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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义务教育、全民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钱才能实现。如果放着这些不做，而把钱放在美国的债券上，这怎么能不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呢？
如今，中国有句流行词，叫“中国不高兴”。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则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不高兴”，甚至媒体也跟着很“不高兴”。比如有家媒体就发表篇短评，题目叫《克鲁格曼很爱国》，讽刺克鲁格曼一味为美国说话，最后得出结论：“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也告诉人们，经济学家其实也不是那么‘世界公民’，自由市场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信条，他们也一样会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我本人对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的许多言论并不以为然，我实在看不出克鲁格曼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违背了什么经济学家的准则。请问：当今中美关系中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利益？你看看希拉里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的言论就一清二楚，那就是劝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其他问题都在其次。克鲁格曼的言行则正好相反，多少说明他作为经济学家还是独立于政治的。
要知道，负债累累的美国，要走出目前的危机必须大量借债。中国购买美国的债券，会大大降低美国国债的利息、降低借债的成本。鼓励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战略的核心举措。特别是最近，美国发行的国债市场反应不佳，中国等债权国对继续认购美国国债也已不那么热心，这导致了国债利息的上升。华尔街不少人认为这是对当前美国经济的最大威胁，非常恐慌。在这节骨眼上，克鲁格曼却跑到美国最大的债主那里，提醒大家对购买美国国债要三思而后行，这也叫“爱国”吗？
近代西方的崛起，仰仗于金融市场。政府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无法根据自己的政治目标创造出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那些服从金融市场的指挥、利用金融规律来达到政治目标的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那些试图以政治目标创造、控制金融市场的国家，如波旁王朝的法国，最终只能走上财政破产之路。如果中国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必须摆脱“不高兴”式的廉价经济民族主义，必须根据金融市场的信号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要觉得金融市场是几个人或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利益”来操控的。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所揭示的是：中国在营造世界金融中心的软环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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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重新定位（1）
上节已经论述了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而自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最近国际金融结构的戏剧性发展。
在2009年举世瞩目的G20峰会前夜，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伯南克于3月18日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将在未来6个月内收购3 000亿美元之巨的美国长期债券，并将大量收购由两房担保的房贷证券及其债务。美联储将向疲软的美国经济注入总计115万亿美元的资金。消息一出，华尔街股市暴涨，美国10年国债债券的生息率从3％ 以上急剧下跌到了253％，创下了自1987年股市崩塌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跌。不少金融界人士欢呼“大手笔”！
表面上看来，这不过是金融界的一项技术操作，一般百姓很难理解其意义，而且与自己的生活也很遥远。但实际上，这一动作是风险极大的赌博，其后果不仅关系到全球的金融体系，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乃至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的下落，绝不单纯是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游戏。
为了理解这一动作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妨把美国国债的意义简述如下。
美国当今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超前消费所造成的泡沫破灭。这种泡沫的形成有两重原因：一是小布什政府试图以“单边主义”的“新保守”原则对世界实行帝国式的统治，在国际上肆意树敌，犯了自古以来帝国把战线拉得过长、力不可支的大忌；一是这一“世界帝国”的信心投射到了国内老百姓心中，大家盲目地以为好日子永远在前面，负债累累也要把自己的家经营成一个“小帝国”，买的房子自己用不了，也支付不起，只是希望这一“私人宫殿”的价值越来越高，自己的“财产”也随之升值。当泡沫破灭时，这些“财产”不仅成了虚值，而且成了债务。50万美元买的房子还有40多万美元的房贷没还，房子的价值就跌到30万美元。房主凭什么为保住一栋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而扛下40多万美元的债务？他宁愿不要房子，赖掉债务。这种家家户户的破产全压在了放贷的银行身上。如果银行一倒，企业和个人的信贷就会马上枯竭，经济也会停运。美国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衰退，而且是一场大萧条。不久前有经济学家估计，美国再次面临大萧条的几率有两成左右。
拯救这一危机，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刚刚通过的刺激经济计划，把大量政府资金注入经济之中。同时，政府需要大量收购由房贷所构成的证券。这些证券因为随着房地产市场而大幅度贬值，放在银行手里，会让银行在短期内赔了血本，无法周转和生存。只有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将之买下来，等熬过危机、房地产回升，这些证券的价值恢复，说不定还能赚些钱。
