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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这么做是为了实现其国际主义构想，甚至甘冒牺牲国家利益的风险。这是美国国会至今仍争论不休的一大问题。与格林斯潘一样，斯特朗认为，更可取的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处理好股市崩溃后的危机管理，而不是过早地以紧缩银根的预防措施挤干泡沫。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求在大的泡沫里不断地挤干小泡沫。
20年代信贷放松的投机性繁荣吸引了许多人借钱购买股票，并把炒高的股价作为新的抵押，借来更多的钱以购买更多的股票。经纪人的贷款从1928年中期的500万美元增加到1929年9月的85亿美元。1929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846家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为897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倍。以现在的标准衡量，1929年的股价实际上被技术性地低估了。2004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2750家公司的全球市场资本总额超过了18万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174万亿美元的153倍。
2001年1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空前的新高11723点，尽管早在1996年12月6日，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位于6381点时，格林斯潘就警告说出“非理性繁荣”。从1982年8月12日777的低点开始，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了其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牛市，只是在1987年10月19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被突发的令人战栗的股灾短暂地打断，下降了226％，跌至1739点。也就是从8月21日的2760最高点，在不到两个月里下降了1021点。但是，格林斯潘的放松银根政策将道琼斯指数在13年里抬高到11723点，增长了674％。1929年，道琼斯指数的最高点是9月4号的386点。1929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以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所言“股票价格不高”为标题，进行报道。两天之后，股市大跌，到了11月底，纽约证交所股票指数下降30％。直到1954年11月，股指才恢复1929年9月3日的水平。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于1932年1月，股指下跌至4056点，下降了89％。费雪将其结论建立在收益报表良好、几乎没有产业纠纷、研发和其他无形资本具有高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还未得到理论和相关数据的证实，但事实是股市的繁荣基于借贷和错误的乐观主义。事后，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1929年的股价高估了30％。但是，股灾来临后，过高的股指在不到三年里就下跌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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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1）
第四章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一部分“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16日。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讽刺的是，它并不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中一直受害最大的贫穷经济体发起的，而是由富裕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发起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并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1929年的股灾在技术上反映出过度泡沫化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宿命。然而，在政府有效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股市崩溃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里恢复元气，如1987年（下挫了23％，9个月内就恢复了）、1998年（下挫了36％，3个月复原）以及2002年（下挫了37％，2个月复原）的股灾所表明的。
但1929年股灾之后，可没有那么迅速的恢复。从结构上看，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rifs）使得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美国1941年参战。该关税使整个世界贸易螺旋式衰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才逐渐恢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动员才得以最终恢复，而全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体当时仍深陷战争泥潭，直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完全恢复。
进入21世纪后还不到5年，在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规范的世界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的稳固确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逐渐演变为新的复杂的全球贸易战。讽刺的是，这场新的贸易战并不是由在贸易链中接受残羹剩菜的穷国发起的，而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中无论如何衡量都是获益大于损失的美国发起的，欧盟也是有样学样。当然，日本从未放弃过保护主义，也从未把竞争政策当回事。富国需要认识到，它们从已经不公平的贸易中努力榨取每一滴收益只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经济萧条。历史已经证明了，当穷国吞下经济衰退的苦果时，富国就算有财富上的大力支撑，也会遭受政治上的报应，要么是战争，要么是革命，或者两者都有。
一、冷战与道德诉求
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国际性的自由贸易。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完全没有经济联系。每一阵营内部，各国通过对外援助和与各自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备忘录贸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赢得两大对立阵营以及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民心和民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各自的兄弟国家。
两大超级大国的人民努力帮助各自阵营内的贫穷人民，它们的政策目标都趋向于平等，即便并不总是付诸于实践。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内的对外援助和备忘录贸易比后冷战年代由单一超级大国操纵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更有助于减少贫困。目标不仅仅是增加收入和财富，而且要结束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状况。如今，收入和财富不均已被合理化为资本构成的必要前提。《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收入都有所下降。
