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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为了什么，大家都在为“权”奔波、忙碌、号呼、斗争。而在当时，权与派差不多是同义词，因为在夺权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明确表示要“造反派（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样就把“保守派（保皇派）”排斥于外了。“保守派”的头头和广大群众当然不甘心，他们也拥立一个认为合自己心意的又有资格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进行夺权或反夺权。红透的桃子岂有拱手让人之礼？“造反派”是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如此，两派开始不停地争斗、打斗、械斗、武斗。斗！斗！斗！真刀真枪的斗！旷日持久地斗！很多地区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几年了却还在那里斗。比如徐州，直到一九七五年*出面干预，派斗才告结束，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干线才得以畅通。这种斗，不只是用手、用枪械，还要用心、用思想。而且这种斗不只限于社会上，还被引入家庭。很多家庭的成员分别为两派或三派组织的成员或同情者，互相之间常常为各自的立场、观点、行为展开辩论、争吵。他们各持已见，毫不退让。不欢而散的结果是最平和的、文雅的、温良恭俭让的，往往是掀桌子、踢板凳拳脚加身，要么互相不理睬、分家，甚至决裂。
古往今来，像这等广泛的深入人心的*、权力之争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伟大领袖所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夺权”、“保权”斗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七）
兴海医科大学的夺权倒是很简单，简单得如小孩子过家家。
我校几个“造反派”组织头头坐在一块一核计，联合一起成立个“造反总团”，每个组织出一名头头组成一个常委会，拟定一项声明，到早已被“造反派”夺过来的广播站一播放，声称“不再承认学校党委的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再将学校各部门的公章集中起来捧到“造反总团”团部，夺权即告完成。我们学校的“夺权”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学校的形势是一边倒。原来的主要领导人均被“打倒”，不能发号施令，也没有权威了，何况他们自己多半已经认错。其实，在当时的情势下，即使他们发号施令，也没人肯听从了——他们的御林军“保守派”师生已经幡然悔悟，全部彻底反戈了。若说当时校方的权威只有每月给教工发放工资和给学生发放助学金、粮票了，不，连这个权威也不是完全的——“牛鬼蛇神”的工资不能全额发给，每月只予以三十六元的生活费，而谁人是“牛鬼蛇神”，“造反派”是最高裁判。
事后仔细想一想，这次夺权我们又究竟夺到了什么？除了那一大箩筐早已派不上了用场的木头疙瘩——公章 ——当时学校所有对外事宜一律使用“造反派”组织的公章，再就是一大“牛棚”的“牛鬼蛇神”（包括被打倒的学校领导和在运动初期由他们抛出来的“死狗”）之外，我们连根稻草都没捞着。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夺权太过于滑稽。于是，我把那些木头疙瘩扔到卷柜里头封存起来。至于医科大学革委会的成立倒是有些……
“叮咚、叮咚、叮咚”的门铃声把我唤回到现实中。一看表，已是午夜二点。深更半夜来敲我家门的多半是楼下李伯母。开门一看，果然不错。
“皪皪呀，大娘左寻思右寻思，实在没法子了来叫……”
“没关系。我穿件衣服就跟您去。”我一边穿衣扣扣，一边说。
“这阵子你大伯挺好的。今日个儿那个不争气的二小子回来……”
“怎么？二哥又闯祸了？”李家的老二比我只长三个月，因为打架斗殴、流氓偷盗，被劳教了两次。
“唉，他若是闯祸还许没事儿了，他就那么个下作玩意儿。惯了！都惯了！偏今日个儿他人模狗样地回来了，说是当上了什么销什么供，啊，供销处的什么经，经理。皪皪你说……”
“这是好事儿哇！”我随李伯母出了门。
“可不是呢！俺说也是呢！”李伯母压低嗓音，“可俺们家都个老东西是死脑瓜骨哇，他说就二小子那个样子也能当经理？真是……”
说话间，已经到了李伯伯家了。
李伯伯正坐在沙发上长吁短叹。见我进来了，仿佛见了知心人似的，亲热地给我让坐，倒茶，完全不像个精神病人。他说：“皪皪你倒说说，让我们家老二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当了经理，去领导别人，那工作能干好吗？”
“李伯伯，那是过去，现在二哥不那样了。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唉，你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毛病更多了！酗酒、打牌、跳舞、找小姐，他都干，就剩没抽大烟了。”
“您一定听错了，或者有人背地使坏。”
“知子莫若父。他什么德性，都在我心里。我呀，这辈子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唉——”
我作声不得。李家老二小时候也是个好孩子，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浩劫”，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他很苦闷、失落，在社会上闲逛，认识了一些社会青年，时不时参与他们打群架。两年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一些流氓无赖混到一起了，慢慢学坏了。
“其实二小子也不过是个工厂销售部门的小经理，做好做歹，影响面没多大。我就是纳闷，他凭什么能当经理？”
“选干部当然应该选能干工作的嘛，二哥工作能力挺强的。”
“我担心像小二子这种事不是个别，现在世界是变了。没听人说么，大学毕业的不如刑满释放的，搞卫星导弹的还不如街头卖茶蛋……”
“别人说的顺口溜你还当真啊！“
“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空穴来风……”
“李伯伯，我给您打一针，早点休息吧。”
“你还当我是……”李伯伯眼泪汪汪地，“算了！打一针也好，就让我睡去吧。反正有时醒着和睡着也没什么分别。”
我悄悄地吸吸鼻子，把要滚下来的泪水吸进肚子，暗暗说：李伯伯，睡吧！睡着了是最幸福的。我给李伯伯打完针，收携带好器具，复又坐下。
