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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
如今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真正考验，恰恰是能否在降低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高增长。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增长将经历放缓、停滞、萎缩的过程。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在几年内就会出现。如今的“民工荒”，也绝非短期的经济现象，而是新时代来临的前兆。可惜，在这1/4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弱势阶层保护不够充分，使劳动者没有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进而工资被一压再压，甚至欠薪。中国的制度，等于在为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提供长期的补贴，企业被廉价的人力资源给娇惯坏了，在减少人力、寻求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缺少压力和动力，面对突然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显得措手不及。
除了这种人力成本的补贴外，中国的企业实际上还在吃能源的补贴。在2008年的油价高峰期，中国的油价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只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油价牵扯到各种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成本。人为的低油价可以使中国的企业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价格之下的产品，进而在贸易上显得特别具有“竞争力”。然而，随着日益高涨的油价，对石油的财政补贴很难再维持下去。即使政府有决心维持，中国的贸易伙伴们也会指责中国以石油补贴来维持产品的低价，进行不正当的贸易竞争，进而引起一系列贸易纠纷。最糟糕的是，人为的低油价，使中国的企业失去了在环保、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动力。这些恰恰是解决未来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关键性领域。在这些领域发展滞后，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竞争力。
总而言之，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依然是中国过去1/4世纪里的基本发展模式，而这也是当今世界最为落后的经济模式之一。对于一个劳动力供应日益减少、资源贫乏的国家，这种模式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泡沫，难以维持长久的发展。比这个更可怕的，是在经济泡沫之上的信心泡沫，即觉得自己正在走上世界之巅、俯视众小，已经没有必要再向别人学习了。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中国何时“曾对美国*模式的性质变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呢？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细致到一个县、一个村、甚至一个家庭。这样的着作在英文世界已经多如牛毛。中国什么时候有过关于美国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城市的研究？这种无知，也正是一些学者得以大胆放言的基础。这种自闭症不打破，中国就难以真正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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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究竟有多少幻象
2009年初，中国面临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成本上升、市场萎缩，大量民工失业。许多人都在思考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太慢了，对建立在廉价劳工基础上的制造业是否太过依赖。有些经济学家指出：“唱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不合时宜，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需要这些产业。”“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增长不是问题，就业也不是问题，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唱衰，认为应该转型。部分民营企业主自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不再专注于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向地产、金融领域寻求更高的利润，也是导致此次经济危机中出现不少企业倒闭的原因。”
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日本、韩国等等无一例外。
如今中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波及，出口下降、GDP增长减速，面临着在经济低迷的过程中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挑战。制造业作为解决就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当然至关重要。
所以，在中国制造业繁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居安思危、走一步看三步，为未来的转型做好准备，是经济学家们思想的前提。可惜的是，当今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繁荣中自我陶醉，大唱“衬衫经济学”的赞歌，似乎中国的经济靠着给沃尔玛制作衬衫就能征服世界了。
我曾经出版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我不是经济学家，讲的是普通人都能懂的常识：中国的经济，就像一个一身肌肉和力气的青少年，给人扛大包来钱最快；读书则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会倒贴钱进去。如果你是位负责的父母，有个16岁的壮实儿子，你是让他扛大包呢，还是让他读书呢？我的答案虽然并不是一心读书、万事不问，也会适当地让他自食其力、扛扛大包，但是，我会督促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
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异常便宜，加之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红利，所以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顶峰时被抚养的人口相对较少。所以，中国有既便宜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就像沙特*有既便宜又丰富的石油储量一样。单纯发展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像靠卖资源而繁荣的国家一样，当然要想到这些资源卖完了以后该怎么办。实际上，中国马上就将面对这样的前景：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主要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逐渐减少，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将日益增高。当廉价而丰富的资源日趋萎缩时，难道中国的经济还能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吗？
