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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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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典试浙江时结党受贿。①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钱谦益应受到惩处。他
被罢官并被削籍;他的几个支持者也受到惩戒。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企图得逞,
崇祯朝遂失去免于党争的一线希望。

海上贸易的发展,约 1628—1634 年

17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因荷兰人和中国海盗在台湾
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活动而受到严重的干扰。但由于著名的海盗首领和走私犯
郑芝龙(1604—1661 年)向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1607 年进士,死于 1640
年)②投降,情况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郑芝龙答应帮助政府控制他曾经参与过
的非法活动。他结果很成功,三年内,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
善,熊文灿建议恢复这个地区正常的海上贸易。
不管菲律宾的海运、关税和其他记录是多么不完全,却都表明中国商人
并没有等待政府的批准才做生意。在 17 世纪 20 年代末,他们再次开始了同
西班牙的大规模贸易。③到 1632 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人手中的白银数量,
每年达 200 万比索,④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⑤不完整的和有时是矛盾的贸易


③ 赵翼:《廿二史劄记》'46'(序,1795 年和 1800 年;上海,1937 年重印;台北,1971 年重印),第 514—515
页。
④ 冯铨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240—241 页。
① 周顺昌传见《明史》'41',245,第 6353—635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74—277 页。又见贺凯:
《苏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268',见《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京都,1954 年)第 224—256 页。
② 《国榷》'498',6,第 5330 页;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 512—513 页。
① 崔呈秀传见《明史》'41',306,第 7848—7850 页。
② 《明史》'41',110,第 3379—3381 页。
③ 《明史》'41',112,第 3492—3495 页。
④ 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 年),第 17、32 页。
 



数字,使概括发生困难,但看来在 17 世纪 30 年代初,由于葡萄牙人通过澳
门运入大量白银,中国同日本的商业活动也大有起色。①这些发展似乎给明帝
国的这些与海上贸易最直接有关的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

经济衰退和西北的叛乱,1628—1631 年

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幸运。1628 年春,萧条的西北省份陕西受到严重干旱
的打击;到冬天,一些地区的情况骇人听闻,卖儿卖女很平常,人相食的事
时有所闻。当政府无能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爆发了叛乱,特别是在这
个省的东部和中部。②
1629 年初,当皇帝为了削减政府开支而减裁驿站数目和人员时,局势恶
化了。①这壮大了造反队伍,因为被裁的人员无以为生。官军中的逃兵和叛变
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据报告,造反活动很快就蔓延到全省。1629 年 3 月,
为了对付迅速恶化的局势,左副都御史杨鹤(约 1604—1635 年)②奉命总督
三边军务,管辖陕西的大部分。
杨鹤虽是一个尽职的文官,但不是一个使人鼓舞的军事统帅。他在陕西
两年半导致的结果有好有坏。尽管他在劝说造反领袖投降方面取得一些成
功,甚至使他们的军队为政府所用,但他未能消灭那些不能信任的造反者。
批评者指出,许多已经投降的造反者一有机会又叛变了。其他一些造反者根
本拒绝投降,有一伙人使杨鹤大伤脑筋,他们从 1630 年夏至初秋占领了陕西
东北一个战略城镇。1630 和 1631 年,陕西的造反者对邻省山西进行了毁灭
性的袭击,这个事态发展在当地和北京部引起了惊恐。虽然杨鹤初期的绥靖
政策曾受到热情的支持,但皇帝渐渐醒悟。1631 年 10 月,由于陕西的造反
者愈来愈多,杨鹤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

1629—1630 年的满族人入侵

1629 年 12 月,努尔哈赤第八子和继承人皇太极(1529—1643 年)①率领
军队出人意料地从山海关西边入长城,直捣北直隶。不几天,他们占领了遵
化的重要铁厂,并迫使袁崇焕从边境驰援北京。在他 12 月 30 日到达之前,
城里就流传满族人散布的谣言,说他密附满族将领。满族人害怕袁崇焕的军
事才能,希望引起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谣言容易被人相信,因为几年前袁
崇焕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1630 年 1 月 13 日,他以通敌罪被
捕。
随后的几个月,明朝军队在北直隶遭到一连串失败。1630 年 1 月 14 日,
满族人分兵占领北京以南 30 英里的固安。十几天后,受尊重的将领满桂(死


⑤ 同上,第 17—18、63—64 页。
① 布希:《东林书院》'13',第 57—66 页;和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与政治》'376',见《明代政
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 年),第 171—174 页。
②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 68—71 页。
① 《明史》'41',第 7845 页。
② 朱由检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91—192 页。
① 例如,见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18',哈佛大学学位论文,1953 年,第 10 页。
 