“皪皪，快回家歇着吧！太晚了！”李伯伯深情地望着我。
“没关系。我没有早睡的习惯。”
“可不是，你每天不到半夜一两点钟，是不会熄灯的。”李伯伯说，“我家的二爷可好，在外头吃够喝够，回到家来，倒头就是睡，天塌了都不管。”
这时，我才听见里间传出如雷的鼾声。那一定是李家的二小子了。我好不羡慕，好不嫉妒啊！今生我怕是没这个福份了。 。。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一）
1990年6月11日 星期日 天气晴
林书梅在省城转了几天，最后还是把目光放在了兴海市。可在最后决定投资项目的时候，不免又有些犹豫不决，毕竟那是她伯父毕生血汗的一大半儿，怎么可以轻易投放呢？她再三求我找个合适的人帮她参谋参谋。
我被逼不过，只好带林书梅去找石元砥。
石元砥不愧为市长，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情况如数家珍，各项政策记得滚瓜烂熟。他很快就帮林书梅选定了项目。
林书梅十分满意，非要请他吃午饭。
石元砥说：“那就让我尽点地主之谊吧！其实我们都是同学、朋友，原不必客气，倒是难得有今日这样的机会。”他向我投来深情的一瞥。
我急忙垂下了头。
“你是……”林书梅忽有所悟，“是……”
“当年我们曾有两面之缘。”石元砥笑笑，不无苦涩地。
“噢——想起来了！白皪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能说什么呢？唯有苦笑而已。
“不过，白皪若早告诉我，我可能就不敢来了。”
“为什么？”石元砥不解地。
“当年，我……”林书梅不无愧疚地垂下了头。
“资反路线”被冲垮后，我着实松了口气。奇怪了，没有了压力，我却夜夜不能安眠。睁眼闭眼全是石元砥的影子。
“白皪，瞧你把自己折腾的。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政见不同就不能同路了吗？大不了不谈那个话题呗！”
“你在制作童话吗？”林书梅语重心长地说，“难道你忘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了？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任何情感都必须服从于政治。一个伟大的人是不可能为爱情而发疯的！长痛不如短痛，难道你不明白吗？”
“可是，可是……我，我不是伟人，也不想当。”
“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也不能‘小资产’味十足啊！何况你是我们两千多人的司令呢！”
林书梅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不能“小资产”的。于是我才下决心并敢于面对石元砥道出“分手”二字。
然而。感情上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加减法，所以，事后我的痛苦、烦恼是有增无减。我白天常常神不守舍，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夜里整宿整宿睡不着，眼前闪回的全是我和石元砥共同拥有的一幕一幕。于是，我开始悔不当初。
林书梅又开导我说：“现在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如果你还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之中，你就辜负了伟大领袖和我们大家对你的期望了。这是我对你如此说，换成别人要怎样说；你知道吗？你这是把马列主义装在手电筒里——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啦！想想吧，你还有没有一点儿革命者的气概？
林书梅一席话，把我心底的“小”全榨了出来。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在灵魂深处狠狠批判了自己的“小资阶级”情调，并决心改正错误。我说：“林书梅，从此刻起，我若再掉眼泪，你就拧我一把；我若再精神恍惚，你就踢我两脚；我若再在睡梦中喊他，你就卡我的脖子……”
虽然林书梅没有如法炮制，但是每当我“违纪”时她就高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们那些故事。现在白皪还当我是异己分子，不对我说任何事情。”石元砥苦笑着说。
“唉，做贼的都会心虚的嘛！”林书梅苦笑，“还有，白皪，后来，六七年春天石市长到医大找过你，这事被我贪污了。不好意思，真是太对不起你们了。”
“别说对不起。错的不是你，不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石元砥说，“如果一定说我们有什么错的话，那就是我们赶上了那个时代。”
林书梅说：“不论如何，我都有责任。当晚我也曾对白皪说过‘如后悔，可以收回成命’，但那不是我的心里话，只不过是为自己留个后路，免得有一天落埋怨。虽然我对自己的情感问题处理得并不利落，但我觉得白皪不能也那样。她是什么人？英雄、领袖！她是医大第一人，处处都该是表率，不能有瑕疵。我以为那么做是保护她，关爱她。谁知道……唉！统统是错！错！错！错！”
是啊，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个特殊而又特别的年代。那是个狂热的年代，那是个狂热而又疯癫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又无不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以政治为准绳，人们的情感也莫不以政治为基石。因而，人与人的关系、情感出现了可怖的变态、病态、畸形。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对敌，都是为着政治；而婚姻、友谊、情感的产生也可能完全为了政治。这种事情，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当时，却是那么正正常常、那么自自然然、那么合情合理。唉，我们这代人实在太傻气、太幼稚、太驯服，也太没有自我意识了。
“真的，如果没有我在中间插棒槌，白皪她肯会回心……”
我在桌下用脚使劲踢林书梅。
“嘿！都一大把年纪了，有什么关系嘛！”林书梅只顾说下去“如果你们言归于好，石市长还是能拉一拉白皪的，也许不至于，不至于弄得这般……如此……”
“不，那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石元砥垂下头，“痛心啊！痛心！”
三人都沉默了。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二）
