神话。
任何一个有一定非洲经历的人，在仔细阅读那则奇文后，都会发现无数的漏洞。
该会长在一开始就详述了自己“赞比亚河畔”的起家经历，可赞比亚根本就不存在“赞比亚河”，只有赞比西河，而拥有4万公顷水浇地、在非洲较早普及水稻种植的赞比亚，自然也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连“开沟挖井”都不会；他不止一次津津乐道于非洲农业的高产量，“种什么产量都很高”，可事实上，非洲许多地区固然日照时间长，降水充足，但土质薄，养分低，单位产量很差，即以刘会长所言赞比亚为例，中国在那里历史最久、成绩最好的“中垦集团中赞友谊农场”，经过多年土壤优化和农田水利建设，小麦亩产也只能达到800斤左右，且由于大多数国家存在明显雨、旱季，一般只能实现一年一熟，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套种两熟，而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一年三熟”。
刘会长一再建议投资非洲蔬菜种植项目，并称“蔬菜价格高，种起来容易，利润也高”，实际上非洲普通蔬菜，如生菜、黄瓜、油菜、西兰花、西红柿等，价格只略高于国内，如西非国家贝宁科托努，一棵生菜卖50西非法郎（人民币不到1元），内陆国家马里则卖200西非法郎（两块多），一公斤黄瓜，多哥洛美菜市场卖800－1200西非法郎。至于韭菜、大白菜、空心菜等精细蔬菜，固然价格不菲，如多哥华人超市“天地亿万多”的韭菜春节时可以卖到4000西非法郎一公斤，冬瓜卖过2500西法一个，但这些蔬菜基本上只有中国人自己问津，当地人甚至白人都很少购买，如刘会长所言“西非贝宁等国蔬菜普遍几十块人民币一公斤”不是事实。在非洲种蔬菜存在“一低二高”，即人工低、成本高、售价高，不论西非还是东非，一个农业工人的月薪都可控制在人民币300－400元左右，但种子、化肥、农药、机油等（刘会长说非洲不用化肥农药也是错的）都因不能生产，价格高出30％－100％，虽然蔬菜售价比国内高，但天气炎热，不耐久贮，利润也只略高于国内，一位在西非颇有名气的台湾菜农经营数十年，也只堪称小康，客户集中在华人圈中，像刘会长所言“几十倍”的收益，不知从何而来？
刘会长建议投资渔业，并称“西非人不爱吃鱼也不爱养鱼”，事实上西非沿海国家酷爱吃鱼，著名的塞内加尔鱼饭是众多西非人的最爱，在贝宁科托努繁华的米赛博大街随处可见的街头饭摊，和木薯饭一同出售的，正是烧鱼或鱼卤，内陆国家马里，有享誉非洲的“鱼都”莫普提，马里鱼干畅销西非、北非，显然，西非人吃鱼也养鱼，而且非常普及，指望靠养鱼发大财的念头，不啻痴人说梦。
刘会长还建议投资资源开发、矿藏开发和工业投资，并称“有发财机会，无任何风险”，事实上资源开发项目早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