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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己及人之“人”存在着误解。《学而》篇五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李零的解说用了杨伯峻、赵纪彬之义，认为“古书中的‘人’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民’指下层大众，也叫‘百姓’。……‘爱人’与‘使民’相对，‘爱人’的‘人’是用狭义。看来，孔子讲节约，是心疼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的人，只是使唤的时候要掌握好季节，掌握好时令。”（第51页）将《论语》中的“爱人”之“人”解释为“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此义主要出自赵纪彬的《论语新探》，我认为这一解释是错误的（“仁者爱人”的本义是爱一切人，即《吕氏春秋》说的“爱类”，韩愈说的“博爱之谓仁”）。仅就此章而言，“节用而爱人”与“使民以时”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前句的含义广，后句之义是前句之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而》篇六章有“泛爱众”，李零的注解是“‘众’指民”（第51页），可见“民”也是要“爱”的。
孔子的“忠恕”之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又说君子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这里的“人”都是指与“己”相对而言的他人，李零将其解释为“身边的人”或“别人”，是可以的。但他又屡言：“‘人’是上流君子，‘民’是下层大众。”（第126、378页）“孔子说的立人、达人、爱人、安人，都是围绕人，而不及于民”（第380页）。这种解释都是源自赵纪彬的《论语新探》。赵纪彬在文革时期还出过一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李零说其考证“虽有‘批林批孔’时期的政治色彩，但史料详备”（“导读一”第10页）。
我比李零小三岁，虽然也经历了“批林批孔”，但涉世未深，对赵纪彬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住了杨荣国等，后来知“南杨”“北赵”齐名）。我在北大上学后听张岱年先生讲过，“人”是指一切人，“民”是人的一部分，赵纪彬的“释人民”是错误的。最近，赵明因先生将其父赵纪彬教授的有关文献材料寄到哲学所中国哲学室保存，我看了赵纪彬的传略，觉其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也是一场悲剧。关于他的“释人民”和“诛少正卯问题”，我日后可能稍作一些评说。
关于孔子的“有教无类”，李零的解释是“不讲出身”，“孔子的学生，很多都是穷孩子，他自己，原来也是”（第329页）；“孔门弟子多寒门……特别是早期的学生更是如此……事情办得红火了，才有富家子弟上门”（“导读二”第21页）。这一解释应该是正确的，而与赵纪彬的解释不同（赵解释为“教之所施，不分族类”，而不是“不分阶级”，“教育乃上层建筑，‘教育家’何以能超阶级？……将‘有教无类’解为‘教育一切人’，与将‘仁者爱人’解为‘爱一切人’，同为抹煞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见《论语新探》第9、66页）。
孔子主张为政“举贤才”（《子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子张》）。李零说：“孔子是个热衷政治的人。他培养学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让他们干禄，找官做。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第329页）在这里，“做官”是途径，实现政治主张是目的，因此符合孔子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学在王官”，而且“世卿世禄”（血统论的世袭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因此他成为“教书匠的祖师爷”），而且主张举士人（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之贤者干政，开了战国时期及秦以后的“布衣卿相”之局，这在中国的教育、政治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李零的书，对此没有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
孔子当时办学，近似于办了一所民间的“行政学院”，他的目的是培养一批贤能的“士君子”、“士大夫”，而不是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如果要求他设置“农业技术”的课程，则在当时不符合实际（当时的实际确实是“耕也，馁在其中矣”）。所以，“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子路》）孔子要通过教育而改良政治，这比“樊迟认为，只有躬耕力田，才有天下太平”（第213页）要更加接近于当时的实际。而李零对此也没有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只从隐士的角度批评“孔子对种地没兴趣，他的兴趣是做官，当然得住在城里”（第212页），“中国的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急于用世”（第314页引李敖语）。
