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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对整个政局发展影响最大者，还属省籍族群问题，即基于省籍身份认同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区隔。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历史发展过程，本来非常普通的省籍区分却在台湾政坛上演化成族群区隔和认同区隔的标尺，一直影响着台湾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迁；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台湾本土化的进程；已经成为观察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
族群概念应用范围向政治领域扩展的冲动来源于权力斗争的需要。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分配权，使本省籍政治精英在政治上长期缺乏上升的通道。本省籍政治精英在体制内无法取得更大政治空间的情况下，不得不诉求于体制外的抗争路线，利用“本土”身份进行政治动员，扩大政治生存空间。族群边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两蒋时期，因为社会统合力的强大，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虽然不断发酵，但是没有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对立。李登辉上台后，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借助于自己的“本省人”身份，开始鼓吹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隔，以“本土势力”为奥援，打击反对力量。一方面，李登辉与民进党暗通款曲，以“在野”压“在朝”，打击党内的外省反李势力；另一方面，将省籍情结不断发挥，不断建构新的族群认同，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盘。“惟李登辉的民主化是依台湾化的集体意识来推动的，即诉诸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来对付原本优势的外省统治精英，也是所谓的非主流派。”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运作，李登辉逐步瓦解与分化了怀有敌意的、以外省政治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1993年，李登辉成功地运用族群动员的方式，以一句“外省人行政院长欺负本省人总统”的政治耳语，将“行政院长”郝伯村赶下了台。随后，李登辉操作通过了“总统”直选方案，将自己权力的基本支持来源建立在所谓的“民意”基础之上。在族群动员的作用下，外省人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
第6节，
几乎与此同时，民进党族群建构和族群动员的步伐也在加快。民进党族群理论建构的过程是和以下两个方面的诉求分不开的：一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实现民主；二是迎合部分人的分离意识而提出的“住民自决”或“台湾独立”的主张。在这个基础上，民进党发展出了“本土—外来”、“本省—外省”、“爱台—卖台”的省籍族群二元概念架构。民进党的这些做法与李登辉排挤外省人的努力一起，对外省人政治生存空间产生了压缩的效果。
省籍和族群动员的结果，台湾政治结构中外省人族群迅速边缘化，省籍问题当初形成的基础已经消失。但令人费解的是，族群问题的建构和消费却远没有结束。相反，民进党特别是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本土”政治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工具。对这一问题，台湾学者彭怀恩教授给出了解释，他认为，族群动员一旦形成，就会在独立的循环中自我强化。“当族群认同形成后，台湾人与外省人的分野被政治人物进一步政治化。”易言之，目前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作为族群和省籍动员的产物出现，而这种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已有族群想象。不但如此，族群区隔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显示出不同的结构。如张铁志所说，台湾政治变迁的特色，包括阶级矛盾的黯淡，以及党国资本主义的支配，使得台湾民主运动的初期，反对论述主要是以族群间不平等为根基的“本土化”路线。除此之外，党外运动也以比较可以召唤不同族群支持的“民主化”论述作为动员策略。然而随着“民主化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完成，民主对抗威权的政治分歧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动员中就只剩留下认同政治可以操作，族群身份区隔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自然越来越突出。而且，随着岛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两岸关系的剧烈变迁，以族群区隔为基础的政治认知模式延伸到两岸关系领域。按照张铁志的话说，认同政治在新舞台上有了新角色：20世纪90年代“台湾主体性”的上扬，强化了与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是故原来的省籍矛盾更被添加上认同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过去执政八年的经历来看，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其实带有非常强烈的族群区隔意涵。
族群政治毫无疑问地导致了台湾社会的对抗与冲突。从党外时期开始，民进党为了和国民党相区隔，与本省民众接近，不断强调街头抗争。民进党喜欢对抗的政治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族群动员和街头抗争的结果。在族群区隔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敌我区隔，这是族群身份区隔的自然逻辑结果。于是，政治对抗自然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情况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后的政治变迁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可以理解，尽管民进党不断采取冲突策略，甚至有时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但是依然还能得到许多本省民众支持。原因就在于敌我区隔的建构。
