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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关税就像秋天的落叶不断跌落，不过，浮动汇率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倾销进口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是在解除管制的全球外汇市场中运作的，在这种贸易体制下，如果政府干预以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国际货币蛇头）为基准的货币市场波动，一国货币的汇率可以经常性地用于贸易平衡。
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汇率和当地价格之间的偏离程度。它与利率平价（IRP）理论是不同的，后者假定投资者在资本账户上的交易行为促使汇率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美元投资者要在一个具有四倍购买力平价（如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的外国经济体中得到相同的利率，当地工资必须起码比美国的工资要低四倍（75％）。购买力平价理论建立在“单一价格法则”的延伸和变动的基础上，可应用于总量经济。
单一价格法则认为，不考虑两个不同市场的运输费用和各种不同税收，同样的商品在这两个市场上应卖同样的价格。但它不适用于劳动力价格。价格套利与工资套利相对应，生产商可以寻找工资最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再在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出售。这就是外包的动机所在，即不寻求在本地以反映购买力平价差别的价格出售产品。通常没注意到的是，在某个经济体中，物价低廉将提高其购买力平价，因为相同的当地货币可买更多东西。但是，在跨国界贸易中，单一价格现象只适用于某些特定产品，如石油。因此，由于四倍的购买力平价，相对于购买其他货物或支付工资，石油价格上涨将使中国比美国多花费四倍的钱。当地货币与美元相比的购买力平价越大，美元霸权压低当地工资的控制力就越强。
四、经济民族主义
近段时间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是欧元自2002年1月1日被引进以来的首次升值浪潮，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成为欧盟版本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止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当前欧元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法说明美元已开始衰退，而是说明了欧元正开始转变为美元的从属货币以支持美国的债务泡沫。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5）
自6年半前欧洲货币联盟启动以来，欧元区陷入了健康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变得具有破坏性，而通过供应方财政政策又无以为继的境地中。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全球化调节或欧盟野心勃勃的扩大的阵痛。欧盟各国开始抵制美国把欧元体系变成迎合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各种需求的美元涨涨跌跌的支持者的战略意图。
上述的现代货币战略是罗马战略的翻版：聪明的罗马人将一个持异见的犹太人奉为基督教的上帝，先发阻止了犹太教日益兴起的文化主导罗马文明。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罗马法，如果不是直接来源于的话，也深受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影响，尤其是该法典中以牙还牙的公平概念，而达到自圆其说。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法制定之前，犹太人就基于个人尊严和平等设计了一套法律制度。成文的罗马法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罗马的债务法（Roman law of obligatio）不会促成金融，因为它坚持所有负债都是个人性质的，而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债权人不能向第三方出售欠条，债务人只有责任把钱还给最初的债权人。而《塔木德经》认可非个人的信贷，持有到期欠条的任何人都可以收债。这是现代金融的关键发展所在。有了犹太法典，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就有了一部在三大洲和各种文明里都适用的国际法。
罗马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世俗的犹太思想和价值观正日益渗透进罗马社会，但犹太教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不允许罗马人加入。罗马人不能像同化希腊人那样同化犹太人。基督教早期也有排他性的特点，直到保罗使基督教向所有人开放。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指出，罗马意识到，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有权保持宗教特色。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没有特定民族的教派，基督教扰乱了其他民族。当罗马的犹太人不抵制罗马的社会不公情况时，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与罗马军团的士兵并肩作战，共同保卫帝国。罗马的犹太人是罗马的优秀市民。与之相比，早期的基督教徒是社会败类，拒不响应政府号召或履行市民义务，拒服兵役，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充当了和平主义者。吉本指出，罗马体会到，基督教徒的罪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基督教控制罗马的文化和社会很长时间之后，康斯坦丁认识到它有能力帮助其赢得对异教徒的战争，于公元324年赋予基督教以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就像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宗教战争以延长教皇的世俗权力一样。早期的基督教是世俗的犹太教中一个持异见的教派，当他们开始从罗马社会底层一步步地向上爬，并在上流社会发展新教徒时，罗马政坛将所有犹太教派都不那么反对的基督教接纳为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吉本估计，基督教掌权后，在三百年的宗教争端中清除的基督徒，比罗马人在之前三个世纪清除掉的还要多。对犹太人的迫害始于基督教统治的罗马。早期的基督教对中央政府的藐视带来了修道院制，并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败。
由于日元、欧元以及现在的人民币等非美元经济体积累的是以美元标价的贸易顺差，维持合适的美元价值以支撑美国永久经济增长的成本已被转移到这些非美元经济体，它们的明显特征就是工资长期相对较低和国内消费持续低迷。对于工资已经很高的欧盟和日本，惩罚是削减它们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还是被迫不得不向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寻求其可以任意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资本，来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融资，从而也为美国不断增多的贸易逆差融资。
