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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致用的关键，不仅在于贴近现实与实务，而且必须对事物的规律和本质有切实把握。这种把握往往无法得心于书本，而必须依赖于经验性的实践活动，进而由经验上升为理论。对理论的经验性予以高度重视，遂成为实学思潮的重要特征。吕廷翰云：“验之于物而得之于心，乃为真知。”焦循云：“实测而知”、“证之以实”皆表明了相近的致思趋向。
纪晓岚对经验性的“实行”或“实践”高度重视。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人们熟悉的“寻访石兽”的故事：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山门圯于河，二石兽并沉焉。阅十余岁，僧募金重修，求二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曳铁钯，寻十余里无迹。一讲学家设帐寺中，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颇乎？’众服为确论。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颠，求之地中，不更颠乎？’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
老河工之所以对石兽踪迹有准确预测，乃在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对石、沙、水流三种因素进行动态的综合考察。讲学家之所以判断失误，在于他仅仅从“究物理”出发，“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忽视了实际中的千变万化。纪晓岚以老河工与讲学家的得失相观照，正是为了彰扬“实行”，批评“据理臆断。”
乾隆二十七年冬，纪晓岚从北京赴福建任学政，东渡黄河时，千里一泻、盘涡十丈的激流激起纪晓岚万千思绪。他回顾商周以来的黄河之患，更反省千百年来治河的种种教训，在“众手捩舵呼邪许”的船工号子声中，纪晓岚不禁吟道：
书生每喜谈水利，尸祝欲代庖人谋。
世间万事须阅历，百不一效空贻羞。”
纪晓岚对阅历高度注重的思路亦见于《石匣城》一诗。石匣城是明代戚继光为控三卫而建筑的城堡。当纪晓岚登临石匣城，不禁大为惊讶：“邱垤互起伏，了无险可恃，云何一孤城，能捍万突骑。使我生当年，与闻军国计，据今之所见，宁不沮其事。”然而，纪晓岚是深为服膺戚继光的，他相信戚继光在如此地势上筑造石匣城自有兵法上的妙用，而这种巧妙用兵又来自戚继光丰富的用兵经验。在书本无法解答的前人经世遗迹前，纪晓岚不禁思绪联翩，发出“乌可据诗书，慷慨谈经济”的感叹。
为了“励实行”、“求实用”，纪晓岚在“一手勒成”《总目》时，着意、嘉勉经验式研究。《御定历象考成后编》提要和《天经或问》提要指出：“第测验渐久而渐精，算术亦愈变愈巧。”“《授时历》密于前代，正以多方实测，立法步算得之。”高度肯定了实测之术在天文历算演进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清人王锡阐苦心孤诣研究天文，“潜心测算，务求精符天象。”“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纪晓岚赞誉他为“覃思测验之士。”以注重实验手段著名的宋代大科学家沈括也在《总目》中得到不同以往的评价。《总目·〈苏沈良方〉提要》便肯定沈括既长于试验，又博通物理，从而将“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的各自缺陷弥合，集二者优长于一身。
对于由实地考察和亲身阅历中产生出来的学术著作，纪晓岚也力加赞赏。
明人张国维曾为江南巡抚，任职期间，他兴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水利工程。以擘画水利的经验为依据，国维撰成《吴中水利书》。纪晓岚强调指出，“是书所纪，皆阅历之言”，故“指陈详切，颇为有用”，“与儒者纸上空谈，固迥不侔矣。”清人陈仪曾充霸州等处营田观察史，《直隶河渠志》一书便作于他“经理营田时。”纪晓岚颇为看重此书所具有的实证性：“仪本土人，又身预水利诸事，于一切水性地形，知之较悉。”因此，书中“敷陈利病之议……足以资参考。”在评价“可谓有用之书”的《平台纪》时，纪晓岚也强调书中所发议论来自作者实践经历，皆有坚实依据，而“非纸上谈兵者”，后来清政府在台湾治理上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竟从其说，至今资控制之力。”