我当时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经济学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报道，中国存在着低薪、低技术的陷阱。本来，到中国的外资，多是来自发达国家，本应该带来先进技术来刺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更新。但是，这些外资到中国后，马上放弃了自己已经使用多年的先进设备。理由是这些设备比较昂贵，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与其投资设备节省人力，不如多雇些人以省下购买设备的钱。从这个角度看，外资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固定在了低端。这一分析，也符合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研究得出的新结论。比如根据“世界体系”的学说，发达经济和落后经济互相依赖。落后地区越落后，劳动力就越便宜，就越能为发达地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就越低。近代前期的西欧和东欧就是这种关系，地理大发现后欧美列强和殖民地也是这种关系，如今的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多少维持着这种关系。
从中国的利益而言，当然越早摆脱这种关系越好。健全的市场法则和有远见的社会政策，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我自始至终都反对以政府的行政手段干预劳动市场。但是，维持市场经济的良好游戏规则，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几年前我就指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不完全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比如，工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无法集体和资方讨价还价，没有影响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基本政治权利。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将使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受到歧视，使他们无法超过父母的教育水平而成为更高端的产业大军，造成“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的局面。最近有人指出：“中国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有数量巨大的农民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少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念是错误的。”此话不假。中国经济起飞已经近30年了，为什么“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如果10年前我们给进城的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吗？也正是针对这一现实，我提出大学不要去赶建设“世界一流”的时髦。中国大学在未来30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发展短期大学、社区大学，把几亿进城的民工转化为现代产业大军。这才是产业升级的基础。
所有这些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操作起来要容易得多，现在面临经济危机，操作起来当然就难了。我一直希望中国的经济宁可走慢点，也要把未来的基础打好。就像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有的是力气，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总有一天会扛不动的。要趁年轻多拿出点时间读读书。一些经济学家的议论则仿佛是对一个已经扛不太动大包的上了年纪的工人说：“我早跟你说过，扛大包很重要，你就会这个，而且最拿手。你怎么能唱衰扛大包、想着跑到办公室当经理呢？”试问：难道许多企业倒闭，真是因为一些民营企业家转向高端领域的结果吗？现在世界经济衰退，衬衫的需求锐减，况且越南等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我们在这一领域竞争。难道让大家在没有衬衫市场的情况下坚守衬衫制造，企业就不会倒闭吗？难道当年如果更多的低端制造业早早升级转产，现在的制造业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更小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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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市场经济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套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能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动造福于社会。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道德目标，但具体的运行却是非道德性的。
盖茨就是这一市场经济中的赢家。但是，他显然不认为社会能够从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动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微软，全身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是他，远到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国富人的慷慨实在惊人，贡献出一生所得绝不是从盖茨开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更精确地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一套法律制度强迫这些富豪捐出其财富。这些富豪都是市场经济的赢家。赢了以后，他们以个人的道德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属于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但是，美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赢家们，几乎都这样一代一代地捐。小富人的慈善热情也不在其下。如果把如此普遍存在的现象剔除出市场经济之外，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
盖茨的捐赠，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市场经济的机会。要知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古已有之。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可以说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比这些成熟得多，也成功得多。这种市场经济，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如*制度）和文化脉络之中，彼此难分。中国因为有明清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理解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比较容易，但理解镶嵌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中的广义市场经济就比较难。
盖茨的行为，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这个词在西方是个文化概念，也是个法律概念，特别是在企业法中非常重要。一个老板如果疏忽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中国，不仅企业界没有这样的观念，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也缺乏这一层面的东西。因此，中国人理解起西方的个人自由，基本就是人人为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什么是“信托责任”？简单地说，“信托责任”就是照顾他人利益的责任。任何企业，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参与，就会出现信托责任的问题，即你要在别人不在的情况下为了别人的利益做出负责的决定。如果是上市公司，老板经营的主要是别人的财产，其信托责任就更大。这种信托责任的覆盖面，也超出了股东的范围，涵盖了几乎与企业运作相关的所有人员，包括企业的员工以及企业所处的社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老板当然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看管好他人的利益，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别人的利益。“信托责任”要求企业家有积极的利他行为。