五、市场无力纠正贸易失衡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各地所有债务国都残忍地施加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而对世界上最大的且最不负责任的债务国却视而不闻。这是因为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美元，从而具备免疫力。美元是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生产力支撑，也没有美国出口实力支撑，而是由美国军力支撑的不兑换纸币。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4207亿美元。2004财年为3991亿美元；2003财年为3961亿美元；2002财年为3432亿美元；2001财年为3100亿美元。在乔治·W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高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GDP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GDP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15倍返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对于不断增多的美国贸易逆差，反对美元的群体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6）
拉姆斯菲尔德试图说服全世界，不到美国军事预算十分之一的中国军事预算是对亚洲的威胁，这实在令人同情。甚至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的防御，而不是像美国的军事原则那样向遥远地区的冲突投送兵力。虽然拉姆斯菲尔德敦促中国应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但他对华的好战姿态直接与该目标相抵触。讽刺的是，拉姆斯菲尔德选择了儒家权威主义的大本营新加坡作为政治自由理论的样本。
根据自由贸易理论，一般来说，贸易只会在平衡重新建立之前或是自由贸易完全停止的情况下暂时失衡。双边贸易暂时失衡往往是因为贸易伙伴暂时或是不具备竞争力，或是效率低下，或是生产能力不足。贸易逆差国从贸易顺差国那里购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就用本国货币支付差额，以便顺差国有朝一日可从逆差国那里购买食品以恢复收支平衡。暂时的贸易失衡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如贸易条件、工资水平、投资回报、调节机制、劳动力或原材料或能源缺乏、维持贸易的基础设施完善性、购买力平价，等等。持续维持贸易逆差的国家将赢得银行所称的只借不还者（habitual borrower）的声誉，也就是该国已具有不良的信贷风险，已是长期地入不敷出。如果用本国货币清偿贸易逆差，汇率就面临下调的压力。在根本性地解决贸易伙伴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时，浮动汇率寻求消除或缓解暂时的贸易失衡。
美元霸权保护了美国的贸易不平衡迫于市场压力重新趋于平衡，基于货币威力而允许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逆差将推动美元汇率的不断降低，即便美元霸权可使降低维持在较慢的速度。但是，如果低于平价的汇率长期存在，就会冒有生产率的暂时失衡转化为永久性失衡的风险。不断弱化的货币会惩罚发行该货币的经济体陷入经济的螺旋式下跌。这在过去十年已发生在美国身上。使情况更糟的是，由于解除市场管制的全球化，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还伴随着由跨境工资套利引起的部门失业率的逐步上升。美国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也不支持美国的低收入工作机会，并加剧了非法移民问题。
过去十年里，美国境内的地区工资套利使其经济和生产都趋于国际化。在地区工资套利的推动下，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重新集中于低收入的南部地区。虽然纺织业的迁移带来短暂的调整痛苦，但美国北部经济努力使其生产率、科技水平、金融服务和产品质量都得到升级。美国南部经济也设法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并及时地缩小在国内的工资水平差距。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就业岗位都保留在国内。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业岗位无情地离开了美国。根据自由贸易理论，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会引起美元相对于其贸易伙伴货币的暂时贬值，使得出口竞争力重新趋于平衡，从而消除或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然后，暂时失去的就业岗位还会重新回到美国。
但由于美元霸权，持续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打破了贸易理论。尽管有些强势货币有选择性地升值，广义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还是维持上升趋势，这是因为高度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试图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从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中解脱出来。虽然该目标是为了补贴和扩大出口，却讽刺性地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放松银根或印发钞票，美国通胀面临的压力不大还是增强了贸易加权美元指数的上升势头。
美国的进口量围绕债务驱动的美元汇价的提高做出调整，因此，可以根据扩大的货币总量对之加以评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输往美国的货物年增长率约为15％，超过其GDP年均增长率的5倍。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元就会被看好，美国也就会享受经济繁荣。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实际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美元的资产收益率还是比外国货币的高。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7）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采取所谓的先发性反通胀措施的真实意图。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反通胀，从而导致美国资产增值的债务泡沫。这些数据证明了美国就像罗马帝国：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就像战利品不断流入罗马帝国一样。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谓的美国“金融霸权”。
