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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教育系统的公务员章勇的儿子两年前“丢”了，父亲内心很煎熬，但没有寻找的线索，只能恨恨地说：“算了，就只当他提前进大学了！”
直到偶尔的一天，他翻出儿子用过的笔记本，看到儿子的QQ号码。在网上，他用匿名加儿子为好友，可儿子就是不和他这个“陌生人”说话。他说，你姓章对不对？你是西宁人对不对？儿子急了说，你到底是谁？再不说，我就删你了。章勇发过去一张儿子小时候和自己的合影，儿子激动地打过来一行字：
“老爸，原来是你！你怎么会聊天了！”
老章和儿子在网上成了好朋友。在此之前，儿子分别两次离家出走，时间长达两年，第一次去了重庆，第二次去了天津。
在这些离家出走的学生中，经常有集体行动者，少则3～5人，多则10余人。②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当“教育”沦落为“培训”，有识之士惊呼：“这样的教育还是教育吗？”“中国还有教育吗？”③
“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把九年义务教育扭曲为淘汰失败者的教育，而且是让大多数人成为失败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失败教育是罪恶之源。” ④
据有关方面调查显示，大约有20％的中学生因为学习压力过重，存在抑郁倾向。北京市约有20％的中学生曾考虑过自杀。上海市有的中小学生曾有过“活着不如死了好”的想法，其中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人数达到。广州市中小学生自杀意念平均报告率为，并且逐年呈上升趋势。①
2000年1月17日，浙江金华市一名高二学生，因考试成绩难以进入前十名，与母亲发生冲突，竟用榔头砸死母亲。 。。
面对学校，我们万般无奈（2）
2002年6月16日，北京发生蓝极速网吧纵火案，有25人葬身火海。经警方查明，纵火者为学业失败流浪在外的少年学生。
2004年上半年，武汉高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12起，10人死亡。
2005年4月2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大二女生跳楼自杀；5月7日，又有一名男生跳楼自杀。
还有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里的熊，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残杀4名同班同学，等等，接连不断的校园恶性事件，让人扼腕叹息，也让人警醒，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
当教育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训练的技术，为了可以看见的、一时的教育目标，人们不再关注教育作为发现人、完善人的艺术。当教育行为成为一种习惯后，教育者便丧失了反思教育的能力，不再致力于探寻教育实践的意义。
回顾中国新式教育创设之初，针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清廷学部确立教育目标为“造就全国之民”，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科举之制，其始意非不甚善，自士人以为弋功名希利禄之捷径，而圣经贤传遂无与修齐治平，科举乃为斯世病。”是普遍的急功近利之心，毁灭了科举选能制度。废除科举，创办新式教育，不是简单的学制变更，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这种狭隘的社会功利风尚。普通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因此，清政府学部奏请朝廷晓谕天下，“所有京师及各省学堂师长生徒，尤宜正本清源，辨明义利，不视为功名禄利之路，而以为修齐治平之规，于国家劝学育才之意方为无负。”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满清时代所钦定的教育宗旨，“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删去两项，保留三项后，他增加了“世界观”与“美育”两项，努力使教育摆脱对政治专制的隶属关系。“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②如果说世界观教育是为了破除一切思想桎梏，那么，美育教育则是破除人我、生死疆界，培养个人与人类世界精神融通的精神禀赋。他晚年回忆说：“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①这些博大光辉的新式教育理念，经过一个世纪的轮回，怎么流传到今天，都被应试教育抛弃殆尽了呢？
应试教育的实质是一种考试技术训练和淘汰选拔竞赛，其少数优胜者的精神状况如何呢？
2005年，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开发院和美国一家调查公司联合开展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活意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学生最重视学习，对学习成绩最关心。对于“作为高中生，学习最重要”，中国高中生赞同的比例最高，完全赞成的有，基本赞成的有，合计为，另有不太赞成，完全反对；韩国高中生对此完全赞成的有，基本赞成的有，合计为，另有不太赞成，完全反对；美国高中生对此完全赞成的有只有，基本赞成的有，合计为，另有不太赞成，完全反对；日本高中生对此完全赞成的有，基本赞成的有，合计为，另有不太赞成，完全反对。②
对学习和考试成绩的高度关心，在有限的教育时间里，必然会顾此失彼。当我们的教育以所谓的考绩成绩为“才”的标准，大量丢失的是“人”的资源。这样的高才生，学习成绩很好，却对社区公益活动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很低，缺失生活自理、自立能力和创造、探险精神。
在上海中心城区的几乎所有中小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学生在校园里一律不许擅自奔跑。违反规定者，轻则点名批评，记入学生操行手册，重则记过罚站，让家长到学校接受训话。
为什么呢？因为曾经发生过学生在校园里奔跑摔伤，家长与学校对簿公堂，要求巨额索赔的事件。因噎废食，学校干脆取消学生奔跑的自由。
试想，一个不让孩子奔跑的学校，那是什么场所？
男孩，在整个青少年时代都生活在不许奔跑的环境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动物？
