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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下，发射重量竟比前者轻800公斤之多；事实上，不论通讯卫星、气象卫星，中国在商用卫星可靠性上纪录一向不佳，通信卫星东方红－2、－3第一颗都失败了，气象卫星风云更连毁两颗，运行中种种故障屡见不鲜，至于卫星性能指标的落后，已是非同一般，后起的印度资源卫星已可出售图片，而中国竟还需向台湾“福卫1号”购买图片；大肆宣扬的“北斗”三星导航系统，其应答式服务方式功能单一，使用不便，与美国GPS系统的技术差距和市场形象更是不可以道理计。
更要命的是，为夺回市场损失，中方采取了有些急功近利的态度：合同2004年底就签署，而卫星研制定型却在大半年后才勉强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使用、和“尼星一号”同出一源、采用相同平台的“鑫诺二号”原定2004年底发射，实则推迟近两年，研制周期长达6年，其间出现了包括整个系统超重等问题，在签署“尼星一号”合同后，为确保卫星顺利上天，不得不紧急提升火箭运载负荷能力，结果造成“卫星等火箭”的尴尬。
更有甚者，专为这一型卫星量身定做的世界上最大的卫星紧缩场合同在2003年3月13签订，建设周期29个月，按常规也只能在2005年8月投入使用，而“鑫诺”最初竟计划在2004年发射，其草率可想，最终鑫诺在2006年11月升空后失控，从而直接影响到“尼星”的发射——谁能保证同型的“尼星”不出问题？
关键在于为了争分夺秒，中方对这个首次整合的、全新的大型复杂技术平台采用了传统但落后的“大会战”模式，跳过了不可或缺的工程演示，直接投入商业发射，首次“交钥匙工程”的商业卫星合同就是重达5200公斤的、科技含量极高的大型通信卫星，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市场重入过程中，长城公司盲目乐观，在“鑫诺”定点尚未完成时就一口气签了包括“尼星”在内6个相同平台的合同，结果“鑫诺”一陨，一切都变成未知数。
当年中国同样在火箭未定型前大签合同，结果96年两次失败，不但合同打水飘，甚至保险公司也吓得大幅提高保费，甚至一度发展到不接保、不分保，消极影响至今宛在；如今“尼星”研制、销售过程中再次出现相同的误区，不知“鑫诺”的不幸，是否会殃及“尼星”池鱼，甚至整个中国航天市场再入的大计？
就事论事市场可期非洲市场前景难料
由于双方各有心腹事，谁也不便撕破脸，加上彼此需要——中方需要借“尼星”重振旗鼓，扭转商业卫星市场的不利局面；尼方需要中国这个伙伴帮助其实现航天梦——，仅就“尼星一号”及其配套项目而言，前景并不是很悲观：可能拖延，但估计最终会成功履约，皆大欢喜。
但中国航天和长城公司希望借此东风拓展非洲航天市场的前景却不容乐观。尼日利亚是个极特殊的事例，以非洲各国的技术、工业和经济实力，敢像奥巴桑乔这样一掷千金大做航天梦的几乎绝无仅有，而倘只是普通的卫星发射、应用业务，中方仅在价格和支付方式上有一定优势，技术不用说，“鑫诺”的前鉴足以让许多本就经不起折腾的非洲潜在客户望而生畏。
更应看到，由于经济落后，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国际商业卫星市场上，注定只能是个阮囊羞涩的观众而非买主。目前非洲拥有和即将拥有卫星的国家仅有南非、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埃及四家，曾经、正在和即将围绕地球同步轨道运行的数千颗通信卫星中，专门为非洲服务的仅有两颗：“尼星一号”和非洲地区卫星通信组织预计于今年内发射的（看小说到顶点。。）。
由于缺乏支付能力、信用和必要担保，非洲各国在众多大型基建项目上经常出现资金脱节现象，商业卫星项目花钱更多，周期更长，在缺乏信用担保和资金保证的情况下，不论NASA、欧洲航天局还是俄罗斯，都只能对“非洲商业航天市场”抱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些人士所预言的中国与上述航天强国在非洲市场上的激烈对决，恐怕仅限于想象之中。事实上近年来唯一受到航天强国积极对待的非洲航天项目就是（看小说到顶点。。），这个项目自93年立项至今已历13年，耗资达3亿美元，非洲56国中有45国参与并投资，并由欧洲航天局承担技术开发和发射，但直到今天仍未见升空，（看小说到顶点。。）项目的得以延续表明非洲各国对商业卫星的需求实际存在，而它的难产和45个母亲的复杂血缘也毫不含糊地告诉一切打算开发非洲商用航天市场的国家和公司，这个市场目前的池水还相当浅，也许世界上第二位太空游客、南非亿万富翁马克&；#8226；沙托沃斯这样的“商业航天”，其在非洲这个贫富悬殊地带的市场前景，暂时要比卫星、飞船什么的光明很多。
