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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压迫罗氏出让专利权方面，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及其相关组织、企业普遍站在了穷国一边，但他们的目的耐人寻味。
对于罗氏的独家垄断和高额利润，这些企业垂涎已久，急欲分一杯羹，他们知道，一旦专利放开，疫区穷国技术和产能毕竟有限，连自身需要都难以保证，更无力竞争国际份额，他们却可乘势利便，大捞一把。无如罗氏态度强硬，不理不睬，让他们徒呼奈何。
他们的另一种对策是另辟蹊径，开发预防性的疫苗。疫苗是预防药物，即使不是患者也可能注射，一旦普及，销售量和利润更为惊人。印尼的“停供”事件，背后就有这些公司的影子：2月7日印尼卫生部长宣布与美国百特医疗用品公司达成“联合开发人用禽流感疫苗”谅解备忘录，而“停供”的决定几乎同时出台，细看备忘录条文就能看出端倪，所谓“联合开发”，实质是印尼有偿提供病毒样本，百特独家研发并“提供专门技术生产”，通俗地说就是，印尼把病毒样本贱卖给百特，换取对方给自己供货打折。
另一些富国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政策。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达到“1/4标准”，法国决定给4000万国民打预防针，澳大利亚干脆宣布，将给全体国民人人注射防禽流感疫苗，并力图用这种自筑堡垒式的防御态势，拒禽流感病毒于国门之外。正如法国里昂病毒中心主任里纳所指出的，这样的趋势倘任其蔓延，极可能导致医学界最担心的结果，即自天花灭绝后，“富国在流行病防治问题上再次凭借自身财力享受凌驾于穷国的特权”。
“制药更需无保留地全球一体化”
医学专家普遍预测，禽流感病毒发生变异、由禽－禽、禽－人传播过渡到人类交叉传染，只是时间问题。一旦这一天真的到来，罗氏的专利壁垒、发达国家的金钱壁垒，都将在无孔不入的变异病毒面前千疮百孔、轰然倒地。
普遍注射疫苗其实并不明智：对于疫区而言，已感染而痊愈的人群早已获得免疫，注射是一种浪费；而没有感染病毒的发达国家民众滥用疫苗和达菲，反倒促使病毒更早产生对这些药物的抗体，一旦疫情爆发，克星反倒很可能不再有效。目前这种危险已在变成现实：在英国甚至埃及，去年底今年初，都已发现达菲效力减弱的迹象。
罗氏公司必须在公司利润和社会道德间寻得合理的平衡点，如果任目前的情况继续，其公司形象将受到极大损害，并必将最终危及利润。
穷国也应避免意气用事：药物开发最终是对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有利的事，而穷国本身的确缺乏研发能力，停止提供病毒样本只能让问题更难解决，而变相贱卖的结果只能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用一种垄断取代另一种垄断。
禽流感的扩散还在蔓延，疫情的压力一天比一天严重，日前，印度、泰国甚至越南等国都宣布开发出替代药，中国互联网上更曾出现过兜售五花八门“防禽流感药物”的广告，从口罩到羽绒服，不一而足，广西等四个茴香出口大省更曾出现茴香购销狂潮。正如罗氏发言人指出，禽流感药物的开发是技术含量很高的项目，并非靠“土法上马”所能应付。人命关天，慎重是必须的，但如此众多真真假假“替代品”的走俏一时，恰恰说明了全球、尤其穷国对“禽流感克星”的极度渴求，也同样说明目前的现状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正如许多医学专家所指出的，“制药更需无保留地全球一体化”，惟如此，方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的发展和蔓延，维护每个地球公民的身体健康，对禽流感，对其它可能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无不如此。
………【死亡的将远不止是难民】………
——如果任事态蔓延，死亡的将决不仅是达尔富尔的难民
就在各国政客就诸如制裁、程序、中国角色甚至抵制北京奥运之类话题絮絮不已着自己的大哉之论时，也许谁也没注意到塞内加尔共和国外交部的一则声明，尽管这则声明在第一时间已分别通报给非盟执行主席库福尔（JohnKuffor）、非盟理事会主席科纳雷（AlphaOumarKonaré）和联合国安理会：4月12日，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CheikhTidianeGadio）受权宣布，该国将从非盟达尔富尔维和行动中退出。