这样的校规，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把学生圈养起来，像笼子里的品种鸡，定时定量地投水喂食，以考试成绩论斤两，这是对人性的戕杀，这是对教育的亵渎。
《人民日报》驻浙江新闻中心副主任、高级记者胡雪良先生指出，现在的一些城市中小学校，很少开展野营拉练活动了，每个学期例行任务地举办一次春游或秋游，都要家长与学校签订类似“生死状”的协议书，就是要让家长承担孩子外出的意外责任，避免事故处理纠纷。这种做法，情有可原，但其理可悲呀。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其主体是什么？这个主体能否承担教育责任和风险？家长对教育行为的过于苛求，对教育目标的过于功利，造成沉重的教育心理压力，层层传递，层层加码。学校、家庭和整个社会，在教育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痼疾，心理都很脆弱，疲于应付尚且不暇，何谈敢于创新，宽容创新，鼓励创新呢？①
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变成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急切需要改革创新，开辟新境。西点男孩训练中心，是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边缘，找出一块中间地带，尝试一种新的男孩人格成长教育新模式。
面对城市，我们回身乏术（1）
我们生活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我们追求着现代化生活方式。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是这种现代化的具体形式。而城市化的生存环境，对于男孩成长不是都有利的，很多时候是弊大于利。
进入西点男孩训练中心的孩子们，全部都是来自城市家庭。
城市让我们远离自然，生活在狭窄逼迫的空间，无法面对无垠的星空和广袤的土地。女孩可以在城市环境里学会精明伶俐，男孩在城市环境里却难以形成开阔的胸襟情怀。
人类城市发展经历了为神灵、为君主、为机器、为市民的四个阶段。为神灵建城，如中国的天坛、欧洲中世纪的神殿、南美洲的玛雅神庙，那是神统治人的年代，人是神的奴隶；为君主建城，如巴黎是为路易十四建造的，北京故宫不是住老百姓的，欧洲文艺复兴后，君主取代了神灵，城市是为君主、为贵族建造的；为机器建城，如纽约、东京、香港，现代化大工业发展，道路是为了跑汽车，摩天大楼用于商贸，一切为了追求高效快速，城市不是真正为了人的生活、居住；现在的西方发达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开始为市民百姓建城，城市建设是为了人类诗意地栖居。而我们，在迅速城市化进程中，简单移植西方，特别是美国现代商业城市规划建筑模式，人成了机器和商业的奴隶。
在经历过十多年闭关锁国后，经济大潮中涌动的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消费时尚。我们的学科分类和知识谱系，仍然停留在大约相当于牛顿物理学时代的状态。迅速兴起的城市化运动中，到处堆积的是象征着资本的炫耀与腐朽没落的伪贵族习气的文化符号。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三通一平”了；本来婉转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良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城市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毁弃了家园，破坏了自然，宰割了天空。①
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认为，15岁之前的教育应该在远离城市的农村进行。“我在乡间度过了青春年少时期，那里的孤寂生活和我全神贯注地阅读的好书，加强了我对深挚感情的天赋秉性，使我变成类似费纳龙（1651～1715）式的虔信者。在隐遁中所做的沉思，对自然的研究，对宇宙的冥想，都促使一个孤独的人不断奔向造物主，促使他怀着甘美热切的心情去探索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归宿，探索他所感到的一切的起因。”②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说：“这个世界上能深深震撼我们心灵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③
中国作家冰心（1900～1999）一生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晚年对中国孩子的最大祝愿是：“让孩子们像野花一样自然生长。”④
人类进入现代化城市生活以来，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迄今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划时代的、巨大的创造发现。从印象派、现代派、抽象派、达达派，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极简主义……一代一代，概念翻新，技术翻新，都是在对古典主义传统进行解构，以发泄郁结已久的精神压抑、焦虑、恐惧、悲观、失望。因为，人类创造精神的真正基础，是天地自然，山河日月，是亿万斯年自然演化的客观真实世界，而城市生活空间是人造的虚拟世界。
现代城市住居格局，不仅让我们与自然隔绝，而且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由现代化大工业职工宿舍演变而成的城市居民小区，通过商业地产项目开发，把每一户人家压缩为相同建筑单元里的每一室，门牌编号上就是××小区××单元××室。这种建筑模式和市民住居格局，其背后所隐藏着的对于人的理解，就是白天干活劳动创造价值，晚上睡觉恢复体力可以持续劳动的一种动物性存在。需要文化消费吗？晚饭后睡觉前，可以依偎在沙发里看看电视或影视录像。三室两厅，或四室两厅，装饰着聊以自慰的所谓中式古典或欧陆风情的文化符号空间里，生长活跃着的是人的不断膨胀着的物质欲望。一道道厚重的防盗门，隔开了家里与门外的两个世界。没有邻里交往，缺乏邻里亲情，大家都是天天见面，彼此熟悉的陌生人。
面对城市，我们回身乏术（2）
每个孩子都生活在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单元住宅里，只能与家长为伴。他们不知道本地物种，他们不熟悉四季物候，他们没有同年邻里伙伴，他们没有社区人际交往机会，他们的物质欲望和动物属性在商业文化刺激下不断膨胀，他们的道德精神和社会属性却难以得到应有的正常的发育生长。
2007年春节前后，新闻媒体大肆报道北京市民饲养宠物狗问题，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生活在现代化城市里的人们，人与狗的关系异常亲近了，正说明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远了。