孔子改良政治的目的是要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他的志向是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李零的解说：“孔子的志向……是普施仁爱，让老的少的，皆大欢喜。”第112页）。这也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在应对隐士的批评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这也就是儒家的“仁以为己任”的精神，此精神虽然在政治上往往“无所遇”、受挫折，但仍应给予积极的评价（它在历史上也曾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李零说之以“他（孔子）的观点是，天下越乱才越要掺乎”（第284页），这就是隐士的嘲讽之辞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大一统”（崇尚统一）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所追求的君主制等级秩序的历史局限性。李零的书，用此来界定（“定义”）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还是“无道”（第314页）。我认为，这一“定义”是不全面的，因为孔子所说的“道”还有“普施仁爱”的意义，虽然这里的“普施”也有等级秩序的历史局限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李零将此解释为：“和是和谐，同是平等。”（第405页）“君子是上层，重视和谐胜于平等；小人是下层，重视平等胜于和谐。”（第220页）我认为，虽然儒家讲的和谐并没有“平等”的意思，但将此处之“同”解释为“平等”是错误的。史伯和晏婴在讲“和”“同”之辨时都是针对君主只信用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小人，如史伯针对的是：“今王（周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因此，与“和”相对而言的“同”并非“平等”的意思（这与“尚同”、“大同”之“同”不是一个意思）。“君子和而不同”，这在今天仍是正确的。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里的“道”就是儒家所崇尚的仁道或道义，也就是儒家的“精神家园”。儒家希望以此来改良政治、改良社会，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无所遇”，儒家将此归诸“命”，这种“命”如果去除其神秘色彩，它就是客观的“社会力”对个人努力的一种限制（庞朴先生把“穷达以时”“天人有分”的时命解释为“社会力”）。在这种“命”的限制中，“君子亦有穷”，即便是“箪食瓢饮”也不改其“道义之乐”（所谓“孔颜乐处”，范仲淹有诗云“瓢思颜子心还乐”，又称此为“道义之乐”）。我认为，这种“乐”就是儒家在现实世界（而非彼岸世界）找到的“安身立命之地”，或称“精神家园”，先秦儒家是如此，宋明儒家也是如此。这种“乐”，就其超越功利境界而言，与隐士和释、老的境界相当；但它又内含着心忧天下的“忧”，只要“命”中“有所遇”，就要努力完成“仁以为己任”、“举而措之天下，润泽斯民”的使命（参见拙文《儒家的“乐”与“忧”》）。儒家的这样一种志向、一种境界，是否还适用于现代社会，或者说应作什么调整来适应现代社会，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李零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这话说得有道理。
第四，张岱年先生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应该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尊孔就是以孔子为偶像而极力崇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样就会堵塞探索真理的道路，阻碍社会的进步。反孔就是对孔子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这也就违反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82页）
我在去年曾乐观地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研孔、评孔”，大家已经取得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如孔子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亚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建者”，把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他的思想中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也有许多在现代仍有重要价值的因素，因此他是值得尊敬的（尊敬而不是“尊孔”的崇拜）。但我后来认识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家对孔子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分歧。如去年我讲了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历史局限，讲了《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不是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从而引来“毁圣”“非圣”的批评。现在李零的书出来，他说：“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第304页）我对于“破除迷信”是赞成的，但我主张对历史上的“圣人”要进行分析，“敬孔子”而不要搞“圣人”崇拜。
我们现在不要陷入尊孔与反孔的对立，需要的仍是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对孔子思想的弘扬或批评都应以此为基础。
（2007—05—31）
杨立华：《丧家狗》与“哗众取辱”
现在，“哗众取辱”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在一个“自我媒介”的时代引起关注，最便捷的莫过于“哗众”。至于通过“哗众”取来的是宠是辱，就无足轻重了。
去年年底，在《读书》岁末的小聚上遇到李零先生。当时于丹正热，闲聊时不免谈及。自然也谈到李先生将要出版的《论语》注本。李先生说要以《丧家狗》为题，还以为是有激而发的玩笑话，一笑置之。不成想，竟真地以此为书名了。
我不怀疑李先生这样做的初衷：并非为了“哗众”，而是要给崇圣心态降温。但从实际的效果看，李先生此举不仅哗了众，而且取了辱。而真正能辱没李先生的，其实不是批判者或漫骂者，而是李先生的追捧者和辩护者。我不知道李先生在浏览那些追捧者和辩护者的文字时，是否会不安，进而“其颡有泚”。如果有，那一定如孟子所说：“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而达诸面目者也”。
