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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穷国本来就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年年闹饥荒，年年需要国际援助。但是，当国际社会把救灾粮食运进这些国家时，外国的农业投资者却把大量粮食运了出去。这实际上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本土主义”则是来自这些接受农业外资国家内部的抵抗。除了一般的排外本能外，其中一大缘由是这些国家政治*，政府经常把本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拥有或耕种的土地收夺过来卖给外国投资者。这样一来，当地人就会认为是外资者抢了他们的地，外资进而成为了众矢之的。
“西方主义”的压力还有办法可以应对。所谓外资抢夺穷国的食物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穷国政治不稳定，经济落后，无力开发自己的农业资源，急需外资的介入。有人估算过，外资开发的土地，每公顷的产量至少比非洲现在的平均产量高出一倍。仅此一项，就多出了3 000万吨~4 000万吨的谷物。而世界一年的谷物交易额也不过才22亿万吨。蛋糕做大了才好分配。中国应该和当地政府发展出互益的合作方式，比如按总产量的一定比例为当地社会供应粮食。要知道，当地农民的亩产量，还不如中国农场亩产的一半。中国的农场即使把产量的一半卖给当地，一半运回国，也不会影响当地的粮食供应。实际上，在赞比亚，大约1/4的鸡蛋都是由中国的农场供应的。只要能够长期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问题作出贡献，“新殖*义”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
相较而言，“本土主义”的威胁则更难对付。因为当地政治不够清明，政府经常把掠夺来的土地转让给外资。同时，政治的不稳定经常导致权力的不正常交替。如果和政府走得太近，忽略社会大众的利益，一旦政府垮台、反对力量执政，那么过去通过政府而进行的投资就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如何既和政府打交道又能和当地社会打好交道，是农业全球化成功的关键。
中国有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把大量农民送到海外精耕细作，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量的农业移民最容易引起“本土主义”的仇外情绪，并不是条可靠的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培养一代国际农场主。这些人不光要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并且要懂得经营管理、了解外国的文化和社会、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出去组织生产，雇用当地人为自己服务。培养这样的人才，对我们的农学院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此外，中国在军事上也必须发展出能够随时救助自己侨民的快速反应能力。
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具有丰富的私人农业资本，所以在农业全球化中，国家的总体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又是一个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的复杂工程。政府应该注重培育国内的私人农业资本，并且为这些资本建构一个进军世界的宏观框架。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经济起飞和农业的全球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环节，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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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出国种地？（1）
这一潮为什么又被美国人赶上了？！为什么又没有中国人的份儿？！
我看到的是，一位21岁的美国小伙子，脸上的青春痘还在，举止也不够优雅，但他却站在众多的ＣＥＯ面前，在高级商务会议上报告自己在巴西的事业。
这是2008年美国财经电视网报道巴西经济起飞的专题节目中的一个镜头。这位小伙子是来自美国中西部艾奥瓦州的农民。艾奥瓦州是典型的穷乡僻壤。他家里世代为农，他自己也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到巴西种地比在艾奥瓦州划算得多。首先，巴西的地价便宜得多。典型的美国农地要1英亩5 000美元（比一个标准足球场略小），而在巴西只需要2 000美元。其次，巴西的劳工工资也便宜很多。美国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对非法劳工查得越来越严；而这种挣着市场价格之下的工钱的非法移民，正是维持美国农场生存之必需。再次，巴西不仅土地肥沃，而且气候好。在艾奥瓦州只能种一季，巴西却四季如春，在肥料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种两季。于是，他和父亲商量去冒险。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父亲勉强凑足了资金借给他，才十几岁的儿子就这么远走高飞了。
几年下来，这位毛孩子在巴西的农场面积已经发展到了52 000英亩，比父亲在家乡经营的几千英亩的祖产要大十几倍。他要开着飞机巡视自己的农场，雇用着上百名当地劳工，每天通过计算机了解最新市场动态和最新技术。目前，他正考虑明年再购买两万多英亩的农地。虽然他仍自认为是个农民，但当记者把他每天的日程和ＣＥＯ相比之后，他勉强承认自己是个企业的ＣＥＯ。
如今在巴西，已经云集了一群这样的美国农民。他们大多来自中西部的艾奥瓦、蒙大拿、伊利诺伊西部的乡下，而且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经营的农场规模一般都是上万英亩。传统上，中西部乡下是美国最为落后、最封闭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世代为农，所受的教育很少，与外面的世界有些隔绝。他们的思想观念非常保守，本能地抗拒任何变革。20世纪60年代世界掀起“绿色革命”后，全球农业产量大增、农产品价格暴跌，这些农民的日子更加举步维艰。没有联邦政府的补贴，家庭农场很难维持下去。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生长出来的“80年代后”的新一代农民，竟然和华尔街、硅谷的高级白领一样，成为了全球化的先锋。
他们的成就当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如前一节所述，当今世界，又一次进入了“农业革命”的时代。人口的增长还在其次，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这些国家的人们迅速改变了饮食结构，增加了肉食比例。要知道，“草食”与“肉食”相比可以节约很多粮食。从人吃谷物转化到牲畜吃谷物、人再吃肉的营养供应链条，需要增加数倍的谷物才能维持。另外，能源危机刺激了植物能源的诞生，大量玉米、甘蔗被用去制造替代燃油的乙醇，进一步削减了人类的食品资源。最近几年，农产品价格翻倍地上涨，使原本靠政府补贴生存的农业，一下子成了赚钱的产业。美国中西部的大量农户，如今年收入都超过了十几万美元。