现代化城市让我们拥有了充足的生活资料和富裕的物质世界，但一切都是变了味的。荤菜含有激素，蔬菜残留毒素，各种饮料杂有色素，大米都是经过筛选抛光高温高压精细加工的，看起来很美，身份很复杂，实质很可疑。
现代化城市让我们过上所谓的富人生活。上饭店吃饭，摄入一肚子的油腻，饭后坐在车上，想起血脂正在凝固于血管，然后结块，然后堵塞，然后中风，重者植物人，轻者像机器人，走起路来，一愣一愣的。想到此，不寒而栗，赶紧驱车上健身房，花钱在跑步机上，哼哧哼哧，原地踏步，仿佛当年咸菜缸里踩咸菜。不同的是，前者花钱，后者赚钱；后者叫劳动，前者叫健身，其实就是戆大练戆，凑成上海人新元素：“姚明的高度，刘翔的速度，健身房里的戆大（上海方言，读gàng dù）。”①能到健身房里做做戆大者，还是想好的，更多人是根本不参加任何瘦体健身活动，久而久之，就养成“小肥羊”的坯子，整天凸个肚子，好比端了一大盆肥肉，结果，浑身的赘肉，压迫得关节不好，腰椎也不好。成年人如此，未成年的孩子们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
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孩子们真的很可怜，尤其是男孩子们更可怜。
现代化的弊端，现代文明的强大负面作用，已经引起西方发达社会的普遍关注。作为后发展的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关注，还倾向于从正面的，积极的态度去实践，去认知。实际上，不仅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旷古未有的转型，人类文明也正面临着一次旷古未有的转型。人类社会的农业文明经历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历史，尔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二百余年过后的今天，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生活，已经危机四伏。我们的教育创新，我们的文化反思，必须自立于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命运的高度，去审时度势，变革图新。
香象过河，截流而过。
面对湍急宽广的河水，一般动物未敢轻易下水。佛传故事称，象分四种，我们一般所见的是灰象，经过训练可负载物体；白发成就之善士所乘是白象，如十方普贤菩萨所乘之象；人中王者所乘是青象，玄奘法师在印度时，王者送其七头青象，象征荣耀和尊严；作为智慧和力量化身的是香象，世人难见，慧根深远者才有缘见识到，其形体巨大，特立独行，可以担当伟业。香象过河，涉水最深，证道最彻底。
顺应潮流者易，改变潮流者难。西点男孩训练中心，就是一头正在涉足现代化城市生活滚滚洪流，希望带着孩子们过河的象。
男孩训练，拯救我们身边的男生（1）
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西点男孩训练中心是第一个专门针对男孩的教育训练机构。
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只有男子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女子教育的公开机构。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教育发展史上，曾经有过男、女分别办校之举，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现代女子教育。以后，随着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传播，逐渐实行男女同校同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仍然保留了个别女子学校，却没有任何一所专门培养男子的学校，也没有任何一个培养男子的社会型机构。西点男孩训练中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只是一个男孩训练机构，努力尝试着在现代化城市环境下，如何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结合点上，进行培养男孩健康人格成长的方式方法。
1844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 Aldersay）以“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名义，趁五口通商开放之际，在宁波创办宁波女塾，免费招收女童，教授圣经、识字、数学、地理、女红等课程，成为中国境内女子学校的开端。
1898年，寓沪浙江商人经元善（1841～1903）在参与洋务运动过程中，联合梁启超、康广仁等社会名流，主持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女子学堂—经女学堂，又名中国女学堂。该学堂宗旨主张贤妻良母主义：“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①经元善认为，如果把人的一生所受教育设置为100分，那么，母亲从怀孕开始实行的胎教及此后的家庭教育约占70分，朋友间的影响教育约占20分，学校教育仅有10分。所以，女子教育是富国强兵之途径，保国保种之根本，相夫教子之需要。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给予女子教育以合法地位。规定女子教育，“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①女子教育内容为培养德操、学习知识技能、留意身体发育。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从“教育目的在于养成完全之人格”出发，认为“完全人格，男女一也”。但根据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主张女子教育在体育上因为素来运动较少，应努力操练；在智育上要加深研究之功夫，精细详审；在德育上要去除依赖和虚荣心理，不限于家庭琐细之事，扩大耳目心思之范围，以立德立人；同时，对于家政，如裁缝、烹饪等，也不可放弃。
1919年，民国政府###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实行男女同校。此后，普通教育逐渐走向男女同校。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经过高等院校调整和教育资源重新整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取消了所有的女子学校。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女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