本省族群挟强大的气势对外省族群形成了压迫，外省族群则通过不断向“本省论述”靠拢的方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不过这种族群对抗在岛内已经趋于淡化，无论是本省族群，还是外省族群，都力图通过放大两岸关系认同分歧的方式来减弱内部族群冲突造成的影响。因此，当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后，政治评论人傅建中说，“老实说，马先生是岛上大多数人最后的希望，特别是外省族群，大家当然希望他好，不愿见他倒。否则，覆巢之下，绝无完卵。”他认为，大家对马爱之深，责之也切，但基本上都是为他好，除了那些在政治上和他绝对对立的人们。“不管马愿不愿意或喜不喜欢，他已被选为台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人物，马也是台湾最后的希望，我们没有选择，只有无条件地支持他。我们和他休戚与共，荣辱同沾。他的成功，是我们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马都得一往直前，义无反顾，我们誓做他的后盾。”不过在民进党人梁文杰看来，傅建中的观点不过是外省族群的政治生存策略而已。梁所说的政治策略是指，“外省族群经常会隐藏对本省族群的轻蔑。因为外省族群知道，唯有在不触怒本省族群、不使本省族群凝聚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保障。所以，他们希望台湾不要分本省外省，并且认为台湾没有族群问题，还认为省籍矛盾都是政客操作的结果。傅建中的话不过是透露了外省精英危险的想法而已。”梁在这里显然将傅建中话中的两岸语境替换掉了，而换成了岛内的政治语境。这里，傅建中显然是在两岸关系的语境下去讨论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将外省族群的未来与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处理以及台湾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外省族群的两岸政策取向表现得比自称是代表本省人的民进党政治精英更为保守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第7节，3。4政治行为模式化成与政治衰退
34政治行为模式化成与政治衰退
政党政治是台湾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结果。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发展，台湾逐渐形成了两党政治的基本框架，虽然这种政党体制目前并不稳定，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台湾已经初步具备了两党制的雏形。政党与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展开。如果说前面所谈的政治资源分配格局和价值分配格局的调整聚焦于对政治衰退宏观层面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政治行为模式的分析则可以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解释台湾民主化过程与政治衰退的内在关联。本节部分内容曾公开发表。
341台湾政党政治与政治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系指颇为规则化的行为系列或可观察的规则行为。这里的“模式”有类型、一定形式或具有特定方向的特性等意涵。行为模式指有关外表行为的特定倾向或一贯特性，其重要特征是可重现或反复性。当一系列的行为达成目标后，行为模式并不立即消失，而在其他类似的情境中重复出现，使人感觉到它是固定的，有规则的，以及始终一贯的。行为模式虽从外表行为观察及推定，但其形成却与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存在着因果关系。有些社会学家甚至将某些心理因素，如动机态度、价值取向等包括在行为模式的范畴里。王云五等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普及本第一册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61页。行为模式是行为者长期与所处情境互动的结果。同时，由于行为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定行为模式下行为者的行动有一定的可预期性。┬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人是最为活跃的因素。政治学研究中以政治行为为中心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在上个世纪初发展成蔚为大观的行为主义学派。一般认为，政治行为是指有关政治过程的思想和行动，它包括隐藏在人类内心世界的有关政治反应，如政治思想、态度、信仰和价值等，也包括可见的政治行动，如选举、抗议和竞争等。俞可平著：《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52页。这些相关研究题域的出现是对当时政治学研究中过多关注于政治制度静态分析研究模式的反动，并吸收了当时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成果。及至后来新制度主义兴起，行为主义虽然有日渐式微的迹象，但是其理论成果却作为学理资源被新制度主义继承下来。尽管各个流派的新制度主义对政治行为观照的视角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已经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了新制度主义的不同研究题域中。所不同者，在制度主义的语境下，对政治行为的考察突破了行为主义范式的微观偏好，向中观和宏观方向发展。
政治行为模式指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相对稳定、带有规律性的政治行为取向。心理学的行为模式理论认为，“行为模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行为以达到特定目的的结构；在一个行为模式内可以有场景、执行或完成行为的角色、一定的道具等。本书为便于讨论，对这个模型进行了简化。进而言之，政治行为模式包含了行为者的选择结果和选择趋向两个层面的内容。政治行为模式只是反映政治选择的主流趋向，并不排斥该模式之外的政治选择存在。
第8节，
政治行为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制度范式制度范式其实涵盖了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其最简化的分析路径是“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绩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而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被理解为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同时，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因时、因地，特别是因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可塑性。因此，政治行为模式的基本样态其实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长期来看，真正能使政治行为模式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就是制度环境的改变，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模式会在理性选择的驱动下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调整。
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较为稳定的政治行为模式反映了两个政党在争取选民认同方面的不同认知。国民党的行为模式可以称为“组织—动员型”，民进党的行为模式以制造政治对立与冲突为主要特征，可以称为“对立—冲突型”。
