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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了，何况被立案审查者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中央组织部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移交的专案材料为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九卷，三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三件，涉及受审人员六百六十九人。据中央专案组一九七五年的一份《报告》云，上述被审查人员，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有三百二十人，占被审人员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被列入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人员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直辖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十人，中央书记处成员十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一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七人。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原中央专案组先后共关押和监护的干部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或外地的不计其数，有数以万计的无辜干部群众和证人及家属受株连。“运动”前，全国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运动”中受冲击的占百分之五十。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以各种罪名的有四百五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不包括原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仅一个北京市郊的秦城监狱，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四年间，就关押高级领导干部五百人以上。其中被折磨致死三十四人，伤残二十余人，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六十余人。试问哪朝哪代有过如此大的冤狱？哪年哪月有过这般多的冤案、冤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三）
经过几个月的“炮轰”、“打倒”和“砸烂”，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各级负责人普遍被关押、揪斗或靠边站而不能理事，正常工作、生产秩序已然接近于崩溃状态。在“运动”发起者看来夺权的时机已然成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个“总攻击”之实质即是“夺权”。因而，六七年元旦社论无异是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总司）等二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筹委会”。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宣言。次日，《解放日报》也夺了权。张春桥对上海“工总司”等组织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要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一月六日，以上海“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了“打倒市委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被揪到会场接受批斗，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一是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二是勒令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三是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一月八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随后又成立了“无产阶级*保卫委员会”，取代了公安司法机关。这就是上海“一月革命”。
毛主席及时地支持了上海的夺权。一月八日毛主席在一个会上谈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次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一月十日，毛主席在一个批件中要求中央*领导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毛主席要求中央*起草的这份贺电于一月十一日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的名义发出了。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对上海“一月革命”经验集中提炼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又说：这是毛主席“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来一个新的飞跃。”还说：上海“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并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上海的经验。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世界。”“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社论还说：“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因此，“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社论最后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文汇报》为之欢呼的社论为《伟大的历史性的创举》。该社论说：“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提供了无产阶级重新夺权的重要经验。”“它丰富和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列宁主义。”“这个具有无比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必将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永葆美妙的青春。”*公开讲：“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张春桥也不甘示弱，说：“无产阶级*自始至终就是夺权。”
权！权！权！“无产阶级*”开始进入了全国性的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四）
然而，夺权不是轻而易举的。上海的夺权也非一帆风顺。上海一些群众组织不甘于“工总司”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独掌大权，因此，从一月六日“打倒市委大会”至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一个月里，这些组织发动过四次全市性的夺权。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于一月二十八日开展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中央*小组于一月二十九日给“上海红革会”发去特急电报，说：“红革会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这是完全错误的。”于是“红革会”遭到了残酷锁压。打垮了那些不听话的反对派组织后，于二月五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才算完成了夺权。
为了全国全面夺权顺利实现，毛主席批准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要求公安机关“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一月二十三日，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以后毛主席又给军队增加了“军训”、“军管”、“支工”、“支农”的任务。这即是当时统称的“三支两军”工作。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公开支持下，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夺权之风迅及全国。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刘格平组织起“山西省造反总指挥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山西省委对*的一切领导权”。
其次是山东省。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与康生之子张子石，于一月二十二日夺了青岛市的党政大权，然后率众到济南，在山东地区驻军的支持下，夺了*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并于二月三日建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说：“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