去年底，中科院遥感应用所受商务部委托，承办了“2006非洲国家科技人员遥感应用技术培训班”，来自赞比亚、塞拉利昂、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利比里亚、肯尼亚、埃及、加纳、莱索托九个国家的14位学员参加了培训，也许这一类更切实、更有效但更不引人瞩目的航天合作，才是中非间现阶段航天合作的主流，也许这类合作能最终在非洲奠定中国航天良好的品牌效益和市场土壤，为终将到来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如其它经济领域里，中国当年的付出，在今日所结出的累累果实一般。
尼中之间星星约会的故事还未结束，对于约会本身并无太多悬念，但故事的结局则很难逆料，因为双方的愿景都不仅仅是火箭上天，卫星交货，仅此而已。
………【让步还是进步？】………
4月16日，一直对联合国出动蓝盔军入达尔富尔维和持抵触态度的苏丹总统巴希尔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原则上接受联合国计划，评论家普遍认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立场的转变，是促使巴希尔让步的关键。
对中国为何转向，各界议论不一，但多认为这是在国际压力下作出的让步：美国和欧盟的外交运作，一些组织和团体的激烈言辞，甚至法国总统候选人和《华尔街日报》抵制奥运的呼吁，迫使中国不得不退让。事实果真如此么？
由于西方国家对苏丹实行制裁，苏丹主要财源石油贸易长期处于畸形状态，其贸易额、利润和投资主要来自中国；由于军事、金融投资方面的国际禁运和限制，来自中国的武器供应和各种投资合作项目，也成为维系巴希尔政府生存的命脉之一。虽然该政府本身不愿把国家命运寄托一国之上，并采取多种措施，但近来他的腾挪余地越来越小：欧洲各国和美国立场渐渐趋近，在向他提供武器上一度远比中国积极的俄罗斯也转采低调，一直强调非洲问题非洲人自己解决、对非洲以外军队介入苏丹维和态度保留的非盟各国同样开始松口，由于经费紧张、后勤压力巨大、当地局势紧张复杂，实力有限的非洲各国对维和感到力不从心，4月12日，参与非盟达尔富尔维和的四国之一塞内加尔宣布撤出其全部538名军人，理由是在当前形势下非但无法完成使命，甚至难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一切使巴希尔政府面临一个无奈的尴尬：中国的声音越来越举足轻重，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现实。
中国这次转变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此举打破其长期恪守的两项底线：只与合法政府打交道，和不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自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并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来，这两项底线几乎一直牢不可破。
应该承认这两大底线在原则上无可指摘，在常态下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恰在于，发生动乱、需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维和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是“非常态”甚至“严重非常态”的，处于动荡、稳定，甚至无政府状态，对于此，“只和合法政府打交道”无济于事，只给合法政府提供军火也同样可能扬汤止沸，而不干涉内政（包括自己不干涉和不让第三国干涉）更恐养痈成患、酿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危机。
事实上，从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朝鲜六方会谈、伊朗核谈判、中东问题）上较以往更活跃、更积极的作为，中国国内方兴未艾、围绕大国如何和平崛起展开的热烈讨论，以及中方政要屡屡发出的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声音，都可看出新形势下中国正开始审慎地重新思考自身外交战略。如果说上世纪中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更多停留于道义、政治层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其和非洲各层面上都迅速走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的局面，当今的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是全方位、多层次、高密度的，石油问题、尤其苏丹一国的石油问题，仅是其中很小的一环。中国当然希望达尔富尔恢复和平，苏丹恢复稳定，当然希望自己在苏丹的石油和投资利益得到保证，但和中国在整个非洲的能源、投资、贸易乃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利益和影响相比，苏丹的得失只是战术意义上的损益。