“浩劫”前后，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是深入也是灌满了每个人的心里。绝大多数人们是接受了它，包括那些信仰马列主义几十年，出生入死干革命的老干部。不是吗？他们在受到指责、批斗、*时还要真诚地检讨自己。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是在“九。一三”之后。试想，那些年轻人，那些红卫兵会怎么样呢？他们年轻，既缺乏实践，又缺乏理论，因而缺乏辨别能力；他们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新东西，更容易与时代的节拍产生共鸣，而他们的思想基础又是在“左倾路线”教育下，被浸红了的，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那些理论。一大群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和崇拜、对恩人和救星的无限感激和爱戴的孩子，在人们都不敢怀疑、逾越的“左”的信条的桎梏下，在政治思想的强大压力下，在一哄而起和唯恐落后的社会潮流下，他们身不由已地被卷入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漩涡。他们时刻想着表现自己的激情，时刻想着献出自己的忠诚，抱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的牺牲精神做傻事、蠢事。可是，他们还自以为是在“文化”的“大革命”那个大舞台上，表演着“威武雄壮的活剧”呢。另外，过去对于个人的尊严、生命的尊贵不够重视，也是运动中造成残酷的人身伤害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二、三月，党中央连续发出文件，要求“小学开学”，“中学师生停业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大专院校师生一律返校，参加本院运动”。然而这些《通知》、《意见》、《规定》如同一张张空文，没有发挥丝毫的实际效应。一些红卫兵若离弦的箭，回不了头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的首条即是“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同时提出“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时，混乱的局面还在持续发展，相当数量的学生还散在社会上，而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都是因受批判和审查，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很多学校不能复课。一些学校则出现了以派为基础的复课——由各派组织将本派的师生组织在一起授课、听课，代教、实习。为数不少的红卫兵，几乎个顶个都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铁杆分子（不论哪一派），继续去搞“派斗”，继续为“夺权”拼搏。这些红卫兵，是处于狂热、派性颠峰的人，他们仿佛是被巨大的推动力送上了特定轨道的行星，只能沿着那个特定的轨迹运动，外力已很难改变其方向。因此，红卫兵运动仍然在发展（尽管参与的数量减少了）。公平地说，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是存心与中央相对立，大多数人也不是为了个人捞一丁点儿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责任心过于强烈、史命感过于沉重，故而痛切地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是因为他们被时代的疯狂所同化，故而发生了精神错乱，不知自身为何人，自体居何位了。他们中间好多人还是孩子，“给个棒棰就当针”的孩子！当然有极少数人是头脑膨胀，想捞取点儿个人资本，或者原本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也有少数人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乘乱干坏事，就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蝇王》里面的那群孩子，那群杰克带领下的本性中丑恶暴露无余的孩子。
后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先生说：我惹了个大祸，不知如何收场。这也许是一则笑谈，也许是一句真心话。此话语无论为何者，这个“大祸”恐怕是指红卫兵运动。是不是毛老人家对红卫兵有些头疼了呢？他们年轻气盛，思想单纯，目光犀利，观点尖锐，善于发现新苗头；红卫兵头上没辨子、屁股上没尾巴，一身轻松，无所顾忌，因而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所以他们在群众中很有影响性和号召力；所以他们这些人安定与否对整个局势至关重要。偏偏这些人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们的警告（“现在是红卫兵小将犯错的时候”）于不顾，也即是置中央战略布署于不顾，继续干扰“夺权”。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全国著名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还在闹派性，搞武斗，分裂出一个“四。一四兵团 ”。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根据毛主席指示，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余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去整顿秩序，制止武斗。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工宣队”一度发生了严重的对抗，工宣队死亡五人，受伤七百三十一人。第二天，毛主席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说：“文/革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搞武斗。工、农、兵们都不高兴。”“你们叫我失望”，“而且，你们叫中国的工农兵感到失望”。
这样，红卫兵才停止与工人对抗。
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经毛主席修改审定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