而全球化的“国际农夫”，则比安分守己地种地、坐等运气砸在自己头上的父辈们要成功得多。他们主动走出去寻求机会，在几年之内就创建了一些跨国公司。不过，他们的成功，也是建立在父辈的经验基础之上。虽然20世纪70年代后农业萧条，但美国一直采取保护农业的政策，维持着第一农业大国的地位。美国的农民在技术、资金等方面都得到了种种照顾，即使在这一“落后”和“过时”的产业中，依然牢牢把握着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一旦有机会出现，他们就会先声夺人。 。。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出国种地？（2）
如今，巴西正在崛起为一个能够挑战美国、澳大利亚的新农业大国。巴西虽然是左翼政府执政，但坚持亲企业的政策、欢迎外资、拥抱全球市场，和美国、中国、乃至古巴等不同国家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国际上交友而不树敌，进而获得了在全球市场中的稳定地位。更重要的是，巴西地大物博，土地面积和美国差不多，人口却少得多。巴西政府坚持积极的农业政策，通过大规模的施肥，把中部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领土规模的土地从荒地转变为世界最重要的大豆种植中心之一。这么迅速的发展，单靠自己的力量当然不可能实现。而掌握着最先进的大规模耕种技术的美国农民，正好抓住了这个机会而捷足先登。他们的成功，又带动了美国农业机械、肥料、种子等方面的跨国企业的扩张。美国终于为自己优待农民而尝到了甜头。
相比之下，要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的中国，在这个谁抢占了农地谁就领先的“农业革命”时代，却无法成为弄潮儿。在2009年初的两会上，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赵志海提出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建议：国家应支持农民到非洲创业。他去年随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组织的农业考察团到非洲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的农业部官员主动找上他，表示对中国的杂交谷子非常感兴趣。赵志海代表计算，埃塞俄比亚现有人口7 800万，目前约有700万人口常年靠救济粮食维持生存，另有1 000多万人常年缺3个月的口粮，粮食需求十分迫切，初步统计分析，埃塞俄比亚每年缺口粮食约25亿千克~30亿千克。目前埃塞俄比亚粮食作物面积15亿亩，其中谷类作物 （苔麸、手指谷） 4 000万亩左右，这些作物至少一半以上可以改种杂交谷子，即2 000万亩以上，种植杂交谷子比种植苔麸、手指谷平均每亩增产150千克以上，2 000万亩杂交谷子可增产粮食30亿千克以上，完全可以解决埃塞俄比亚的粮食问题。他进一步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和非洲国家进行谈判，如果一人种20亩地的话，2 000万亩，就可以解决100万人的就业问题，并能提高农民的收入。可惜的是，在中国，农民往往被轻视，农业甚至被视为“落后”经济的后果，这使农民只能在温饱线上维持。我曾问在国内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你们为什么不能支持中国人去巴西扩张？对方说：我们拿得出钱来，但去哪里找有能力的企业？在中国，农业就是守着一亩二分地的小农，哪里有美国那样的农业人才？看来，有些问题，就是有钱烧也解决不了。
在我看来，不仅中国的农民要去海外创业，中国的大学生也应该到海外务农。我对赵志海先生的意见的唯一补充是：中国农业海外开拓，切不可走小农经济的路。比如一人种20亩，实在是小打小闹。应该有经营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大农场的气魄。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送农民出去是不够的，还应该鼓励大学生特别是农校的学生出去，把先进技术运用于规模经营。中国农民往往缺乏资本积累，乃至开拓地广人稀的边疆，如当年闯关东，也是在新的环境克隆内地的小农经济模式，利润很低。如今的海外开拓，切不可重复这一模式。而应该鼓励国内的资本和农学院的技术、知识，以及农民的劳动力相结合，走大农场的路。当年欧洲人到美洲建立的甘蔗种植园，就是以规模取胜，使新技术在那里迅速推广开来。事实上，那些甘蔗种植园是工业革命以前最先进、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后来的一些工业技术，也是先在那里试行。要是重复小农经济，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中国如今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回乡务农则面临着地少人多的低效率困局。同时，又有大批大学生失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海外置办产业，有相当的资金优势。如果能够运用这些资金在海外打造中国的农业基地，安置大量的农民和大学生，那么不仅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和耕地紧张，还能建立起对重要战略物资的控制。虽然最近粮价回落很凶，但是世界人口仍然在增长，人们不会因为经济危机就不吃饭。从长远看，粮食供应仍然是重要的国际问题。掌握大量的农业资源，无疑将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今全球农业不景气，正好为中国抢占有利时机提供了个窗口。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有些全球化的想象力，不要辜负历史给我们的机会。
面对通胀：我们该何去何从（1）
当全球都陷于水深火热的金融危机中时，我们到处都能见到大减价的标志。通货膨胀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但是，经济发展有其周期。今天衰退，明天发展，后天过热。大减价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一旦经济恢复，中国可能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的挑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我们仍然处在通货膨胀的时代。现在不过是通货膨胀大潮流中的小间歇。高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结构性的。低通货膨胀的现象仅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是国际经济重组的长期效应，不可能因一两次经济衰退而逆转。
要了解通货膨胀的势头，我们不妨回到这次经济衰退之前：2007年11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008年初政府开始限制一些关键性商品的价格。美国劳工部则几乎在同时公布，2007年美国的消费品的通货膨胀率从2006年的25％增长到了，为17年来最高。这些迹象表明，全球也许已经步入了通货膨胀的时代。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不能用经济谷底中的低通货膨胀数据来判断正常发展时期的情况。