纪晓岚一方面推扬从实践和阅历中产生出来的经世之论，称它们切实有用，另一方面则对那些发之于玄想臆断、闭门造车的“纸上之经济”加以讥弹。明代王宗沐所撰《海运详考》与《海运志》便在纪晓岚的讥评之列。王氏二书，收载了他本人关于海运的议事呈文，颇具“经济之学”的外观，但纪晓岚指出，王宗沐所主张的海运乏于对实际情势的考察和了解，只不过是“掇拾邱浚《大学衍义补》之陈言”，因此，海运一行便运舟漂溺，损失颇巨。由此可见，“儒生纸上之经济，言之无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也。”与王宗沐情形相似的“好谈经济而无实用”的王在晋，“喜谈经济之术”而“所讲亦纸上谈兵”的陈龙正，亦被纪晓岚称为“迂阔之儒”，予以辛辣讥讽。
从《总目》强调“阅历之言”即“有用之言”到纪晓岚“世间万事须阅历”，“乌可据诗书，慷慨谈经济”之论，实践在经世实学中的重要性被醒目地标示出来。
方圆立身之道四：调适心性、外圆内方
——刚柔相济，是成功者的必然选择。对于才华横溢的读书人来说，“刚”是容易做到的，而“柔”却是不容易做到的；内方是容易做到的，外圆却是不容易做到的。纪晓岚结合自己的特点，苦练心性内功，真正做到了外柔内刚、外圆内方。
方圆实战：荣辱不惊，一切随缘
智、仁、勇是儒家人格的最高理想。勇是智和仁的结果。像山一样坚忍不拔，像水一样勇往直前，这就是一个崇高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长寿的人。直到现在，爱山、爱水，以山和水为自己人生的楷模仍然是许多文人的最高追求。
孔子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也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中，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矗立不变，包容万物，是最可靠的支撑；水则是多变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没有像山那样固定、执着的形象，它柔和而又锋利，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难于追随，深不可测，不可逾越。
仁爱之人则和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他们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能够长寿。
聪明人和水一样随机应变，常常能够明察事物的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而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某种标准或规则，因此能破除愚昧和困危，取得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也能随遇而安，寻求另外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活跃的、乐观的。
纪晓岚经过卢见增一案的牵连，经过二年多西域风霜的锻炼，经历过编纂《四库全书》中的风风雨雨，洞视人间的世态炎凉，所以老年后功名利禄之心大减，纵才傲物的性格为之一变，变得世故老到起来。
纪晓岚晚年，对围棋有浓厚兴趣，并且自号“观弈道人”。他在68岁写的《槐西杂志》小引里，就是这样署名的：“壬子六月，观弈道人识。”
纪晓岚拥有一副别致的棋子，圆滑秀美，晶莹透亮，那是朝鲜使臣邓思贤送给他的。黑子全是海滩细石，大小粒粒一致，经若干年海水冲击所致。白子全是海滩贝壳，也被海水打磨得洁白如雪。碎石和贝壳虽不珍贵，但要拾取这么多厚薄均匀、颜色一致的，非一朝一夕之功，从这点看，就值得人特别珍视。纪晓岚非常喜爱，放在书斋里，经常把玩。可惜后来被棋友范司农借去，范氏死后，棋子不知下落。纪晓岚惋惜不已。
纪晓岚对下棋有他的独特看法。他觉得对弈之事，“消闲遣日，系不妨偶一为之；以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他常引用苏东坡的诗“胜固欣然败亦喜。”又推崇王安石的观点：“战罢两局收白黑，一秤何处有亏成。”把下棋看作消遣，从不计较胜负。纪晓岚乾隆五十八年有《再题桐萌观弈图》，诗云：
桐阴观弈偶传神，已怅流光近四旬。
今日鬈鬈头欲白，画中又是少年人。
一枰何处有成亏，世事如棋老渐知。
画星儿童今长大，可能早解半山诗。
