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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也是历史习得的结果。党外运动时期，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斗争就明显带有街头运动的特点。及至民进党成立，与国民党当局的低烈度冲突越来越频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到1979年“美丽岛事件”，然后到民进党成立后的一系列街头抗争，民进党的冲突性动员力度不断增强，规模也不断扩大。民进党的冲突性动员以“民主”、“本土”、“清廉”为招牌，注重“草根性”，强调通过制造街头抗争事件和流血冲突，吸引媒体的目光，增加自己的曝光率，从而达到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的目的。得益于这种动员模式，民进党的政治版图日益增加，但是也因此累积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如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党外时期是一群精英从事抗争，抗争当然要有草莽气概，后来为了拓展票源，又与草莽群众相结合，因此民进党的草莽性格特强。”这一时期的历史对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民进党内甚至出现了“冲突迷思”，即过分强调“冲突对立”政治行为模式的功效。当时民进党的高层多强调群众路线，要求与国民党进行正面的政治斗争。陈菊就认为，“我们的英勇反抗是有效的，只有正面迎向国民党的迫害，我们才能够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逐渐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政治行为模式。
民进党“对立—冲突”型政治动员模式具有鲜明的体制外色彩，但是却没有完全脱离体制，相反，该党的反体制政治活动一直是以在体制内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为目的。尽管在党外势力和后来的民进党内部一直有反体制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几乎从来都没有占据过主流。及至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与民进党的利益交换格局形成，推翻体制显得更加没有必要。不过，正是民进党这种以体制外压力为手段向体制内渗透的历史记忆形成了民进党的“体制外偏好”。尽管在2000年以后民进党已经在体制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却仍不愿接受体制的约束，很多时候依然是利用体制外动员来达到政治目的，甚至在处理某些议题时刻意绕过制度和官僚机构，回避理性讨论，以直接诉诸民众的方式，来转圜各种无法解决的政治危机和制度性问题。这里，制造冲突和对抗成为民进党获得正当性的重要手段。
经过长期发展，民进党以对立和冲突为中心的动员模式不断化育并沉淀下来。对立与对抗的思维模式也成为该党处理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势，形成了对立性思维模式的路径依赖。有台湾学者评论说，推行对抗逻辑是民进党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所做的最简单而偷懒的政治行为选择——蓝绿对抗、两岸对抗，最后上升为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抗。（民进党下台以后，以族群区隔为中心的对立性思维仍然根深蒂固，所以，到目前为止，“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依然是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主流。
第11节，3。4。3对立性政治结构和敌我矛盾的建构
343对立性政治结构和敌我矛盾的建构
有趣的是，虽然在同一个政治系统内运作，国民党与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诉求并不相同。国民党所强调的价值和理念，在民进党那里可能根本就站不住脚，如外省人“爱台湾”的命题；同样，民进党所强调的一些价值和理念，在国民党那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如“台湾主体意识”问题，在国民党看来，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人，即便是外省人，怎么会没有“台湾主体意识”？由于两党的立论基础不同，所以两个政党的行为模式均在台湾社会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形成了泛蓝与泛绿的分野。
大致来说，国民党更多地强调其“民主性”，强调该党对台湾民主发展的贡献，以及在政治行为中对民主价值的坚持。故而，台湾许多学者往往将民主化与政治变迁的价值诉求结合起来，为政治变迁赋予价值的色彩。例如，彭汶坚认为，国民党在蒋经国之后的政策调整及本身属性的变迁，部分反映了时代环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映出政治的现实。“基于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共识，国民党必须在党章之外做体质上的根本性改变，尤其是意识形态、制度及行为模式上，更应本持着民主的理念与逻辑，建立必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国民党在政治行为中比较注重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展开政治活动，在选举中较为注重经济和民生议题，比较强调族群融合和社会和谐，将政治动员的主轴锁定在民众福祉的议题上，而不愿与民进党在族群议题上过多纠缠。当然，这与国民党在族群议题上的劣势有关，并不是说国民党的政治关怀多么高尚。h米h花h书h库h ；__
相反，民进党“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则强调台湾社会现实存在的和建构出来的异质性。在台湾社会，统“独”矛盾、族群矛盾、省籍矛盾构成了异质社会的交错网络。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由隐性走向显性，现实政治场域的利益博弈既是社会异质特征的投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强化了这些异质特征，并不断衍生出新的分歧。这些矛盾被民进党拿来刻意放大，将台湾社会的异质特征扩大为社会对立结构，并以此为起点不断营造出新的对立与对抗，进而以对抗性的政治动员获取政治利益。
