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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家管理学校。”于是乎，全国各地，纷纷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各个大、中、小学校。
至此，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经过整整两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宣告结束 。一代红卫兵，一代斗士，訇然倒下！在一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的狂呼中，百万大学红卫兵 ，近亿名中学红卫兵 、小学红小兵，訇然倒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三）
正像石元砥所说，我若早早急流勇退，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我像一匹拴在“运动”战车上拉帮套的驽马，身不由已地听从驾车人的鞭子，尽管有时也撒撒欢、尥尥蹶子，但终究得屈服于皮鞭子。在大势所趋下，一九六八年十月我校各派联合了，跟着筹备成立校革委会。在革委会成员名额分配和名次排列上，我们“造反派”的怨气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派出生入死打天下，胜利的果实却被众人瓜分了。学校的革委会不是“三结合”，实是“四结合”——革命干部、军宣队、工宣队代表加上革命群众代表。而名次最末的革命群众代表还要各派对等，所以造反派在其中实际只占五分之一。仅仅一个“群众代表中造反派与保守派名额对等”这条，就足以让“造反派”七窍生烟了。一些战友叫嚷着“要斗争”，否则我们就白“造反”了。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想，毛主席定的原则，谁改变得了呀？有人说我是“私心作怪，权欲膨胀，为了自己进领导班子而屈服了。”真是冤枉！且不说当初起来“造反”时我没有想到要当什么领导，有生二十年以来我的脑海中也从未闪过当“干部”的念头。但是今天我真想进领导班子，必须进领导班子，否则我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否则我对我兵团的战友是不负责任的。一、因为那所谓的革命干部原本也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是靠不住的，或者他有一丁点儿气节也行，被批斗的时候 ，叫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完全体现不出什么党性和革命性；二、因为解放军代表虽然“支左”是支了我派，但他们思想深处是偏向“保守派”的；三、因为工人代表的文化水平很让人担心，听听他们来医大后读的几个字即可见一斑 ：患者读成CHUAN者、分娩读成分WAN、龋齿读成YU齿、大夫读成DA夫、枉然读成KUANG然、红彤彤读作红DAN DAN……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觉悟问题：从“运动”开始至今天，哪一件事是他们先觉悟的？就算上海的“一月风暴”（夺权）吧，还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回去搅和起来的。试问这个班子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吗？可是，毛主席说“三结合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以老年为主”，你不听也得听、不服也得服。解放军是全国人民都得学习的；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所以，领导班子的头三把交椅是定牢了的、没商量的。可是，革命革到今天，闹得和“保守派”平起平坐，这可太、太、太窝囊了！也太太太不公平了！然而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毛主席说“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若非如此，想让两派联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打死我们也办不到的。说实话，我当时真怀疑过老人家的头脑是不是出了毛病了。否则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安能出尔反尔？不是吗？一九六七年春毛老人家命令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武汉“七。二〇事件”和较早“夺权”的地方进“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的派别，都向全世界昭示群众组织分为“革命派（左派）”与“保守派”。现在怎么都是”革命派“了呢？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鬼被打死了，钟馗该靠边了？说实话，我当时也特想再造一次反，思之再三，还是算了吧！你想，黑龙江的“炮派三杰”够英雄吧？结果呢？完蛋！安徽的“P派”和“G派”闹得够狠够凶吧？结果呢？大势所趋下，也握手言和了。我，一个小小的毛丫头能创造什么奇迹呢？况且 ，我早已经是身心俱疲了。算了吧！“文化”“大革命”两年多，地方上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回了原处。不是吗？原来的党委书记兼校长，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过去的副校长，今天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权夺与不夺有何大差别？哪个领导班子不是一把手说了算，掌大权？说到底，这“夺权”还有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呢！莫不如当初就不要打倒他们，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换换脑筋，岂不更省劲、更实际些！或者把原班子改组一下，也勿需费这等周折呀！如此看来这场“运动”到底意义何在？啊——！不得了！这个想法太可怕了！打住，不要胡思乱想！这时，我猛然醒悟了：六六、六七两届毕业生已经分配了，过一年多我们也该毕业走人了，我们管得了那么多吗？我决定不当那个鸟官，不做那个陪衬，回班级参加复课，否则将来我毕业后会做什么？会打针？会看病？会用听诊器？会使手术刀？不！不会！什么都不会！无奈，很多“造反派”的职工、同学天天轮番找我谈话，正面说，反面讲，面面俱到。