其序云：“丙午七月，属沈云浦作《桐荫观弈图》，意谓不预其胜负而已，犹有胜负者存也。后读王半山诗曰：‘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局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盈。乃悟并胜负亦幻像。癸丑五月，偶然检视，题此二诗。然半山能言之而不能行，予则仅能知之耳。因附识以志予愧。”
为表明这种态度，他经常把从兄纪方洲、纪坦居那里听来的两个故事讲给朋友听。
纪晓岚老家景城真武祠，有一道士酷爱下棋，人称“棋道士”，其本名外人倒不知道。有一天，纪方洲来到真武祠，见桌上置一棋局，只31子。纪方洲以为棋道士外出，便坐下来等待。忽然听到窗外有喘息声，走出来一看，原来是棋道士与一个人正在争夺一个棋子，四手相持，力竭倒地，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乾隆十二年纪坦居参加乡试。试院有两个考生，以号板做棋盘，以碎炭为黑子，剔碎石灰块为白子，对弈不止，竟忘了应试，终场时一齐交了白卷。
纪晓岚觉得这两个故事里的弈棋者都很可笑，为弈棋竟忘记一切，实在太执着。他把这种弈棋的看法，又用在人生态度上。他自称“观弈道人”，一是表示酷爱棋艺，一是表示自己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
或许正因为有此背景，纪晓岚晚年对他的堂兄纪昭采取的人世态度很是佩服。纪昭进士及第后只作了八年的内阁中书，便辞官家居，惟以诗书课子孙，日与友人诗酒唱酬为乐。乾隆三十二年春天，纪晓岚返回北京前，纪昭赠诗相送，其中有“敢道山林胜钟鼎，无如鱼鸟乐江湖”二句，是劝纪晓岚及早脱离名利场的意思，当时纪晓岚仅一笑了之。其后因“颠蹶忧患盖亦屡”，故在《怡轩老人传》中感叹说：“兄之识度亦何可及哉！”
人在宁静之中心绪就会像秋水一样清澈，可以见到心性的本来面目；在淡泊中意念情趣才会平和愉悦，可以得到心性的真正体味。正所谓“去留无意，任天空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窗外花开花落。”
庄子说：“荣辱立然后睹所病。”意思就是说，人们如果有了荣辱的念头之后，就会总看到种种忧心的事情；过分关心个人的荣辱得失，就只能终日忧心烦恼，无法摆脱。
他还说：“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事物之徒乐变。”意思是说，追求钱财的人总为钱财积累不多而忧愁，贪心者从无满足；追求权势的人总为权势不大而暗自悲伤，因而迷恋权势的人特别喜欢社会动荡，以便于攫取权势。
方圆实战：命有定数，坦然受之
纪晓岚一向对命运之类说法不以为然，但身处困境的他，却惭渐悟出生死祸福终有缘孽。他本不相信所谓拆字预测未来之说，但在被押期间也请一董姓军官为其拆字，他的笔记说：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的开端了。汉代预言吉凶征兆的图书谶语，多是离或合字的点画。到了宋朝的谢石等人，才把这个方术作为专门之学，但也往往有神奇的效验。
……
戊子年秋天，我因为泄漏机密获罪，案子颇为紧急，每天有一个军官相伴看守着我。一个姓董的军官说会拆字，我写了一个“董”字让他拆。董说：“您要远远戍守边疆了，而且是千里万里。”我又写了一个“名”字。董说：“下面是口字，上面是外字的偏旁，这是口外了。日在西边为夕，怕是西域吧？”我又问：“将来能够回来吗？”他答：“字形像君，又像召，一定会被召还回来的。”问：“在哪一年回来呢？”答：“口是四字的外围，而中间缺两笔，或是不满四年吧？今年戊子，到四年为辛卯；夕字是卯字的偏旁，也是相合的。”后来果然在乌鲁木齐参预军事，在辛卯年六月召回京城。大概精神所发动，鬼神能够相通，人的内气机能一旦萌生运行，形象先有预兆。同数蓍草灼龟壳的事同一个道理，好像神奇而并不是神奇。
其实在此之前，纪晓岚就已经领教过测字的神奇了。乾隆甲戌十九年，纪晓岚参加殿试之后，尚未传胪唱晓。
有一天他到董文恪公府上走动，适逢在座有一位浙江籍的徐姓文士，善于测字，愿替晓岚预测一下殿试的结果。
晓岚本来自忖应试成绩不恶，颇有夺魁的厚望，而他对于测字一道，认为是雕虫小技，未必真能据而论断吉凶，但是徐某既然毛遂自荐，为了礼貌，又不便拒绝，他迟疑了一下正欲提笔，徐某却又说了话：
“且慢，纪兄面带犹豫，想必不信此，不过前朝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测字师鬼谷子，替崇祯帝测字的事，纪兄可留听过？”
“恕在下寡闻。”纪晓岚被他这么一问，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无妨，无妨。”徐某满面笑容地接着说，“不过这人当然并非战国时代苏秦的老师那位鬼谷先生，他双目失明，精研测字术，设馆京师，每测必验，名动公卿。”
文恪公在一旁点点头，插嘴说：
“晤，这个人的故事，我小时候听说过。”