民进党一直最为强调者，就是台湾社会族群身份的认同区隔。民进党以“本土政党”自居，并以族群身份区隔为起点，加速推动政治认同的分化。通过“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社会形成了“我族”和“他族”的对立，族群身份区隔成为民进党建构的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成功的对立结构。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学者认为，台湾的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族群政治”的歧途。一些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为获支持；通过唤起族群集体悲情记忆来动员群众；以被剥夺的危机感刺激选民；进而将这样一批情绪化支持者固化为政党的“基本盘”。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和选择；情感因素占据主要成分。族群政治打破了成熟民主社会中以议题结盟的游戏模式；出现了近乎永久性的结盟。
第12节，
在建构对立性政治结构的过程中，民进党操作最多者，乃是台湾民众的群体挫折心理。民进党一直在竭力煽动台湾民众的悲情，目的就在于要激发出台湾民众的挫折感，尽管有时这种挫折并不存在。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将国民党指为“外来政权”，强调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人”的“压榨”，强调本省人的苦难历史，将历史的伤疤揭开，激发本省籍民众的挫折意识。同样，在两岸关系上强调大陆对台湾的“打压”也是基于同样的手法。有心理学理论认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也就是说，挫折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因果关系。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还指出，身体和语言攻击是最直接的攻击形式，但是直接攻击受到阻碍或抑制时，个体也可能采取其他形式的攻击，比如散布流言蜚语等。利用民众的挫折心理牟利并不是民进党所独有，李登辉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操作模式与民进党的操作如出一辙。因此，在台湾政坛上为民进党所广泛作的“抹红”、“抹黑”、诬陷等与真正民主精神南辕北辙的选举手法能为支持民众所容忍，甚至在民进党高层弊案屡出的情况下基本盘仍未有大幅的削减，均与这种挫折心理下的攻击行为有关。泛绿支持者比泛蓝支持者攻击性更强，也与此不无关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对立性政治结构下，对政治敌人的攻击就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卡尔施米特认为，在政治活动中，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本身就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它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需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在审美方面是丑陋的。政治敌人就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的情况下，“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某种预先确定的规范，也不取决于某种无功利的、因而是中立的第三者的评判。易言之，对立政治结构下的敌我划分本身就为对政敌的攻击加赋了道德色彩。
受特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影响，民进党的敌我想象和区隔走得更远，只要是政治对抗，就“一定是你死我活”。而且，当民进党习惯于仇恨及分化后，对内部同志的打击与攻讦也一样残忍。具体来说，当外部敌人还很强大时，要从内部进行整肃，找出敌人的同路人；当外部的对手已经一蹶不振，内部矛盾的地位就会相应升高，整肃更是不可避免。易言之，不管什么时候，内部斗争都具有合理性。在民进党的话语体系中，敌我区分的标准不是以政策取向为分际，而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如“台独”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为依据，即他人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行为及诉求皆必须符合“我群”期待的思维模式，否则就不以为然
一旦“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形成，它就会自我复制和自我强化。依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概念十分复杂，厘清这样一个概念非本书力所能及，也没有这个必要。本书采用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对该概念的描述。他认为这一概念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的核心主题：民粹主义者敌视代议政治；民粹主义者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作为理想化的中心地区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缺乏核心价值；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民粹主义因自身的矛盾而有自我局限性；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理论的视角看来，某一政治势力对敌对政治势力（集团）的攻击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使那些对敌对势力有怨恨之辞的民众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二是加强了那些痛恨敌对势力民众之间的团结。这两个影响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敌对阵营之间在生产敌意的同时也产生内部的团结。这种情形无疑将会使对立结构得到强化，进而又会使“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得到加强。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和内部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这种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在两极化社会中，对立的政治势力各自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如果是截然两分的，必将使这个社会出现高度动荡。对立结构本身就孕育着动荡的因子。就台湾的实际而言，一方面，民众对民进党攻击行为的纵容其实鼓励了该党继续采用冲突性动员的冲动；另一方面，社会的分殊与异质性同样也压缩了民进党与政治敌人进行妥协的空间。也就是说，一旦民进党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模式有若干松动，则会面临着支持基础流失的局面。因此，民进党与基本支持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咬合的结构，成为对立攻击政治行为模式的强力支撑。马英九上台后，这一咬合结构有所松动，但是要完全拆除这一结构显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第13节， 3。4。4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与政治衰退