问题是，政府的这些干预需要大量资金。这些钱哪里来？渠道有三条：加税、印钞票、借贷。在经济危机时，加税等于雪上加霜、摧毁内需，奥巴马要做的是给95％的美国家庭减税。所以，短时期内联邦税入会减少，不可能通过税收来筹集必要的资金。印钞票最为方便，但是，政府一旦随意印钞票，就会刺激通货膨胀，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现在人们想起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20世纪70年代仍心有余悸，此招潜在的危险使人谈之色变。最后一个途径是借贷，也就是发放国债。因为美国政府素有偿还信誉，国债保险，而且利率非常低。最近10年国债的年息多在3％以下，比任何贷款的利率都低得多。政府能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借到钱，自然可以往经济中注入大量资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把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许多投资者在经济危机中也被股市吓破了胆，把资金转入相对保险的国债市场，提高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这就使国债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以高息吸引购买者，压低其生息率，使美国政府能够以很低的代价借来钱，美国金融系统的利率也会随之降低，进而鼓励了投资和消费，达到了刺激经济的目的。
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重新定位（2）
这听上去像是个完美的化解危机的手段。但是，如果危机太严重，低息借来的钱可能难以刺激出经济的活力，于是政府就又要借更多的钱。可惜，当债主们见经济没有转机，政府越来越债台高筑时，就对政府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不再购买其债券。面临这种局面，政府只有提高国债的生息率来吸引购买者。国债生息率一高，政府就借不起钱了，金融市场的利率也会跟着攀升，经济尚未恢复就丧失了资本动力。
这其实也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挑战：经济还在不断恶化，政府的债越借越多；中国作为最大的债主，开始对美国的财政信誉表现出忧虑。美国长期国债的生息率虽然还很低，但已经有了缓慢上行之趋势。这是让伯南克们睡不着觉的事情。如果听任局面坏下去，等陷入绝境再挣扎就太晚了。这才有了美联储投入1万多亿美元的大动作。
美国早已国库空虚。这1万多亿美元从何而来？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上看，这些钱的到来无异于印钞票，后果是钞票（也就是美元）的贬值，并将引起通货膨胀。所以，这是美联储的一大赌。对这一招，伯南克研究多年，提出来也有几个月，但一直没敢出手，原因就是风险太大。不过，事到如今，经济状况越来越令人绝望，而美联储已经把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地步，几乎无计可施，也只有这样铤而走险了。
伯南克等人算计的是：如今房价崩溃，油价急跌，工厂关门，住房大量闲置，银行不敢贷款，更没人有涨价的底气。一句话，通货膨胀的威胁非常遥远，要对付的反而是通缩。这时美联储1万多亿美元砸下来购买国债和房贷证券，甚至用不着印钞票，只要把这些购买来的证券通过信用转账存到美联储就可以了。特别是3 000亿美元收购国债的突然之举，短期内提高了金融市场对国债的需要，抬高了其价值，压低了其生息率，房贷和各种消费、商业的信贷的利率也都会随之而下降。这样一来，金融市场一下子被激活了，资金再次流动起来，进而刺激经济的恢复。也只有到了经济恢复后，市场才需要货币供给，美联储才有必要把电子账户上存的收购金额印成钞票。
伯克南等非同寻常之辈，出此招数可谓是深谋远虑。以现在美国严峻的经济局面，这样加大货币供应量大概在短期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即使有温和的通货膨胀，那也是经济活力恢复的征兆，正是美国所求之不得的。但是，再聪明的人也算不过市场。一旦经济恢复，这1万多亿美元怕是还要印出来满足需求，那时引发过高的通货膨胀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通货膨胀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就是那些持有美国国债的人。比如你买的国债生息率为，通货膨胀率为，那么你等于被盘剥了2％。所以，一旦通货膨胀出现，国债没有高的生息率就卖不出去；国债生息率一高，各种信贷的利率也会变高，进而对经济形成新的压力。
讲到此，还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内的事情。但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7 000多亿美元，另有人估算中国持有的各种美国资产和债务远在万亿美元之上。这些债券证券的生息率多是固定的。一旦美国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债务的价值，岂不大大缩水？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前景一定会出现，而只是想指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资产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而大幅度缩水，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可能。这一前景本身提醒我们，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有了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才能获得金融自主。而金融自主首先要用来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尽快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一是把外贸盈余所创造的财富用于国内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性的投资，使老百姓更多地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还是凯恩斯当年那句话：“当一国把财产投在外国的债券上时，一旦赔本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赔本，没有任何补偿可言；如果把同样的财产投到国内的基础建设上来，那么即使赔本，这些投资所创造的设施还是在被本国的经济所利用，有着长期的效益。”比如，我们如果把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钱为所有农村的孩子提供日本水平的基础教育，这些孩子毕业时照样可能失业。但是，如果把他们培养成训练有素的一代人，则有潜力成为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花下去的钱，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提供持久的、自主的动力。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1）
在近1/4世纪里，中国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崛起，自然会导致民族自信心的上升。这也是国内知识分子如此豪情万丈的底牌。甚至有人觉得，中国的制度比先进国家的制度更优越，不用再跟着人家学。相反，世界应该多多注意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封闭，但心灵却是开放的。如今则是社会开放，心灵锁闭。或者说，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正在迅速融入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依赖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体。但是，面对正在进入的世界，中国在精神上却患了“自闭症”。