身处异邦，无缘拜读李先生的大着。但从网上各种引证的文字及李先生的自辩中，可以看到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处颇多。比如，李先生认为孔子是靠学生出的名。孔子身后的名声与其弟子的阐扬有关，这无可否认。但说孔子靠学生出名，这从考据上怕也说不过去吧。若说孔子生前的名声靠学生赚得，那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十七岁时，孟厘子已于临终前嘱其子弟从学于孔子，那时他的弟子在哪儿？孔子五十仕于鲁，“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于孔子声名宣扬最力的子贡，当时只有十九岁，究竟谁靠谁出名（即使以最小人的心理度之）？孔子死后，弟子尊崇不衰，这是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 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
但李先生为什么不想想其弟子如此推尊孔子的原因究竟何在。为名？为利？抑孔子实有盛德足以感之？以子贡为例。《论语？子张篇》载：“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絶也，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以子贡之才德，当时已有人怀疑其贤于孔子。如欲求名，大可不必推尊孔子。而孔子死后，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图利更无从谈起了吧！要理解这中间的原由，恐怕还是得回到太史公的议论上来：“诗有之：‘螅窖鲋梗靶行兄埂洳荒苤粒恍南缤Ｓ喽量资鲜椋爰湮恕Ｊ事常壑倌崦硖贸捣衿鳌Ｖ钌允毕袄衿浼遥囔蠡亓糁荒苋ピ啤Ｌ煜戮踔劣谙腿酥谝樱笔痹蛉伲辉蛞蜒伞？鬃硬家拢嗍溃д咦谥Ｗ蕴熳油鹾睿泄粤照撸壑杏诜蜃印？晌街潦ヒ印！�
读过《史记？孔子世家》的人，对于“丧家之狗”一段应该都不陌生：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顶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在这个语境里，任谁都该看得出其中的玩笑意味来。用师弟间的幽默来盖棺定论一个人，不仅学术上太不严谨，也显得殊无趣味。
当然，李先生可以用“精神家园”之类的“深刻”言论对“丧家狗”做有异于流俗的解释。然而，“丧家狗”这个词一旦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开始为当下的日常语义所左右，则其中原有的意味即已荡然无存，徒见其狰狞、险恶了。用它来指称任何人，都将是一种侮辱。以此作为孔子一生的象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恐怕是再“高明”的“过度诠释”，也无法消除和改变的。
《易》曰：“修辞立其诚”。先生如此着书，于己心安否？
李零：有话好好说，别一提孔子就急———跟立华谈心
杨立华，我认识，陈来的学生，北大哲学系的老师。陈来，跟我邻居，楼上楼下，电梯里常见。我们两个系，五院和六院，彼此挨着，都是老朋友了。
最近，立华突然破口大骂，跟陈明等人在海外呼应，骂我不敬孔子，辱了他的圣。陈来也表态了。他说，以他的立场，他更爱于丹。话还算客气（他不直接说我怎么样），说我讲错的问题，全被立华和陈明解决了。
想不到，如今的我们，又回到了站队划线的火红年代，亲不亲，一家人———只要为了孔子。孔子就是当年的“革命”，谁敢说个“不”字（不符合他们的文化诠释），跟你没完。
立华“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圣人”。这个问题，在他，主要是感情问题。感情压倒一切。对不起，我是学历史的。我和你不同，孔子只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我在《丧家狗》中说，老师是靠学生出名，古代和现代一样，学生经常拍老师，孔子当圣人，是子贡他们捧起来的。有些崇圣卫道者，对我破口大骂，主要就是攻击这一条。他们说，墨子也有很多学生，他怎么没当圣人？还是孔子威望高。
我请他们注意，古书有两条，都是讲墨家管老师叫“圣人”。一条见《墨子？公孟》，有一次，墨子得病，他的学生跌鼻问，先生不是教我们，鬼神很灵，能为祸福，做了好事会奖励，做了坏事会惩罚，“今先生，圣人也”，怎么会得病？还有一条见《庄子？天下》，墨家的学生，彼此闹矛盾，但他们都诵读《墨经》，都“以巨子为圣人”。
事实上，孔子的学生既然可以把孔子捧成圣人，墨子的学生怎么不会？墨子的学生，脑筋很迷信，他们以为，得病都是不积德（东汉道教讲命算，就是这种想法）。老师既然是圣人，怎么会得病？老师不会得病。
我们要知道，孔子讲的圣人，不是自己，而是尧舜，他不会自比尧舜，更不会说自己比尧舜还强，他比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老实得多。子贡、宰我、有若树孔子，说孔子超过尧舜，自有生民，谁都比不了，当然有他们的政治考虑。但它无疑违反了孔子的意愿。他们的拍，或曰修正，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此，圣人的概念才乱了套。不但孔子的学生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学生说孟子是圣人，就连墨子的学生也不例外（庄子骂圣人，另当别论）。这是老师当圣人。
还有，是领导当，也别忘了。比如神农派的许行，他去拜见滕文公，就说“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孟子？滕文公上》），当面拍，一点不脸红。后世帝王都爱这个“圣”字，谁都往自己脸上贴，道理一模一样。
这是乱了套的“圣人”，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圣人”。事与孔子无关。
关于圣人的概念是怎么演变的，怎么从“巍巍乎尧舜”变成“人皆可以为尧舜”，怎么从孔子见不着的圣王变成孔子本人的头衔，即后世理解的圣人。除了书，我还另外写了篇东西，将来会和读者见面。这是学术问题，不是靠感情或骂人能解决的。
立华说，前不久，他在三联见过我，没错。当时，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写《丧家狗》，话是一本正经，根本没跟他开玩笑。关于丧家狗的故事，我和你理解不同，咱们可以讨论嘛。我认为，这个故事很严肃，是孔子对圣人问题的表态，而绝非如你想象，是孔门师弟之间在玩幽默（刘东也这么曲解）。乱世盼圣人，孔子拒绝当，这是他的聪明；他引丧家狗自嘲，这是他的明白。丧家狗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古人的话，古人讲这个故事，