344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与政治衰退
台湾政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与政治衰退的关系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反映了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发展与政治衰退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例如，在竞争性选举日益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时，固然实现了“民主”的基本诉求，但是族群动员与族群撕裂却获得了空间，制造族群对立以获取政治利益成为政治人物获取政治成功的最廉价渠道。所以说，政治行为模式的某些内容本身就是政治衰退的表现形式。二、政治行为模式的硬化使台湾政治衰退的结果长期化和固定化。例如，民主化并没有消除和改变政治生活被利益集团垄断的局面，在威权时期留下的利益结构现在台湾政坛上依旧大量存在，类似“阳光法案”之类损害当政者既得利益的提案也迟迟不能通过。再如，民主化使地方派系的地位上升，而政党与地方派系的结盟使“黑金政治”大行其道。虽然各个政党和政治人物均对“黑金政治”表示深恶痛绝，但无论是泛蓝还是泛绿的政党，均无法摆脱“黑金政治”的梦魇。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化过程催生出来的政党行为模式对政治衰退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行为模式是经过了长期政治实践汰洗之后沉淀下来的理性选择产物，是中观和宏观的政治结构在政治行为的微观层面最直接投射。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所在意者，是自己和自己所属政党的利益，根本不会考虑到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会推动台湾的政治发展还是导致政治衰退。所以，考察两党政治行为模式必然要上溯到结构层面。在不同层面上对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进行考察，最需要关注的是这种政治行为模式在政治结构关系网络中的坐标和定位。这些关系不仅包括既定政治体系内处于不同境遇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了超越政治体系本身的更为广泛的关系。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在考察微观层面政治行为时也基本依循了同样的路径。该学派将制度视为对行为起着建构作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他们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宏大的国家结构、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有学者认为，对制度的定义本身就强调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特点是强调制度的“关系特征”，即既定的制度结构如何影响着政治行为的互动，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范围如何影响着政治行动者确定其利益以及如何确定他们同其他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结构与制度在内涵上出现了交集，尽管其侧重点并不相同。
国民党政治行为模式主要借助于该党的组织结构及与地方派系的关系。民进党的政治行为模式所依附者，是台湾政治系统中结构性的刚性对立。该党以褊狭的“本土认同”符号为政治号召，加上“反独裁”、“要尊严”的形象塑造，吸引台湾本省人的支持，使部分要民主、要尊严的台湾本省人找到一条易于接受的利益和情绪表达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省族群在政治生活中已经逐渐被边缘化，本省人已经实现了“出头天”的愿望，原先的刚性对抗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民进党却依然保留了刚性对抗的想象，不过把对抗的应力释放区由政治权力分配场域转移到了政治认知和身份认同建构的场域而已。同样，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也不断强调两岸的分歧和对抗性，通过操作两岸关系，强化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刚性对抗想象。笔者认为，民进党在“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上所出现的路径依赖，这应该是主要原因。这种路径依赖应该是一种“结构惯性”，在原有结构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可以称之为旧有“结构”的想象。
第14节，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以来，台湾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产生了一定冲击。
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快速进入了全面政治改造的疼痛期。总的来说，国民党改造的方向是：党机器的政治资源分配功能不断弱化，作为选举机器的功能则在不断加强。同时，国民党在论述上强调“本土化”，并以此来规避民进党以族群区隔为基础的政治攻击。此外，国民党自马英九2005年首次担任党主席后，就一直要改革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但是这种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国民党能否改变政治行为模式，远离“黑金政治”，还在未定之天。就马英九自2008年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以后所进行的改革来看，这些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使马自己甚至都陷入了遭国民党内政治精英千夫所指甚至是落井下石的境地。∝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民进党在执政八年过程中经历了全面解构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就制度层面来说，民进党一度行之有效的派系共治结构遭到了根本性破坏，扁的控制不断加强，民进党走向威权化，该党一贯鼓吹的“民主”机制遭到了致命破坏；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说，民进党执政以后，政治操守缺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民进党政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