从此，“三结合”就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后来毛主席又说“三结合”要以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因而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律是原来相当级别的“老干部”。在这种形势下，广大领导干部，不论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还是躺进疗养院的，纷纷写大字报表态——“亮相”，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亮在了“造反派”一边。以感情而论，他们是亲近“保皇派”的——毕竟他们是自己的嫡系，也实实在在为自己拼搏得很苦。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的抉择完全是理智的，不论其是迫于形势，抑或是处于自己的觉悟。当年姚文元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干部和党员站在造反派一边。这个数字不见得很准确，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造反是正确的。
再次是贵州省，原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组织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造反总指挥部”，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通告，宣布接管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通告说：“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然后是黑龙江省。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等造反派的支持下，于一月三十一日召开了誓师大会，夺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权，宣布全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
以“革命委员会”命名夺权后的权力机构，黑龙江是首创，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称赞：“革命委员会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五）
由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的一市四省都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内进行了夺权，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表示了支持，这就构成了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不过，这些夺权也都历经坎坷和反复。除了上海，山西省夺权后矛盾也不少，直至两个多月后的三月十八日，省革命委员会才正式成立。黑龙江省的问题尤其严重。支持潘复生夺权的学生造反派见自己在革委会中的席位太少，且不被重视（革委会中学生造反派仅有一席，而且不过是个小常委），他们感到被欺骗了、被愚弄了、被侮辱了，于是他们愤怒了。在省革委会诞生的当天，就在全哈尔滨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黑龙江革委会成立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为《东北新曙光》）“我们要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收兵！”于是，“炮轰派”就此形成。潘复生对“炮轰派”学生实施了严厉的铁腕政策，把他们统统打成“现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缉。这样，“炮轰派”就更加愤怒了，他们由公开而转入地下，四方呼吁，八方串联，争取同情与支持，伺机东山再起。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学生造反派代表，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以潘复生*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并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为理由，退出了“革命委员会”，充当起“炮轰派”的领袖。“炮轰派”的中坚力量都是响当当的老“造反派”，他们在“文化”的“大革命”中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不久他们又从地下转为公开。这时，许多对革委会不满意的组织都集合到“炮轰派”的大旗下。于是，“炮轰派”进行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座大学和工厂作为“据点”，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潘复生则以省军区政委的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武装捍卫。因毛远新宣布退出和中央*领导小组的限期迫令，而宣布解散的“保皇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一八团”此刻死灰复燃，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捍联总），归于潘复生麾下。潘复生支持了“捍联总”的成立，亲自参加其成立大会，表示与其“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潘复生就与中央*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站在一条线上了。如此“炮轰派”的愤怒就加上了一个“更”字，他们决心与潘复生和“捍联总”血战到底。潘复生和“捍联总”对“炮轰派”实行“围剿”、“专政”，而且株连其家属。于是，许多群众渐渐转向同情“炮轰派”了。“炮轰派”为了生存，不时派出“别动队”，借吃的、喝的、烧的、用的，或为父母、子女募捐、化缘，有时突然开着带武装保卫的大队人马*示威，六月五日竟对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冲击……而潘复生也不示弱，他调动近万人，于一天夜里武装攻陷了“炮轰派”的全部“据点”，双方都伤亡惨重。尽管潘复生采用了铁腕*，黑龙江的夺权与反夺权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捍联总”与“炮轰派”双方达成“关于*若干问题协议”，才算止息。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六）
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北京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任主任。此后，由于全国各地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严重，夺权斗争一度陷于停滞。
为了扭转混乱的局面，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毛主席批准对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制造混乱的前线指挥王力和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活动猖狂的“造反派”。十月七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六七年七至九月间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他还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这对解放干部、促进各派联合、抑制混乱局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对许多地区行文指令或召集一些派斗严重地区的两派头头进京谈判，如安徽、新疆、四川、福建、鞍山、沈阳、长春、黑龙江、广西、宁夏、西藏等。
一九六七年底才又有青海、内蒙、天津成立了革委会。
至一九六八年元旦全国共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完成“夺权”的仅仅是个小零头！足见“夺权”之艰难。这速度远远没有达到毛主席想在一九六七年实现全国全面夺权的战略目标。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掀起了第二个夺权高潮。由江西开始，先后又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出现第三次夺权高潮。在此期间，云南、福建、广西、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到此，全国二十九个（除台湾外）省级单位的夺权在表面上形式上宣告结束，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内部的实际的派性斗争、权力斗争却如地心之火，不停地奔流，时不时喷突、爆发。
至于地、县、区、乡和各部门、各单位的夺权，宛如舞厅里的太空旋转灯样瞬息间几轮已过。这派夺过来，那派夺过去，你方唱罢，他又登场。因而夺权之事差不多每日皆有，甚而一日几起，喜庆的鞭炮不绝于耳，祝贺的电报似暮春的柳絮漫天飞舞。
轰动全国的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究其原因也是为了权力二字。一九六八年三月末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两派学生展开了大规模武斗，直到“工宣队”进校方才停止。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始，至一九六八年九日五日最后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是由一个“权”字贯穿起来的，全国七亿人民，只要是有思维能力的几乎没谁不想这个字，甚至清醒的时候想，睡在梦里头也想。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它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不同的是有人想夺权，有人想保权，还有人要反夺权。所不同的是做领导、当头头的多半想的是政权，一些人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少数却是被权欲驱使；做为群众大多是怕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希望有个真正的维护民众利益的的政权。但是，不管为了什么，大家都在为“权”奔波、忙碌、号呼、斗争。而在当时，权与派差不多是同义词，因为在夺权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