这次通货膨胀的浪潮和过去不同，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某国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而在于全球化进程。也就是说，这种通货膨胀很可能超出某个政府的控制能力。我把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从通货膨胀的角度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低通货膨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高通货膨胀阶段。在过去20多年，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工和产品，使美国在90年代得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要知道，一般而言，经济高速发展总会带来通货膨胀。高增长和低通胀即使不算反常，也属罕见。美国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解释，中印进入世界自由市场体系之后，在10年左右的时间为全球经济输入的劳动力就有好几亿。这是史无前例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如同一切商品供给的增加一样，必然会压低劳动力本身的价格。在过去，美国经济一高速发展，各种公司就竞相雇人，导致劳工紧缺，从而抬高了劳工的工资。到了9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但因为中印两国廉价劳工的存在，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工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自己的工作不被外包到国外就算不错了。所以其工资无法像过去那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上涨。当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承担了一般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时，这些产品的价格自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走低。这就是所谓的低通货膨胀阶段，是由全球经济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无法用美国经济来解释。但是，当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大幅度提高了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原料的上涨。同时，美国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把大量农地用于种植玉米，以制造乙醇等绿色燃料，侵夺了食品生产的资源。中印两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劳动力的价格逐渐变高，也使世界1/3人口的食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食比重大增，养殖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开始和人争夺农地。这些因素，自然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石油、矿产、农产品等等，几乎无所不涨。而且这一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逆转。这就是我所谓的高通货膨胀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面对通胀：我们该何去何从（2）
我们不妨看看具体的数字。在2004~2008年间，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增长了3倍，锌的价格翻了一倍。2007年原油价格上涨57％，小麦和大豆的价格上涨70％，其中大豆价格的上涨还在印尼引起了骚动。在美国市场，汽油价格一年内从1加仑224美元跳到了307美元，柴油则从1加仑261美元涨到343美元。牛肉的价格去年上涨了45％，禽类上涨52％，奶制品上涨74％，鸡蛋上涨28％。其他如各种矿产品、天然气、各类食品、纸张，几乎无所不涨。特别是全球粮食价格在2007年大幅度上涨后，泰国、越南、印度等主要大米出口国在2008年宣布限制大米出口，有些国家干脆下了出口禁令，导致中国香港等地的大米恐慌，中国也一度神经紧张。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07年就提高了35％，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产品开始变贵了。西方不少人说，中国已经从输出低廉产品抑制通货膨胀，走向输出通货膨胀。
此种言论未免以偏概全。其实，在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中国进口的通货膨胀恐怕更多。以原油而论，中国在2003年还是每日进口550 万桶，2007年则日进750万桶。在同一时期全球铜需求量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64％，在铝需求的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70％，锌需求的增长则有82％是中国经济所推动的。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超出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
如果这样的通货膨胀得不到抑制，老百姓即使工资上涨，实际收入也并不会增多，甚至可能会造成购买力下降。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抑制通货膨胀，短期可以应急，长期则可能造成短缺经济、地下经济，最终得不偿失。
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个民生问题，也是个关乎制造业生存的问题。这一点，看看自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就能明白。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用在了食品消费上，几乎没有剩余的购买力来消费工业品。所以，工业革命的前提就是农业革命。这种农业革命一来使较少的农业人口可以养活较多的工业人口，使大量劳工脱离土地而集中于城市的大工厂，二来则提高了农业的产量、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使食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变小，人们在吃饱了以后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大幅度提高，进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消费市场。也就是说，食品的相对价格的降低，是工业革命的基本前提。每当食品价格提高时，不仅民生面临着压力，制造业也面临着压力。老百姓在菜篮子之外可花的钱少了，制造业要想维持自己的市场规模，就必须通过压低产品的价格来促销。好在在工业革命前半段，技术创新不断，使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每到食品价格上涨时，制造业大多能够降价维持市场规模，并通过大幅度削减成本来维持甚至提高利润。这也是工业革命能够保持其动力的原因。
如今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工业革命前期非常相似，但现实条件则十分不同。首先，就国内市场而言，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对民生的影响特别大。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这就向制造业提出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