是啊，时势把你推上这个浪尖，历史将你定在这个位置上，岂是任你自由选择的？“运动”还没有结束，大家都自顾个人前途，“运动”谁去搞？夭折？半途而废？现在你只有承受，只有承担！说到底还是心中那份沉重的“史命感”在鼓胀。我真是无可救药！于是，我常常在革命委员会中当反对派、少数派，一、二、三把手对我颇感头痛，却又无可奈何。难道他们不想拔出身上的芒刺吗？也许我这是“小人之心”吧。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通知本是要求纠正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但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就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五。一六”分子。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甚少的极左组织。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以贯彻“五。一六通知 ”为名，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一段话，指出 “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七〇年的暮春，我校两个反对解放军的造反派头头被定为“五。一六”分子，我兵团的韩江南正在审查中。韩江南的罪行是抢解放军的武器、副食店和私设公堂，殴打群众并致死人命。
开始我是真被吓傻了，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也分不清是梦还是醒。接着我愤怒极了 ——我们虽不是枪林弹雨杀敌人，也是水里火里干革命，就是有缺点错误，绝不至于上反革命的线啊！我同学校领导班子争、斗，但没有用。于是，我自甘“领罪”。因为，我是我们组织的头儿，我应该对它的一切负责；因为，韩江南打人致死是由于我，而我本身又是受死者伤害的人，退一万步讲，即使定罪，也应该从轻；因为，我想领导班子不一定对我毫不留情（我毕竟是医大“文/革”第一人）；因为，我崇尚英雄，更崇尚悲剧式的英雄。当时我的脑海中清楚地闪现出李大钊教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没想到，领导对我并没有“留情”。他们说我又并没有成为事实上受害者，林书梅的被害又缺乏直接证据（她本人因病不能出证，白无常又矢口否认），所以对我不存在从轻量刑的理由。就这样，我走进了铁门高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四）
“直到八十年代，我才如梦初醒，原来受蒙蔽最深的是我们，受骗最彻底的也是我们！我们是一群白痴，笨蛋！天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林书梅目眦欲裂，喊着。
“谬论披上了真理的外衣，正义被涂上了青黛，叫人如何分辨呢？”石元砥说。
“我们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于的偶像原来是个骗子！最大的大骗子！”林书梅愤然地说，“要么就是老糊涂！”
“不！这样说很不公正。这样说实在太冤枉人了！”石元砥低沉而郑重地说。
“文化”的“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头脑非常清醒。他的本意绝不是要把中国搞乱，搞糟。相反，他想搞好，搞得更合乎理想，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大家都知道，在这位老人的身后，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任何金银珠宝，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只有几万册书籍和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领导了10亿人口、时间长达27年的共和国领袖的全部家当。全世界，有史以来，有第二这样的领袖吗？这位老人的问题仅仅在于他的“理想”上，思想上。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对国内阶级形势的估计不当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进一步发展。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理论指导下，一九六五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国内形势做了可怕的估计：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形势既然如此，“党变修，国变色”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作为一个献身于伟大理想的革命家，毛主席当然要“力挽狂澜”。怎么办呢？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农村的斗争、文艺界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没能解决问题，毛主席认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亿万群众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揭露自己的阴暗面，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他发动起亿万群众，在全国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了。可是，运动一旦搞起来，并不是一切都按毛主席的意愿进行，到最后甚至完全不由他做主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曾说：现在都讲把*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然而“运动”却一搞十年！一方面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作祟，另一方面过去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群众心里有气，还有其他的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积怨等等，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一齐迸发了，所以“运动”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谁知道还要搞多少年？今天我们看一看，毛主席当年担心的问题是子虚乌有吗？换句话说，现在这个“特色”毛主席赞成吗？虽然目的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实现的方式和手段却是完全不相同的。毛泽东和*的治国理念主要区别是：毛泽东更侧重于“公平优先”――调整生产关系，而*却侧重于“效率优先”发展生产力。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这个“特色”毛主席赞成吗？都是伟人，同是一个信念的伟人，思想方法却不一样。