非盟维和部队是2004年4、5月间根据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苏丹解放军”（SLA）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EM）所达成的和平协议组成进驻，总数约7000，由南非、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卢旺达四国军队组成，其中塞军538人，根据协议规定，这支军队的使命为“维护当地的停火局面，确保和平不受侵犯，并在必要时自卫”。
然而苏丹政府的消极立场、对立双方的不调和态度，以及非盟本身在财力和后勤问题上的先天不足，使这支部队在3年时间里不但毫无作为，甚至自身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塞军士兵不但无法保证例行巡逻，经常挨饿，甚至屡有伤亡，至今已死亡5人。正如加迪奥外长所言，“我们已做了太多，但在如此令人沮丧的氛围里，完成使命并保护自己，对我们的士兵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
塞军在非盟维和总兵力中所占不到8％，但这个举动很可能带来连锁效应：塞方已多次抱怨，是友邦卢旺达的盛邀才让他们作出出兵的抉择，如今塞军知难而退，国内情形远不如塞的卢旺达或许会起而效尤，尽管加迪奥称“哪怕我们周六撤军，蓝盔兵周日出动，我们也会在周一回去”，但此举很可能严重挫伤非洲各国对达尔富尔维和的信心和热情。
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已是全球公开的话题，很多人都确信，如果没有有效的维和机制，将会有无数难民饿死、病死或因战乱丧命。更严重的是，如果任这种连锁反应延续，死亡的将决不仅仅是难民。
死亡名单中将会有联合国和非盟的威信，非洲国家自主解决内部事务的理念和信心，各大国、各政党和政客的政治诚信，以及外界对非洲和平发展的期许。事实上，已有一些曾经让人期许的东西正在死亡，如法国总统候选人们对中国的耐心，中国对苏丹政府的耐心，各国各界对“只与政府打交道最稳妥”或“不干涉内政是关键”常识的耐心。这还不包括已经死亡了的东西，比如达尔富尔停火协议本身：极富讽刺意味的是，在停火协议签署中充当和事佬和东道主的乍得，前不久自己却跟苏丹政府军爆发了激烈的边境交火冲突。
2006年5月起，由于经费紧张，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将达尔富尔难民粮食定量减半，即使再没有流血，这块饥馑贫瘠的土地也会在如此令人窒息的对峙氛围中，慢慢流尽它最后一滴眼泪。达尔富尔需要国际关怀，不是如1706决议“首批派遣200名蓝盔兵”那样有刺激性却毫无实效性的关怀，而是足以拯救死亡的关怀。行动吧，如果再拖延，死亡的将决不仅仅是这里的难民。
………【尼日利亚VS中国：星星的约会】………
2004年12月25日，尼日利亚航天研究发展局（NASRDA）和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签署了尼日利亚一号（（看小说到顶点。。）SAT－1）通信卫星项目合同，根据该合同，中方将于2007年3月初“在轨交付”这颗由中国自主研制并承担发射的通信卫星，这是中国航天首次用自己的火箭和卫星向国际用户提供在轨交付服务，此举被认为不仅标志着中国航天卫星整星出口零的突破，更意味着自1996年两次商业发射失败和1999年“摩托罗拉铱星”计划夭折后时隔6年，中国航天重入国际航天商业市场。许多观察家评论认为，中国将借此为突破口，寻求打开非洲航天服务市场的契机，而尼日利亚也可通过这次不寻常的“星星的约会”，争取实现其宏大的航天梦。加纳阿克拉人道教育中心（Imani）学者BrightBSimons等更认为，双方这次历史性的合作，将引发各航天大国对非洲市场的激烈竞争。
然而如此重要的国家级合同执行起来却一拖再拖：意向书中原本提及，最早将于2006年年中“择机发射”，2005年7月正式通过项目评审时，却推迟到2007年1月底，2006年秋，又再次推迟到2007年3月底，如今期限已过，那颗早该高悬在35786。103公里地球同步轨道的“尼星一号”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尼方也好，中方也罢，都异乎寻常地保持着低调缄默。
个中究竟有何蹊跷？尼日利亚的航天梦和中国航天的商业雄心应如何评价？非洲航天市场的前景和竞争趋势究竟如何？
空手套白狼尼方有苦说不出
尼日利亚沉默的原因是资金跳票。
严格的说，这项总金额达4。5亿美元的一揽子合同并非仅仅是两家公司的商业行为，而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