“信托责任”的观念，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在中世纪，教会垄断了文字，经营着巨额的教产。那些口口声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神职人员，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CEO。他们怎么能够一方面攻击财富，一方面又掌控着巨额财富呢？从理论上，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是在为别人经营，传播上帝的福音。后来在清教传统中，富人的金钱不再是罪孽，而是他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证据。上帝看中了他，所以才把这么多的财富都托付给他。他要替上帝好好看管和使用，而不是什么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套理论世俗化后，就渗透到西方企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盖茨没有把他名下的财富看成是自己的，而是把它看成是自己业绩的证明。这种业绩，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美德，在市场经济中赢得了社会如此之大的信托。所以他才会把财富小心地还给社会。卡内基也说过，那些生前没有把财散尽、带着万贯家资进坟墓的人是可耻的。这种人死后不会有人为他们唱挽歌。
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传统，但是，从“天下为公”的传统中，照样可以发展出“信托责任”的理念。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把自己的财富看成是社会的信托，什么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就算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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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全球农业战略（1）
人们一提起全球化，总是会想到金融、制造业、高科技，想到那些跨国公司、来料加工厂等等。很少有人会想到农业、想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然而，农业全球化是一个潜在的大潮。野村证券的分析家理查德·菲尔古森（Richard Ferguson）甚至把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外包”分为三个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外包，第二次浪潮则是90年代的信息产业外包，如今发生的第三次浪潮是农业外包。《经济学人》不久前也发表了专门评论，题目就是“外包第三潮”，细致地分析了当今日益国际化的土地竞争。
全球的土地紧缺，一直是被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所掩盖的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在2007~2008年间突然爆发出来。从2007年初到2008年中期，《经济学人》上的食品价格指数增长了78％，大豆和米价上涨了130％。这几乎快赶上了油价的暴涨。同时，食物库存大幅度下降。在世界前5大谷物出口国，库存与消费加出口之比从保持了10年平均水平的15％下降到了11％。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频频出现粮食骚动，基本的社会稳定受到了威胁。甚至美国的有些超级市场也一度出现限量购米的现象。
几十年不遇的世界经济衰退，戏剧性地抑制了需求，似乎一下子缓解了粮食危机。但是，这一短期的缓解难以掩盖长期潜伏的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农业技术最发达，农业资源最丰富，也最不应该有危机感。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妨就从这里谈起。
按现在的年增长速度，未来6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亿，和“六亿神州尽舜尧”时代的中国差不多了（而这“六亿舜尧”不到40年就翻了番）。以现在的标准，需要12英亩土地为一个美国人提供粮食、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其他资源。每增加1个美国人，就需要把1英亩的土地从农业或居住用地转化为高速公路等建设用地。美国人的食物供应，来自土地，剩下的则是水产品。如今亿英亩的耕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每年以百万英亩的速度在锐减。另外，有200万英亩在盐碱化、洪水等自然侵蚀中流失。按目前的速度，未来60年将有亿英亩的耕地流失。目前美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为英亩，而维持一个人多种食品的供应只需要英亩耕地。这也是美国出现农产品剩余的一大原因。但是，到2050年，美国人均耕地拥有量可能仅为英亩。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上，不仅不可能出口粮食，而且还可能成为一个农业进口大国。
在当今世界，如果美国这个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不再出口粮食，那么国际市场的粮价就会暴涨，更不用说美国要大量进口粮食了。实际上，美国还是在这方面的问题最轻的国家之一。如今世界人口的增长虽然有放缓的趋势，但人口增长的自然惯性仍要持续几十年。新增的人口、中印等崛起国家因为食物结构改善而刺激的新粮食需求，以及植物再生能源的生产与粮食争地等等，所有这些大趋势都将导致一个问题：粮食紧缺。另外，耕地需要水才能维持。中东产油国家因为缺水限制了其农业的发展、无法支撑其日益增加的人口。中国北方的干旱也愈演愈烈。韩国也面临严重的水资源不足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面对未来时都如坐针毡。
大国全球农业战略（2）
另一方面，以非洲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土地资源，但由于政治不稳定，农业发展非常落后，产量低，饥荒不断。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很大，但自己却无法开发。中东各国、中国、韩国等等农业资源稀缺国，大举进军这些地区，进行农业外包。根据在华盛顿的一个思想库“世界食物政策研究所”的估计，自2006年以来，在这些贫困国家中，大约有1 500万公顷~2 000万公顷的耕地已经或正在被用来和外国的投资者进行交易。这大致相当于法国所有耕地或欧盟耕地总量的1/5。这些交易的价值，大致达到200亿美元~300亿美元。比如，沙特*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1亿美元，租用其土地种植小麦、大麦、大米。在苏丹，韩国签下了69万公顷的土地交易；阿联酋和埃及则各得40万公顷左右，用于种植小麦。苏丹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一直是*世界的粮仓，将把1/5的土地留给*各国的政府。中国则在刚果建成了280万公顷的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种植场。在亚洲，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的土地，也纷纷向外国投资者开放。
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农业资源的博弈，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不过，在这一竞争中，中国受到来自“西方主义”和“本土主义”两方面的压力。
所谓“西方主义”，是指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等国家的农业在全球扩张。它们甚至将之冠以“新殖*义”。西方国家的一大指责是，这些穷国本来就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年年闹饥荒，年年需要国际援助。但是，当国际社会把救灾粮食运进这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