近来中国多次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决心承担更多应尽的国际义务。随着非洲在中国的战略格局中重要性日益显著，非洲各国的稳定、和平也越来越成为与中国战略利益攸关的事件，创造、维护这种稳定、和平，也成为维护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一环。中国对传统外交政策和习惯做法的反思、修正，正是在新形势下深思熟虑，所作出的应时之变。中国的转变不是“被推转”，而主要是出于自身考虑的主动选择；促成这一转变的的确是利益，却是远比苏丹石油安全更重大的利益考量。
这种新态度是作为新兴大国外交成熟、责任感增强、对自己战略利益更善于保护的一种进步表现，而并非如某些舆论和评论家所言的“让步”：中方在这一问题上并无损失，恰相反，这一转变可能让所有相关各方受益。
可以预期，这种转变仅是个开始，而且决不会局限于达尔富尔一地、苏丹一国、甚至非洲一隅，世界应能在更多热点地区、更多国际关注问题上看到中国越来越主动、越来越自信的作为。当然可以抱怨中国的转向来得太晚，以至于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又有恶化，但迟钝总强过木然，迟到总强过无所作为，更何况，外交态度乃至外交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于中国这个近代外交的后来者更加如此。
………【弗吉尼亚的枪声远未停歇】………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血案以一片血泊和包括凶手本人在内的33条生命的终结而告了解，但一切远未结束。
凶手赵承熙自我毁灭了，但他狰狞扭曲的面目和持枪拟人的可怕形象，却和他那含混不清、但每个听见的人都能清楚感到其中杀气和寒意的临终留言一样，永远留在他寄给NBC的影像中。有人说血案的根源是宽松的枪械管理，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枪自己不会杀人，杀人的只有人，只有人的偏激和仇恨。从赵承熙的自述和熟人描述中不难看出，他曾因受到歧视而自卑、性格扭曲，他对这一切感到不公和愤恨。当然，歧视未必导致偏激，愤怒未必导致暴力，个人的不幸未必导致仇恨社会，曾被莫名指为凶手的江伟恩同样是亚裔，同样遇上个人问题，甚至同样有枪、爱枪，却并未杀人，但不可否认，这种或明或暗、若隐若现，却顽固存在的对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其对社会的杀伤力要远大于短枪、长枪。
尽管事发以来许多当地舆论有意无意反复强调不存在族际歧视，但事发后《芝加哥太阳报》莫名其妙的乌龙，许多当地人士博客里下意识地“把危险的中国人挡在国门之外”的惊呼，江伟恩的博客域名被媒体当作“凶手主页”公布、几小时即有数万点击和无数威胁辱骂留言、甚至已知他活着（这意味着不可能是证实已死亡的凶手）后，他的手机仍被骚扰电话打爆，再加上事发后当地韩侨的惶恐、焦虑、甚至纷纷搬离，这一切活生生的现实和第一事件的本能反应，充分解释了一个许多人不愿承认、但不能不承认的真相：种族平等，种族和谐，不是法律条文里写一写、嘴上说一说就真的落实了的。
早在凶手仍被误认为是中国人时，一些媒体就已不惜笔墨，反思中国教育的弊端，联系中国社会道德感的缺失；甚至真相大白之后的今天，仍有媒体（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将美国媒体的理性和中国媒体的激动、美国人的沉痛悲悯和中国人的如释重负两相对照，试图以此证明些什么。
可这能证明些什么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对美国并无太多了解的普通中国读者，对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发生的血案，首先关心的自然是凶手是不是中国人，受害者中有没有中国人，倘都没有，如释重负是人之常情，如果悲声四起倒只能是虚伪了，这和美国在境外热点出事后首先想到撤侨毫无二致。如果说，一些中国人、中国媒体对身边本溪钢水事件、或北京地铁工地惨案无动于衷足以令人鄙夷和议论，那么他们对弗吉尼亚惨案的反应则无可指摘，因为美国普通人对中国同类事件的反应如出一辙。