根据合同，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06年1月13日和尼日利亚财政部签署2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协议，主要用于支持尼日利亚通讯卫星建造与发射项目。长城工业总公司负责卫星在轨交付，建造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和中国喀什地面站提供运行支持服务、为尼方培训相关技术人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简称五院）应为来自NASRDA的25名卫星工程师提供为期15个月的专业培训，其培训范围不仅包括“尼星一号”维护、地面站建设这些与本次卫星发射相关的项目，还包括“飞船研制工作”等更深层、更专业的培训；据尼日利亚《笨拙报》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机关刊物《国际太空》2006年5月号称，投标书中提及，部分付款由尼日利亚原油折价支付；据相关专业人士分析，估计总保额达4000万美元以上的卫星保险，也应由相关中国公司承担。显然，这的确是一次庞大且复杂的政府间合作，且合作内容决不仅限于一颗卫星的发射和交付，而涉及更深远的内涵：中国对尼日利亚航天技术的转让。
事实上，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之所以能在长达半年的公开招投标中击败来自美、法、英等国的21个对手脱颖而出，单纯产品优势并不突出（这颗在东方红…4卫星基础上由中国自行开发的卫星功能并不十分先进，后文将详细阐述），价格也并非取胜关键，中国愿意随星提供航天技术转让，而尼方又恰有野心勃勃的航天计划，才是双方一拍即合、定下不见不散约会的奥妙所在。
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早在1999年5月5日就成立了NASRDA，并于2001年正式推出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2001年7月31日，尼总统奥巴桑乔称，NASRDA的发展目标是“发展自己的卫星技术和地面矿产勘探，用遥感、天气预报和卫星通信技术促进本国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并发展本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2003年9月27日，俄罗斯“宇宙…3M”运载火箭将英国Surrey卫星技术公司为NASRDA研制的一颗微型地球观测卫星NIGERIASAT…1发射升空，使尼成为继南非、阿尔及利亚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的非洲国家。这颗卫星是国际紧急情况卫星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由15名经过训练的尼日利亚科学家在首都阿布贾的地面站进行管理，并与世界各国分享资料。
这次发射尼国家电视台全程现场直播，奥巴桑乔总统及其政府高官对此欢欣鼓舞，认为此举提高了国家威信，NASRDA官员阿金耶德称“这是尼日利亚的伟大成就。我们在太空留下了脚印”，科技部部长艾桑则认为，可利用卫星测绘领土，监测人口增长，监测境内的森林采伐、土地侵蚀、水资源利用，及各种自然和人为灾难的情况，还可用来担负起监控军事和石油设施的任务，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屡禁不止的偷油现象——尽管从技术上而言，这颗重量不足300公斤的微型卫星根本无法满足如此众多的需要。
首颗卫星的上天大大刺激了尼政府的胃口。2001年，奥巴桑乔总统曾对英国《金融时报》公开声称，尼不会追求登月，但2005年7月，他就公开宣称，将力争在15－25年内实现载人航空；2006年5月10日，科技部长艾桑更在内阁会议后宣布，将“大力推进空间研究计划，争取在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2002－2004年间，尼官方曾计划宇航计划投入2540万美元，但实际上仅NIGERIASAT…1即花掉1400万美元。
尼日利亚本身科技和工业化水平都相当落后，没有一艘军舰、一架军用或民用飞机甚至一辆卡车在本国制造，以如此基础想“一步登天”，不啻痴人说梦，因此他们多方寻求外援。然而美国和欧洲航天局只愿提供单纯的卫星制造、发射服务且报价高昂，而价廉物美的俄罗斯则限制颇多（2004年起俄方规定除非政府特批，不得用俄火箭发射外国有军事用途的卫星，甚至取消了让俄火箭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及“阿里亚纳－5”火箭采用俄罗斯发动机的合作意向），且俄航空航天销售和援助向来以不因地制宜、配套差、售后服务恶劣著称，在加纳，他们曾将扫雪车作为援建机场配套设备，万里迢迢运到这个靠近赤道的酷暑国家，尼日利亚本身也曾在60年代后期“比夫拉战争”中引进过俄制米格－15战斗机和伊尔－28轰炸机，并饱受售后服务不到位、零部件跟不上等种种磨难，作为当年亲历此事的高级将领，总统奥巴桑乔自然不会把宝押在俄国身上。
英国Surrey公司本身倒乐意提供技术帮助，15名尼阿布贾地面站工程师即由他们培训，因此他们得到了将于2009年发射NIGERIASAT…2合同的回报。但Surrey是一家只能研制微星的小公司，不具备大型航天器的研制能力，更无法提供载人航天、登月飞行所必备的运载火箭研制能力。中国的技术虽不是最好的，但毕竟可以提供重达5200公斤的“尼星一号”，毕竟可以把如此之重、甚至比这更重的东西发射上天，更重要的是，他们肯转让技术，而且乐意接受尼方的付款条件。