于 1630 年)②在永定门外战死;2 月中旬,当满族人终于退出北京地区时,
国门前真可说是尸横遍地。③但是,满族人的出征并没有结束;他们接着扫荡
了北直隶东部的几座城市,然后在山海关西南仅几英里的地方停下。
1630 年 4 月,皇太极回到盛京沈阳,派阿敏去巩固,并如可能就扩大四
个月前意外获得的长城内的据点,阿敏是朝鲜战役的英雄,当皇太极不在沈
阳时,由他摄政。5 月初,阿敏抵达北京以东 125 英里的永平(今卢龙),
抵抗前辽东经略孙承宗指挥的一次进攻,孙复职才几个月。六月下旬,阿敏
由于在几个方面受到中国军队的压力,他的供应线又有被切断的危险,被迫
从山海关西边 50 英里的冷口退出长城。
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皇帝,他相
信了谣言,于 1630 年 9 月 22 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阿敏
的遭遇比他好一些。他一到沈阳就被捕,受审,被判了各种罪,其中包括从
驻地逃走。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罪名,是他从北直隶撤退时,允许在几座中国
城市进行杀掠;这对皇太极想取明而代之的计划是一个严重打击。①阿敏被免
去死刑,于 1640 年在幽禁中死去。

大凌城之围及其余波

在 1631 年 9 月初皇太极包周新筑的大凌城之前,东北边境这时相当安
静,大凌城是明要塞锦州北边的一个战略前哨,在山海关东北 125 英里。10
月,派去的救兵被满族人击溃;到 11 月中旬,大凌城守军粮尽,食马,甚至
同伴的尸体。最后,在 11 月 21 日,总兵官祖大寿(死于 1656 年)②投降,
投降之前至少杀死一个希望继续战斗的将领。③祖大寿接着说服皇太极让他回
到锦州,设计诱降守者。他后来食言,但皇太极已经在心理和战略上赢得一
个重要胜利,因为许多明朝将领,包括张存仁(死于 1652 年),①这时投降
了满族人。
这些事件也影响到山东的政治稳定。1631 年末,驻在山东登州的军队(他
们许多来自辽东),奉命回东北抵抗满族人。当这些军队通过北直隶南部时,
发生了兵变,叛军说服指挥官孔有德(死于 1632 年)②参加造反。孔有德迅
即率领他们一路杀回来,横穿山东北部,围登州;1632 年 2 月 22 日登州失
陷。中军耿仲明(死于 1649 年)先叛降孔有德,为叛军开了登州城门。③这


② 《明史》'41',114,第 3542 页。
③ 《国榷》'498',6,第 5387 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 513 页。
② 倪元璐传见《明史》'41',265,第 6835—6841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587 页。又见黄仁宇:
《倪元璐:一个新儒学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实主义”》'253',载《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137',狄百
瑞编(纽约和伦敦,1970 年),第 415—449 页。
③ 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351',《历史研究》,4(1958 年),第 11—27 页。
① 詹:《衰亡》'18',第 10—11 页;和杰里?登纳林:《嘉定义士:中国 17 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与社会变
迁》'142'(纽黑文和伦敦,1981 年),第 28—29 页。
② 钱谦益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48—150 页。
③ 温体仁、周廷德传见《明史》'41',308,第 7923—7937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77—279、
1474—1478 页。
 



次叛乱的意外受害者是登莱巡抚孙元化(死于 1632 年),④他信天主教,善
西洋炮法,登州陷落后被俘。叛军领袖后来释放了他,但皇帝不愿宥其“败”。
这年晚些时候他在北京被处死。
同时,孔有德和耿仲明继续他们的叛乱。3 月,他们包围登州西南 60 英
里的重要城市莱州;4 月,他们占领莱州和胶州湾之间的平度;8 月,他们用
计抓住几个重要官员。然而他们的好时光完了。10 月初,六个月的莱州之围
无功而解,10 月 10 日,孔有德在莱州东北受到严重打击,被迫退到登州。
当官军开始长期围困这个叛军据点时,形势就改变了。孔有德和耿仲明几次
企图突围都没有成功,于 1633 年 4 月乘船逃往辽东,他们在那里投靠了皇太
极。不久,他们就帮助满族人攻占了辽东半岛尖端的战略城镇旅顺。这两人
都在对明朝的征服中发迹。

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这些军事挫折对朝廷有重要影响。1629 年 12 月开始的关内战役,不仅
导致袁崇焕的被捕与被杀,而且导致他从前的几个支持者的辞职。第一个离
职的是辅臣钱龙锡(1575—1645 年),①他是东林的同情者,于 1630 年 2 月
因受到政府中反东林分子猛烈批评而辞职。几星期后,首辅韩爌也辞职,部
分原因是他与袁崇焕和钱龙锡的密切关系受到攻击,袁崇焕考进士时,韩为
试官。其他倾向东林的官员在这时离职的有刑部尚书乔允升(1592 年进士)
和左都御史曹于汴(1558—1634 年),他们两人在魏忠贤掌权时都因他们的
政治关系受到牵连。 ②
这种逆转并不意味着东林集团在朝廷已经失去一切影响。在这个时期,
崇祯皇帝显然想在真正的或传闻的东林支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搞平衡。
1630 年 2 月,当北直隶的军事危机达到顶点时,皇帝任命了三名官员为辅臣,
其中两人与东林有关系。第三个是周延儒,他在两年前曾帮助温体仁罢免东
林党人钱谦益。③温体仁则于 1630 年 6 月入阁。到年底,在 1629 年时曾经是
亲东林的内阁,似乎由东林党人和他们的反对者平分秋色。
但是,这个平衡政策实际上把更多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政府。1631 年 7 月,
间或支持东林运动的大学士钱象坤(1559—1640 年)④在与周延儒争吵后去