联邦基金利率（FFR）从2004年中期的1％上升到2005年5月3日的3％，也就是在25个基点上提高了8倍。如果同样的“标准步伐”继续下去，联邦基金率到2005年底将升至425％。不论美联储如何花言巧语，美元利率的提高都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外国中央银行出售美国国库券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而不是为了反通胀。在债务驱动的经济体中，高利率造成了自身的通货膨胀。提高利率以制止通胀就像小狗在转着圈追自己的尾巴，利率提高，通胀也会提高，从而又需要更高的利率。利率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资金远离债务泡沫，但也可以使债务清偿额高不可及而刺破债务泡沫。
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美联储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为短期利率的提高创造了一个具有充足流动性的非自然环境，导致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之间利率差距的缩小，这是经济萧条的最主要的征兆。增加货币发行量的问题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即便接近零利率也要绝对优先考虑流动性问题。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中，不论是流动性陷阱，还是利率变动无法引起投资反应，都可以造成货币扩张失效。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再宽松的信贷政策也无济于事（pushing on a credit string），因为丰富的资金不能找到信誉良好的自愿借贷人。大量的新的贬值资金趋于流向抹平以从前的高利率计算现有债务。当由于流动性过大，长期利率保持稳定时，短期利率以一定的速度提高，不会消除流动性陷阱。
如同其证券市场所见证的，美国的债务泡沫显然有很大问题。2005年5月是2002年10月以来高产证券发行最缓慢的月份，一共只发行了14支证券，总值29亿美元。4月底，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债务降到垃圾债券等级搅浑了证券市场。2005年3月到5月，高产债券或垃圾债券的交易量与200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5％，而与前三个月相比，也下降了45％。2005年3月到5月，垃圾债券交易额为176亿美元，而2004年同期是395亿美元，2004年12月到2005年2月为360亿美元。2005年3月到5月，投资级债券交易量为407笔，而2004年同期为522笔——下降了22％。2005年3月到5月，约1539亿美元的高级债券得到认购，而2004年同期为1665亿美元——下降了7％。
50美元1桶的石油，连同尤其是在房地产业的天文数字的资产价格增值，给了债务泡沫更多的清偿时间。但这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结果很可能以新的贸易战造成贸易量缩减而告终。美国贸易逆差减少的代价就是引爆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的美国债务泡沫。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在现有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一直驾驶着贸易逆差的列车，如此做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尤其是保护主义已开始聚集力量。
在过去十年里，转向离岸外包生产一直是美国“新经济”的生产率繁荣的源泉。除去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生产率所做贡献，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并不大。美国政府公开的生产率指标数据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近70％，但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仅在0~10％之间。较低的生产率价值与蓝领工人和白领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水平是一致的，他们是以本国升值的市场价值中得到的资金进行消费的。世界贸易已成为一个根据有效劳动力、工资、利率、汇率、物价、储蓄率、生产能力、流动性条件和债务水平的差异进行跨国界套利的网络。在某些领域，美国正成为一个不发达经济体。
布什政府继续安慰美国民众，美国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而事实上美国已将其整个的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拱手交给外国生产商，与之同时还在廉价甩卖部分经济而为日渐增长、源源不断的贸易逆差融资。通常情况下，当政策制定者从自以为是走向狂妄自大时，灾难也就离得不远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8）
六、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公平地说，美国经济的问题出现于布什执政之前。《华尔街杂志》报道称，克林顿政府2000年度经济报告宣称，根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马丁·拜利的看法，只要“我们坚持合理的政策”，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就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说得略有出入，它引用的拜利所言是“坚持财政政策”。把两份报纸的报导放在一起，就能感受到，克林顿政府认为其财政政策就是结束商业周期所需要的合理政策。政府的经济学主教与我们这些必须在每天的市场动荡中沉浮的、不幸运的凡人不同，能够排他性地关注长期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理论的结构一致。然而，在宏观经济之外，“长期”不断地被现实世界重新定义。在科技和通信部门，“长期”指的是不到五年的持续时间。对于对冲基金和量子基金来说，长期也就是指几周时间。
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2000年度经济报告确认了两个促成那个“好”消息的因素——新自由主义贸易全球化和科技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即便生产率和消费增长都有所放慢，经济顾问委员会还是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永久性地持续扩张。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逆差，经济顾问委员会寄望于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对美国出口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美国出口产品日益增多地由进口部件组装的事实。
然而，美国官方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而削弱了世界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对电子商务寄予厚望是乐观主义的重要表现，这还有待相关数据的证实。2000年，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期，电子商务中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