中国的教育当然有弊端，而且很多；中国社会的道德感的确有很多缺失，反思、批判，都应该且必须，但这和弗吉尼亚的枪声无关，或者毋宁这样说：在事件澄清后仍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挂钩、甚至拿普通中国人和中国媒体的态度说事本身，就折射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赵承熙手里的枪放下了，但有些人手里的枪仍未放下。
血案结束了，凶手消失了，凶枪没收了，但弗吉尼亚的枪声远未停歇，因为枪手虽逝，枪案虽结，促使那根本来应敲向电脑键盘的手指去扣响枪机的某些氛围、某些思想、某些习惯，都依然故我，谁又能保证，同样的土壤里，不会生出又一株疯狂的颠茄来？
………【要让知识成为武器和财富】………
据中国教育部透露，中国文盲总数在过去几年不降反升，总数已达1。16亿，占世界文盲总数11。3％，居世界第二位，比2000年的0。87亿多出3000万。
对此教育部官员忧心忡忡，许多有识之士也牵肠挂肚，正多方奔走鼓呼，一方面争取更多官方、民间经费，另一方面苦口婆心、千方百计，想把失学孩子们拉回课堂。
他们的用心和努力值得赞赏和效仿，但愚以为，这些努力并未触及失学问题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一组数字颇耐人寻味：经济较落后的西部仅有文盲4000万左右，而相对发达得多的东部却高达7000多万，仅山东一省就达963万之多。笔者一位朋友在东南沿海某省任教，据她的说法，经常逃学、旷课，或者即使来上课也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家境殷实甚至豪富的。笔者自己的亲戚中也有明明负担得起学费，却硬把孩子从学校拉回来的事例。
按照一位熟识的乡村小学校长话说，十几年前在他们那里，生活水平更低，许多孩子连鞋都没有，一天只吃早、中两顿饭，但他们还是不辞辛苦、不惜工本地努力学习，努力升学，他们的家长也毫无怨言地支持，甚至把从晚自修课堂溜回家帮忙干农活的孩子赶回学堂。可如今情形正相反，生活水平高了，口袋里钱包鼓了，高考也不像过去那样的高门槛、高淘汰，可许多学生无心向学，他们的家长也常常把学生拉回家，推到大城市打工或经商。
原因很简单：以前农村子弟考上大学就能“农转非”，并且凭借学校分配得到不错的工作，对于生活状况艰难的农村家庭是很具吸引力的，许多县中的老课桌上，至今留有当年孩子们刻下的“别忘了你还是农村户口”字样就是明证。再追溯上去，从唐代到清代、民国，农村的条件更差，但仍有许多家庭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许多孩子皓首穷经，发愤苦读，也是因为读书就可以参加科举，科举成功就可以改变自己和全家的命运。
由此不难看出，在通常情况下，知识只有成为武器——可以改变命运——和财富——可以获得更好生活——时，才会被广泛重视，争相追求，人都是世俗的，脱离命运、脱离生活，单纯讲什么知识，讲什么扫盲率、入学率，是很难引起清贫的普通农村家庭共鸣的。
近年来，高等院校就学费用越来越贵，在许多地方已经相当于一个农户几年的总收入，而大学毕业生却越来越不值钱，就业难，找到工作后收入也并不理想，对于普通农民家庭而言，供养一个大学生足以让全家倾家荡产，但孩子上了大学后不但无法改变全家命运，反倒可能让家里变得更穷，而且读大学的孩子在经济回报上往往比不过辍学打工的孩子，这必然导致“读书无用论”的回潮，导致很多家庭明明供得起，也不让孩子在读书这条“没用”的路上走远。
不但如此，当前的中小学、尤其农村中小学教育严重与社会、实际脱节，孩子们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回家根本派不上用场，这和当年扫盲时“不当睁眼瞎，要做明白人”的、发自内心的愿望和需求反差强烈。在家长们看来，孩子上学后学的那些东西，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换饭吃，反倒变得不农不工，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还不如不读得好。
中国需要知识，农村更需要文化和人才，但当前的教育现实却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于是令人痛心的现象不断重演：一方面许多志愿者为贫困地区助学殚精竭虑，另一方面许多家长和孩子却不领情，不配合。
能怪他们么？他们需要知识，但更需要用得上的知识；他们需要文化，但更希望文化能更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命运。
要让知识成为农村贫困户的武器和财富，惟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文盲率上升的危险趋势。
………【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确保海外战略资源开发安全】………
4月24日发生在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