要认识这种“自闭症”，我们不妨反省一下历史。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觐见乾隆皇帝，并代表英王提出了自由贸易等要求。《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记载了乾隆的答复：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蛮夷出于对我朝的仰慕跑来纳贡，我们也赐与你们些礼物表示嘉奖。至于贸易等等，我天朝的财富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和你们进行贸易往来。我只不过是看着你等蛮夷可怜，让你们在广州进行有限贸易，从我天朝获得必要的物资，以维持基本生计。这番话，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笑谈。因为半个世纪以后，就是这个被视为离开天朝吃不饱的蛮夷在鸦片战争中把大清朝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回归当时的历史现实，乾隆皇帝的话也并非无稽之谈。毕竟，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几无止境，却难以提供在中国卖得动的产品。结果，中国对欧洲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此，世界的白银不断涌入中国。这和当今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手里堆满了美元的情形也颇有类似之处。只是当年要比现在风光很多而已。
乾隆所代表的就是中国精神的“自闭症”。他看不到正在变化的世界，也无法理解中国社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在他说这些话的二三十年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断言：中国已经富到了头，没有发展的潜力，早晚要被英国所代表的更先进的制度所超越。马嘎尔尼见了乾隆回来，也写到中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不堪一战，根本不是英军之对手。说当今中国很多学者也患上了精神自闭症，看不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看不到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他们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就为这一前景提前地弹冠相庆，号称“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200多年前中国就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等在这个“世界第一”后面的，正是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2）
不错，中国过去1/4世纪里的经济起飞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这一奇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不加以正视，就可能会导致衰落。首先，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骄傲的，就是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世界工厂”，仿佛正在制造业上击败美国，但如果看看事实，就知道这样乐观的高调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要审视中国是否正在制造业上打败了美国，我们不妨看一下基本的事实。
从1950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在所有工作中所占的比例，从30％降到了不足10％。现在美国的高中生大都知道自己不能像父辈一样当工人而纷纷涌入大学。这似乎证明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到中国。在最近1/4的世纪里，中国的大量民工涌入城市，进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制造商的从业人员自然也急剧膨胀。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此消彼长，似乎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则往往被忽略：在从1950年至今这同样一段时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翻了7倍！美国正用越来越少的工人，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这怎么能说是制造业的死亡？这分明是一场制造业的革命！
我们不妨从经济上界定一下什么是“革命”。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那么在资源配置合理的情况下，经济就会增长。如果这种增长的速度比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快不了多少，便属于简单的扩张，是量变而非质变。与此相对，如果劳动力投入大为减少，经济仍不断增长，甚至增长速度比资金投入的增长率还快，那么这就是经济革命了。比如在1600~1800年间的英国，人口从411万增长到了866万，翻了一倍还多，但农业人口的比例则相对下降，从占总人口的70％跌到了3625％。与此同时，农业产量却持续上升。在整个18世纪，在农业人口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农业产量翻了一番还多，导致了在人口增长中粮价的下降，打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远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的定律。这就不仅是农业增长，而是农业革命了。这场革命，使大量人口可以不靠地吃饭，成为了产业大军，为工业革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农业革命如此，工业革命也不例外。工业社会并不是没有农业的社会。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就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样，后工业社会也不是没有工业的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时代，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进入坟墓：企业外包、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从深层看，目前美国的制造业，就像农业革命一样，正通过大量减少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下一阶段的“革命”腾出了人手。如果制造业不大量裁减人员，一些更先进的产业就会找不到人手，也谈不上发展了。
与此相比较，中国近1/4世纪的经济增长固然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因素，但是人口红利、工业人口增加等量变的成分似乎同样有决定性。中国还没有出现在劳动力投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维持高增长的记录。这也是中国在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
如今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真正考验，恰恰是能否在降低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高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