尽管被指责得一无是处，冷战还是达成了两个艰难的目标：它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并将发展作为一种道德诉求引入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此推动了两大阵营内部的经济平等。冷战结束以来，核恐怖主义形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即便是富国，国内的发展也要让位于全球贸易，世界各处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自冷战在约15年前结束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已经转而排他性地依赖于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主导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该贸易体系的融资是以主要的贸易储备货币美元实现的，其稳定性是由以美国工人高工资使之可能的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的。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大幅度削减世界各国关税而得到维持的，其融资是由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与全球中央银行体制协调提供的，全球央行体制独立于当地行政压力，由超国家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宰。 。。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2）
美国重新界定了人性中的道德，它声称，世界贸易是一种道德诉求，因为世界贸易促进了贸易参加国的民主、政治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不幸的是，收入和财富平等并不在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之中。即使上述歪曲的意识形态主张的合理性没有受到质疑，它也是与美国对于那些华盛顿所认为的不民主的、缺乏政治自由、不尊重人权的国家采取的贸易禁运行为相互矛盾。如果贸易可以促成如上令人想往的境界，把贸易同自由联系起来的实践也就等同于拒绝让病人服药。
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以道德辞令为其自由贸易理论辩护。2001年5月7日他在演讲时说：“开放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机遇，而且是一种道德诉求。”“贸易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给世界上的穷人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开放贸易时，我们就是在促进政治自由。”只要以实际的数据对其加以检验，上述论断仍然是高度争议性的。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制造业岗位已通过国际贸易流到了海外。在全球层次上，由于在干同量工作时雇佣了不熟练的劳动力，虽然就业数一直在增加，但同量工作的工资总额却急剧下降。
三周后，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撰文做出了回应，“自由贸易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她在文中指出，终于能有一位总统给他的行为加上道德光环，这一点肯定使得保守派欢欣鼓舞，“圣经和十诫都没有教导我们去从事自由贸易。耶稣也没有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从事自由贸易……美国宪法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支持自由贸易，痛恨保护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制定者相信保护主义才是经济制度并付诸于实践。保护性关税从1789年起就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直到1913年通过宪法第16次修正案创造了联邦所得税才取代它。那一百多年中，所有政府官员都未履行自由贸易的‘道德义务’，他们就都玩忽职守了吗？”施拉夫利的论述尖锐，她的观点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治当前正陷入狭义解释宪法的古典保守派和道德帝国主义的新保守派之争。尽管新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优势，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保护主义还是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保守派和劳工运动中。
小布什还提到了中国，在其前任比尔·克林顿即将卸任时，中国与美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于2001年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她将从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中获益。这一声明为那些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反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和平演变”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率先提出来的，它企图通过和平贸易诱使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改革，放弃政权，推翻工人阶级专政以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大约40年之后，邓小平批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在他们执行中国现代化政策的过程中没有能够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1月，在###发生后5个月，邓小平警告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们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对###的处理防止了中国重蹈1991年苏联解体的覆辙。
二、“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不过，很清楚，政治自由经常是保卫国家精神的第一个牺牲品，而美国对那些它所认为的不自由国家采取敌对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必然会带来那种精神。当美国每次宣称某一国家不自由时，该国在美国政策的作用下将变得更不自由。这一再地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得到证实。当美国对华政策趋于敌对时，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严格的控制。虽然贸易的确有助于开展贸易的国家，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将贸易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脱钩；二是保证公平贸易；三是意识到全球的充分就业刚刚起步，最低生活工资是全球贸易收益的先决条件。
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逐渐破裂的关系起源于贸易纠纷。美国从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获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为美国经济，而不是欧盟和日本提供了结构性的货币优势，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贸易问题涉及到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之间的政府补贴之争，香蕉战、糖战、牛肉战、橘子战和钢铁战，以及关于合并公司、收益和金融服务的公平竞争等争端。如果发现某国政府在长期的争端处理过程中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其他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世贸组织否决了空中客车的投诉，美国可以对欧盟的其他货物追加关税，反之亦然。如果双方政府都违反了规则，就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引发一轮攻击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如果美国政府不公平地支持本国的钢铁工业，欧盟就可以向对美国非常重要的行政州采取行动得分，如对佛罗里达的橘子征收关税。