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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１６３４ 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
陈奇瑜（１６１６ 年进士，１６４８ 年去世）①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专办“流
贼”。不出数月，陈奇瑜设计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峡谷中，
诱陷数千名造反军。然后，他在一个引起争论的行动中断送了自己前程。他
接受李自成（１６０５？—１６４５ 年）②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的投降，派人将他们
及其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们杀掉护送的人，在陕
西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水流域开始了一连串成功的袭击。这次灾难后，陈奇瑜
继续留任了几个月，随后被逮捕，由洪承畴（１５９３—１６９５ 年）③和卢象昇（１６００
—１６３９ 年）④代替，他们有以前在西北作战的经验。
洪承畴和卢象昇用了两年时间同流动的造反者作战，同时努力驾驭他们
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１６３５—１６３６ 年，造反活动扩大，⑤对朝廷幸运的是，
１６３５ 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
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⑥不过，在 １６３５ 年的 ２ 月和 ３ 月，仍有两
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
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
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１６３６ 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
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
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１６３５ 年 ８ 月，名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
年），第 342 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 26 页。
①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769—770 页。
② 《明史》＇41＇，271，第 6966 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 56—57 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35—436 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16—417 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 6436—643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86 页。
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死于 １６３５ 年）①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
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
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
被山西巡抚吴ǎ保担福埂保叮矗础∧辏诨魍耍黄戎匦禄氐剿募蚁缟挛鳌Ｋ�
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 １６３６ 年 ８ 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
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 １６３６ 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
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
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
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
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
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
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
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
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 １６３４—１６３８ 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
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 １６３４ 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
装起义。③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
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９ 月 １４ 日晚时机
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
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④
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
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
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东南
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
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⑤
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
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
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
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
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
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① 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 6484—6486 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 6553—6557 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 6492—6493 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 6491—6492 页。
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
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 １６１８ 至 １６３７ 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
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①最近有
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
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
分纳税人”。②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以 １７ 世纪的标
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
的东西。①
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 １６３４
—１６３６ 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
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
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②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
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
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①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
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②他们
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１６３４—１６３８ 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 １９
人。③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
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
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 １６３５ 年 ３ 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
亵渎了。④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
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
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
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１６３７ 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
① 《明通鉴》＇210＇，4，第 3165 页。
② 《明史》＇41＇，305，第 7827—7831 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 56—57 页；和邓恩：《巨人的
一代》＇148＇，第 253 页。
①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 1477 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 5718—5719 页；251，第 6487—6488
页、6495—6499 页；253，第 653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37—239、1467—1471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22—52 页；和李文治：《晚
明民变》＇334＇，第 26—43 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 17 世纪 30 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
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
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 年），第 205—219 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 6729—6732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5 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91—493 页。
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
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
绝。然而却得到批准；１６３７ 年 ８ 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
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１６１９ 年进士，死于 １６４１ 年），①他从天启朝
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
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１６３８ 年夏，忠于东林
的黄道周（１５８５—１６４６ 年）②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
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１５８８—１６４１ 年），③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 １６３１ 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
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
１６３４ 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
北部。１６３５ 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 １６３６ 年末，在规定的 ２７ 个
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
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
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
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为所动；
杨嗣昌的任命继续有效。
１６３７ 年春杨嗣昌担任新职务时，他面临的是个令人沮丧的局面。１６３６
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
满族人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不时的袭击，并通过征服内蒙古最强悍的部族和
派遣远征军深入黑龙江地区巩固了他们在长城外的势力。１６３６ 年夏，皇太极
派异母兄弟阿济格（１６０５—１６５１ 年）④和其他人率军进入北直隶，在北京附
近成功地作战一个多月才撤退。１２ 月下旬，皇太极亲自领导对朝鲜的入侵，
朝鲜长期以来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国。不出两月，朝鲜军队投降，满族人在两
翼和后方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现在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
杨嗣昌对这个威胁的对策是讲和，目标是订一个条约，像 １５７１ 年和蒙古
人所订的那样。⑤他想赢得一些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杨嗣
昌的讲和计划毫无结果，因为它在朝中遭到强烈的反对，而皇太极正在抢占
大量领土，也看不出讲和对他有什么好处。１６３８ 年下半年，皇太极的军队在
他们初期得手之后，紧接着在北直隶和山东进行了五个月的毁灭性战役，有
６０ 多座中国城市——其中包括济南和天津——受到进攻。满族军队回到沈阳
时“带着无数战利品和许多俘虏”。⑥在这次战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区的总督
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 １６３６ 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
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和 ４０ 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
①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58—360 页。
②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 6759—6765 页。
③ 见地图 26。
④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38—40 页。
⑤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 6893—6898 页。
⑥ 吴睹魇贰罚�41＇，252，第 6521—652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494—1495 页。
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①杨嗣昌特别沮丧；在 １６３７—１６３８ 年间，气氛本来很
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１６３７ 年，张献忠（１６０５—１６４７ 年）②和其
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
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
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
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１６３８ 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 １０
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
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１６３８ 年 ５ 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
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①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
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１６３８ 年
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
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１６３８ 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
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
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１６３９ 年 ６ 月，张献忠复
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
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
都撒手不管，他于 １６３９ 年 １１ 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
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１６３９ 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
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
管他在 １６４０ 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
到 １６４０ 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
川东部。那年和 １６４１ 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１６４１ 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
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１６４１ 年的头三个月，
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 ３ 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
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
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
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
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
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 １６３９—１６４４ 年
１６３９ 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
难。１６３９ 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
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
①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 36—37 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
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 年），第 43—45 页。
②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 36 页。
①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
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②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
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
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
流入中国。③
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
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
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
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
１６３９ 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
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④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
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
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