④ 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10—111 页;《明史》'41',260,第 6733—6738 页;
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562—566 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 216—220 页;刘香的传
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 947—949 页。
① 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 世纪):方法与活动迹象介绍》'50'(巴
黎,1960 年),第 148—160 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
1493—1803 年》'8'(克利夫兰,1903—1909 年),23,第 29—92 页。
② 布莱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8',24,第 254—255 页。
③ 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
革命,1501—1650 年》'196'(坎布里奇,1934 年),第 34 和 42 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见皮埃尔?维勒:
《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 年),第 193—194 页。
④ 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1640 年》'10'(里斯本,1959
年),第 115—144 页。
 



职。两个月后,大学士何如宠(1598 年进士,死于 1641 年)⑤也辞职回家,
他在 1625 年时因同坚定的东林成员左光斗的友谊而被罢官。他辞职是因为同
周延儒和温体仁合不来。⑥1631 年 12 月,坐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因东北新近的
军事失利在朝廷受到猛烈批评而引退,他是东林的英雄,也是内阁成员。
1631 年,发生了另一个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 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
部边境监视军队,这种做法在 1627 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皇帝的改变
主意反映出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满意,并想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朝廷里
经常不断的勾心斗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这并不是说皇帝想回到前朝的黑暗日子,那时太监控制了皇宫和政府。
相反,他似乎下决心独自对政策作最后决定。不过,1631 年以后,太监的影
响继续增长,尤其是充当皇帝的特别侦探,当时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个庞
大的侦察网,①对那些怀着义愤和恐惧回想东林在 1625—1626 年的溃败的
人,这种事态发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学士温体仁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在 17 世纪 30 年代初的政治动
荡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对皇帝的影响,他让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
中立的,对党派斗争不感兴趣,只为皇帝的利益服务。尽管在现存资料中有
反对他的意见,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他在将近 10 年中保持了一个聪
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担任首辅。但是,温体仁从来也没
有像张居正在 1572—1582 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这表明,
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 17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其实应
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祯皇帝本人。②
温体仁在 1630 年 7 月入阁后,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锐,整掉一个又一个反
对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怀疑。正如他以前对钱谦益的攻击所表明的,他最喜爱
的靶子是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在 17 世纪 30 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
之中有几十人离开或被赶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学士文震孟(1574—1636
年)、何吾驺(1619 年进士)、钱士升(1575—1652 年)、工部左侍郎刘宗
周、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1579—1636 年)。①
温体仁在看准时机时,也反对那些通常被视为东林运动的敌人的人,决
不犹豫,特别是当他们妨碍了他的时侯。1633 年上半年,曾在钱谦益一案中
支持过他的首辅周延儒,被控犯了种种罪行,包括一条荒谬的指控,说他接
受陕西一个造反领袖的贿赂。当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援时,温体仁不理。他在
那年 7 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温体仁。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干旱、饥荒和叛乱,1632—1636 年

虽然杨鹤在 1631 年 10 月罢官后陕西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
基本上是一个假象。造反者不过是涌进别的省份以逃避官军或陕西恶劣的经


⑤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 年),第 1 章。也见李
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 年),第 15—51 页。
⑥ 《国榷》'498',6,第 5469 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 24—25 页。
①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 6725—6728 页。
②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 — 3 页。
①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 6957—696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561—562 页。
 



济情况,因为那里的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劫掠了。到 1632 年底,造反
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山西东南、北直隶西南和河南北部,那里的一些造反者得
到相当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山西和河南边界的城镇,杀掉官员和许多地方
名流,很少遇上官军。从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况是,造反者不仅证明他
们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对富庶的地区有效地作战,而且他们已经转
向中国北部平原,能够进犯北京了。②
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1633 年初,官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
造反者取得一连串胜利。尽管他们在山西南部不时受到挫折,但到 12 月,他
们已经迫使许多造反队伍退过黄河,进入河南中部、湖广北部和陕西南部。
这些地区由于受到 1633 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③当造反军不去他们的老
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时,就给他们提供了补充兵源。12 月 27 日,河南
西北的渑池陷落;四天后,渑池西南的卢氏受到攻击;到 1634 年,一些造反
队伍在湖广北部的汉水沿岸自由来去。1634 年 3 月和 4 月,造反军对长江沿
岸展开袭击,他们在那里穿过湖广和四川之间的巫山峡谷。
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1634 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
陈奇瑜(1616 年进士,1648 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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