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3）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外溢进入安全领域，使经济利益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它们都在拼命寻找新的市场，这必然导致它们将眼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显著的经济增长率，还有12亿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的消费者。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带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增长，澳大利亚仅在最近才开始意识到其未来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地理位置，其繁荣有赖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牛肉和乳制品注定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不列颠群岛。欧盟殷切期望解冻已持续15年之久的对华武器禁运，即便这会闹得美国不高兴。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以色列在对华军售问题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甚至美国的国防部门也意识到，美国的国防工业必须出口，甚至向中国出口，以保证自己的领先优势。据报道，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猛烈抨击中国军力升级，没有邻国能威胁到她，两天后他就设法向泰国出售F…16战斗机，能够发射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见《拉姆斯菲尔德努力推销F…16》，《亚洲时报》2005年６月９日）。销售倾斜是为了与俄制的苏…30型机和瑞典的JAS…39型机竞争。多年前，在里根当政时期，五角大楼的一位重要技术专家唐纳德·希克斯（Donald Hicks）就向美国国会清楚讲明了武器出口领域开放的竞争。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是决策者必须适应的事实。”“事实是所有国家的军事装备都在分享同一个全球商业－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穿的靴子和制服都是中国制造的。即使战争转向了高科技，军靴依然是一种关键物品。
三、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世贸组织具有148个成员，是处理贸易规则问题的唯一全球性国际机构。其核心是世贸组织协议，也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由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家谈判、签署并由本国议会批准。其声称的目标是为帮助生产者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帮助进出口商管理其交易，而这些是基于如下可疑的立论，即贸易将为所有参与者自动带来同等的收益。人民的福利只被看作是基于如下学说幻想的附带目标，即“平衡”的贸易必然会为每个人都带来相同的繁荣，而这一论断与世贸组织本身提出的贸易条件所制造的事实相矛盾。
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了20年，使得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再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承诺的“双赢”游戏，而更多的是一种“输赢”游戏，领头的富国是赢者，殿后的穷国是输者。国内发展已被边缘化为一种倒霉的对外贸易的牺牲品，只能依赖贸易顺差积累资本。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种贸易模式使得那些贸易逆差的国家永远都欠发达。由于美元霸权，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流向了能够赚取美元的出口部门。即便是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也不能把在贸易上赚来的美元用于国内发展，因为它们被迫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2003年9月，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富国拒绝了穷国提出的请求：彻底改革残害第三世界农业的农产品补贴。坎昆会谈失败后，将多哈回合谈判扳回正轨的努力也受挫，由美国牵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在全球复苏的危险。2003年10月13日，拉里·艾里奥特在《卫报》上报导了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谈的失败：“全球化的话题都围绕着民主、自由贸易和共享科技进步的收益。而现实是精英分子的统治，重商主义和自私自利。”艾里奥特注意到会议进程充斥着自相矛盾：在一个人力资本应被看作是国家的新财富的世界上，为什么劳动力还会遭到如此轻视的对待？
在坎昆会议上，马拉维商业和工业部长山姆·姆帕苏（Sam MPASU）被问及其对贸易自由化收益的看法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我们开放了本国经济。这就是我们卧病在床的原因。”姆帕苏的评论总结出了书写全球化规则者和无能力抵制全球化者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4）
在过去的30年，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增长迅速，部分归因于关税削减和运输费用降低，而使得工资套利基础上的外包成为可能。制造业出口从1965年的25％上涨到30多年后的7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从50％下滑到了不到10％。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日益增长的制造业贸易中收益越来越少，大多数利润都流向了外资。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出口，如纺织业和服装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高度受限，近期的贸易纠纷预示着将会有更严格的限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与贸易相关的农业不景气，富国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大量补贴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很多穷国都是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命脉，农业不景气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衰退。
世贸组织发起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在坎昆受挫，是因为富国政府坚持农业补贴政策，而不顾它对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潜在影响。自坎昆会议以来的谈判集中于有必要更好地理解贸易政策，尤其是富国的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间的联系。虽然减少贫困现已被官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广泛地看作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必然的核心关切，并已成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的主要任务，但迄今并未制定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MDG）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只要一半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地区性冲突，这一目标就可能实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警告说，如果全世界还是像目前这样，不努力实现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话，到2015年，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就会有三百万儿童死亡。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贸易到底能否取代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是未被提及，更别说答案了。只有这些问题被认真地提出，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