然而尼方本身的财力让他们的梦想大打折扣：尽管有中方提供的高额出口买方信贷，尽管中方接受了种种苛刻的付款条件，但实践证明，尼方连这样由他们自己提出的付款条件也无力兑现。
虽然是西非经济较发达国家，但人口的膨胀和经济结构的单一让尼日利亚的经济非常脆弱。据世界银行统计，尼日利亚人均年收入仅为290美元，1000户中仅9户有电话和6户有电脑，饮用水、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州府以外的大部分村庄都没有饮用水和电，70％的农村道路是土路，30％的人口是文盲，国内民族和地区矛盾也时送时紧。在这种情形下，梦想有时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尼星一号”发射顺延的原因之一是尼方资金不到位，中方承诺培训的55名宇航工程师，尼方也因同样原因只派出25名，不到原先的一半。
自己违约在先，加上奥巴桑乔环球兜售“登月”大计，欧美诸国反应冷淡，英国《金融时报》更曾发表署名文章予以嘲讽，尼日利亚的航天梦还指望中国伙伴来圆，自然不便在这个尴尬时刻多发牢骚，招人厌烦。
中国：“早产儿”变成晚产儿
长城工业总公司作为惟一对外承包商，自1985年10月宣布进入国际航天商业市场，开始承揽商用卫星发射业务，1987年8月首次为外国公司提供发射搭载服务，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自此至1999年，商业发射占中国同期发射总量的60％，所占国际市场份额为7％…9％。
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这一势头被中断了。一方面，1999年5月，美方以以卫星技术涉及国家利益等种种理由，以禁止向中国发放美制卫星（以及使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的出口许可证为主要手段，打压中国航天参与国际商业发射服务活动，直接导致5个合同中止；另一方面，1996年2月、8月，中国“长征3号乙”和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国际通信708”和“中星7”相继失败，直接造成3个已经签好的合同被终止，2个合同被暂缓执行，2个草签的项目夭折，给中国航天商业市场以重创，加上1999年“铱星”项目的夭折，使得中国航天全面退出国际商业市场。
于此同时，世界商业航天市场总额已高达数千亿美元，且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稳步增长，据美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专家预计，到2010年，全球商业航天活动的收入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在中国退出之后，欧洲航天局异军突起，占据国际商业航天市场半壁江山，美国、俄国紧随其后，甚至日本也后来居上，占据了原属中国的市场份额，对此中国航天和长城公司显然无法满意，他们力图绕过美国和技术两大难关，重新杀开通往国际市场份额的血路。
中方的对策是摆脱对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发展基于本国技术的星－箭成套交付业务；着力开拓第三世界市场，找肯接受中国技术的客户，做欧美人不愿做、不能做的生意。
应该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据统计，当前国际航天市场细划分中，3％为发射，9％为卫星制造，28％为地面制造，60％为卫星运营服务，中国在1990－1999的9年间，基本只涉及所占份额最少的发射领域，技术含量和利润都不尽如人意，如果能通过诸如“尼星一号”这样的合作将从箭到星、从天空到地面的一揽子服务都抓在自己手里，无意将大大拓展中国航空的国际市场空间。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航天虽然有其优势和特色，但仅就国际商业卫星市场而言，技术缺口是相当大的。
中方的长项主要是比重最小的发射一块，长征系列火箭虽有过几次失败，但技术成熟、信誉也较好；卫星制造方面则技术竞争力较低，重达5200公斤的“尼星一号”号称“设计寿命15年，可提供Ka、Ku、C、S、L频段转发器，整体性能达到当今国际同类通信卫星先进水平”，但实际水平不容高估。和“尼星一号”基本同型的“鑫诺二号”失控后，作为备份星顶替其角色的、采用法国阿尔卡特Spacebus…4000C3平台的“中星九号”，相同技术标准下，发射重量竟比前者轻800公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