“有一天他的事传到了崇祯帝的耳朵里，”徐某说，“他居然一个人悄悄地微服前往探访，说了一个‘有’字，请鬼谷子为他测。
“先生测此字要问何事？”鬼谷子问。
“国家大事。”崇祯回答。
鬼谷子听了，突然用惊叹的口气说：“啊！大明江山，去了一半。”（按：大明二字各去一半，合起来正好为“有”字）
崇祯很不高兴，随即解释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有’字，乃是朋友的‘友’。”
“反贼已出头矣！”鬼谷子说了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祟帧帝觉得很是懊丧，乃又改口说道；“不是朋友的‘友’，而是子午卯酉之‘酉’字。”
鬼谷子一听，长叹一口气，半天没有说话。
“又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崇祯帝问。
“这个字更不吉利啊！”
“你倒是说说看。”
“你一定要我说了，你可不能传出去。
“有那么严重？”崇祯帝露出了不耐烦的口气。
“这是大不敬呐！”鬼谷子急忙解释。
“大不敬？”
鬼谷子压低了声音说：
“恐怕至尊将无首无足了。”
“啊！”崇祯觉得象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棒。
“这‘尊’字去头去尾，不正是‘酉’字吗？”鬼谷子一面说一面比划。
崇祯满腔懊丧，一声不晌地悄然而去。
“后来不久，果然李自成攻陷了京师，崇帧帝自缢而死”，徐某把两手一摊说，“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
这么说，测字倒是颇有一番玄机啊！”纪晓岚说。
“纪兄如不以我所说为卖瓜者言，何妨一试。”
纪晓岚于是提笔写了一个“墨”字，说：“就请徐兄测一下这个字吧！”
徐说：“龙头竟然不属于您了。里字拆开为二甲，下面作四点，那是二甲第四吧？但是必然进翰林院，四点是庶字的脚，士是吉字的头，这是庶吉士了。”后来果然如此，是他不得不大为惊服。
从此，纪晓岚对命运之数深信不疑，抛去了年少的轻狂。也因此，他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福祸喜忧，有了更深层的领悟，不过喜，不大悲，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盐引案发后，纪晓岚被流放西北，在朋友为他饯行的酒宴上，他谈笑风生，若无其事，一副乐观旷达的样子。
清代流人的戍所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两地。西北以新疆为中心。康熙五十四年，随着漠北阿尔泰山与巴里坤两处北路军营的建立，陆续出现了科布多、乌兰古木、扎克拜达里克、莫代察罕搜尔、乌里雅苏台、鄂尔坤及布隆吉尔、安西、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戍所。康熙五十八年后，为了传达京师与阿尔泰军营的军报与官文书，清廷又决定从杀虎口（后改为张家口）至阿尔泰的莫代察罕搜尔，设立47处军事驿站，此即军台。这些军台，此后一直成为清廷安置谪戍官员的重要戍所之一。军台地处荒僻的山野，条件十分艰苦。谪戍官员对军台的管理与服役，称为坐台。他们要交纳一定的台费，一般是效力3年即可赦回。至乾隆二十三、四年，清廷统一天山南北路以后，鉴于巴里坤流人大量增加，清廷又将乌鲁木齐、辟展、叶尔羌、伊犁、阿克苏、喀什等相继辟为重要戍所。后来，天山南北路的其他城镇也陆续安置遣犯，这样，新疆地区在乾隆年间成为全国流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上述诸戍所（除军台外），尤以巴里坤、哈密、安西、乌鲁木齐、伊犁最为重要。
第一批流犯到达这里时，只见“穷荒大漠，风景寒惨”，即使盛夏，仍然冰雪皑皑。御史孙绍曾遣戌时，他“着戎服，左佩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靴，驰驿走关外。至苏武牧羊坡、昭君青冢等处”，驻归化城。该地“严寒砭肤，六月见雪，酪浆膻牛，旦晚充饥”，苦不堪言。谪戍的人经常死于塞外。
与这些人相比，纪晓岚是个幸运者。因为经雍正一朝及乾隆前期的开发，大西北的面貌已有较大改观。乌鲁木齐经十余午休养生聚，纪晓岚到戍所时，已经十分繁华，人烟稠密，商贾云集，农业发展，粮价极贱，教育大兴，弦歌相闻，歌台舞榭，箫鼓琵琶，繁华到几乎同于内地。这种情况，在其160首的组诗《乌鲁木齐杂诗》中，也有明显反映。诗中有“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之句，又有“夜深灯火人归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