“别的事情我顾不了，什么信念、理想都和我没有关系了！可是，我们被骗是不是个事实？”林书梅还是那么固执。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我说。
“白皪，你有没有搞错？我这次回来，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对头。受害者声称自己有责任，而那些帮忙往正义上抹黑的人却没事儿似的，这不也是一种错位吗？什么都甭说了！以后再有什么运动，大家千万都不要动一点儿心，否则他就是个白痴、一个混蛋！”
石元砥瞪大了一双皂白分明的眼睛望林书梅。
我虽然心里赞同，却没什么表示。
“怎么？我说错了？”林书梅望望石元砥，又望望我，“别的不说，单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井冈山会师，那是多少人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历史事实。可当有人把和毛老人家握手会师的人改头换面时，竟然没有一位敢于站出来更正，让我们这些毫不知情的小青年哪里去了解真相，了解史实呢？我们又怎么能不上当、不受骗呢？到头来，我们，我们……真是……”
是的，林书梅说的不是没道理。如果大家都能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浩劫”期间的冤假错案岂不少得多？如果大家都能实事求是，“运动”的错误会那么严重吗？就说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吧，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个人在表决时没有举手。与会成员总数是一百三十三人，其中尚有八届中央委员四十人、候补十九人，还有扩大参加会议的七十多人。百余之众，仅仅一人敢于坚持真理，岂非咄咄怪事？！
石元砥清了清嗓子，说：“林女士，你这话也可以说不错，但这就少了点历史唯物主义了。在那种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都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别人的话会有人听吗？啊？就说你自己吧，你听不听？”
说得也是，除了毛主席的话和代表毛主席的中央*小组的话，不，中央*小组的话也要打折扣（“二月逆流”之际，我就怀疑过它，更何况以后还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谁的话我们还能相信？就说我自己吧，连最亲爱的人的话也不肯听嘛。唉！在那种怀疑一切的政治氛围中，我们只能如此。
“可是，可是，如果有人另树一面旗帜的话，事情也许大不一样。肯定大不一样。”林书梅说。
“事情绝非那么简单。”石元砥摇着头。
我点头。
“没有实践，你们怎知一定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林书梅犟劲又上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抗争。当年被诬为‘二月逆流”的 ，难道不是正气凛然的抗争吗？”石之砥说，“那些忍无可忍的元帅和将军们不是在抗争吗？可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五）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发生的揪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事件，引发了抗争的第一次高潮。第二天，在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老帅和将军们愤怒揭发中央*小组和各地造反派迫/害老干部、冲击军队及其他一些无法无天的罪行。愤怒之际，徐向前手拍茶几，将茶杯盖震落于地。叶剑英则连连拳击桌面，严正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而致右掌骨骨折。这即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为了防止中央*小组借故挑起事端，徐向前、叶剑英等军委负责人综合军委碰头会上大家的意见，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拟出一个文件，报送毛主席批准后，迅速发送全军。这即是一月二十八日下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二月十一日、二月十六日，在周恩来主持的党的最高层会议——中央碰头会上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月十一日的会议原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实际上是围绕军队问题展开了辩论，还涉及党的领导和其他问题。会上，叶剑英指责中央*领导小组：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呢？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抓住上海人民公社问题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这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在争吵声中，会议不果而散。二月十六日会议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他还指责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陈毅针对*、江青一伙攻击、诬蔑朱德、贺龙的活动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当晚，陈毅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柒红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