国民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国民党政治动员中，基层组织是较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国民党威权时代遗留下的严密组织结构，现在对国民党的政治动员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随着国民党的改造，党工的数量剧减，基层组织的严密程度也大不如前，但是相比较民进党的基层组织，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动员模式方面的差异正在减小，民进党为了强化选举动员的效力，基层组织也逐渐扩张。二、与地方派系结盟。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与地方派系间形成了相互依靠与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近20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形成、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以及选民自主性的增强，地方派系与国民党的传统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不过地方派系至今依然是国民党在基层的重要依靠力量。
民进党在选举动员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主要依靠议题进行动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不依靠组织与地方派系。民进党与地方派系的关系在2000年上台执政后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有逐渐“国民党化”的趋势。该党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就是以特定议题为中心制造对抗和冲突来牟取政治利益的思维和政治运作模式。民进党的对立与冲突行为既有一时起意的临场作秀，也有经过长期过滤和沉淀后的政治行为策略选择。“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在民进党内有一定的普遍性，是该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流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既见于民进党内的斗争，在与敌对阵营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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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先说内部斗争。民进党的历史就是派系斗争的历史。自民进党成立以降，举凡党主席选举、公职人员选举、统“独”路线斗争、“急独”与“缓独”的斗争、政治利益的争夺等方面，均可以看见激烈的对立与对抗。1999年，陈水扁就是以制造对立与对抗的方式排挤了许信良，成为民进党的2000年“总统”候选人。一直延伸到陈水扁第二任期的派系共治政治生态也是该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的重要表征。派系共治的实质就是通过制度化的运作，将派系斗争纳入到党中央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民进党上台后，党内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依然存在。虽然在扁一人独大的背景下，这种“对立—冲突”行为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一旦有合适的时机，立即就会现出本来面目。2007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中的残酷斗争再一次为这一政治行为模式提供了注解。2007年5月5日，民进党“总统”初选党员投票的前一天，声势最盛的“苏谢两大主帅亲上火线，从传简讯到轮番接受电视专访，丑话说尽，刀刀见骨，两阵营已杀红眼，形同撕破脸。”（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5月6日。同样，在2007年“立委”选举党内初选中特定派系对“十一寇”封杀所用的手法也如出一辙。在这些斗争中，一些以前对付泛蓝阵营的招数悉数登场，令泛绿支持者和民众瞠目结舌。由此可见，这种“对立—冲突”的思维模式在民进党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
在与泛蓝阵营的斗争中，民进党“对立—冲突”的行为模式表现得更加明显。民进党素以斗性强悍闻名，在上台前与国民党及上台后与泛蓝阵营的斗争中，不问是非的攻击所在多是，只分颜色、不讲理性的问政更是俯拾可得，在文宣中越过道德界限对敌对政治人物进行人格谋杀等更是家常便饭。选举期间民进党更会不遗余力地鼓动支持者仇恨政治对手，将政治分歧转化为社会对立。
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也秉持“对立—冲突”行为模式以求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该党上台以后，在两岸关系方面不断制造紧张气氛，坚持“台独”意识形态，强化“台独”理念，炒作两岸议题，不断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行为模式是稳定的和一贯的，即通过制造两岸冲突来强化自己的内部支持。通过这样的循环系统，民进党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两岸关系的紧张作为扩大内部支持来源的重要渠道。正是在这种结构性思维的影响下，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不断走向极端化。从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防御性公投”，再到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以及后来的“入联公投”，及至对马英九当选后采取的扩大两岸交流举措强力杯葛，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选择上显然是倾向于将两岸关系维持在相对紧张的态势之上。
第10节，3。4。2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的历史习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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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的历史习得过程
国民党“组织—动员型”政治行为模式显示出该党在行为模式上的历史沿袭性。国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恩庇—侍从”体制并未随着威权统治的瓦解而完全消失。今天国民党在选举中的政治动员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靠威权统治时期留下的组织结构。不过不同的是，威权时期国民党中央对地方组织和地方派系保持着绝对的权威和控制权，现在这种权威和控制权已经不在了，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更多采用协商的方式来协调与地方派系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